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箭桿胡同箭桿胡同九號，曾是著名革命刊物《新青年》編輯部的所在地。《新青年》是陳獨秀創辦的進步刊物，開始在上海出版。民國六年(1917)1月，陳獨秀受蔡元培的邀請，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遷居到距北京大學不遠的箭桿胡同，《新青年》的編輯部也隨之遷至北京。陳獨秀編輯一段後，改為同人刊物，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魯迅、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等也參與編輯，並一度輪流主編。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都在此刊物上發表。《新青年》在宣傳馬克思王義，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專制和迷信方面起到極大的作用。民國六年(1917)10月，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回上海，《新青年》編輯部又返回上海。
陳獨秀故居
箭桿胡同20號箭桿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呈“T”字形，南北向一豎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與東西向的一橫相通，東西向一橫的西段曲折，東不通行，西口在騎河樓南巷，全長150餘米。
據記載，“箭桿胡同”始稱於清光緒年間。何謂箭桿？箭桿是指舊時扎紙活的骨架和吊頂棚的龍骨(擱柵)所用的經過加工的高粱秸。據此分析，當年胡同內應有加工、經營箭桿的作坊、店鋪。胡同今已無存，只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胡同了。
箭桿胡同20號，舊時的門牌是箭桿胡同9號，在胡同西口內南側把角處，東西並排兩個院落，有兩個街門，朝北的街門是箭桿胡同20號，朝西的街門是騎河樓南巷9號(舊門牌是妞妞房9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占地面積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間半，建築面積為264平方米。此房原為孫姓人家的房產，購於民國元年(1912年)。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即箭桿胡同9號；如今，箭桿胡同20號作為“陳獨秀舊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舊居”的街門建在院子的東北角，面北，為“如意門”:院內有正房3間帶1間東耳房，南房3間亦帶1間東耳房，東廂房兩間；院內西牆有隨牆門通往西院。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正房3間前出廊子。陳獨秀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這個院子裡斷斷續續住了3年。
陳獨秀在胡同
箭桿胡同“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行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簡史》寫道:“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
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新的革命火種的人便是陳獨秀，他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普羅米修斯，一生既輝煌，又坎坷，晚年蟄居在四川江津鄉下，只有一個老保姆陪伴，但陳獨秀仍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1941年秋，陳獨秀作了一首題為《對月憶金陵舊遊》的七言絕句。詩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
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
陳獨秀在箭桿胡同9號居住期間，上演了其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幕。
1917年初，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住在箭桿胡同9號；《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由滬遷京，駐地也在箭桿胡同9號，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心。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釗又創辦了《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桿胡同9號發出的聲聲吶喊震撼著整箇中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不僅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身先士卒，衝鋒陷陣。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商量後，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遊藝場”散發，當場被捕。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在社會各界的營救、聲援下於9月16日獲釋。
迎接陳獨秀出獄的蔡元培當眾宣布:“北京大學為有仲甫而驕傲！”李大釗則獻上詩作《歡迎獨秀出獄》: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頭戴氈帽，打扮成討賬的財主，乘著一身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趕著的帶篷騾車，出了北京朝陽門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著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計畫組織中國共產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風裡娓娓地進行著。
1927年7月，陳獨秀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1929年11月，又因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而被開除黨籍。但是，人們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陳獨秀的肇始之功。
陳獨秀有四個兒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均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革命失敗後相繼在上海就義；四子鶴年上中學時便投身革命，後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從小隨生母住在安慶。1953年2月，毛澤東路過安慶，憶起故舊，遂召地委書記傅大章垂詢。
毛澤東問:“陳獨秀家還有誰？”
傅大章答:“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毛澤東正色道:“陳獨秀這個人，是有過功勞的，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是有貢獻的。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後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後人的生活，還是要予以照顧。”
毛澤東沒有忘記陳獨秀，箭桿胡同的街坊們也沒有忘記陳獨秀。
相關資料
箭桿胡同20號依孫老先生年齡推算，應該見過陳獨秀在這裡居住，但不應該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關於陳獨秀在這裡居住的情況極有可能是聽說的，可是孫老先生卻如數家珍。
思緒至此，不諳詩道的記者卻流淌出四句不能稱為詩的詩:
小院當年聚風雲，獨秀引來萬木春；
千秋功罪任評說，畢竟巍巍一崑崙。
胡同的傳說
箭桿胡同據說朱元璋北伐時，住在南京，可他準備在北方另行修建一座新的京城，這都城在哪兒建呢?他想來想去，最後叫來了徐達。他對徐達說:“我要在北邊建座新都城，可現在還沒選好地方。這么辦吧，憑著你的神力往北射上十箭，箭落到哪兒，咱們就在哪兒建新都。”徐達答應著來到殿外，抽弓搭箭，連著向北方射了十箭。這十支箭分別落到了現在的昌平、前門外、德勝門外、崇文門外、廣安門內、東打磨廠、北池子、東單、北兵馬司和寶鈔胡同附近。明都建成後，這十個地方每處都形成了一條箭桿胡同，而且每條胡同均象箭桿一樣直直的、細細的，據說那是徐達射出的十支箭變的……
箭桿胡同
箭桿胡
箭桿胡同5號箭桿胡同北為三座橋，橋北有大慈恩寺，武宗時與白塔寺一樣，都是供奉養番僧的場所，十分隆盛。世宗即位後，對此很反感。朱國楨《涌幢小品》云：“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即其地改為射所。上以金鼓聲徹於大內，擬改建元明宮，別以大興隆寺為射所。”這就是說，大慈恩寺曾擬改為射所。由此，胡同稱箭桿者，似也不是空穴來風。
箭桿胡同五號是京城現存少有的獨家獨戶傳統四合院民宅。始於元朝，經歷了明朝，清朝及民國，直至1966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八百多年來，北京人大多居住在這種由東、西、南、北屋圍成的四合院裡。
沒有華麗的外表，也沒有刻意裝飾過的內院，這是一個舊時官人及老北京的住宅。走進院內，體會一下老四合院的格局，屋內的陳設。在遊廊里，八仙桌旁，太師椅上歇歇腳，留個影，感受一下老北京的韻味，增加一些對老北京的回憶……
百年大門，依稀可見往日的輝煌；門前損毀的石墩，印證了文革的洗禮。七級台階及宅門上方的木刻雕飾——四個門簪，便可知昔日主人的官位品級。
大門外台階的階數在封建社會有著森嚴的等級規定，這套四合院擁有七級高台階，在封建社會它代表著宅子的主人是四品以上的官員。門上有四個“門簪”（如上照片：門上邊伸出來的六角狀木製柱子）也是四品官的象徵。常言到“門當戶對”，就是從這個門口的等級表示而來。門墩可以看出這家是文官還是武官，比如獅子腳下踩著大鼓是武官，踩著玉璽是文官。
走進二道門，抬頭可以看到門框兩邊有一對倒垂的紅色花蕾，所以也叫垂花門。過去常講“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就是指未婚女子不能走出這道垂花門。
觀察仔細的人還可以發現東西南北各個房子的房檐高低不同，聽王老師講解才明白，原來這也顯示了住在這間房子裡主人的輩分高低。
北京的胡同情節
| 北京的胡同訴說著歷史，演繹著歷史。倘若胡同生命，它會替仁人志士的壯舉高呼，它會為百姓的苦難垂淚，它會對歷史罪人側目。歷史是七彩的，人生是七彩的，北京的胡同更是七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