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標的印象
魏染胡同魏染胡同的30號院是京報館舊址，現在裡面已是普通的人家，小樓依舊，述說著痕跡點點。雖然院子裡搭建了很多小屋，但畢竟整體的格局還在，所以，歷史的厚重仍然寫在了它的臉上。胡同里的人們都知道有這么個京報館，也大多知道邵飄萍這個傑出的報人。畢竟，這裡融合著他們的生活，百姓的柴米油鹽和厚重的歷史結合在一起，那就成為了一種揮之不去的責任。
流年的風景
魏染胡同京報館的舊址曾無數次經過，但在當時，可能也只是知道有這么個地方，知道歷史上曾經有這么份報紙，至於其他的可能沒有去想很多。
如今，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當年魯迅、周作人、孫伏園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走進走出的院子承擔著住在裡面的居民的生活，努力找尋著走入院門時頭腦之中的發現，很多，但卻無從談起。
今天，當我們重新閱讀邵飄萍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們不只要記住歷史的存留—京報館，我們更要記住曾經的一個充滿了責任的新聞人。
胡同里的居民
魏染胡同地圖90歲高齡的邵貴生（邵飄萍之子）搬離魏染胡同已有近20年。院門南面新修了個公共廁所；胡同臨街的牆壁重新刷上了漆……這些訊息都是他從兒子口中得知的。留在他記憶中的，是忙碌而平靜的京報館、種著藤蘿和金銀花的四合院。
邵飄萍·後人
邵貴生搬走後，他的兩個兒子仍住在老房子裡，鄰居們都習慣叫他們大邵、二邵（邵渤、邵澄）。最近，他們也陸續搬離，二邵會定期回來給鴿子餵食，侍弄院裡的花草。
不記得父親的音容笑貌
邵貴生捧著家裡唯一一張父親的照片。多年來，靠著這張照片，才能固定心中父親的模樣。
邵飄萍逝世時，邵貴生才剛滿9歲。談起對父親的印象，他無奈地搖搖頭：“對父親的音容笑貌，已經一點印象都沒有了。”從他記事開始，就沒怎么和父親在一起生活過。父親每天都非常忙，根本見不著他的影子。孩子們都住在後院的北屋裡，生活起居全由保姆照料。
樓上編輯室 樓下營業部
魏染胡同1925年，京報館的二層小樓建好，在胡同里格外顯眼。邵飄萍題寫的“京報館”三個灰底金字給小樓添了不少氣派。臨街的二層樓，有一圈女兒牆，上面還豎著一根旗桿。
報館的二樓是編輯部，鋪著實木地板的大房間裡放著兩張黑色長桌。樓下是營業部，主要做報刊銷售和廣告刊登。
報紙編好後，報樣就被送到京報館對面的平房裡印刷。報差們拿著印好的報紙，送到北柳巷的報房裡，賣報的小商販們都會去那兒取報紙。
沒繼承父母的新聞事業
邵飄萍的五個兒女中沒有一個繼承他的新聞事業。
邵貴生說，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機會做新聞。當年父親辦報時，他幾乎沒有去過京報館的二層小樓。
父母在新聞界的朋友他們一個都不認識，母親也從不讓他們介入新聞。
邵貴生在輔仁大學史學系讀了一年書後，因為家裡經濟條件不好，不得不輟學，去交道口的外國語專科學校當職員，以補貼家用。
邵貴生的兒女中也沒有一個從事新聞事業的。
直到外孫女李潔思考上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家裡才算有了一個再走新聞道路的後人。
毛主席批示 全家返北京
1958年，邵貴生調到福建省工業廳任職，舉家搬遷到福州。後來，獨自一人在北京生活的湯修慧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請求把兒子調回北京。
有了毛主席的親手批示，邵貴生一家七口人，才於1972年從福建返京。
他回憶說：“當時工業廳里的同事們還納悶呢！這家人是什麼來頭，能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全家都調回北京了？”
資料都交給了中國人民大學
除了一張邵飄萍的照片，邵貴生家裡幾乎沒有任何關於父親的資料。
從福建回到北京後，以前父母辦報的材料、書籍，大多數都交給中國人民大學了。
人大新聞學院的方漢奇教授是研究邵飄萍的專家，他和邵家有著不淺的交情。
邵貴生的姐夫以前和方漢奇是同事，都在人大教書，同住在鐵獅子胡同（現張自忠路）的人大宿舍里。邵貴生笑著說：“一開始，方老師拿走父親的資料時，還打了借條給我呢。”
劉趕三·後人
魏染胡同13號的門臉並不起眼，進去之後才發現別有洞天。一位白淨的阿姨抱著臘腸狗，站在扁豆架下說：“你們還真找對地方了，這是劉趕三的宅子，我們就是他的後人。”
姥爺吃了一輩子租
這位阿姨姓嚴，是清末京劇名醜劉趕三的曾外孫女，因為相隔的年代太久遠，除了從電視、報紙上獲得一些關於劉趕三的資料，她對曾外祖父沒有任何印象。只記得姥爺靠著劉趕三留下的房子，吃了一輩子租，沒有工作，家裡也照樣富足。
如今，劉趕三留給後人的家產，就只剩下魏染胡同這套四合院了。今年年初，嚴阿姨把北房搭建出的小房子拆了，在院子中間的扁豆架下，修了一個嵌有鵝卵石的魚池，十幾尾金魚在裡面來回遊動。嚴阿姨看著魚池說：“這才又找回四合院的感覺了。”
看《天下第一醜》 眼淚嘩嘩掉
電視劇《天下第一醜》播放時，嚴阿姨和家人每天準時守在電視機旁收看，經常是看著看著，眼淚就忍不住嘩嘩掉。
嚴阿姨有點傷感：“後來家裡沒有人再唱京劇了，也沒人專門研究曾外祖父的生平，只能像看別人的故事一樣看電視，真是可惜了。”
居民記憶 在樓頂上看放煙花
●張先生，魏染胡同30號居民
京報館後來成了外文印刷廠的宿舍。剛搬進來時，基本上還是原來的樣子。院子上方是個瓦棱板的天棚，不影響陽光照射，還能遮擋落葉。一進門的兩層小樓，我們不經常去，只有五一、十一，天安門廣場放煙花時，才會爬到樓頂上去看，可清楚了。
葦箔牆隔開的“舞廳”
●楊女士，41歲，魏染胡同30號居民
因為原來住的房子拆了重建，才搬到京報館二樓的房子裡來。聽老住戶們說，以前二樓是兩個大間，一水兒的實木地板，還有拐棍似的老式燈，感覺跟過去的舞廳一樣。現在大間都用葦箔牆隔成了幾個小房間。
住著名角的小大柵欄
●王大爺，71歲，南柳巷64號居民
魏染胡同、南柳巷、西草廠街這一帶在過去被稱為小大柵欄，大概是因為住著不少名角吧，比如劉趕三、蕭長華和袁世海等。他們在大柵欄唱完戲，就穿過南新華街回家了。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從後孫公園胡同到南柳巷，再折到西草廠街，都特別熱鬧，路邊儘是各種小店鋪，可往南一到魏染胡同卻格外安靜，就像有個無形的擋板一樣。
胡同里的故事
魏染胡同北京市天主教魏染胡同教區革新委員會敬愛的毛主席：
我們天主教徒過去長期受著身披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威脅欺凌，麻痹愚弄。我們含怒忍羞地受著它們的壓迫而沒有地方去申訴。今天，有了您英明的領導，我們天主教徒提高了覺悟。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我們天主教徒站起來和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揭破了它們的假慈善面具，使它們露出了本來的猙獰面目。我們天主教徒解除了思想上的障礙，認清了敵我界限，投向祖國的懷抱。我們感謝您對我們的恩愛。人民政府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在九月四日把我們恨入骨髓的美帝國主義的間諜黎培里驅逐出中國去。這使我們歡欣鼓舞。我們感謝政府給我們做主，使我們再不受帝國主義分子的欺壓。我們在衷心感謝和極端興奮的情緒下，寫信向您致最崇高的敬禮。我們向您保證：我們要堅決團結起來，永遠不與帝國主義妥協，並以實際行動來肅清天主教內的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搞好我們天主教革新運動。我們要和全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在您英明的領導下，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而奮鬥到底。最後，我們謹祝您身體健康！中國共產黨萬歲！
胡同里的革命
魏染胡同1918年10月5日，《京報》初辦於前門外三眼井胡同38號，後來又遷到了琉璃廠小沙土園胡同。在《京報》創辦的那一年，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新聞學研究會。在五四運動前那段時間，邵飄萍每星期天上午都要去主講新聞學，並介紹其新聞採訪經驗。當時在北大擔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就是在這時與邵飄萍相識。
1920年9月17日，經過邵飄萍的努力，新的京報館在宣武門外魏染胡同落成。一層是傳達室和經營所，編輯部與經理室在二層。在報館附近還辦了印刷廠，專門設有一個秘密印刷室，為共產黨組織印刷秘密檔案。
“二·七”慘案後，《京報》大量刊登支持工人、聲援罷工鬥爭的文章，邵飄萍親自撰文怒斥軍閥野蠻罪行。吳佩孚看了之後氣得咬牙切齒，惡狠狠地在紙上寫下邵飄萍的名字。馬克思誕辰105周年時，《京報》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期紀念馬克思專號，免費贈送讀者。“五卅”慘案發生後，邵飄萍下令《京報》停止刊登日、英廣告，同時免費刊登愛國廣告。
這時期的《京報》以真實的報導和犀利的言論，揭露政治的陰暗，並為民眾吶喊請命。它旗幟鮮明地反對段祺瑞政府，強烈譴責當局製造的“三·一八”殺害學生、民眾的惡行，並在《京報》上開闢特刊，歷數軍閥“討赤”“親日”等等罪狀，《京報》由此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歡迎，但邵飄萍和他的《京報》也因此受到反動軍閥的仇視，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邵飄萍為改變《京報》有些“談花說草或專捧女明星”的周刊的低俗格調，又創辦了幾個新周刊，其中的《京報·副刊》和《莽原》周刊在當時頗得讀者好評，並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下重要一筆。魯迅先生曾多次到此商議稿件，並親自主編了《京報》的《莽原》周刊。
1926年4月24日，邵飄萍家中打來電話，告知報館和家裡都有些事需要辦理。邵飄萍心急如焚，決定回報館看看。邵飄萍先打電話給北京《大陸報》社長張翰舉，詢問外面的情況。張翰舉欺騙邵說：“形勢已緩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來吧，保管沒事!”邵飄萍輕信了張的謊言。
下午5時許，邵飄萍借著夜幕的掩護，乘車趕到報館。一名內奸將他回報館的訊息向張作霖政府告密。邵飄萍將一則事先寫好的《飄萍啟事》交給了他的妻子，準備刊出。在這則啟事中，他大義凜然地斥責軍閥以討赤為名來屠殺人民民眾。又仔細商議了《京報》館繼續維持下去的諸多問題與辦法，他在報館僅呆了一個小時，便又乘車匆忙離去。而此時的報館已經被軍警監視起來。當邵飄萍乘車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時，突然遭到偵緝隊的阻攔。荷槍實彈的警察將邵飄萍押到警廳。
晚８時左右，警察廳偵緝隊300餘人團團包圍了《京報》館。他們闖入報館，搜走邵飄萍所著《新俄國之研究》一書的底稿，查封報館，並派軍警守門，嚴禁任何人員出入。
４月25日凌晨４時，邵飄萍夫人湯修慧及家人才獲悉邵飄萍被捕的訊息。湯修慧立即通告各方面人士，懇請緊急營救邵飄萍。邵飄萍被捕的訊息一傳開，在新聞界引發了強烈的震盪。
４月25日下午3時，新聞界召開會議商討營救邵飄萍的辦法。會議當即決定，由上海新聞報、時報、商報等13家新聞單位各派一名代表，集體去遊說張學良。
下午5時，劉煌等13名代表分乘４輛汽車到石老娘胡同，會見了張學良軍長。大家再三懇請軍方能本著尊重輿論的善意，釋放或監禁邵飄萍，以免其死。張學良告訴代表們：“逮捕飄萍一事，老帥與子玉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與飄萍私交亦不淺，時有函札往來。惟此次……礙難挽回而事又經各方決定，餘一個亦難做主。”代表們耐心解釋，再三懇請，言以利害，而張學良始終不為動容。張最後說：“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張表示：他寧肯“一一負荊請罪”，但“此事實無挽回餘地”。談判持續了三個多小時。張學良要參加一個會議，起身送客，代表們含淚而歸。
1926年4月26日凌晨1時許，直奉魯晉總執法處提審邵飄萍。審問進行了2個多小時，最終以“宣傳赤化”之罪名殺害於北京天橋東刑場，時年41歲。
對於邵飄萍擲地有聲的文與人，馮玉祥將軍做過這樣的評價：“飄萍一枝筆，抵過十萬軍。”
邵飄萍被害後，他的遺孀、也是我國早期的女新聞工作者湯修慧又繼承了其夫的遺志，於1928年恢復出版了《京報》。之後，因時局動盪幾經離亂，《京報》時停時出。日本投降後，湯修慧回到北京，又繼續辦起《京報》，但不久，因不堪累累負債，不得已將《京報》館抵押出去，《京報》至此終刊。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將京報館舍發還給邵飄萍遺孀，此後，湯修慧先生就一直居住在京報館後面的一座小院裡，直至1986年3月去世。北京魏染胡同里的京報館舊址也已被闢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4月26日，在邵飄萍英勇犧牲的56周年之際，北京市人民政府將邵飄萍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墓。《京報》館南側的四合院就是邵飄萍的故居。
京報館和邵飄萍故居位於魏染胡同30、32號，虎坊橋十字路口向西數，北面第三個胡同就是魏染胡同，胡同中間路東即是，如今已經是居民大雜院。
名人與胡同
湯修慧推薦傑出報人邵飄萍遇難已80多年了。其夫人湯修慧是我國早期不平凡的女報人，是邵飄萍生死不渝的伴侶和忠實助手。她於1986年3月2日在北京家中辭世，享年96歲。她的人生之旅頗具傳奇色彩。
湯修慧祖籍江蘇吳縣，少女時在杭州省立女子師範念書，生得亭亭玉立，儀態大方。在課餘之暇，經常在自家開的照相館裡協助料理賬務。這時，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館來搭話，日久兩人生情，這位男士就是邵飄萍。1906年，他們在浙江金華結為夫婦。 邵飄萍初創《京報》時，湯修慧是得力助手，協助丈夫約稿，參與編輯，還經常撰寫評論文章，抨擊壓迫婦女、僱傭童工等醜惡的社會現象，文筆樸實生動，顯示了較高的文學修養和見識。 在京期間，湯修慧經常去前門外珠市口八大胡同，她一口蘇州話和窯子裡南班姑娘言語相通，常仗義幫助她們向窯子老闆討公道，幫她們將血汗錢寄回家鄉。 湯修慧在南班姑娘口中，打聽到很多政治要聞、秘聞，如直系軍閥曹錕為當上大總統，用搜刮來的70萬大洋，秘密收買幾十名國會議員投他的票。這條醜聞，由曹錕的親信李存青逛窯子時泄露出來，在《京報》上作頭版新聞刊出，還加了評論，一時輿論譁然。曹錕惱羞成怒，下令查封《京報》，通緝邵飄萍（他已躲進東交民巷使館區）。後來，經湯修慧奔走疏通，才使《京報》復業。 1926年元旦，奉系與直系合作，控制了京津等地，從直系反戈殺出的馮玉祥在夾攻下失利。邵飄萍同情馮玉祥，伸張社會正義，他力排眾議，在《京報》特刊上，將各路軍閥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標題加“奉民公敵張作霖”“直民公敵李景林”、“魯民公敵張宗昌”、“除通電外，一無所成吳佩孚”……這一攻擊愉快是愉快，卻有著很大的風險。 首先是張作霖發火，他面責參謀長楊宇霆懲辦《京報》。楊宇霆不願槍殺新聞記者承擔千古罵名，他把責任推給投靠奉軍的軍閥張宗昌，要他整頓新聞界，整肅名單第一名就是“京報的邵飄萍”。 奸詐的張宗昌表面上放風說：“過去的舊賬俺就一筆勾銷啦，跟那個耍筆桿子的沒啥多計較的，他識相些就算啦。”但他又私下交代警備司令王崎：抓住邵飄萍立即槍斃，邵只得躲進東交民巷內的蘇聯大使館。 湯修慧利用各種關係，向奉軍的一些高級將領遊說，又拜訪過張作相、萬福麟等人，還給張學良寫過信，盡力幫助邵飄萍擺脫困境。其後，邵飄萍的朋友張雙耳又出面用錢疏通。邵飄萍以為風險過去了，湯修慧不放心，讓他多提防，邵飄萍沒有在意。 4月24日凌晨，邵飄萍從家中坐車去報社，才下汽車，就被十幾名等在那裡的持槍憲兵拉上大卡車，到了憲兵司令部…… 邵飄萍遇害後，湯修慧強忍悲痛操辦了喪事，並在奉軍高級人士中打通關節，使被查封的《京報》得以復刊。 湯修慧繼續了邵飄萍的遺志仍致力於關心社會關心時局，立論客觀公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督促批評政府，該報發的一些時評與雜文就含蓄地批評過蔣介石利用召開裁軍會議排斥西北軍、桂系等舉措。儘管較暖和，但仍遭到南京國民黨當局的嫉恨。1929年10月3日《京報》再度停刊。經湯修慧四處奔走，《京報》才又復刊。湯修慧活躍在新聞戰線上，足跡遍於天津、太原、泰山、漢口等地。她注重第一手材料，親自參加重要事件、人物等採訪工作。 1934年初，湯修慧出讓了《京報》的大半股權，也很少過問社務，她致力於北方婦女界抗日救亡活動，名字常見之於平、津報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湯修慧在北京繼續辦起《京報》。天天四大版，因印刷設備、新聞紙張等多半是湯修慧借債購進的，編輯部人手不足，開支日增廣告日少，入不敷出，不久便負債累累，不得不將京報館抵押出去，公布停刊。 新中國成立後，湯修慧留居北京，她作為愛國人士參加宣武區政協會時，經常呼籲恢復出版《京報》，還兩度寫信給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政府重視她的意見，後來就將京報館發還給她。她一直居住在那兒。十年動亂後期，湯修慧被遣返浙江金華，在農場種過蔬菜養過豬。1979年湯修慧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魏染胡同京報館後院。她晚年體弱多病，行走不便，雙眼已近失明。
京報館
魏染胡同30號——京報館保護單位級別: 市級
地 址: 宣武區騾馬市大街魏染胡同30號
位於宣武區騾馬市大街魏染胡同30號。是邵飄萍1916年後在北京的住所。
《京報》1918年創刊，原址在宣武門外珠巢街，1920年遷至於此。邵飄萍，浙江金華人，是《京報》的創始人，近代著名新聞工作者。創辦《京報》，宗旨是宣傳進步思想，反對封建軍閥制度，客觀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等進步思想。他大力提倡"新聞救國"，利用報刊來喚醒人民的覺悟。1926年遭反動軍閥殺害。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邵飄萍是"具有熱情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1984年，京報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的胡同情節
| 北京的胡同訴說著歷史，演繹著歷史。倘若胡同生命，它會替仁人志士的壯舉高呼，它會為百姓的苦難垂淚，它會對歷史罪人側目。歷史是七彩的，人生是七彩的，北京的胡同更是七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