宋文化

史稱中華民族為“漢”、“唐”,是因為漢唐鼎盛。實際上繼唐之後,在文化發展史上又一高峰期,那就是唐宋。的確,宋代在承傳前代文化的基礎上開拓演進,形成了獨具風神的“宋型文化”,以光燦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冊,馳譽寰宇。南宋朱熹曾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學者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足見宋型文化作為華夏文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座峰巒是大家公認的。

歷史悠久又極具凝聚力的中華民族,常常被人們以“漢”、“唐”代稱。這大約因為漢唐在古代的歷史長河中,可以說是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的重要里程碑。宋承唐後,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所以在文化發展史上人們往往將唐宋並稱。的確,宋代在承傳前代文化的基礎上開拓演進,形成了獨具風神的“宋型文化”,足與唐代文化並肩屹立,兩者各具千秋,同樣以光燦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冊,馳譽寰宇。對宋代文化的價值,歷代學人每有稱述。南宋朱熹曾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葉適亦云:“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明代方孝孺稱:“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清蔣士銓謂:“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近代學者陳寅恪則於《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足見宋型文化作為華夏文化發展歷程中的一座峰巒是大家公認的。

宋文學

宋詞是兩宋文學的輝煌代表,被稱為一代文學之最,前人有“詩盛於唐,詞盛於宋,曲盛於元”之說,詞體興於唐,唐五代只是詞的發軔期、成長期,到兩宋方始臻於成熟鼎盛,並取得與詩歌平起平坐面為後世無可個及的地位。詞是詩樂結合的文學體裁,在兩宋流播廣遠。風行於社會各個階層,擁有廣泛的創作隊伍。宋代詞作,據《全宋詞朴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宋詞數量遠不逮宋詩,但作為新興“別是一家”的合樂詩體,自有不同於宋詩的獨特風神和氣韻。 本書讓讀者了解宋型文化、研讀兩宋詩詞,是領略高雅的文學作品、弘揚中華文化神髓的重要途徑。就宋型文化略予說明,對宋詩、宋詞簡要地給予評述和鑑賞。全書分列三章:宋代文化亮點述略;宋詩成就簡論;宋詞發展論略。昭示了宋代文化文學之風貌與特質。

宋節日及風俗

在宋代,佛教在民間開始傳播,逐漸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表現有:1.吃湯圓的風俗始於宋代,當時的湯圓稱“浮圓子”,亦稱“湯圓子”、“ 乳糖圓子”、“湯丸”、“湯糰”,生意人則美其名日:“元寶”。宋元元初時,湯圓已成為元宵節的應節食品,所以人們又稱它為“元宵”。2.普通老百姓中興起了一股食素的風氣,李之彥《東谷所見》曰:"世人以茹素為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為了適應這種風氣,汴京、臨安等地都有專門經營素食的素食店、素分茶,其烹製的食品有"寺院齋食","凡麩筍乳蕈飲食,充齋素筵會之備"。此外,"更有專賣素點心從食店"。同時,民間吃葷遭受報應的傳說也隨之流行。如光孝宮道人章道隆,生平喜食鱔魚,經託夢而不悟,後"為軍人以煮鱔湯灌口而死". 3.與食素之俗相關的還有開葷習俗。王琳《野客叢書》卷二二《解菜》載:"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以相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餚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4.宋代是我國風箏的發展階段。原因: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經濟的繁榮和民間手工業的興起,二是宋代提倡傳統的節日風俗,這就為風箏的發展和進入節日的娛樂活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據《東京夢華錄》載,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現存的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東京療梁清明時節繁榮熱鬧的景象。 5.宋代,除夕送禮在民間已成風俗。那時稱“饋歲”、“別歲”。除夕這天,鄰里鄉親相互饋贈少量米麵,表示新的祝賀,相互邀請飲酒,辭舊迎新。展示了中國人珍惜年華、重人情的淳厚質樸的風俗。 6.古代一個非常有名的,現在已失傳的節日——寒食節.宋代之後,寒食掃墓之俗移到清明之中。踏青春遊、盪鞦韆等俗也只在清明時舉行。清明節便由一個單純的農業節氣上升為重要的大節日了,寒食節的影響也就消失了。 宋代踏青之風盛行,著名畫家張擇端的風俗畫《清明上河圖》,就極其生動地描繪了宋代清明時節京都人民踏青遠足的熱鬧情景。 宋朝的清明節,除了街市上所賣的稠餳麥糕、乳酪、乳餅等現成的食品之外,人家也自製一種燕子形的麵食,稱為「棗錮飛燕」,據說是從前用來祭拜介子推的祭品。 7.南宋時,當時臨安(今杭州)有每逢冬至這一天吃餛飩的風俗。宋朝人周密說,臨安人在冬至吃餛飩是為了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南宋,我國才開始盛行冬至食餛飩祭祖的風俗。

只有以下節日才屬於正式傳統節日

除夕 農曆 12月30(或12月29) 春節 農曆1月1日 元宵節 農曆正月15 清明節 公曆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間 農曆春分之後15日 端午節 農曆5月5日 七夕節 農曆7月7日 中秋節 農曆8月15 冬至節 公曆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間

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豐富的民族傳統節日是中國文化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節日都有它的歷史淵源、美妙傳說、獨特情趣和深廣的民眾基礎。它們反映了民族的傳統習慣、道德風尚和宗教觀念,寄託著整個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來一代代歲月長途中歡樂的盛會。 我國主要的傳統節日有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臘八等等。

春節是我國最盛大、最熱鬧的一個古老傳統節日。俗稱“過年”。按照我國農曆,正月初一是“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是一年的開始。傳統的慶祝活動則從除夕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五元宵節。每到除夕,家家戶戶闔家歡聚,一起吃年夜飯,稱“團年”。其間談笑風生,其樂融融。然後一起守歲,敘舊話新,互相祝賀鼓勵。當新年來臨時,爆竹煙花將節日的喜慶氣氛推向高潮。我國北方地區在此時有吃餃子的習俗,取“更歲交子”之意。而南方有吃年糕的習慣,象徵生活步步高。守歲達旦,喜貼春聯,敲鑼打鼓,張燈結彩,送舊迎新的活動熱鬧非凡。另外,各地還有互相登門拜年,舞獅子,耍龍燈,演社火,逛花市,賞燈會等習俗。

農曆正月十五夜,是我國民間傳統的元宵節,又稱上元節,燈節。正月十五鬧元宵,將從除夕開始延續的慶祝活動推向又一個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張燈結彩,人們賞燈,猜燈謎,吃元宵,成為世代相沿的習俗。 元宵節賞燈的習俗始於漢朝。隋唐時發展成盛大的燈市。到宋元時期,京都燈市常常綿延數十里。燈會的時間,漢朝只限於正月十五一夜,唐玄宗延長到三夜,到明朝規定從正月初八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七。唐朝燈會中出現了雜耍技藝,宋代開始有燈謎。明朝有增加了戲曲表演。燈市所用的彩燈,也演繹出 “橘燈 ”、 “絹燈 ”、 “五彩羊皮燈 ”、 “無骨麥秸燈”、“走馬燈”、“孔明燈”等等。始於南宋的燈謎,生動活潑,饒有風趣。經過歷代發展創造,至今仍在使用的謎格有粉底格、鞦韆格、捲簾格、白頭格徐妃格、求鳳格等一百餘種,大多有限定的格式和奇巧的要求,巧立名目,妙意橫生 元宵節吃元宵的習俗始於宋朝。意在祝福全家團圓和睦,在新的一年中康樂幸福。元宵分實心和帶餡兩種。有香辣甜酸鹹五味。可以煮、炒、油炸或蒸製。桂花酒釀元宵、以肉餡、豆沙、芝麻、桂花、果仁製成的五味元宵以及用蔥、芥、蒜、韭、姜製成的象徵勤勞、長久、向上的五辛元宵都各有特色。

清明既是二十四節氣之一,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節日。清明的前一天稱寒食節。兩節恰逢陽春三月,春光明媚,桃紅柳綠,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寒食節的設立是為了紀念春秋時代晉朝“士甘焚死不公侯”的介子推。清明寒食期間,民間有禁火寒食、祭祖掃墓、踏青郊遊等習俗。另外還有盪鞦韆、放風箏、拔河、鬥雞、戴柳、鬥草、打球等傳統活動。使清明成為一個富有詩意的節日。 農曆五月初五,是我國傳統的端午節,又稱端陽、重五、端五節。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蘭而沐”的習俗。但今天端午節的眾多活動都與紀念我國偉大的文學家屈原有關。這一天,家家戶戶都要吃粽子,南方各地舉行龍舟大賽,都與悼念屈原有關。同時,端午節也是自古相傳的“衛生節”,人們在這一天灑掃庭院,掛艾枝,懸菖蒲,灑雄黃水,飲雄黃酒,激清除腐,殺菌防病。這些活動也反映了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

由無數恆星組成的銀河象一條天河橫亘夜空,人們說,它把多情的牛郎和織女隔開了,只有每年七月初七,天下的喜鵲搭成一座鵲橋,他們才能相見。這個美好的傳說始於漢朝,經過千餘年的代代相傳,深入人心。這一天,民間有向織女乞巧的習俗。一般是比賽穿針引線,看誰更心靈手巧。因此,七夕又叫乞巧節或女兒節。每到七夕將至,牽牛和織女二星都竟夜經天,直至太陽升起才隱退。因而又被喻為人間離別的夫妻相會。這一夜還有觀天河祈禱五穀豐收的習俗,有些地方還舉辦“青苗會”。

農曆八月十五,是一年秋季的中間,因此稱中秋節。中秋之夜,除了賞月、祭月、吃月餅,有些地方還有舞草龍,砌寶塔等活動。除月餅外,各種時令鮮果乾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此夜,人們仰望如玉如盤的明月,自然會期盼家人團聚。遠在他鄉的遊子,也藉此寄託自己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稱“團圓節”。 金秋送爽,丹桂飄香,農曆九月初九的重陽佳節活動極為豐富,有登高、賞菊、喝菊花酒、吃重陽糕、插茱萸等等。重陽節又是“老人節”,老人們在這一天或賞菊以陶冶情操,或登高以鍛鍊體魄,給桑榆晚景增添了無限樂趣。 冬至在我國古代是一個很隆重的節日。至今我國台灣還保存著冬至用九層糕祭祖的傳統,以示不忘更本,祝福闔家團圓。北方地區冬至有宰羊,吃餃子的習俗,南方的傳統食品有冬至米糰、冬至長線面等等。 臘八節是佛教的節日。這一天是釋迦牟尼成佛的日子,又稱“成道節”。這一天最重要的活動是吃臘八粥。最早的臘八粥只是在米粥中加入紅小豆,後來演變的極為複雜考究,主料有白米、黃米、江米、小米、菱角米等數十種,添加核桃、杏仁、瓜子、花生、松仁、葡萄乾、桂圓肉、百合、蓮子等,通宵熬煮,香飄十里。除臘八粥外,還有臘八面、臘八蒜等風味食品。它們即可滋補身體,又是喜慶豐收的一種形式,拉開了春節的序幕。

宋航海技術

造船術起源久遠。在原始社會,人類已懂得“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千百年來,它始終是各個時代、各個國家以及各個民族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尺。

當時中外商人所乘海船多為“宋朝製造”

中國造船歷史悠久,遠在兩千年前的漢代,中國古代造船就達到了第一個高峰期,而且曾遠航至南洋。發展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我國古代造船業在技術與製造量上又登上一個新的高峰,造船工藝有了巨大進步,出現了很多造船業中心,反映了當時經濟的巨大增長和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特別是海船的質量已達到領先於世界的高水平,為推動當時的經濟發展和商品貿易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南宋時的大海船可載重幾萬石(一石約合現在的110斤,2萬石就達千噸級以上),深闊各幾十丈。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長數丈,一船載幾百人,積一年糧食,還能在船上養豬和釀酒。這種巨型的海舶在當時世界上是罕見的。而且南宋時出現的具有優良水密艙結構的商船,即使從現代船舶的設計理論角度來評價,它的性能及工藝水平都是無可挑剔的。

正由於宋代造船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領先於世界,所以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朝製造”。“中國船”運載量大、穩定性強、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願乘坐中國大海舶。而在唐朝時中外商人僧侶還多乘外國“蕃舶”。

宋代海外貿易與造船業互進互榮。宋代海外貿易興盛,遠遠超過前代。宋在廣州、杭州、明州設市舶司,合稱“三司”,類似近代的海關。當時海外貿易是國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於宋代農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導致剩餘產品增多,進入流通領域,有一部分投入國內市場,另一部分拓展到海外市場獲取利潤。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正為同國外的商品貿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促進了宋代商品經濟的活躍和城市的繁榮。 宋代每年打造各式船隻多達數千艘 。北宋建都開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載運東南的糧食等貨物。所以宋代在很多地方設立了造船場,特別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明州、溫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製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場,也有很多民間的造船場。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歲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隻。

官營作坊打造戰船、漕船等,民營作坊打造商船、遊船。兩浙的明(今浙江寧波)、溫、台(今浙江臨海)、婺(今浙江金華)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贛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荊湖的潭(今湖南長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陝西的鳳翔府斜谷(今陝西眉縣西南)等地,都已成為造船業的中心。福建沿海四個州軍都生產海船,海船質量居全國首位。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官營船場的產品有綱船(漕運船)、座船(官員客船)、戰船、馬船(運兵船)等類,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綱船為主,到了南宋,運河漕運額銳減,綱船產量隨之下降,同時因江防海防的任務突出,戰船的產量與質量都有提高。宋朝官營船場分布很廣,北宋真宗末年綱船年產量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後改名贛州)、吉州計1130艘,比例最大。 宋代對各地造船數量也有規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規定溫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額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數量很多。南宋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撫使張浚曾上書宋高宗說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準備航海至山東以從側翼攻擊金兵。

宋代先進造船技術獨步世界

為了修理船隻,宋代在金明池(開封西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塢,並創造運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製造不但數量多,而且質量高,比以前具有更多特色:船體更巍峨高大,結構更堅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趨完善,裝修更為華美,特別是開始使用指南針進行導航,開闢了航海史的新時期。宋代舟船船頭小,尖底呈V字形,便於破浪前進;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受到橫向狂風襲擊仍很穩定;同時,結構堅固,船體有密封隔艙,加強了安全性。底板和舷側板分別採用兩重或三重大板結構,船上多檣多帆,便於使用多面風。大船上又都設有小船,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救生、搶險。每隻船上都有大小兩個錨。行船中也有探水設備。這些極適合於遠洋航行。

宋代造船業從設計到施工,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有了一套科學化的工作程式。能把載重多少作為設計指標,沒有相當純熟的工藝水平,顯然是辦不到的。當時設計船舶主要以載重多少石為準,再依據行江航海等實際需要,計算長度、寬度等等數據,畫成“船樣”(圖紙)。並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總計造價若干,以便官府支撥錢糧。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別處船場頒發“船樣”,命令仿造。載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載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載重量大小的代名詞。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內部有獨特的水密艙構造。客舟分三個艙:前一艙底作為爐灶與安放水櫃之用。中艙分為四室。後艙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戶。“上施欄楯〔shǔn吮〕(即欄桿),采繪華煥而用簾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代海船設定了隔離艙,使用了稱為“轉軸”的桅桿,從而增強了戰勝逆風惡浪的能力。在動力方面,除帆和槳外,南北朝時期陳代發明的踏車得到了推廣和提高。

宋代千噸“神舟”巨輪令高麗人“傾國聳觀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造大船極其不易。北宋時內河航運出現的“萬石船”,是長江最大的航船。當時所造海船船形下側如刃,便於破浪,船上設備齊全,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

大船的結構也相當複雜,且以宋徽宗時出使高麗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為例。“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全船分三艙,中艙又分四室。防水隔艙很早以來已由中國人首先發明,這次發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艙。“客舟”船頭用石丁石作錨,“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拋錨起錨則使用滑輪。如遇“風濤緊急”,還須加拋“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另加設兩個“三副舵”。船舷兩側“傅大竹為橐以拒浪”。裝載人與貨,則以竹橐當吃水線,“水不得過橐”。主桅桿高十宋丈,前桅桿高八宋丈,共裝帆110幅,正風用帆,“稍偏則用利篷”。“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可見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鳥羽測風向,以鉛測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擱淺傾覆。這六艘船是兩浙路和福建路先進海船業的傑作,現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業技術展覽會,當時的大海船也同樣起著手工業技術展覽會的作用。

泉州發掘的宋船估計載重為200噸,約折合宋時3636料,由於計料都用整數,應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載:“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載重約275噸,比這艘船更大,五千料決非大船的極限。北宋神宗時,荊湖地區有一艘內河“萬石船”,“錢載二千(應為‘十’)萬貫,米載一萬二千石”,其載重約660噸。

宋神宗派使節去高麗,命“明州造萬斛船二隻”。宋徽宗時出使高麗,又造了兩艘更大的海船,號為“神舟”。《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沒有交待神舟的載重,但不妨與同行的那六艘“顧募客舟”作比較。這六艘船各“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如按長、深、闊各三倍於客舟計算,其容積和載重應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當然,這種簡單化的計算與實際必有誤差,如作保守的估計,神舟也應是二萬料以上的大船,載重1100噸以上。南宋時,內河車船有長達三十六宋丈的,約合111米。神舟的長度約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現代的眼光看,也相當可觀了。在當時,真成了“超冠今古”的龐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動波上,錦帆鶴首,屈服蛟螭”。高麗人聚集海岸,觀看遠航的友好使船,“傾國聳觀”,“歡呼嘉嘆”。

南宋戰艦“日行千里”

車船也是中國古代人民重要的發明創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時由荊南節度使李皋最早設計製造成功的,可稱是現代輪船的始祖。

車船是一種戰艦,它有兩個木輪槳,每側一個,一輪叫一車,以人力用腳踩踏,帶動輪槳轉動,使船行駛,前進速度很快。史稱“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舊唐書·李皋傳》)。宋朝時輪槳增多,有4輪、6輪、8輪、20輪、24輪以至32輪之多。李綱說,荊湖南、北路一帶的車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每車有兩個輪,“鼓蹈雙輪勢似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鏇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片,每輪有八個翼片擊水。每一雙翼輪設於船舷兩側,貫軸一根,謂之一“車”。船艙里的軸上當設有踏板,供人“鼓蹈”。

飛虎戰艦是小船,只兩車四輪,每車兩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當有誇張,但其速快是一定的。車船不能航行淺水,也未用於航海,其優點是速度快。車船裝備了最原始的螺鏇槳,是近代明輪汽船的祖宗。在煙波浩渺的洞庭湖,楊么軍曾以車船痛擊官軍。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採石(今安徽馬鞍山境內)之戰中,宋軍就是使用車船戰勝金兵的。南宋虞允文命戰士踏車船至瓜洲,往返巡視,宋船在中流上下繞金山三周,迴轉飛駛,迅速靈巧,金兵看到,無不驚駭。 南宋末,陸秀夫、張世傑等宋臣擁立趙昺〔bǐng丙〕為帝,流亡遷徙於南海崖山,宋廷百官及20萬軍民退守水域,住於艦船之中。宋有船1200餘艘,內大船極多。宋主將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其巨艦千餘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這用大鐵索連起來的千餘艘戰艦,護衛著御舟,成為龐大的水上城堡,決一死戰。 後宋軍士食乾糧已十餘日,飲海水,水鹹,飲其嘔吐。腹背受敵,宋軍傷亡慘重。情況緊急,陸秀夫見帝昺舟大,且諸舟環結,料不能脫身,即背負七歲幼帝昺蹈海死,後宮從死者很多,千艘戰艦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後,屍浮海上有十餘萬人。張世傑率艦至南海也投水殉國。南宋亡……

宋朝。由於陸上交通被少數民族占領,絲綢之路斷絕,貿易無法展開,而過多的開支迫使宋朝政府對外展開貿易,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海洋。宋朝,尤其是南宋,海洋事業發展迅猛,眾多航海技術被套用,比如指南針,而航線也遠至阿拉伯國家。當時在廣東碼頭,各國家來貿易的人都有。宋朝是我國歷史上技術進步最快,唯一沒有抑商的一個朝代。

宋朝服飾文化

多姿多彩的唐沒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雖然開放民主, "但由於程朱理學"的思想禁錮,和對外政策的妥協退讓--服飾文化不再艷麗奢華,而是簡潔質樸。宋代女裝拘謹、保守,色彩淡雅恬靜,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強,一切的"張狂"剎時都收斂了許多。宋時不論權貴的皇親國戚,還是一般的百姓,都愛穿著直領, 對襟的背子,因為既舒適得體,捷又顯得典雅大方。

南宋後期,"一鉤羅襪素蟾弓"表明婦女裹足漸成大勢,這種農村的習俗殘害了古代農村女性的身心, 能幸免於難的就只有那些勞苦的從事田間耕作的婦女!纏足,是中國婦女血的歷史;青樓,是我國女性淚的根源。除了盛行殘酷的纏足之風,青樓文化也是宋代特殊的一面。青樓女子雖然命苦,卻不乏才貌雙絕者。人稱"秦淮一片明月",以文采稱著的這類女子多居住於長江沿岸,衣著扮相自然別有一番韻味。

宋朝飲食文化

宋朝是中國社會市民階級正式產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中產階級。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區域與平民區域的劃分嚴格的格局,將平民的工商業的經營擴大到全城各個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臨安都是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過二十萬的有六個城市,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幾個增加到四十六個。“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由於市民階級的發展壯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發麵都突飛猛進長足的發展,小市民發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這裡只說說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開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看看“州橋夜市”、“飲食果子”等章節你就會被眼前的各種特色小吃美食選單看得眼花繚亂不覺得口水暗流,你會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嘆服欽佩。下面我就說說幾種我所知道的在宋朝發明製作出來的美食……
火腿
火腿發明於宋朝,最早出現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蘇東坡在他寫的《格物粗談·飲食》明確記載火腿做法,“火腿用豬胰二個同煮,油盡去。藏火腿於谷內,數十年不油,一雲谷糠。”

另,據傳北宋代抗金名將宗澤回家鄉後,回京時帶回了幾塊老家浙江義烏的鹹肉,給宋高宗趙構品嘗,趙構切開見到肉色鮮紅如火,嘗後味道鮮美,大喜便給它賜名為“火腿”。火腿的製作需要多個工藝流程,火腿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及蛋白質不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還是強身的補品。至今中國浙江地區的金華火腿不僅暢銷國內,而切遠銷歐美。它依然散發著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誘人魅力……
火鍋
中國歷史上真正有記載的火鍋出現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記到,“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活之。以風爐安桌上,用水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見這種吃法不再是燉和煮而是“涮”。林洪還根據當時“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的美景。為這種吃法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叫“撥霞供”。後來“撥霞供”的吃法傳開,人們爭先效仿。不久人們已用各種肉類和蔬菜等,都用此種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鍋和現代的火鍋在造型與結構上毫無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欽佩嘆服……
東坡肉
蘇東坡可謂一位美食大家,他有關美食的詩歌及文章極多,現在以“東坡”命名的名菜就有:東坡肘子、東坡魚、東坡豆腐、東坡餅、東坡羹東坡酥、東坡玉摻、東坡芽膾、東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坡肉,東坡肉是蘇東坡在黃州親手創製出來的,他被貶黃州後生活拮据,見當地豬肉價便宜而很少有人買,於是便親自烹調豬肉,創製出名譽千古的“東坡肉”來。有詩《豬肉頌》為證:“洗淨鐺,少著水,柴頭罨煙餡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食,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東坡肉”味美香醇,膾炙人口,肥而不膩。人們爭相模仿這種做法,“東坡肉”的美名自然傳開,還有人以“東坡肉”命名開店。至今都是中國很多地區的一道名菜。另,傳說東坡肉發明於蘇東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時。

“慢著火,少著水”是製作東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後行菜》:“誰能視火候,小灶當自理。”說明火候的關鍵。慢火煮使湯質稠濃肉爛而味美香氣撲鼻,誘人食慾大開。經研究發現,豬肉經過慢火煮1—2小時,飽和脂肪酸銳減30%—50%,而對人體有益的不飽和脂肪酸則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東坡肉”不僅不肥膩降人,而且有利於人。真乃合乎養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為蔬菜食用始於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復以桶,曉則曬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為茹,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鵝黃豆生。”這裡不僅明確記載了豆芽菜的製作方法還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餅”正是北京的薄餅卷豆芽這吃法的鼻祖。宋人蘇頌《圖經本草》:“綠豆,生白芽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也屢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綠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籃彩縷束之,謂之“種生”。”南宋詩人方岳還寫有一首名為《豆苗》的詩,對發豆芽的過程記述得詳細具體。據宋朝的書籍記載,宋代就最起碼有五種豆芽,黃豆芽、綠豆芽、豌豆芽、芽蠶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價廉,雅俗共愛。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華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營養價值極高,近來西方的研究發現豆芽菜可以抗疲勞、抑癌、治癲癇,西方營養學家認為豆芽菜不僅有極高的營養還有極高的治病價值,他們一致認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沒想到千百年前中國祖先發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發明於宋代,范成大在《吳郡志·風俗》中記載:“上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來臨之際宋人用爆米花來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們則以此卜問自己的終身大事。宋人把飲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豐富的內涵。

爆米花鬆脆易消化,可作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發明更折射出中國飲食的豐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義,就是開創了一種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說明中國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僅僅是食品簡單的加熱作熟,而是通過的物理的高溫高壓作用原理來改變食物的狀態口感,這種加工方式就是現代新興的澎化食品。這種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變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說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現代各種五花八門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發明創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餃子)、“索餅”(麵條)、“焦鹼水錐”(炸元宵)、“浮糰子”(湯圓)等等,連調味品醬油也是發明於宋代。據傳還有“油條”、“蛋炒飯”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宋文化的主要內容和特徵

所謂宋文化就是指宋朝時期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的總和。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承傳開拓,新意迭出,在理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技術等領域無不閃耀著璀璨光芒。宋文化的內容異常豐富,文化元素特色鮮明,主要體現在以下12個方面。

1. 政治文化。

隨著大宋王朝的興衰更迭,中國大地發生了難以數計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積累了豐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政治文化。北宋時期,官僚機構、軍事、政治、財政、科舉等制度的改革不斷推進,中央集權日趨形成,封建社會的各種政治制度至此大體完備,奠定了中國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礎。宋太祖趙匡胤開創了政治民主的先河,他不僅沒有殺害有功大臣,還用法律形式規定以後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準對公卿辱罵,除了謀反和叛逆外“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等。以參知政事的設立為標誌,宋朝實行宰輔集體領導制,使得中央集權的運轉更趨理性化。宋朝推行國家治理的“文臣化”思想,提倡黨派之爭和民主政治,使官員們敢於抨擊朝政,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形成了開明寬厚的政治氛圍。

2. 思想文化。

宋代思想文化在集百家傳統思想精華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促使哲學思想突破五代以來沉悶墨守的局面,伴隨通經致用、講求義理以及疑古思潮的興起,特別是程顥、程頤開創的宋代理學,集儒、佛、道三家所長而成、具有思辨性質的新儒學,把儒學推向一個新的思想高峰,並在宋代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隨著史學的繁榮及受當時學風的影響,宋代的史學思想異常活躍,不迷信權威,敢於懷疑,敢於創新,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史學巨著《資治通鑑》首創編年體通史之形式,促進了歷史體裁的創新和改進。

3. 商業文化。

宋朝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北宋時期就開始組織茶鹽開發,治坑礦,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廠、織布廠以及各地的官窯等,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立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頒發“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商業大潮風起雲湧,商貿業快速發展,錢莊業蓬勃興起,在宋朝就出現了世界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 

4. 科技文化。

宋朝的科技成就,不僅成為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上的輝煌一頁,而且在當時的世界上也居於領先地位,並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說:“11至12世紀(宋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已經達到了世界的頂峰”。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其中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三項就是在宋代完成的。在宋朝,科學技術的發展滲透到農業、印刷業、造紙業、橋樑建築業、絲織業、制瓷業等各行各業,航海業、造船業尤為先進,與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和地區有了發達的海外貿易。此外,北宋在天文、曆法、醫藥、數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較為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研究水平,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如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比西方早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和一次同餘式的解法比西方早500餘年,高次有限差分法比西方早400餘年等等。沈括的《夢溪筆談》被西方譽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書。

5. 醫學文化。

自宋至金元時期,是我國醫學的發達興盛時期。由於醫政設施的進步和完善,在北宋都城設立了“翰林醫官院”、“太醫局”、“御藥院”、“藥密庫”、“尚藥局”、“醫藥惠民局”等專職藥政機構及其他保健機構,把醫藥行政與醫學教育分立開來,這一傳統至今仍被沿用。醫官院的“針灸銅人”,成為世界針灸醫學發祥地的象徵。《洗冤集錄》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比西方同類專著早300多年。
6. 詩詞文化。宋代是中國文學的新變時期,成就卓著,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其六。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詩歌的種類、形式在宋朝達到鼎盛,而詞自唐末興起,經五代至宋臻於成熟並廣泛傳播。《全宋詞輯錄》共收詞人1300餘家,詞章近20000首。孔凡禮《全宋詞補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400多篇。宋詞作為新興的合樂詩體,既是文體又是唱詞,既可傳誦於文士案頭,又能流播於樂人歌喉,其娛樂性和傳播力極強。宋詞是宋文化的輝煌標誌之一。

7. 書畫文化。

宋時的書法藝術在“晉人尚韻”、“唐人崇法”的基礎上,提出“以意為法”的變革創新思想,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尚意書風,書法藝術進入一個嶄新階段,其代表就是最著名的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大家”。宋代繪畫是中國美術史上的鼎盛時期,僅從題材內容看,當十一世紀的西方還處於最黑暗的宗教蒙昧統治之下時,宋代繪畫就已大量出現描寫現實生活的社會風俗畫,從城鄉市肆、人物活動、肖像寫真、歷史故事到自然景色、花鳥蟲魚以至建築器具等,無不被納入畫幅。宋代繪畫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畫家眾多、風格各異、技巧純熟,湧現出了如范寬、郭熙、趙佶、李唐、馮遠、夏圭、張擇端等許多著名畫家,他們在繪畫理論與實踐上開創了中國繪畫的文學化新時期,並影響其後幾個時代的畫風,使文人畫成為了中國繪畫的主體和核心。

8. 英雄文化。

北宋時期,是中原英雄文化形成的高峰期。包拯作為清官廉吏的代表,成為元代許多公案劇的主人公,也成為英雄文化的焦點人物,被胡適先生稱為“箭垛人物”。“楊家將”一門忠貞為保家衛國血灑疆場,演繹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宋代抗金英雄岳飛抵禦外侮、報效祖國的赤膽忠心,一直為世人所景仰,在他身後的漫長歷史中,人們為他立廟,記錄他的史跡,傳頌他的故事,形成了特有的“岳飛文化”現象,其“精忠報國”的壯志、“還我河山”的吶喊、“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的豪情,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化身。

9. 建築文化。

宋代的建築技藝進入了中國建築史上一個新的高峰階段,在木構架建築、磚石建築、石窟橋樑等方面造詣深邃。如開寶寺塔(鐵塔)造型宏偉挺拔,是全國最早最高大的琉璃建築,近千年來歷經水患、地震、火災等仍巍然屹立,充分顯示了古代匠師登峰造極的營造技藝。北宋時期總結了隋唐以來的建築成就,制定了設計模數和工料定額制度,編著了《木經》和《營造法式》,特別是《營造法式》,是我國古代遺留下來最為全面的建築學專著,也是中古時期世界上內容最完備的建築學著作之一,成為研究我國古代建築的經典著作。
10. 革新文化。由於宋朝政治相對民主、清明,激發了人們革舊除弊的思想,興起了以范仲淹、包拯為代表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以王安石為代表倡導的法制改革等浪潮。文學方面,范仲淹、歐陽修、尹洙、石延年等作家為代表反對西崑體為主流的浮靡文風,主張對詩、文進行革新,力戒浮華,得到朝廷支持,這次改革,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步。這些變法、革新或中興實政,其追新求進、事異備變的創新精神,對當今乃至後世的社會發展一直起著積極影響。

11. 崇教文化。

宋朝時期非常尊崇教育。從宋太祖趙匡胤確立“以文治國”、“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到宋太宗推行“興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等政策,都蘊含著“科教興國”的戰略思想。特別是宋仁宗慶曆四年由范仲淹發起的“慶曆興學”,宋神宗熙寧四年由王安石發起的“熙寧、元豐興學”,宋徽宗崇寧元年由蔡京發起的“崇寧興學”,三次興學使得各級學校迅速發展,呈現出太學教育制度空前完備、科舉防弊制度日臻嚴密、書院教育興旺發達、親職教育日趨普遍的良好局面。同時,對傳統的教育體制、教育觀念、教學內容和教育方法都有較大的改革,在中國教育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12. 民俗文化。

宋文化的發展掀起了中國文明的第二次浪潮,不僅使高雅文化達到極致,也使民俗文化空前繁榮。宋代的民俗文化特色鮮明,斑斕多姿,集中體現在飲食、服飾、日常起居、生產活動、禮儀、信仰、節令、集會等方面,表現形式有說話、雜技、雜劇、影戲與傀儡戲、音樂舞蹈、相撲、魔術、踢鍾、吃針、燒火、踢瓶、瓦子等。從北宋開始,剪紙、風箏、木版年畫等民間藝術廣為流布;夜市小吃演變成為都城東京的一道亮麗風景,並延續至今;開封菊花名揚天下,每當金菊開放時,就有“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壯觀場面,進而形成了賞花的習俗;清明文化在北宋時期形成了一座高峰,一幅《清明上河圖》盡顯大宋故都清明時節的盛世繁華。

宋文化之所以異彩紛呈,底蘊深厚,對後世影響深遠,是因其具有鮮明的特性。一是創新性。宋代是一個勇於出新、勇創新說的朝代,宋代文化中多有發前人之未發、創前人之未創,創新精神及成果超越了前人。宋代的發明創造之多開了歷史之最,詩詞歌賦及百家藝術的發展空前繁盛;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這三大發明,為世界人類文明史增添了光輝;新農具的出現和農作物的引進、培育和推廣,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文學革新、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都是對舊文風、舊體制、舊法制的揚棄和創新,充分體現了宋人開拓創新和與時俱進的思想。二是頑強性。宋文化的頑強性,集中體現在開封城遺址上。據考古發現,如今開封城地下3米至12米處,上下疊壓著6座城池。自唐時中原重鎮汴州城因黃河泛濫淤埋,及至宋時皇城東京深埋地底,後人在原址不停復建,形成了城摞城的天下奇觀。“河水淹不死、泥沙埋不住、戰火燒不垮、災難壓不倒”的宋代文明,彰顯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頑強向上的精神。三是包容性。宋文化的包容性,一方面是內容上的包羅萬象,涵蓋天文、地理、科學技術、民間技藝等,另一方面是文化的普適性強,上至君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正是這種包容性,才使得宋文化生命力異常強盛,經久不衰。四是系統性。宋文化的系統性,體現在每一學科都脈絡清晰,思想豐富,無論是發明創造,還是民間藝術;無論是文學藝術,還是宗教文化,都十分完善,自成體系。

宋朝評價

宋朝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王朝,經歷了北宋、南宋兩個階段,歷時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南宋(1127—1279)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較小。同宋朝並立的較大的政權,先後有契丹(遼)、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國歷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 對於宋朝在中國古代史和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歷來有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有四個盛世即漢、唐、明、清,而宋朝則是“積貧積弱”;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宋朝雖不能說是盛世,但其社會是繼續發展的。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在宋朝。一種意見認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會相對封閉,沒有多大作為;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

就學術界而言,對宋朝歷史一貫比較重視,近幾十年來對它的研究愈益廣泛而深入,已取得許多成績。然而,社會上一般來說,對於宋朝歷史還缺乏必要的、如實的了解,對宋朝社會與中華文化發展的關係也缺乏應有的認識。至於在國外,這種情況更是如此。比如,近見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報》載:“日本一家青年報最近對800餘名日本在校大學生作了調查,要求他們各自舉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國名人”。統計結果顯示,他們最熟悉的中國名人的前25人中,中國古代依次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劉備、秦始皇、諸葛亮、楊貴妃、關羽、老子、劉邦、司馬遷、項羽、曹操、張飛等。這15人中,沒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這些日本大學生對中國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會發展的情況怎樣,發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應該占有什麼地位?這是兩個關乎正確認識宋朝歷史、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也是關乎正確認識中國國情和更好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問題。

二、宋朝社會發展的高度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漢、唐、明、清確乎是很強盛的四個王朝。宋朝疆域較小、邊事多、國力不強、相對封閉,在這些方面是比不上漢、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會發展方面並不比漢、唐低,而是在漢、唐社會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總的來說,其發展程度高於漢、唐。

史學界一般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期中,把唐朝作為“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進一步加強和封建社會的繼續發展”時期。我認為這種分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無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礎上繼續發展,而且從總體而言其發展程度是高於唐朝。

(一)物質文化方面 農業。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據蒙文通先生考證,唐代平均每畝約1.5石(比漢代高50%),宋代約2石,比唐代高約30%。經濟作物,無論種茶、種甘蔗、栽桑養蠶、種棉,均比唐代發展。特別是棉花種植的普遍推廣、小麥種植在南方的推廣尤為顯著。

手工業。在許多方面都比唐代進步。如製鹽、制茶、造船、造紙、製糖、紡織、制瓷……等。除了產地擴大、產量增加而外,技術提高是很明顯的,如“單筒井”的開鑿;“糖冰”(冰糖)的生產技術;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業。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的發展。“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產生,等等。

以地區而言,宋代社會經濟文化最發達且持續發展的地區主要是江浙和四川。這一時期,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也比唐代有較大發展。

科學技術。

1.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

2.天文學。“水運儀象台”,製作精良科學,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鐘。黃裳的《天文圖》,以北極為中心,刻有1440顆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圖。

3.數學。著名數學家有沈括、賈憲、秦九韶、楊輝等,南宋後期是中國古代數學發展的高峰。賈憲的“增乘開方法”比義大利的魯菲尼和英國的霍納提出的這種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數學九章》 是數學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術整數論中一次同餘式的解法,比歐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關研究要早500年。

4.醫學。宋朝時醫學分工更細,此前為脈科(內科)、針科、瘍科(外科)三科,宋時分為九科,即:大方脈科、小方脈科、風科、眼科、產科、瘡腫兼析瘍科、口齒、咽喉科、針灸科、金鏃書禁科。還出現了宋慈的《洗冤錄》,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醫學著作。針灸有了很大的發展,著名的有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和針灸銅人模型。藥物學方面,宋時修纂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共收藥物1558種,比《唐本草》新增476種,是《本草綱目》問世前的權威藥學著作。

其他如建築學、地學等都達到新的水平。如“虹橋”(飛橋)是無柱木樑拱橋,即壘梁拱,達到了我國古代木橋結構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學復興。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理學。也促進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匯的深入發展。

2.完成了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詞。詞自唐末興起,經五代至宋達到全盛。

4.話本。宋時興起的話本,在我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紀元,是明清白話小說發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學。宋代史學體裁多樣,興起了方誌學、金石學;史學著作豐富;著名史家輩出,達到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頂峰。

其他如書法、雕刻、繪畫等,都達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發展。書院的成型與發展,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為鑑”、“守內虛外”、“強幹弱枝”,不僅有其特色,而且較之唐代有所發展。

1.強化以皇權為中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極力分化宰相事權。

2.加強對官員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為完善的科舉考試制度、官員銓選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對地方官的監察制度等。

3.比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將、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權專政。

4.貫徹“誓不殺士大夫”的傳統政策,在政治上對儒士較為寬舒。

從以上可以看出,在漢、唐發展的基礎上,宋朝社會無論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發展,而且在許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說,宋朝社會發展的高度總體來說是超過了唐朝社會。有學者認為,在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文化出現過三次高潮,即: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兩宋時期的文化復興、“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兩宋時期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些評價是很值得重視的。

三、宋朝社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史的學者,素來對宋朝的研究比較重視,這是因為:

第一,宋朝歷史內容豐富。

第二,有關宋朝歷史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很多,史料價值高。據今人統計,現存宋人著作有4855種、現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封建社會諸因素髮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著中國近代社會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對上述第一、第二兩項特別重視,這是應該的,也符合實際。正因為如此,歷來許多學者對元朝時修纂的《宋史》不滿意,認為不足以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宋朝歷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謂“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嚴嵩、王洙、柯維騏、王惟儉、錢士升、湯顯祖,到清代的陳黃中、顧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駿、邵晉涵、章學誠、陸心源,到民國時期的劉鹹炘,以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上海師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數未能實現,有幾部成書之作均為學者認為很不理想,只有個別書如《宋史翼》可稍補《宋史》之闕。

學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認為《宋史》成書匆促,內容雜亂,考訂欠精;二是內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變。事實正是這樣,自唐中葉以來社會開始的變化,至宋朝社會其變化或已完成或至為明顯。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列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方面

田制:均田制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到了宋朝已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與此同時,租佃制也普遍發展。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

賦役:租庸調製度廢除,唐德宗時行“兩稅法”。宋朝繼續施行並加以改進,是為“二稅”。取明代中後期,演變為“一條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經濟:城鎮有了發展,一些城鎮的功能由軍事要邑發展為工商業城邑。由於商品經濟的相對發展,北宋前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隨之推廣,又有“會子”、“關子”等,對後世的幣制影響很大。

資本主義萌芽。關於宋代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學界所論不一,或認為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較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為已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條件,但受到戰爭等方面的影響,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後一種看法的。

(二)社會結構方面

統治基礎:由士族地主為主變化為以大官僚、大地主為主。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係,因租佃制的發展而相對鬆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體制,變化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體制。

宰相制度:極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權。到了明代,遂不設宰相而設“內閣”。清代仍之,更發展為“軍機處”議國政。

兵制:由府兵制變化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區劃:唐代設“道”,是一種軍事節度區劃。宋朝因之,設“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機構,進而發展為一級行政機構。到了元代,遂正式設“行省”。

(四)農民起義方面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心聲,唐末黃巢大起義高出“均平大將軍”的旗幟,反映出廣大起義者爭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則提出“均貧富”主張,第一次明確地要求經濟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鐘相、楊麼起義,更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要求,從而把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此後,發展到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的“均田免糧”主張、太平天國起義擬制的《天朝田畝制度》。從這些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末代農民起義的歷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運動的完成、儒學的復興、理學的產生、宋詞的興起,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也對後世很大影響。

方誌學的形成,金石學的興起,話本的產生與發展,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都對後世在學術文化上開闢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研究的成果。這表明,學者重視宋朝歷史研究,不僅是它的內容豐富、所存歷史資料甚多,而且還因為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巨大發展變化的轉折時期,有不少在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方面。但是,對它含有的近代社會的某些因素總的來說注意不夠。

過去,也有學者對宋朝社會中的近代社會因素作過論析,如梁啓超《王安石評傳》(世界書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勸業銀行,市易法比作商業銀行,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東西諸國行而有效者”。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也認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會因襲之階級’兩種精義,由今之說,即‘救濟被壓迫者’及‘打倒封建權力’也。”此外,胡適、林語堂的著作也有類似的論見。當然,這些意見還需要進一步研討,但它表明我國的一些學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會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國建立以後,這種研究有了明顯發展,諸如歷史分期、土地所有制、歷史發展動力、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都有一些學者涉足宋朝社會中近代因素的探析,這種研究還在繼續並向縱深發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者所做的許多工作。

下面,談談世界範圍學者們對宋朝社會的歷史地位和認識。

日本學者素來重視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在宋朝歷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學有很大影響。該校內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國歷史分作三期,即:古代,從上古到漢;中世,從魏晉到唐末;近世,宋以後。他認為,唐—宋是中國由中古到近世的一個大轉折。此後,宮崎審定、桑原氬亍⒆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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