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

西夏瓷器生產是在中原北方諸窯系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是所生產的瓷器畢竟與中原瓷器有所區別。區別表現在常見瓷器局部造型和裝飾處理與中原不同,另一方面不少瓷器表現出濃厚的民族屬性。

西夏瓷器的特徵

西夏瓷器西夏瓷器驕子—扁壺
西夏瓷器生產是在中原北方諸窯系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但是所生產的瓷器畢竟與中原瓷器有所區別。區別表現在常見瓷器局部造型和裝飾處理與中原不同,另一方面不少瓷器表現出濃厚的民族屬性。

(一)西夏瓷器的總體特徵
西夏瓷器中的等圈足器均挖足較深(俗稱“挖足過肩”),器壁近底處較厚,近口處較薄,底則更薄,這是因為碗、盤等主要用頂碗覆燒法燒制而造成的。頂碗覆燒法支撐點在圈足部,為了能撐住整個坯體,不至於坯體變形,所以近底處的器壁是最厚的地方;同時,為了減輕坯體的壓力,近口處器壁略薄,器底最薄。器物外壁多掛半釉,施釉較薄。白釉碗、盤內底有沙圈,其他釉色則為澀圈。白釉瓷和剔刻花瓷在西夏瓷器中最具特色,西夏瓷胎色多呈灰白色或淺黃色,故白釉瓷均施化妝土,蓋住胎色,然後掛釉。在寧夏靈武崇興鄉西夏窖藏中出土的112件西夏瓷,器物多為白釉瓷,有白瓷碗、白瓷盤和白瓷碟等,內壁光滑,外壁較粗糙,胎細壁薄,很有代表性。剔刻花瓷的剔刻花紋一般採用開光構圖,巧妙地處理了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使主題紋飾和地紋主次分明,疏密有序,能產生強烈的藝術感。

(二)西夏瓷的民族屬性
瓷器的生產與居民的生活習俗有著密切的聯繫,西夏瓷在造型、裝飾、用途上具有濃厚的民族性,反映出党項民族的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扁壺在西夏瓷器中是比較常見的器物,產量較大,壺兩側有兩耳或四耳,以便穿繩提拿或攜帶,它可能由遊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變而來。党項民族長期生活於馬背,能耐寒暑饑渴,長於騎射,而扁壺體態輕盈,形狀非常適合在馬背上吊掛攜帶。另外,如瓷鉤、瓷鈴是遊牧民族常需的用具,牛頭瓷塤是遊牧民族喜愛的樂器,瓷駱駝、馬、羊、狗等雕塑品則與遊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關。人物塑像多作禿髮狀,說明景宗元昊所下“禿髮令”在西夏各代均嚴格執行。磁窯堡窯還出土有力士、擦擦、金剛杵、如意輪、圓形花飾、傘、蓮花座、數珠和摩羯魚脊飾等,這些器物都是佛教中的吉祥物或功德物,反映出西夏境內佛教非常盛行。

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國的党項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帶的拓跋氏後裔。據《舊唐書黨羌傳》載“唐初吐蕃強盛,拓跋氏漸為所逼,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於慶州(今甘肅慶陽)”。內徙慶州後,與中原內地接觸機會增多,對党項民族的封建化進程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他們逐步開始半農半牧的新生活。與中原漢人及東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項人還是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党項人不會耕作,更不會燒制瓷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時突然能夠建窯燒瓷?關於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於無古文獻記載,只能藉助歷史與考古資料加以分析推斷。對於這一問題有學者推測認為“是西夏占領晉北沿黃河一帶地區,時間雖短,在撤退時把河曲等窯場部分匠人掠走,以後發展了西夏制瓷手工業”。此話不無道理。因為在歷史上後進民族占領先進地區時,採取劫掠手段將先進民族的工匠擄走為其服務的事屢見不鮮。如活動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棲的遊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國(後稱大)。

據遼史載,太祖阿保機曾“南攻燕薊……以所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建臨潢縣”。後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虜甚眾。遼世宗時“以定州俘戶置弘政縣”。從中可看出,遼初契丹人曾數次進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擄大批有技能的漢人工匠,歸其帳下,為其所屬,並將所俘漢人置新的州縣,使其從事農業或重操舊業。五代人胡嶠著《陷虜記》載“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使術、教坊、角牴、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漢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書中雖未說明,但遼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後來中京附近的赤峰都發現有燒造遼瓷的窯址,遼墓中也曾大量出土遼瓷。考古與史料相互印證,契丹人劫擄漢人制瓷工匠已成不爭的事實。党項人數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擄有技能的漢人工匠,史無記載。毅宗諒祚時(公元1049—1067年)西夏開始變強盛,司馬光著《涑水記聞》中載:諒祚曾向北宋朝廷訖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絕。由此可推斷,党項人入侵中原沒能向契丹人那樣擄走各種有技能的漢人。後來隨著其勢力強盛和對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為己服務。

另外在西夏轄區內,考古調查均未發現西夏早中期的瓷窯遺址,說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項人沒有建窯燒瓷。崇宗乾順時(公元1087—1139年)西夏與北宋戰爭減少,經濟得到較大發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時,西夏政治、經濟變得強大,為西夏鼎盛時期。此時遼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占領淮河以北廣大地區。在北方金與西夏友好相處達80年,此時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訖取“工人”文獻無記載,但從寧夏靈武古瓷窯址的考古發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

據《寧夏靈武窯發掘報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

一期時代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

二期時代為西夏晚期,即割劇政權走向衰落後30年。

三期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後器物雖與一、二期有承襲關係,但時間晚於西夏,這裡不多談。

西夏瓷始燒年代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剛剛滅亡,金人剛剛占領淮河以北之際,為了鞏固政權,金與西夏友好相處來往頻繁,其時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銀川平原雖不得而知,但靈武窯一期瓷器即是始燒起源期又是繁榮期,文化堆積厚,延續時間長,種類豐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紋內容、裝飾手法、裝燒方法均能與磁州窯找出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繫。開始建窯燒瓷初期產品種類之多、質量之好、成型燒造技術之成熟,如若沒有外來技術支持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從該窯始燒年代及制瓷技術分析應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窯系工匠們的技術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燒製成功。當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帶的制瓷工匠們為躲避戰亂,舉家北遷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與之雜居,更何況古靈州(靈武窯附近)畢竟是西北地區要塞名城,政治、經濟比較發達,離古都長安不十分遙遠。由於其地處寧夏平原,地形平坦,飲水方便,加之這裡產煤,蘊藏有豐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條件成熟,瓷業便可立即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西夏建窯之謎

瓷器在西夏党項人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與西夏境內缺乏金屬礦產有著密切關係。由於境內只有少量的鐵礦,無法生產日常所需的一些金屬製品,西夏人不得不用瓷器來代替。西夏初期,所用瓷器主要從宋進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技術的提高,西夏中後期,党項人便開始建立自己的瓷器生產基地。煤是燒制瓷器的主要燃料,磁窯堡地下蘊藏著豐富的煤資源。同時,煤礦層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優質的制瓷陶土。窯址旁邊的河溝常年流水,為窯場提供了豐富的水源。磁窯堡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具備了建立瓷窯的三個基本條件。
 
1002年,党項族首領李繼遷攻占靈州城,把都城遷來,定名為西平府。1023年,李繼遷之子李德明又把都城由靈州遷往銀川,定名為興慶府。此後,西平、興慶二府被稱為西夏王國的東西兩京。1038年,李元昊建立大夏國,仍然定都興慶府。靈州距興慶府不足50公里,是西夏王國的又一政治、文化中心。因此,西夏大型瓷窯建在靈州,自在情理之中。
 
考古人員研究發現,這裡燒制的瓷器屬西夏、元、清三個朝代,其中西夏時期的數量最大。由此,他們確立靈武磁窯堡瓷窯遺址是位於我國最西北的一處古瓷窯遺址,也是寧夏境內古代制瓷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惟一經過正式考古發掘的瓷窯。

西夏瓷器的紋飾

西夏瓷器的紋飾題材與中原北方諸窯瓷器大體相似,有動物、植物和人物,圖案多樣,構圖完美和諧。

(一)植物紋飾美術,書法,繪畫,設計,收藏,拍賣,攝影,美術聯考,篆刻
1.牡丹紋
牡丹被人們視為富貴的象徵。宋周敦頤《愛蓮說》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稱富貴花。西夏在經瓶、扁壺、罐、盆、缽、盤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紋有折枝、纏枝和交枝三種。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紋盤,盤內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頭綴以怒放的花朵,花朵兩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開的牡丹花交織在一起。同時出土的牡丹紋碗,碗內模印兩枝牡丹,一俯一仰,兩花相對,婀娜俊俏。磁窯堡窯址出土的牡丹花紋瓷器多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開光內,以一朵花為最多,也有兩朵或三朵的,枝葉舒展,花姿各異;纏枝則無開光界限,布滿整個畫面,如在扁壺上用一花枝曲折纏繞四個花朵,枝葉相互纏繞,花葉紛披,俯仰有致。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醬釉剔刻花罐,圖案上的纏枝牡丹呈寬頻狀布滿罐腹。回民巷窯址內更是出土了不少單模凸印的牡丹花紋碗和外壁陰刻牡丹花紋的碗狀印模。
總之,牡丹花紋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見的紋飾,體現了西夏人民對牡丹花的情有獨鍾,這也可能與牡丹花雍容華貴,象徵著幸福美滿有關。
2.蓮花紋
我國人民自古即喜愛蓮花,同時,蓮花又是佛教的象徵,所以蓮花在西夏瓷器、建築材料中多有出現。西夏經瓶常見剔刻鹿銜蓮花紋。在盆內壁也有剔刻蓮花現象,磁窯堡出土白釉盆內壁剔刻串枝蓮花水波紋,盛開的蓮花莖蔓相連,似在水中飄浮蕩漾。建築材料中多在滴水錶面飾蓮花。

3.菊花紋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徵,同樣也受到西夏人的喜愛。磁窯堡窯出土的經瓶,在開光內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碩大,刻工纖細秀麗。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紋盤,六條棱將盤內壁分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葉菊花,盤底為四瓣四葉團花紋,其造型、印花、青綠色釉渾然一體,給人一種製作精細工巧、裝飾俊秀之感覺。

4.葵花紋
葵花紋飾在中原各窯較少見,磁窯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窯址並未出土葵花紋瓷器,僅在西夏陵建築遺址中有少量器物發現。如陵區北端建築遺址中出土的葵紋盤,盤內壁刻劃葵花紋,兩葵兩葉,兩花相對;葵紋碗內壁刻葵花紋,一葉兩花。葵紋盤、碗均施青綠色釉,釉質晶瑩透明,而紋飾用筆簡練,線條明快,顯示出西夏工匠較高的技藝。

(二)動物紋飾
1.魚紋
魚字因與多餘的“余”同音,所以魚就具有了豐收、富裕的意義,並廣泛用於瓷器裝飾上。磁窯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窯址或遺址中都出土有魚紋盆,可見魚紋在西夏瓷器紋飾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魚紋盆內口下刻一帶卷草紋,其下,刻划水波魚紋。水波魚紋一般刻三條游魚,相互追逐,魚紋與水紋巧妙結合,產生了靜中有動的藝術效果。

2.鹿紋
同樣,鹿字與福祿的“祿”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徵。西夏鹿紋有兩種,鹿銜牡丹花和鹿銜蓮花。如磁窯堡標本褐釉經瓶,主體圖案為一隻長著長角的鹿奔跑在花叢中,並回首顧盼,嘴銜牡丹花,體態生動。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發現的一件褐釉經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紋之下又剔刻一隻梅花鹿,回首作驚恐狀,口吐雲霧。鹿紋與表示祥瑞的花草結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達了人們的美好願望。

3.狩獵圖
僅見於磁窯堡窯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獵圖。圖中間刻有一馬,鞍上立幡旗,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側為一猛禽(海東青)在抓一鵝,右前方有一驚慌奔逃的小兔,馬後有一高靴,內插長竿前挑一燈,靴後另有一燈。

(三)人物紋飾
人物紋飾僅有嬰戲紋一種。嬰戲紋表達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故、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題材。磁窯堡窯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嬰戲紋,嬰兒肥頭大耳,兩眼凸起,炯炯有神,簡潔的線條表現了嬰兒天真幼稚之態。碗模中的嬰兒則頭梳“沖天槌”,攀緣在牡丹花叢中,體態活潑,惹人喜愛。

(四)邊飾
除上述主要紋飾外,作為邊飾還有不少,如卷草紋、幾何紋錢紋水波紋、捲雲紋和山形紋等亦比較常用。

1.卷(花)草紋
在一條連續不斷的“S”形波狀主莖上,飾以各種花卉、枝葉或其他裝飾紋樣,構成一個以圖案化的藤蔓植物為主的裝飾帶。卷草紋在西夏瓷器邊飾中數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葉和花草等紋樣,多飾在盆、碗的內壁近口處。

2.捲雲紋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雲,多飾於經瓶腹部下邊。

3.幾何紋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連續不斷,呈一帶狀,在盆的內口和經瓶腹下邊亦間有此邊飾。

4.錢紋
盆內口部有此裝飾,也有用作主體紋飾的。
另外,西夏瓷器紋飾還有剔刻藻井式圖案、點彩菱形和梅花紋、刻劃弧紋和模印石榴花紋等。

西夏瓷的歷史地位

西夏王國作為地方割劇政權與中原宋朝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鑑漢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為西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窯系影響,並結合本民族的文化習俗創建發展出粗獷質樸,極具党項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內蒙、甘肅、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這些瓷器與靈武窯早期瓷器相一致,說明西北邊疆地區自古以來與中原息息相關,也證實歷史上西北地區曾有發達的制瓷業,其中心很可能就在古靈州一帶。從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看,民族特徵鮮明、紋飾簡潔、裝飾手法粗獷。最具特色的扁壺四系瓶高足碗帳鉤以及剔刻釉裝飾藝術,突出表現出党項民族純真質樸的民族性格,同時更加豐富了陶瓷器形及裝飾內容。因此西夏瓷與較之稍早的遼瓷一樣,在中國陶瓷百花園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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