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歷
曹汝霖銅浮雕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包圍並沖入曹宅，放火焚毀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罷免他的職務。此後，任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抗日戰爭時期任漢奸組織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生平經歷
曹汝霖西太后自逃難歸來，腦子已經變得很開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層面的玩意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動盪。立憲究竟會怎樣，她心裡還是沒底。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回國應留學生考試，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此人後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里的地位雖然不高，卻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幹的“知日”專家之一。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么回事。什麼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哪些國家考察過，以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經有了一些關於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的，是立憲開議會之後，會出現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後，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比如日俄戰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後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團結起來了。聽到此，西太后長嘆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顯然，曹汝霖的陳述，並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後出亂子的擔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怎么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閣總理大臣，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於行政中心，後兩個中心，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裡，據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這堂政治學課作用有多大，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於比較有分量的一講。此後，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各省的咨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9年。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於西太后死後，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漢人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鬨，於是，清朝結束了，小皇帝宣統，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裡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都屬於保守派。就世界範圍而言，那時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於沒有實現普選，基本上處於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於取法日本，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與官紳、紳商分享，尤其是和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一場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紈袴上了台。結果，皇族內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的所有官紳和紳商，都涼了半截，等於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
報應來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內閣未問世之前，革命黨人傾全黨之力，由副領袖黃興統帥的廣州起義，一敗塗地，幾個月後，武昌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卻奪下了武漢三鎮，大獲全勝，全國回響。皇族內閣幾個月的壽數，就讓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袴子，丟了祖宗的江山。
趙家樓的故事
趙家樓是漢奸曹汝霖的府邸
曹汝霖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胡同。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胡同，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毀。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胡同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毀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后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懷詩》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份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胡同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繫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胡同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醜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說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民國十大漢奸
曹汝霖雖然不是民國十大漢奸之一，但是他確確實實是個大漢奸，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重大災難。我們要永遠記住他們的惡性。人物評價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發誓不在日偽政權任職，決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說，日寇占領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總理大臣的理想人選。但曹氏始終不為所動。後來，漢奸王克敏為拉攏他，給他掛上“最高顧問”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把曹掛上一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從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特別是吳佩孚，還因此被日本特務毒死。靳雲鵬的例子與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時期國務總理，日寇多次拉攏，靳不為所動。後來，華北偽政權也給他掛上了“顧問”空銜，但靳也從不到職。據說，日寇特務機關長喜多非常氣憤，曾指斥曹:“為什麼我們‘皇軍’來了，你不出頭幫忙，你究竟做什麼打算？”曹汝霖怕於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中日懇談會”會長等職，但並無實權。在日偽時期，曹也利用與日本人的關係，辦過一些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讀書的小兒子曹朴（字君實），後去日本留學，歸國後曾任張學良的副官。“九·一八”後隨張學良至北平，後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長。“七·七”後，日寇襲津，在新車站用機槍掃射難民，曹朴轉請父親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給日軍打電話說：“新車站住的都是難民，不是軍人，並無敵對行動，為何要開槍射擊這些無辜的老百姓？”日寇這才停止掃射，後由曹朴聯繫商會，在河北公園設收容所、粥廠，將難民陸續送走。以今天的審查眼光來看，曹汝霖在淪陷期間，或多或少儘量減少日偽對老百姓的殘害，這恐怕也是應該是予以肯定的。
中國古代名人（三）
| 古代之文化名人，崇尚"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遊歷名山勝境乃其本生所願。他們放蕩不羈，他們悠然自樂，他們憂國憂民。他們當中有詩人，有學者，有為官者，他們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我們要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