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湖書院

豐湖書院

豐湖書院,位於惠州西湖景區內,宋代、豐湖書院建在橋西銀崗嶺(近銀山大廈-後所街附近),清康熙三十三年(1695)遷書院於此,院內有亭、榭、台、沼,為憩息之地,後院荒廢,嘉慶六年,知府伊秉緩重建,仍取名“豐湖書院”,院小建有澄觀樓、樂群堂、夕照亭和浴風閣,1922年院毀,不久又建,改名惠州中學。1966年,改為惠州師範,解放後,改為惠陽地區師範,文革時期,改為會議招待所。1978年,復為惠州師範,1979年,改為惠陽師專。1993年,改為惠州大學。

基本信息

簡介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豐湖書院位於惠州西湖境內,宋代、豐湖書院建在銀崗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5)遷書院於此,院內有亭、榭、台、沼,為憩息之地,後院荒廢,嘉慶六年,知府伊秉緩重建,仍取名“豐湖書院”,院小建有澄觀樓、樂群堂、夕照亭和浴風閣,1922年院毀,不久又建,改名惠州中學。1996年,改為惠州師範,解放後,改為惠陽地區師範,文革時期,改為會議招待所。1978年,復為惠州師範,1979年,改為惠陽師專。1993年,改為惠州大學。現校園前面建造的古樸牌坊,其匾聯石刻為嘉慶(1801年)清代名士宋湘撰寫。匾額“豐湖書院”,楹聯“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書法莊重靈秀,渾厚超逸。

惠州學院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其前身之一惠陽師專的歷史,可追溯到宋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在大辦書院的潮流推動下,惠州太守趙汝馭銀岡嶺創建“聚賢堂”,又稱為“十二先生祠”,以紀念唐、宋以來對惠州經濟文化最有貢獻的先哲名儒“十二先生”(陳 偁、蘇軾、陳蕘佐、陳鵬飛、古成之張宋卿、留正、許申、蘇過、陳瓘、陳奐),作為講學授道的場所。寶佑二年(公元 1254),惠州太守劉可剛進一步把“聚賢堂”改為書院,並以惠州西湖命名,即“豐湖書院”,成為當時廣東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它一直是惠州的最高學府和惠州西湖的名勝古蹟,清代名士宋湘的名聯“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是書院最好的寫照。
正門是一座古建築物,門首上書“豐湖書院”的石刻,兩旁聯曰“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一直三進,分上中下三個大廳,廳與廳之間有大天井相隔,每個大天井,約有二百平方米,東西兩廂,是一排平房,那就是古代的科考試場.

創建變遷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豐湖書院創建於南宋寶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在宋代大辦書院的歷史潮流推動下,南宋淳祐四年(公元一二四四年),惠州太守趙汝馭在惠州艮崗嶺(今中共惠陽地委所在地)創建“聚賢堂”,紀念唐、宋以來對惠州經濟文化最有貢獻的名儒“十二先生”,(陳偁、蘇軾、唐庚、陳堯佐、陳鵬飛、古成之、張宋卿、留正、許申、蘇過、陳瓘、陳奐),並作為講學援道的場所。

艮尚嶺,是惠州西湖勝景“開元佛跡”所在地。宋代余靖在《開元寺記》中生動描述艮崗嶺的山水:“重崗復嶺,隱映岩谷,長谿帶蟠,湖光相照,探幽賞異,一郡之絕”。唐代建造的開元寺是惠州“祠宇最壯、最勝之寺。”從東晉的龍興寺至唐的開元寺,至南宋的聚賢堂,在惠州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歷史意義。
十年後,寶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惠州太守劉克綱就進一步把聚賢堂改為書院。按當時書院組織改組。“以州學兼山長”(院長)“挑選有志尚的生徒,講習其中”。作為惠州府的最高學府,並以惠州西湖命名“豐湖書院”(宋代對惠州西湖一般不稱西湖,愛稱豐湖)。劉克綱並擴建堂舍,在原來的“稀是堂”後面另建“十二先生祠”。西面,又另建“六君子堂”。“南辟四齋,立三門”,作為講習場所。

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攝守林畔在院前建“如沂亭”。經歷宋、元之間的戰火後,元大德三年(公元一二九九年),山長黃趙孫重建。

明代,書院幾度興廢,嶺南文化己同全國一樣。由於惠州城市建設擴展及惠州西湖聲譽日高,國內很多名士南來惠州興辦書院,如“濂溪書院”、“天泉書院”等(不久便廢),與豐湖書院競相傳道講學。著名教育家、哲學家王守仁(王陽明、公元一四七二年至一五二八年)亦曾來惠州。他的學生薛侃在豐湖書院講學,傳播他的學說。

宋代三百年間,惠州府六個縣共有進士五十三人。歸善(今惠陽縣)進士留正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公。李思純、李思義、陳國翰、陳開、黎獻臣都任過州官。州官薪俸二千石,後人稱他們住地為“萬石坊”(今市內中山南路)。悔蟠元、梁昭德、張宋卿等稱儒林人物。

明代,惠州府有進士四十四人。歸善進士葉夢熊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留下相當價值的著作。楊起元官至吏部侍郎,對文學和理學都很有研究。他和葉夢熊的著作被收入《四庫全書》。葉夢熊、楊起元、葉萼、葉春及、李學一等被尊稱為“五先生”。車邦佑、曾守約、張萱、李樹勛韓日瓚等分別在政治、武功、學術、文學等方面有一定成就。鄭維新在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寫成《惠大記》(即嘉靖版《惠州府志》)。

明代末年,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盪。豐湖書院門庭冷落,逐漸荒廢。

清代模樣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清代初期,清統治者害怕書院傳播反清愛國思想,對書院多方限制。後來清政府提倡理學,開始有一些地方官吏自行設定書院。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惠州知府呂應奎“奉令捐薪”建西湖書院,購黃塘錦衣園部分地基。又稱“義學”。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六九四年),惠州知府王瑛鑒於惠州各地教育事業凋零,乃買錦衣園及“義學”地基以為講學習誦之所,復名豐湖書院(原艮崗嶺豐湖書院舊址,清代改建“長壽庵”。後經多次重修,直至近代)。

錦衣園即“泌園”,是明代葉夢熊的別墅。座落在今豐湖半島北端,三面環水(今惠陽師專主體校舍位置),是當時惠州西湖著名的園林建築之一。葉夢熊“買得龜峰千頃波,增築樓台三百堵”。巧妙地構成“疏欄架檻通間地,畫舫傳觴接水籬”。樓台掩映,景態萬千,稱為“西湖佳麗處”。明亡後,
“泌園”雖已衰落,但還是愛國志士交往之地。葉夢熊之孫葉維城與號稱“嶺南三大家”的詩人屈大
均、陳恭尹、梁佩蘭及其他一些明末遺臣、名儒,就在這園內寫下很多愛國詩文。
王瑛重視文化教育建設,同時重視風景園林建設。他的《豐湖書院記》,詳細闡述他的教育思想:
“土地人民,國有之寶。因其高下而修之,因其知能而教之,則為政之所先也”。“然古今為政知養教人才者猶不乏人,至於點綴湖山,則或以為無益之費,豈知山川之有助於人文若此也”。

王瑛重建豐湖書院,盡了很大努力。他籌劃經費,“買金龍鎮等處田,歲收租五百餘石。置水口圩店房,歲收租四十餘兩”。對“貧而願學者,給以膏伙之資”。“歲有贏餘,稍為修葺書院,點綴湖山之用”。“建堂舍二十四,以為講學習誦之所,修建亭、榭、台、沼,以為游息之地”。他延聘名儒來書院講學。還做到“政暇,課生徒學業其間,因以登臨嘯詠”。

不久,提督王文雄在書院西側建設“御書樓”,把康熙皇帝御書杜詩四句:“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摹題於石,供奉樓上。

自豐湖書院重建後,“士之讀書奮起,以得科名者,不乏其人。而遠近親朋,相與扁舟湖上,一唱一酬。篇什流傳,頗極一時之盛。”

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清廷頒布“諭旨”,命各省省城設立書院,並給一千兩艮子為開辦費。確定“書院是古侯國之學”(相當於“省立大學”)。於是各省紛紛設立書院,再度掀起辦書院的熱潮。

嘉慶五年(公元一八○○年),惠州知府伊秉綬以“國家尊崇正學”,應“十州人之請”,“費白金五千兩”,大規模修建豐湖書院。次年(公元一八○一年)落成。聘名士宋湘為山長。宋湘並為書院正門題額及撰書對聯。

伊秉綬號墨卿,福建汀州人。是清代名宦,又是名儒、書法家。“工古隸”。他別具風格的隸書稱為“伊隸”。他對惠州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經濟都有建樹,惠州人民在書院東側建“伊公祠”以為紀念。

他在院內立石撰述他的教育主張:“學者,學聖人也,學為人也。人雖謙讓,未有讓不為人者,而奚辭乎。將與守白鹿洞之遺規,孜孜矻矻,勉乎言與動,以求慊戒欺,以後可為人,可以為賢為聖”。又在院內大堂壁上題隸書“敦重”二字,並寫跋闡述:“人需厚重也,重則威儀整,學問固。所以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之謂乎。余故於廳內題‘敦重’二字以銘之”。
他繼承惠州西湖古典園林建築傳統,建造各種房舍。先後建成“樂群堂”、“澄觀樓”、“夕照亭”、
“風浴閣”。“面積廣百畝”,超過前代規模。他並制訂書院各種制度,訂立學規,開拓經費來源。

宋湘,號芷灣,程鄉(今梅州市梅縣區)人。是詩人書法家。學識淵博,才華橫溢。主講豐湖書院期間,四方學儒雲集,使書院聲名大振。他著有《紅杏山房集》十一卷。其中在豐湖書院期間所寫的詩篇,集為《豐湖漫草》一卷、《豐湖續草》一卷。臨別書院時,在院內澄觀樓壁上,寫下《五別詩》。晚清詩人丘逢甲譽為“米顛書法杜陵詩”。
嘉慶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惠州知府羅含章一到任就親自過問豐湖書院。採取很多措施,
“正其趨向,發其志氣,增其書舍,厚其膏伙,嚴其考課,親為講解文字”,針對當時書院經費不足,教師待遇低微,學生生活困難的狀況,帶頭“捐廉四百兩為倡,上下回響,得一萬四千五百兩,發歸(善)博(羅)當商生息”,作為書院基金。並建立財務規章:“立支銷章程,勒石碑,通詳立案”。“兩縣紳士輪管,歲上出入之數於官,各屬紳士得會校稽查之”。要求教師質量和提高教師待遇並重。“掌院老師須兩榜,品學兼優,紳士請府聘任。束修三百兩,一伙食八十兩,贄見節儀合四百兩,月米二石。監院,谷四十石”。對學生則按不同班級,提高生活補助待遇。於是,書院進一步鞏固發展。“從者雲集,人競向學”。進入一個新的鼎盛時期。

千秋名共湖山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十九世紀的豐湖書院己是嶺南的著名書院,既是惠州的最高學府,又是惠州西湖的優美園林勝跡
書院在豐湖之中,“三面皆水,蟠踞一山”。
書院面南,正門是宋湘親筆題書的石刻門額“豐湖書院”四個大字以及兩旁石刻對聯:
“人文古鄒魯,
山水小蓬瀛”。

大門內是“樂群堂”,可容數百人,是講學的大課堂。伊秉綬親為題額。在正面壁上題書“敦重”二字。兩旁懸掛宋湘撰書的木刻對聯:
“萬間廣廈庇來新,
問秀才老屋深燈,
他日幾逢賢太守;
千頃平湖游者眾,
看後起誅情沂思,
有人重起古循州”。
堂北有四室,“掌教者所居”。上有樓名“澄觀樓”。“祀文昌及周、程、朱、張五夫子”。樓門兩旁懸掛宋湘撰書的木刻對聯:
“從來此地比誅沂,
試看水色天光,
四面春宜風浴;
自後何人更蘇翟,
認取前峰燈火,
千秋名共湖山”。
樓內東壁,是宋湘用蔗渣題書的《五別詩》:
別湖花
種花見花開,花開客言別。
眷此灌溉勞,念彼歲時闊。
春花信為榮,秋實理當結。
好善護本根,持以貽來哲。
別湖山
湖山閱多人,賢愚俱不言。
山花百相媚,眾妙真一門。
念我山中人,每倒花下尊。
慚愧山鷓鴣,當別猶殷勤。
別湖水
我出具一艇,我入具一瓢。
我衣無宿垢,我硯有良苗。
猗嗟湖之水,於我乎逍遙。
懷哉清漣漪,臣心以久要。
別湖風
故人不別我,我別故人去。
今夕湖水上,明日知何處。
欲將舊釣絲,結在湖心樹。
湖樹吹且長,釣絲理如故。
別湖月
月明出湖東,落亦湖西邊。
知我在湖上,只照湖水間。
寂寞夜復夜,寸心時往還,
安得結湖屋,人月無關山。
東側是“伊公祠”、“祀太守伊公”。西側是“西祠”,“乃捐金祿位祠,凡助艮者從其主進”。“祠外堂室三,前軒西湖”。前軒數十步是“風浴閣”。宋湘親為題額並賦詩:
“盡拓窗三面,平收水一灣,
驗荷知鴨睡,窺石認星還。
艇艇去何急,榔榔嗚不平,
始知鷗鷺侶,全占好湖山。
後山高處是“夕照亭”。伊秉綬親為題額。
院之西是“御書樓”。樓之西是“黃塘古寺。”
登夕照亭四望:“雲山環繞,水木清華”。浩淼西湖,“湖光一望收”(姚璩詩)“遠近纖濃似畫圖”(獨漉詩)。遠眺“紅花峰、望天螺、荔蒲、菱溪,俱在指顧。至若芳華之洲,碧水之關,六橋暮靄,孤嶼斜暉,栩栩然覺蓬瀛之非遠也”(陳鴻猷《豐湖書院記》)。

院前湖中有“湖心亭”。亭旁有“釣魚台”。“亭有橋與院相連”。亭四周,游魚戲鳥,翠波綠浪,“淼淼湖光迥,孤亭浪拍空”。月夜,“明月照芳亭,水色天心共見”(吳騫《重修亭記》),別有一番情趣。
豐湖書院幽雅清靜的環境,秀麗的湖光山色,使歷代詩人墨客,到此流連忘返。“江山意遠,水墨緣深”。他們即興賦詩,題詞刻石。“湖山繞几案,花木盡文章”(衛金章詩),為書院增添瑰麗的異彩。
清愛國詩人丘逢甲游豐湖書院賦詩:
“門題山水小蓬瀛,
前輩談經講席橫;
一片湖雲遮不住,
藕花深處讀書聲。”
“一鏡平湖水,文明萬古長”(呂應奎詩)。此後,豐湖書院的“鄒魯人文”和“蓬瀛山水”更為世人所景仰。

豐湖書藏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急劇變化。清朝封建教育制度隨著政治經濟的衰落而日趨腐朽。西方各種新思潮和科學藝術的傳播,使知識界耳目一新。先進的思想家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力主學習西洋的教育,希望逐步得到實行。教育內容逐漸變化。圖書受到重視。
道光末年(公元一八五○年),惠州知府楊希銓大力修建黌宮、校場、西湖名勝及東坡遺蹟。又組織人力,撥專款修訂郡志(即現存的光緒版《惠州府志》),禮聘各地名士,如桂林顧椿、嘉應林兆龍、廬陵王贈芳等來豐湖書院主講。並捐贈圖書六百冊給豐湖書院,為書院“藏書之先聲”。
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梁鼎芬主講豐湖書院,把書院推進新的階段。
梁鼎芬號節庵,番禺人,是嶺南名儒,博學多才,擅書法,著作有文集、詩詞集等。
梁鼎芬的政治教育思想,是“以文章道德氣節倡後進”。他在院西側建“蘇公(東坡)祠”。重修風浴閣,改名“洗肝亭”。取東坡詩“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之義。在院東側建“范孟博祠”、“寓澄清天下之志”。並撰書范孟博祠的對聯:“氣節重東漢,英靈托西湖”。他在“書藏”樓上題書很多屏語:“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自勵如玉雪,不使秋毫沾污”。他撰寫書藏的對聯:
“得地已高,當做第一流人物;
有書可讀,坐想數千載人才。”
梁鼎芬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培養了不少人才。如江逢辰、李綺青、楊壽昌、葉熔煌、張慰增等都是他的得意門徒,豐湖書院的高材生。當時,國內很多名儒學者南來豐湖書院講學,惠州的名山秀水充滿了濃郁的學術風氣。梁鼎芬當時曾撰書一副充滿自豪的木刻對聯懸掛在書院外門:
“水媚山暉,平湖聚秀;
春華秋實,閬苑儲英。”
梁鼎芬另一個貢獻是創建“書藏”(圖書館)。他向省內外賢吏名流發出捐書函信,徵集了五萬六千多捲圖書典籍,並“親手題簽,自裝部目”,編《豐湖藏書目》八卷。在院西側“築樓三楹,作藏書之用”。名為“書藏”。又親“定借書之約,設掃蠹之傭”。此後,圖書不斷充實,最多時達十萬冊。
“書藏”的創建,有力地推動了書院的學術研究和社會上的讀書風氣。李綺青記述當年院內的學習情景:“每當柳堤春暖,槐院晝長,野航在門,子衿盈室。或經生對案,證諸說之異同;或吟客攤床,手一篇以喔詠”(《番禺梁文忠公配享豐湖蘇祠記》)。江逢辰的詩反映了社會上另一個側面:
“豐湖先生作書藏,
小戶貧家知買書;
但得五車搜舊蠹,
不辭三月食無魚。”
公元一九二一年,因戰火紛飛,書藏圖書大部移置城內,一九三一年,另行建立“豐湖圖書館”(今惠州市圖書館前身)。
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清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創建廣雅書院,禮聘梁鼎芬前往擔任院長。
光緒末年,石德芬主講豐湖書院時,刻伊秉綬、宋湘像於石,供奉風浴閣上。梁鼎芬於公元一九一九年卒於北京時,惠州人民在豐湖書院內致祭,並崇祀在院內蘇公祠。
一九○一年,豐湖書院改辦“惠州中學堂”。辛亥革命後,改辦“惠州中學校”。一九四六年,又改為“惠州師範學校”。
由於年事久遠,朝代更替,豐湖書院原來的房舍,至今已蕩然無存。但它對惠州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永遠記在史冊的。

伊秉綬

豐湖書院豐湖書院
伊秉綬任惠州知府期間的豐湖書院是豐湖書院鼎盛的時期。因此,說到豐湖書院就不能不說伊秉綬。
伊秉綬(1753-1815),字組似,號墨卿。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伊秉綬應鄉試中舉人,五十四年(1789年)應會試,進士及第,初授刑部額外主事,補浙江司員外郎,繼任刑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惠州知府、揚州知府等職。伊秉綬從政清正廉潔,愛護百姓,除暴安良。嘉慶四年(1799年)任惠州知府,一到任就問民疾苦,革除惡習陋規,特別注意抑制豪強為非作歹,整頓社會秩序,維護地方治安。同時,他還重視教育和文化事業。除了重修豐湖書院以外,伊秉綬還重修了白鶴峰蘇文忠公故居和蘇軾侍妾朝雲墓,被當時士林傳為風雅盛事。
都說清朝官員腐敗,還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可那時的地方官很多都重視教育,和後來的貪官只認錢大不一樣。豐湖書院就是伊秉綬一手扶植起來的。現在惠州大學校內殘存的豐湖書院遺蹟都是伊秉綬時代的。現存的楹聯"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其實是宋湘為豐湖書院的二門所題。豐湖書院頭門上的楹聯是伊秉綬題寫的"學焉得其性之所近,覽者將有感於斯文"。豐湖書院修好後,伊秉綬請來當時的著名詩人宋湘主持豐湖書院。他還與宋湘一起制訂了豐湖書院的規章制度。宋湘的詩集裡有《豐湖草》《豐湖後草》各一卷,都是在書院擔任山長的兩年時間裡寫的。在豐湖書院期間,宋湘鍾情惠州山水,從他的詩歌里,可以看到一個非常迷人的豐湖和同樣迷人的書院:敞敞亮亮的一大片水,清清靜靜的一座院落,清風明月,春綠秋白的蘆葦,那是一幅令人神的畫卷。
伊秉綬死於揚州知府任上。由於他的努力,揚州大水之年無一災民餓死,揚州人民為此深感其恩。伊秉綬死後未及一月,便被揚州百姓供奉於"三賢祠"("三賢"指的是白居易、林逋、蘇軾)內,時至今日,在揚州人民的心目中,伊秉綬仍被尊稱為"揚州四賢"(原"三賢"加秉綬即"四賢")之一。

中國書院大全

“書院”這個名稱,最早出現在唐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特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獨特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五代時,由於戰爭的影響,官學衰廢,士子苦無就學之所,於是自動擇地讀書。一些學者在佛教禪林制度的影響下,也利用此時機,選擇景色優美、清雅靜謐的山林名勝之地,作為“群居講學之所”,出現了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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