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郡齋讀書志》初成於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終成於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1187）。共著錄晁公武實際收藏圖書一千四百六十八部，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中國古代的各類主要圖書。它按照當時已通行的分類，總分經、史、子、集四部，部下設類，每類之內，各書大致以時間先後排列，每書下有提要，少則十餘字，多則數百字，這是《郡齋讀書志》最重要的特色和貢獻。提要大體可分四類：一是介紹作者；二是評論圖書價值；三是記錄校本異同；四是判別書之真偽。《郡齋讀書志》把晁氏郡齋藏書記述得十分清楚，且集著錄、介紹、校勘、考訂於一書，故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和稱讚，並為後來目錄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主要作用
《郡齋讀書志》袁州本後附《後志》2卷、《考異》1卷、《附志》1 卷。《後志》是衢州本傳到袁州後，以衢州本中多出的435種編成；《附志》為趙希弁據其私人藏書編成,收錄486 種圖書，多為晁氏身後新出之書。宋刻袁州本久不見流傳。《四庫全書》僅得清初流傳的巾箱本。1925年在北京故宮發現原刻本，後影印收入《四部叢刊》三編。
衢州本流傳較少，清乾嘉間出現舊鈔本。1884年王先謙以袁州本補訂，並依衢州本編為20卷，後附趙希弁《附志》1卷。
《郡齋讀書志》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袁州本分43類，包括經部10類、史部13類、子部17類、集部3類。"衢州本"分為45類,子部多"星曆"類，集部多"文說"類。該書前有總序,四部各有總論,各類小序在每類第一種書的提要中，敘述學術源流。每書撰有提要，或介紹作者生平，或討論書中要旨，或論學派淵源，或述篇章次第， 較偏重於考訂。晁公武的《 郡齋讀書志》，在目錄的體系和提要考訂方面都有首創之處，對以後出現的一些著名目錄如《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郡齋讀書志》有衢本和袁本兩種。衢本是信安郡守游鈞於淳祐九年（1249年）在衢州刊刻的二十卷本，已失傳。同年，宜春郡守黎安朝刊刻了《郡齋讀書志》的蜀中傳本四卷。當黎氏見到衢本之後，於第二年加刻了四卷本中沒有的圖書，且補考異一卷並刊，這就是袁本。目前，人們認為最為精善的刻本是光緒十年（1884年）長少王先謙以舊抄衢本校之，並以袁本訂補，合為二十卷、附志一卷、卷首一卷的王氏光緒刻本。
內容與價值
《郡齋讀書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解題式私家目錄，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著錄圖書按傳唐五代。晁公武所著錄的唐五代別集大體分為三類，第一類稱“集”，如《陳子昂集》、《儲光羲集》等，說明集中有文有詩，或還有賦。第二類稱“詩”，如《王昌齡詩》、《李嘉祜詩》等，說明集中均為詩。第三類稱“文”，如，《顏真卿文》、《皇甫浞文》等，說明集中只有文。這不僅為後人展示了這些唐人別集的早期版本面貌，也使起對這些唐代作家的文學擅長有所把握，以便更深入地進行唐代作家及其文學研究。
據統計，《郡齋讀書志》著錄唐五代別集171部、1385卷，涉及的作家、詩人有145位，雖比《宋史-藝文志》涉及的作家少，但有些著錄別集卻是其它書目所沒有的，如《郡齋讀書志》“別集上”著錄元結詩文集有：《解題曰：右偽吳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國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
《四庫全書總目》孟檠《本事詩》提要稱：“唐代詩人軼事頗賴以存，亦談藝者所不廢也。晁公武《讀書志》載五代有處常子者，嘗續檠書為二卷，仍依檠例分為七章，皆唐人之詩。今佚不傳，惟檠書僅存。”這部《續本事詩》，後世已散佚，但通過這條解題可以知道在孟檠《本事詩》之後又有一部這樣的著作，並且是兼有唐詩選本和詩話性質的一部文獻。
對於有些唐五代作者的事跡，他書記載有誤。晁公武即利用自己掌握的文獻加以考辨，如集部別集類著錄《蕭穎士集》十卷，解題日《郡齋讀書志》記載了唐五代作家的著述情況，有助於了解或查找他們的作品。通過解題，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某一作家著作產生、流傳、存佚、版本等情況。特別是在原書已佚的情況下，有關該書的哪怕是簡略的介紹都十分寶貴。如“別集中”著錄《賈至集》十卷，解題說：
右唐賈至幼幾也。洛陽人。……集，李邯鄲淑家本二十卷，蘇弁編次，常仲儒為序，以墓銘、序碑列於後，今亡其半。……從結集、序跋作者、版本到存佚情況均做了介紹，為後人整理《賈至集》提供了許多可靠的文獻依據。
優劣之處
《郡齋讀書志》但是，從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大量影印行世以後，許多學者出自對宋版書的寶愛，紛紛揚袁抑衢，議論為之一變。文獻學前輩張元濟先生甚至在《續古逸叢書》所收宋本《跋》中說：“私竊以為袁本出而衢本可廢也。”加上袁本影印本流布較廣，容易得到，所以，至今不少學者在介紹《郡齋讀書志》時，仍然以為袁優衢劣，只介紹袁本，不介紹衢本；不少學人在使用《郡齋讀書志》時，只用袁本，不用衢本。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一是：《郡齋讀書志》《前志》、《後志》有宋刻原本，而衢本卻是後出之本，衢本當然不如袁本。考察古籍，無疑應該重視舊本，尤其象《郡齋讀書志》袁本這樣的宋刻原本。但是，宋刻原本的優越性，只能在它與同一系統的後出諸本的比較中得到體現，如果與它比較的本子屬另一系統，比如，象衢本這種“補正本”，那么，宋刻原本就未必勝過晚出的“補正本”。這么說，絲毫無意貶低宋刻袁本在版本學、校勘學方面的價值，特別是其中趙希弁摘編的《後志》，所據就是蜀刻二十卷本，與衢本屬同一系統，我們正可以用它來校正通行的汪刻衢本的一些訛誤。其次，有的人總認為袁本有宋刻，而衢本則沒有宋刻，殊不知宋刻衢本就在眼前。《後志》的收書量幾乎占整個衢本的三分之一，為《前志》的三分之一強。這部“殘宋本”，正是游鈞刻本的部分翻刻本，它在版本和校勘上的價值並不低於黎安朝翻刻的《前志》。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二是：通行的汪刻衢本有缺簡，而袁本則是完整的。汪刻衢本的缺簡確實是它的主要缺點，但造成汪刻衢本這一缺點的原因是“後天”的，不能因此而改變二本“先天”就存在的內容上的優劣之差。在衢本足本沒有被發現之前，彌補這一缺憾的唯一辦法，就是象汪士鍾、黃丕烈、李富孫那樣，用《經籍考》、袁本以及其他衢本進行配補。經考證，汪刻衢本配補的文字，大致是可信的。人們往往注意到汪刻衢本有缺簡，卻忽視了宋刻袁本也非足本。《後志》之所以不是足本，比較容易理解，這是因為趙希弁在摘編時把其中與《附志》重見的三十三種以及其他三種刪去了。錢大昕說：“希弁得衢本，參校為《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就是指此而言。錢氏沒有注意到，後人也從未提到過，四卷的《前志》其實也非足本。《前志》卷三下醫家類著錄有宋代王惟德所撰《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按其解題文意，與王惟德此書了不相關，乃係同類《明堂針灸圖》一書的解題錯置於此。《明堂針灸圖》三卷，袁本收錄在《後志》卷二醫家類。袁本的《前志》和《後志》是分開刊刻的，《前志》刻在前，“既刊傳矣”，“繼得”衢本，然後由趙希弁摘編，再刻《後志》。刊刻在後的《後志》，其文字是不可能錯入刊刻在前的《前志》的。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在作為《前志》前身的蜀刻四卷本中，《明堂針灸圖》三卷與《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緊列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發生以上的錯簡。無獨有偶，《前志》儒家類《法言》十三卷解題中有“皇朝司馬光集晉李軌、唐柳宗元、皇朝宋鹹、吳秘注”二十字，乃《後志》卷二《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的解題。可以斷言，在《前志》的祖本蜀刻四卷本中，此兩書是和衢本一樣，緊排在一起的，而黎、趙所得之本卻已遺落後者。《前志》究竟比它的完整的祖本殘缺多少，已無由考知。我們只能根據偶然被保留在《前志》中的錯簡，知道宋刻袁本《前志》並非足本，並非蜀刻四卷本完整的面目。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三是：既然趙希弁摘錄《前志》未載者編成《後志》，那么，《前志》加《後志》，自然就應該等於衢本；與其使用晚出的衢本，不如使用宋刻的《前志》加《後志》。這是一種誤會。產生這一誤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不了解趙希弁的摘編工作是如何進行的。趙希弁摘編《後志》是有他的體例的。首先，他刪去了跟他所編的《附志》著錄書相重複的蜀刻二十卷本的三十六種書的解題，於是，二十卷本完整面目已不復存在。後人如果要查閱這三十六種書的解題，只能依靠衢本。其次，凡衢本與《前志》同見的書，無論其書名、卷數、撰者以及解題是否存在異文，也不論衢本作了什麼性質、什麼程度的補正，趙希弁均予刪去。再次，趙希弁在《後志》前抄錄了“衢本目錄”，在《後志》末編成了《考異》，試圖反映衢本的分類和歸類。可是，由於工作的疏略，類目標題前後乖違，歸類“考異”遺落正多，衢本分類和歸類的特點及其真實的面目並沒有得到忠實的保留。除此之外，大概由於趙希弁當年急於摘編付梓，衢本中至少有三十餘種書未能編入《後志》，甚至不見於《附志》，故後人如欲借《郡齋讀書志》考察這些書的情況，非賴衢本而莫得。趙希弁摘編的《後志》，包括他抄錄“衢本目錄”，撰編《考異》，都是作為一種補救手段進行的，必然帶上某些不足之處。只能說：趙希弁的補救工作為研究古籍，探索《郡齋讀書志》的流傳，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但是絕對不能說《前志》加《後志》就等於衢本。
總之《郡齋讀書志》二本的優劣，不能僅僅根據現存鈔本或刻本的時代來評判，而應對它們的內容（比如，收錄書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的著錄、卷數的著錄、作者的著錄、解題等）作全面的考察。在使用、徵引《郡齋讀書志》時，僅據影印的宋刻袁本無法窺見《郡齋讀書志》的終成面目，必須參看衢本；單用衢本則難免被它的錯訛所誤。筆者曾撰編《郡齋讀書志校證》，以衢本為底本，合校二本，使讀者得一本如得二本，既省去翻檢查核之勞，也便於參酌棄取。合校本還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心得，作了疏證和考訂；書後附有王立翔先生編的書名和人名索引，頗便查檢。
目錄學
| 目錄學是研究目錄工作形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即研究書目情報運動規律的科學。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錄學的作用，西漢時，劉向、劉歆父子就撰有《別錄》、《七略》等書，以後歷代均有專著。南宋鄭樵有《通志．校讎略》，至清代，章學誠著成《校讎通義》，更總結了目錄學的豐富經驗。反映我國古代著述的規模最大、最全的目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