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佐拉·尼爾·赫斯頓的代表作《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曾被湮埋了幾十年，70年代才被重新發掘出來。現在它成了美國黑人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和20世紀美國文學的經典。本文將從敘事框架、敘事模式、敘事手段和敘事語言幾個方面研討這部小說的敘事策略,以及黑人民俗文化、特別是黑人方言土語和口述傳統對小說敘事的影響。女性形象分析
在美國小說中對黑人婦女的傳統描述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黑保姆，黑情婦和不幸的混血女郎，這些固定不變的黑人婦女形象沒有一個是正面的。在美國黑人小說女性形象嬗變中，佐拉•尼爾•赫斯頓的作品有著過渡性的作用，它標誌著黑人婦女形象由固定模式轉向個性化。《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是赫斯頓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這部小說中，赫斯頓打破了卑賤的黑人婦女形象，塑造了全新的黑人女性形象，為當代黑人女性主義文學傳統奠定了框架。
本文通過對《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中》中珍妮、南妮等女性形象的分析，特別是女主人公珍妮在她的三次婚姻中不斷的擺脫束縛與控制，尋找自己聲音的經歷，探討了處在邊緣地位的新黑人女性在男權及種族歧視社會的覺醒，以及在她們發現自我，追求自我的過程中的兩性關係和女性出路問題。
族裔和性別闡釋
本文著重分析了《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中的黑人和白人的角色刻畫。佐拉·尼爾·赫斯頓以充滿了關愛的筆觸，從人性的角度，而不是膚色和性別的角度，塑造了小說中的黑人、白人、男人和女人，沒有任何模式化的刻板形象。本文通過對小說這一特點的分析，指出小說在塑造少數族裔健康的自我認識及世界觀方面起到的積極作用。作者簡介
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1891? -1960)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一位命運坎坷的黑人女作家。她生前毀譽不一,死後十年更是默默無聞。然而,赫斯頓對20世紀許多黑人作家,如著名女作家格洛里亞·內勒( Gloria Naylor)、蓋爾·瓊斯(Gayle Jones)、托尼·凱德·班巴拉(ToniCade Bambara)、艾麗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等都產生過很大的影響,而且像拉爾夫·埃利森這樣的男性作家也同樣受到過她的影響。現在英美研究赫斯頓的專著已有幾十種,談論她的文章則不計其數。80年代以來,西方大學裡許多研究生都以赫斯頓的作品為題來撰寫博士論文。著名批評家、哈佛大學教授亨利·路易斯·蓋茨認為赫斯頓是美國黑人文學經典、女性主義文學經典和美國小說經典中的一個主要人物,並在其主編的《諾頓美國黑人文學選集》中稱赫斯頓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赫斯頓既是人類學家,又是文學家。她發表的著作主要有:民俗學著作《騾子與人》(Mules and Men, 1935)和《告訴我的馬》(Tell My Horse, 1938);長篇小說《喬納的葫蘆蔓》(Jonahs Gourd Vine, 1934),《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 ),《山里人摩西》(Moses,Man ofthe Mountain,1939)及《薩旺尼的撒拉弗》(Seraph on the Suwanee, 1948);自傳《道路上的足跡》(Dust Tracks on the Road,1942);另外還有短篇小說、劇本及散文作品50多篇。其中,《騾子與人》是第一部由黑人撰寫的黑人民俗學著作,它已成了這一領域的經典;《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是第一部黑人女性主義的文學作品,被譽為“黑人文學的經典,那個時期最佳的小說之一”。自60年代的黑人文藝運動和黑人美學批評出現以來,許多黑人文藝批評家都十分注重黑人作品的“黑人性”(blackness),而黑人性的源泉就是黑人民俗文化,包括黑人的方言土語。赫斯頓所創作的文學作品都是以黑人民俗文化為基礎的,都具有鮮明的黑人性,《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一書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敘事策略
它們將涉及以下幾個方面:小說的敘事結構、敘事模式、敘事手段和敘事語言。而在這幾個方面《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或多或少都受到民間故事敘事模式和黑人民俗文化的影響,特別是黑人土語和口述傳統的影響。
《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的敘事框架是一種故事中的故事的結構。全書共20章,第1章和第20章的最後三頁構成了一個大的敘事框架,它是由一位全知的第三人稱敘述者來講述的。小說的主體部分即為故事中的故事———從第2章到第20章的前兩頁———則是由女主人公珍妮在一個漫長的傍晚向她最親密的朋友菲比講述的。珍妮“充滿了人類最古老的欲望———自我揭示”,在飽經人生的滄桑後希望向朋友傾訴;菲比則是一個理想的傾聽者,她“如饑似渴的傾聽、幫助珍妮講述她的故事”。(第23頁)在某種意義上是她誘導珍妮講述自己的故事。作者赫斯頓借珍妮之口重述了一個關於珍妮本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從她祖母家開始,到她的兩個前夫洛根·基利克斯和喬·斯塔克斯的家,再到她的第三位丈夫迪·凱克之死結束。赫斯頓描繪了珍妮從一個情竇初開的姑娘到一個黑人婦女典範的成長過程。
這一過程也是珍妮從依附到獨立,從沉默的“客體”到講話的“主體”的發展過程。應該指出,這樣故事中的故事敘事結構在民間故事傳統中早已有之,也是比較常見的。對於赫斯頓這樣曾經學習過人類學並從事過黑人民俗文化田野調查的作家來說,採用這樣的敘事結構是十分自然的。民間故事的敘事模式常常是這樣的情況:故事的主人公為了某個目的而離家遠行,歷經種種冒險和危難,而且常常是三次歷險,然後凱旋迴家。
《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的主人公珍妮同樣離開了她從小生活的祖母南妮的家,並先後與三個男人結婚。第一次同基利克斯的婚煙給珍妮帶來的是有保障和安全的生活,但是沒有愛情可言,她只是丈夫的一頭騾子。第二次同喬·斯塔克斯的婚姻給她帶來的是富裕和地位,但是同樣也無愛情可言,她只是喬的一筆財產和一個點綴。第三次同迪·凱克的婚姻她才得到了真正的愛情。她和迪·凱克享有同等的權利,他們一起勞動,一同參與聚會,對生活共同作出決定。他們一起同颶風洪水搏鬥,同甘共苦。在經歷三次婚姻之後,珍妮回到了從小生長的伊頓維爾。如同民間故事裡的主人公在經歷了三次冒險之後,成了英雄凱鏇。珍妮在經歷了三次婚姻之後,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姑娘成長為一個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成熟婦女。這樣的敘事模式對於刻劃人物和凸現作品的主題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敘事手段方面,赫斯頓嫻熟地把黑人民間文化的種種因素融合進《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之中,這些因素涉及到黑人民間故事和布道詞。同時,基於黑人民眾生活的象徵和意象等手段在這部作品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由於赫斯頓曾幾次到美國南方、牙買加和海地收集黑人民俗文化的材料,出版了《騾子與人》等書,豐富生動的黑人民間文化已經成為她的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在寫《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時,赫斯頓把一些黑人民間故事自然地揉合進這部小說中。如“征服者大約翰”(Big John de Conquer)（p. 232)就是《騾子與人》中多次出現的黑人民間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約翰”的變體。小說中所說的“Ole Massa”
(“老主人”,南方黑人對上帝的稱呼)也曾在《騾子與人》的多個故事中出現。赫斯頓還用了黑人民間故事中的上帝造人的故事來比喻珍妮這個人物。故事是這樣講述的:上帝造人之時,他用的是不斷唱歌的方法和一種一直閃光的材料來造人的。後來,一些天使感到嫉妒,便把人
剁成數以百萬計的碎片。但是他仍然閃光和歌唱。於是那些天使把人敲打成粒粒火花,然而每一粒小火花依然在閃光和歌唱。於是他們又用泥包住每一粒火花。火花感到孤獨,它們相互尋找。然而泥土是既聾又啞。如同其他所有顫抖的泥丸,珍妮力圖展現她的光輝。(第138-139頁)赫斯頓用這個故事來比喻珍妮:她就像一粒火花被泥土般的父權制社會包裹住了,她竭力想擺脫傳統家庭和社會的壓制,使自己煥發出光彩。黑人布道詞是黑人富於表現力的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黑人布道詞充滿了激情,往往運用象徵、意象、詞句的重複等修辭手法,具有強烈的節奏感,極富感染力。並且黑人布道詞是一種動態的交流,常常有布道人與聽眾之間的應答呼應。他們把自己對世界的道德觀念加在了布道詞之中。黑人學者霍頓斯·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在論述黑人布道詞時指出:黑人布道詞“是一種集體宣洩的工具,它把社會的孤立成員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一位特別擅長布道的牧師。《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中有一段以反諷的筆調描述的為一頭騾子舉行的葬禮。在葬禮上一位牧師就像在黑人教堂里布道那樣,與在場的黑人民眾的應答呼應起來:
“誰殺死了這個人?”眾人齊唱著回應,“光光的胖子。”“誰殺死了這個人”“光光的胖子。”“誰殺死了這個人?”“光光的胖子。”“誰將出席他的葬禮?”“我們!!!!!”“好吧,現在行了。”
這些黑人民間故事和黑人布道方式的運用使得作品具有濃烈的鄉土氣息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的另一敘事策略是運用了一系列的象徵和意象,這對於人物的刻畫和主題的表達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人公珍妮在同基利克斯度過了幾年毫無愛情的生活之後,遇見了喬。喬的出現似乎給她帶來了新的希望,於是她決意離開基利克斯。此時,作者寫道:“清晨大路上的空氣像一件新裝,這使她感覺到了系在她腰上的圍裙。她把圍裙解開,把它扔在路旁低矮的灌木叢中”。(第54頁)這圍裙象徵著第一次婚姻對她的束縛,她只是一頭幹活的“騾子”。她把圍裙扔掉意味著她的女性獨立意識開始覺醒。雖然珍妮的第二次婚姻使她成了鎮長夫人,但這並未使她感到真正的幸福。她的丈夫喬·斯塔克斯只是把她當作一件欣賞品。他不準珍妮參與當地居民常在他家門廊上的聊天,更不準她開口講話。珍妮有一頭秀髮,為了防止其他男人對她的覬覦,喬“命令珍妮把頭髮束起來”。結果,在下面的敘述中,我們看到,在喬的葬禮舉行後的當晚,珍妮便把用來束頭髮的髮帶全部燒了。這些髮帶象徵著第二次婚姻對她的束縛,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髮帶也象徵著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燒掉髮帶的行為象徵著她的女性獨立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和她對傳統男性社會觀念的反抗。珍妮同迪·凱克的認識和結婚使她第一次體驗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和幸福。迪·凱克初次同珍妮見面時便提議教她學下棋。在當時,下棋是男人玩的遊戲,婦女無權參與。迪·凱克的提議象徵了他要平等地對待珍妮。所以聽到這樣的提議,珍妮欣喜不已。作者用象徵的手法寫道:當晚“她坐在門廊上,觀看月亮升起。不久,琥珀色的月光如潮水般地覆蓋大地,消除白天的乾渴。”(第15頁)這裡月光滋潤大地的象徵暗示著珍妮在受到20多年不平等婚姻的壓迫之後,第一次體驗到了渴望已久的男女平等的幸福感受。不久後,珍妮同迪·凱克結婚,並搬到佛羅里達的大沼澤地。白天珍妮穿著工裝褲,同迪·凱克一起去乾農活;晚上農工們聚集在珍妮家玩耍,而珍妮“可以聽、可以笑、也可以講話”,她能夠聽別人講故事,也能自己講故事。而這些在以前的兩次婚姻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珍妮穿的工裝褲成了她獲得了自由和平等地位的象徵。圍裙、髮帶和工裝褲成了珍妮三次婚姻的象徵,昭示了珍妮女性主義的勝利。
在敘事策略上,《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最具特色、最為成功的方面可能是它的敘事語言。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運用了自由間接話語。自由間接話語是展示人物的說話和思想的一種話語類型,它具有正常間接話語的語法特徵(如:第三人稱,與直接話語相比時態向後轉移),但是它不帶有“他說”或“他想”一類標籤性的語句。自由間接話語能展示人物的意識和言語而無一種敘事聲音明顯介入的痕跡。這樣的敘事方式會縮短文本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更真切地體會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亨利·路易斯·蓋茨指出:是赫斯頓首先把自由間接話語引入美國黑人的敘事中。在作品中,當描述珍妮看到蜜蜂在繁開的梨花間采蜜,產生對愛情的強烈渴望時,赫斯頓這樣寫道:
她看見一隻帶著花粉的蜜蜂落入一朵梨花的聖所中,成千的花萼起身來迎接這愛的擁抱,這株樹從根部到最小的樹枝都在欣喜若狂地顫抖,每一朵花都浸潤著玉液,狂喜得湧出瓊漿。這就是結婚!……然後珍妮感到一種悵然所失的美妙而痛苦的感覺,這種感覺使她一身倦怠無力。
而當喬·斯塔克斯初次遇見珍妮時,作者用了一段自由間接話語和間接話語的混合體來描繪喬這個人物:
但是,當他聽到他們要建立一個全部由黑人組成的城鎮時,他明白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一直都想成為一種權威的聲音,然而在他呆過的地方和其他各處都是白人擁有權威的權力,只有這個黑人自己正在建立的地方例外。把那個城鎮建設起來的人應該成為那裡的老闆。如果黑人想為某些事情而歡呼,那就讓他們也搞建設。他很高興把錢都積蓄起來了。他打算在那個鎮還是個嬰兒時就到那裡去。他打算做一筆大買賣。要成為一種權威的聲音一直都是他的心愿,而且他活了近30年一直都在尋找一個機會。珍妮的爸爸和媽媽在哪裡?
如果大聲朗讀這段話,它聽起來就像一段引號括起來的直接引語,然而,這段文字卻沒有引號,也沒有一句話是直接話語,而是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聲音交織在一起。不過讀者可以判斷出這是喬對珍妮的一段陳述。文中的方言顯然屬於敘述者和喬兩人。小說中有一段珍妮當眾嘲笑喬的情節,作者在此用了一段自由間接話語來展示喬的內心感受:
在一生中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雄心沒有用。珍妮那殘忍的欺騙!一直都顯得那么恭順,然而卻在鄙視他!嘲笑他,而現在又唆使全鎮的人都這樣做。
這段話揭示了珍妮的嘲笑在喬心中的震撼,這對喬在精神上不啻是致命的一擊,這件事後不久喬就在抑鬱之中死去了。《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在敘事語言上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黑人方言土語和獨特表達方式的運用。赫斯頓敏銳、忠實地記錄了美國南方黑人的活生生的語言,這在作品的人物對話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小說風格
赫斯頓在《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中採用了南方黑人共享的方言土語和獨特的表達方式,並加以“修正”,使之與黑人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鑄成一種體現黑人特徵的文學語言,使得這部小說成為具有強烈黑人性的代表作品。這部作品的語言特色和其他敘事策略以及它的女性主義的主題使它能在被湮埋了幾十年後又重放異彩,成為美國文學史上的經典。
解讀女權主義話語
黑人女性由於其種族與身份的特殊性，其境遇苦不堪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受被壓迫人們壓迫的人”。在這個以男性話語為主導的男權社會中，女性話語權一直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她們只能或是以男人的聲音說話，或是保持沉默，因此，女性尋找自我聲音這一主題已經成為女性文學傳統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中，赫斯頓通過塑造珍妮這一人物，探尋黑人女性在一個白人意識和男權意識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中尋找自我聲音的艱辛歷程。本文結合福柯等人有關話語權力的相關理論來探索主人公尋找自我聲音的荊棘之路。
女權主義話語權力聲音話語權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女性一直被認為是不完整的人性，並且通常被置於男性的從屬地位，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第二性”。因此，人類社會的漫長歷史也是女性被男性壓迫的歷史。如今，雖然經歷了無數女權主義擁護者的不懈努力，女性地位比從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這個意識形態上仍具有男權傾向的社會裡，女性仍然處於劣勢。而美國社會中的黑人女性因為種族與性別原因，更加深受邊緣化之苦。
作為女性，她們受到了白人男性與黑人男性的雙重壓迫與剝削；作為黑人，她們承受著種族主義和階級制度的雙重迫害與摧殘，從而飽嘗生活的艱辛與困苦。同時，父權家庭和社會中強烈的男性話語嚴重地壓抑了黑人婦女，使她們失去了培養個性的機會，長期以來生活在男人為她們圈定的範圍內。儘管如此，她們卻並未退縮，執著地追尋屬於她們自己的聲音。在這個以男性話語為主導的男權社會中，她們不斷探尋自我的身份，把語言看成是一種工具，通過與別人交流尋找自我，贏得話語權，展現她們自己獨特的聲音。
詹姆斯·費倫在《作為修辭的敘事》中認為：“聲音是說話者的風格、語氣和價值的綜合。”由此可見，聲音是言說者的載體，它傳達言說者的不僅有交流的內容，更多的是話語的權力。而在雙重文化和雙重種族的欺壓下，黑人女性完全喪失了應有的一切權利。她們身處於白人和黑人男性的主導話語系統中，成為失語的物體，只能充當被奴役的工具和供男人使用的性奴隸。因此，對於黑人女性來說，話語標誌著她們對自我精神力量與生命價值的探索和追求。女性話語不僅體現著女性說話的權利、資格和價值取向，更表現了女性說話的渠道、途徑和影響力。女性話語權是女性人群的利益、主張、資格及其自由力量的綜合體現，它既包含著對女性言說及其主張所具地位和權力的隱蔽性認同，又取決於一種話語有效的社會環境、表達機制與主體資質，還直接表現了女性對自我現實狀態的把握以及相應主觀心態的流露。所以，黑人女性唯有找回聲音，方能解放自己的身體，從而找到真正的自我。
《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被認為是佐拉·尼爾·赫斯頓的代表作。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交替敘述形式講述了珍妮和她三位丈夫的故事。這部小說更深層、更重要的主題是珍妮尋求自我身份的過程，而她的成長過程也正是一個找到自我聲音的過程，所以，話語在形成她的生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故事開始，珍妮有兩個家，一個是她祖母的家，另一個是她們自己的家。然而，在這兩個家中，珍妮都覺得很壓抑。後來，珍妮嫁給了第一任丈夫洛根，有了自己的家。然而，這個家同樣是死氣沉沉、毫無生氣的。珍妮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終於和視野較廣、觀念沒有被家的圍牆封住的喬私奔了。遺憾的是，儘管喬比洛根強，並且還為她提供一個相當大的家，但珍妮還是感到很壓抑。喬死後，珍妮繼承了喬的遺產，雖然住在一個偌大的家裡，但寂寞和孤獨卻使珍妮經常在夜裡傷心落淚。她終於意識到房子的大小和財產的多少並不能決定一個女性的生活能否幸福。直到珍妮愛上了蒂·凱克，她才得以建立了真正意義上自己的家。在這個家中，她沒有受到限制，相反，她感到有了自己的力量。雖然蒂提供給她的是只有兩個房間的小家，但她找到了能釋放自己情感的場所。她和蒂真誠相愛，他讓她體驗到了真正的快樂。
由於外祖母南妮的影響，童年時的珍妮沒有認清自己的身份，迷失了自我，一直處於失語狀態。南妮曾是一名女奴，雖然她教導珍妮學會獨立和堅強，但同時，她對珍妮命運的安排卻因愛之名扭曲了珍妮的一生。南妮由於長期受父權制與奴隸制的毒害與影響，理所當然地把婦女的命運寄托在男人身上，正如她所切身感受的那樣：“白人是一切的主宰，也許遠在海洋中的某個地方是黑人掌權，但我們沒有看見，不知道。白人扔下擔子叫黑人男子去拾起來，他把它拾起來了，因為他不得不那樣做，可是他不挑走，他把擔子交給他的女人。依我看，黑人婦女是世界上的騾。”
因此，她把婚姻視為珍妮的出路，以此來避開窮困和侮辱，並且認為婚姻是帶來較高社會地位的機會。勞瑞恩·貝索在談到這種隔代關係時指出：“外祖母南妮忠實地屈服於男權系統，又將其受傷的心理作為遺產傳給珍妮，這充分顯示出男權社會對黑人婦女的壓迫具有可惡的連續性。”
這種壓迫的連續性使剛剛16 歲的珍妮首次步入不幸的婚姻。可見，在這一階段，珍妮沒有屬於自己的聲音，只是被動地聽從他人的安排。雖然外祖母不乏愛心與關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思想鉗制也成為珍妮發現自我和尋找聲音的羈絆。
黑人社區是珍妮成長的搖籃和探尋聲音的沃土，特別是在小說的兩個重要背景地點———伊頓維爾和大沼澤地，珍妮不停地與自己所在的社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有些時候，她渴望加入這種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活，因為它能夠給予她溫暖、安全、溝通和交流，使她可以充分地展示個性，定義自我。然而有些時候，人們出於嫉妒她的獨立和堅強意志而傳播關於她的流言蜚語。這代表的是社區整體的負面因素：要求人們犧牲個性。而珍妮對此總是嗤之以鼻，她拒絕做出這種犧牲；她要遵循內心的呼喚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和地平線。
珍妮尋找自我聲音的過程主要體現在她所經歷的三次婚姻中。因為少女時代梨樹下的美好感受促使她力圖通過建立圓滿的婚姻和尋找理想的戀人來實現自我的滿足和對自我的探尋。因此，婚姻狀況的變化是她不斷尋找自我的進程，是她作為一個黑人女性追求獨立自主地位的進程。她對婚姻認識的深化過程也是她不斷自我發現，走向成熟的過程。在經歷了三次婚姻後，珍妮由一個不諳世事的女孩逐漸成為一位具有女權主義話語意識的成熟女性，從一個沉默的“客體”變成一個有著自己聲音的“主體”。她的前兩次婚姻均以失敗告終，因為她的前兩任丈夫洛根和喬都只是把珍妮視為財產和飾物，並沒有平等地對待她。在婚姻生活中，他們總是阻止珍妮表達自己的想法，同時還強迫她保持沉默，企圖以此扼殺珍妮的個性和話語權。他們妄想獨霸話語權，並以男權話語建構他們心中理想的男權王國，他們從來沒有將珍妮視作一個獨立的個體，總是試圖按照男性的需要來塑造珍妮，並控制和支配身邊的世界。如在慶祝會上，居民們邀請珍妮發言，但喬卻搶先聲明：“我的妻子不會發言。我同她結婚不是為了讓她做這類事情。她是女人，她的位置應在家裡。”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認為：話語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即所謂的“話語權”。話語不僅構成權力鬥爭的場所和平台，而且成為權力鬥爭的手段和武器。面對男性話語的強勢壓力，珍妮並沒有一味地順從和忍讓。她不斷地反思自己的過去，為了保護自己的創造力不被扼殺，為了維護真正自我的存在，珍妮巧妙地戴上了面具。她同時扮演兩個人：一個內“我”，一個外“我”。這是珍妮對泯滅個性，壓抑話語權的婚姻所作的反抗。根據福柯的話語與權力理論，權力不僅是壓制性的，也是生產性的。男權制社會採用種種策略規訓強迫女性或是以男人的聲音講話，或是保持沉默，從而力圖壓制她們的聲音。然而在壓抑女性的同時，也幫助女性積蓄力量，等待爆發的時機，可以說這就是權力話語的產出功能。
最終，珍妮不再沉默，她運用犀利的話語對抗暴力，表達自己的觀點並且尋求自己的力量。她對喬反駁道：“……你在這兒挺著大肚子吹了許多牛，不過除了你的聲音大，它們都一文不值。哼！說我顯老了！當你把你的褲子脫下來時，你才顯出了生活的變化。”
珍妮的這段話對喬是致命的一擊，它嚴重地刺傷了他的虛榮心，打碎了他在家庭和在該鎮的權威。這段話也成為珍妮從沉默的“客體”轉變為擁有自己聲音的“主體”的轉折點。珍妮與第三任丈夫蒂的婚姻建立在一種和諧平等的兩性關係上。這是一種真誠、親密的交流關係，因此，傳統父權社會的夫妻關係就此被顛覆。蒂不僅關心而且支持珍妮去展示個性，發現自我。因此，在這次婚姻中，珍妮才真正從自身出發認識自我，而不是像以往對自己的認識主要來自別人對她的界定。伴隨著蒂的幫助，珍妮每天都在成長並認識自我，完成了從失語到言語，從“無我”到“有我”的轉變。在佛羅里達大沼澤地，她“可以聽、可以笑、也可以講話”，她獲得了與前兩次婚姻不同的地位，她在自我發現的道路上有了重大的進展。話語權的獲得不僅是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在獲得話語權的過程中，她尋求自我，實現自我。蒂的意外死亡向讀者傳遞了一個顛覆性的信息，即異性愛可以促進女性自我的成長；然而，男性在此過程中，也只是作為“他者”去幫助女性，他們並不是女性生活的完全依靠。珍妮為了生存被迫殺死蒂後，她並沒有沉溺於痛苦中無法自拔，相反變得更加堅強自信，成為一位獨立成熟的大寫的“人”。法庭審判的場景對於深化主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小說的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直接引用的話語，然而此刻珍妮並沒有直接向讀者進行訴說，而是敘事者間接地概述了珍妮的話。艾麗斯·沃克認為珍妮的沉默正是反映了她已掌控自己的聲音，這一點在瑪麗·埃倫·華盛頓為小說所寫的序言中也有相應敘述：沉默已成為她的力量的標誌。因此，經歷了種種坎坷與不幸之後，珍妮可以稱作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黑人婦女。她敢於對抗和挑戰父權話語；她不僅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而做出自己的抉擇，而且還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批判性的思考。生活的歷練使珍妮從沉默無語走向為自己吶喊，從壓抑自我走向表達自我，從順從走向抗爭，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聲音。
博納德·馬拉姆德在《自然》中寫道：“我們有兩份生活……一份是我們學習的生活，一份是在學習之後我們所過的生活。苦難帶領我們走向幸福。”這句箴言非常適合珍妮的生活，她已歷經苦難，長大成熟；她發現了自己的聲音，定義了自己的身份，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儘管愛人肉體已去，但他留下的回憶與精神財富永遠與她現在這個獨立的個體同在。她實現了很久以前在梨樹下追尋的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珍妮這個角色的成功塑造，體現了作者赫斯頓對黑人女性生命價值完整性的執著探索和不懈追求。同時，這部作品具有的豐富內涵為建立黑人婦女文學傳統做出了重要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美國黑人文學的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