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無奴學派”，是指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一個學者群體，亦簡稱為“無奴派” （這裡所言的“有奴”或“無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隸社會”，而非指“奴隸”或“奴隸制”，特此說明）。它是相對於“有奴派”而言的。當今學界人士一般將主張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的學者歸為“有奴派”，將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說”的學者群體歸為“無奴派”。普遍認為：當代“有奴派”領袖為郭沫若，代表學者為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即馬列主義新史學“五名家”）；而“無奴派”領袖為黃現璠，代表學者有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人（即‘無奴派’五名家）。中國學術界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承上啟下學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有無奴隸社會的問題觀點相近、主張類同的學者，一般被視為同一“派”。
產生背景
無奴學派開創者-黃現璠教授黃現璠所撰《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發表於1979年），據他自言：從構思到發表斷斷續續費時近40年。他最初與師友陶希聖教授觀點一致，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說”，後來陶希聖教授改變了觀點，又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他亦受影響。特別是他到日本留學後，常訪當時滯日學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響，他長期持有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只是因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徹，無意草率撰文公表，參與“社會史大論戰”。1949年12月，他兼任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兼講《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段時期，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始對當時馬列史學派領袖郭沫若一貫主張的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產生了疑問，自己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開始了動搖。基於治史“貴在求真”的原則，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時，便帶著疑問拜訪了郭沫若先生，試圖進行探討，見面後郭氏對他說：“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隸制時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細讀讀，我的主張過去無人駁倒，今後更無人能駁倒。”黃現璠回桂後不看則罷，仔細讀來更是疑問重重，閱後第一想法即是重操舊業，精研馬列，進行挑戰。繼而托思於文，邊學邊寫，最終便有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1978年夏，舊友費孝通教授和同鄉吳西將軍同時到桂專程分別至黃現璠自宅探望時，他將這篇學術論文交與他們，托他們回京後能推薦給京城的學術期刊發表。同時，他還寄給全國多家學術期刊，結果無一家學術雜誌敢於刊登，甚至連他所在學院的學術刊物主編讀後亦直言“寫道很好但不敢發表”（翌年2月經本學院副院長覃宏裕力排眾議甘願承擔責任力薦給本院學術刊物方得以揭刊）。為此，他還引來一些教條主義“偽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黃現璠當時憤而說道：“當今之世，學術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響，所謂‘雙百方針’，不過是一句口頭禪。發現問題不予指出，人云亦云，眾口一詞一調，以他人之見為己之見，什麼都“自古以來”，張口“五種生產方式論”，閉口“五種社會形態說”；動筆“馬列導師語”，落筆“政治領袖說”，作為學者，哪您還研究什麼？”可見學術自由與求真信念，始終是砥礪黃現璠近40年持續不斷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動力所在。
形成
儘管這些論著發表後黃現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開化”的口頭冷嘲熱諷和惡毒謾罵，但卻得到了史學界眾多有識之士大義凜然的“公開化”支持和回響。正如廣西民族大學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仍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等人的支持。據筆者粗略統計，目前史學界發表此類文章已近百篇，各種跡象表明，‘中國未經歷奴隸社會’的擁護者日益增多。”西安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王長坤、魯寬民、尹潔等教授於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一文中明確指出：“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領域的研究氣氛非常活躍，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勢頭……‘中國未經奴隸社會論’又再度悄然興起。1979年，黃現璠教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文中指出：‘我堅決主張我國歷史上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沒有，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沒有。’‘歐洲的希臘、羅馬由氏族制社會變為奴隸制社會，就不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世界通例，而是歷史特例。’文章發表後，得到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等人的支持。而且擁護者越來越多，近年來發表的此類文章已近百篇……目前這一派（即本文定義的無奴學派——筆者按 ）正像趙光賢教授在《文史知識》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樣：現在又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擁護者好像越來越多，有一種漫燃的現象。相反‘中國奴隸社會論’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戰。”而青海師範大學原校長張廣志教授的話語最能說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張廣志教授明他治學嚴謹的態度，他先後說“事實上，從時間先後講，帶頭第一個衝破這個禁區的是當時已年屆81歲高齡的黃現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題為《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刊登在《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上。隨後進入這個禁區的才是張廣志。”“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的學者有黃現璠、張廣志、胡鍾達、沈長雲、晁福林等。”復旦大學陳淳教授繼而指出：“1979年黃現璠首先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論文，接著張廣志也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的看法，殷商並非奴隸社會幾成歷史學界的共識。”廈門經濟管理學院高級講師曾飛亦說：（以往）“‘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等五種生產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進程’的教條式社會發展階段論更是嚴重阻礙了學術研究，迫使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不敢或不能去具體分析中國歷史現實，實事求是地研究歷史。1979年，黃現璠教授不信邪，發表了《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為此，他還引來一些教條主義‘偽學者’的冷嘲熱諷和謾罵……。而大部分學者則誦經式地論述‘中國的奴隸制社會’，極大地破壞了中國的學術研究風氣。使學術變成所謂的‘恩格斯主義’：‘不要讀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中沒有的東西’。惡性張揚了中國書生的醜陋惡習：‘述而不作’，不敢超越聖人之作一步。從根本上壓制了理論發展對社會進步的積極推動作用。”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充分反映出黃現璠先生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主張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的第一人，這不僅表現在時間上，而且還反映在思維觀念的大膽突破以及學術觀點的推陳出新和影響廣泛等空間上。
繼1979年黃現璠發表《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後，他再接再勵，緊接著於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進一步闡明了自己的“無奴論”主張。兩文發表後，立即得到了史學界有識之士的積極回應。最早回響者當屬青海師範大學張廣志教授，他於1980年發表了《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一文（《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論文發表後張廣志立即將文章寄給了黃現璠，表明了自己堅定支持黃現璠“振聾發聵”的“無奴主張”。黃現璠於回信中鼓勵後學張廣志大膽研究、勇於創新，在這一領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筆者通過電話採訪張廣志教授時他所言）張廣志果然不負前輩厚望，在這一研究課題研究中連連推出佳作，成為“無奴學派”的開派元老之一。繼張廣志之後，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現廣西民族大學）資深教授黃偉城不甘落後，連續推出《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長篇論文(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這些文章皆共同主張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論”，“無論學派”三先驅黃現璠、張廣志、黃偉城應時而生，由此亦標誌著“無論學派”的形成，從此之後這一學派開始在學術界逐步嶄露頭角。
發展壯大
第1階段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沈長雲教授“無論學派”形成後，繼而陣營開始逐步發展壯大，伴隨而來的便是“無論學派”研究成果的層出疊見。張廣志的《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 第3期）；韋文宣的《泗城府屬地區封建農奴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曹成章的《“滾很召”的來源及其性質》（《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徐溥的《原始社會解體後必然是奴隸社會嗎》（《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6期）；縱瑞華的《試論歷史上最初的國家都不是奴隸制國家》（《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2、3期）等論文陸續“破土而出”。特別是歷史學者田居儉於1981年將黃現璠、黃偉城、徐溥等人先後發表的“無奴論”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予以了整理介紹（《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以及黃現璠接二連三地推出《我國有否奴隸社會之商榷》（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3月8日）、《同我國歷史學者商榷一個問題——我國有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0年8月10日）、《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1981年11月）等論著後，相繼在學術界引起了反響，影響波及效果可謂“立桿見影”。再加上1981年在天津召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學術討論會”的推波助瀾，持有和贊同“無奴論”的一些學者相繼“登台亮相”，計有郭聖銘、耿夫孟、高仲君、龐卓恆、胡鍾達等人。
接鍾而來的便是胡鍾達的《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曹成章的《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題的質疑》（《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李汝能的《茂汶羌族地區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階段》（《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等等文章或論文相繼面世。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胡曲園教授在“無奴學派”茁壯成長的最初十年形成發展期中，還有兩部著作值得重墨一筆，一是“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與學生黃增慶研究員和張一民教授合著的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壯族通史》。作者於書中專列“秦漢時代壯族社會性質”一節，著重以考古學的成果論述了壯族歷史未經過奴隸社會問題。正如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理·巴洛教授明確指出：“由於對馬恩著作的理解混亂和解釋不清，對這個地區（指中國壯族聚居地——筆者按）的傳統的中國解釋仍使人表示懷疑。傳統看法認為：壯族在宋以前屬奴隸社會，因而不可能建立國家，只是後來由於與大漢族的關係即被拖進封建社會。黃現璠，這位公認的壯族歷史學家、歷史系教授雄辯地論證了一個曾多次遭到詰責的觀點：傳統解釋不符合壯族社會。黃認為公元前221年秦國與東甌、西甌、閩越和南越的戰爭，表明壯族已經有了一個國家——西甌。黃現璠的觀點引出了許多難題……黃關於壯族祖先在秦入侵時已建成西甌國的觀點有潛在的價值。”二是“無奴學派”主將張廣志教授將此前發表的有關“無奴論”的論文結集為《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一書於1988年出版。作者於書中從理論和民族史兩個角度論證了在中國商周時代和一些少數民族的初始階段社會中雖然皆存在奴隸制，但不是奴隸社會，而是封建社會。
第2階段
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從而帶來的學術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多元化格局，進一步促進了“無奴學派”的穩步向前發展，腳踏實地地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壯大期。在壯大期中，隨著“無奴學派”後起之秀的層出不窮，使得主張“無奴說”的論著紛紛問世，計有李本高的《瑤族社會跨越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成因簡論》（《民族論壇》1990年第1期）；何平的《傣族古代社會形態演進與奴隸制問題——跨民族考察與理論探索》（《廣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莫金山的《古典世界奴隸制經濟與先秦社會經濟比較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 第3期）；顏恩泉、王明富的《試論壯族早期的社會形態》，（《雲南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莫金山的《馬恩奴隸制理論的再思考》（《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黃鈺的《瑤族社會分期新探》（《廣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沈長雲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產生及相關歷史問題》（《天津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莫金山的《自然環境·勞動方式與奴隸制社會》（《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莫金山的《中國文明社會初始階段是奴隸社會嗎？》（《廣西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呂丹的《人類社會是否普遍經歷過“奴隸社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易謀遠的《涼山彝族奴隸制是“氏族奴隸制”嗎——和劉堯漢先生商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等等論著先後出世，可謂碩果纍纍，成績喜人。尤以莫金山教授撰述的一系列“無奴論”論文和晁福林教授在自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師大出版社1996版）一書對於夏商周三代社會性質和古史分期問題的新探討引人注目。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黃增慶研究員第3階段
“無奴學派”發展到21世紀，進入到一個“總結期”。在2000年～2009年的這一階段，“無奴學派”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對前20年研究的回顧與總結的特點，這方面的成果以沈長雲的《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歷史研究》2000年 第4期）；呂喜林的《關於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認識與反思》（《陰山學刊》2001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反思與前瞻》（《紀念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 年）；晁福林的《總結與創新——張廣志教授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序》（《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王長坤、魯寬民、尹潔合撰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三期）；莫金山的《回顧深刻 反思冷靜——評張廣志著〈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學術論壇》2004年第3期）；祝中熹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回顧與反思》讀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張廣志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七十年<上、下>》（《文史知識》2005年第10、12期）等為代表。
意義
改革開放新時期後，“無奴學派”的嶄露頭角以及隨之而來的逐步發展壯大，顯然與“無奴學派”導師黃現璠最初“單槍匹馬”冒著政治風險勇闖“禁區”挑戰群賢的壯士之舉關係密切，又與黃現璠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首倡“史界改革”的創新嘗試有著內在聯繫。同時可見黃現璠先生於新時期史學界率先打破學術禁區的重要意義，它打破了建國後學術研究大多從屬“政治範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眾口一詞的“五種生產方式說”單一線型思維模式，開創了多元化思維的新紀元，體現出一位正直史學家不畏政治壓力敢於秉筆直書的壯士風骨。至於黃現璠發表的《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一文以及相繼公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侯紹莊等同志商討中國奴隸社會問題》、《我國有否奴隸社會之商權》、《同我國歷史學者商榷一個問題——我國有沒有奴隸社會》等長篇論文以及公開推出的《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一書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和成就，則集中表現在五個“破除”和三個“建立”：一，破除教條主義的局限；二，破除“規律至上論”的主觀論；三，破除學術研究“公式化”的格局；四，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古史研究中破除“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一言堂”定式；五，破除中國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長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觀”或“歐洲中心觀”。由此破舊立新，在這五個“破除”的基礎上建立了三個嶄新的學術思維體系：一，跳出教條主義思維的陷井，創建中國古代史新體系思維；二，走出“西方中心觀”思維誤區；樹立學術研究“中國中心觀”；三，擺脫“五種形態論”束縛，構建“社會形態發展跳躍論”或“跨越論”體系。因而黃現璠作為“無奴學派”當之無愧的領袖或導師及其開拓之勛功不可沒。事實上這種認同現已成為當今中國史學界的共識。
貢獻
在“無奴學派”的第二階段“發展壯大期”中，該派學者們的學術貢獻，著重表現在：由於他們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深化探索和多維度考察，進一步強化了“無奴學派”的“無奴論”於論理、論據、論證等方面的說服力，從而使得“無奴學派”的主張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一些學者紛紛揚棄舊說，加入“無奴學派”陣營，晃福林便是代表之一。從他於1980年發表的《我國的奴隸社會始於何時》（《學習與探索》1980年第2期）一文顯而易見，早年他是主張“有奴論”的。但是經過十幾年的研究以及受到“無奴學派”主張的影響，晃福林先生終於幡然醒悟，自己過去的“有奴論”主張存在問題，從而在1996年以後發表的一些論著中一改前非，開始“反戈一擊”，積極主張“無奴論”。羅新慧博士在1998年發表的一篇“書評”中指出：“古史分期問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近年來又趨於活躍，在最近幾年的研究中，一個顯著特點是‘五種生產方式說’遭到懷疑，否定奴隸時代在中國上古時期的存在，成為一些史家的共識。”可說道出了“無奴學派”主張日益為史學界有識之士廣為接受的實情。
影響
形成發展期
“無奴學派”在最初10年的發展期中湧現的大量研究成果，一方面標誌著“無奴學派”的逐步發展及其陣營日益壯大，二方面造就了“無奴學派”的聲勢和影響，從而撼動了學術界過去對“有奴論”堅信不移的信仰，促使史學界一些“識時務者”紛紛更弦易轍，開始於論著中迴避“有奴說”或對原持觀點有所動搖，這從20世紀80年代後相繼問世的一些史學論著中斑斑可考。例如原“有奴論”忠實信徒、力主“戰國封建說”的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於1989開始出版。“這部由幾百位專家參與編著的迄今卷帙最多的大部頭通史謹慎地避開了古史分期問題，代之以只有時間意義的‘上古時代’和‘中古時代’。”原“有奴論”信徒、力主“西周封建論”代表人物之一的趙光賢先生，同樣在為“無奴學派”鬥士張廣志所著《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一書中作序時表明了自己支持“無奴論”的觀點。原“有奴論”小將胡鍾達亦“棄暗投明”，成為了“無奴學派”同道中人。這種轉變無論當事人承認與否，可說或多或少受到了“無奴學派”先驅們的主張啟發和影響。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胡鍾達教授壯大期
如果說在“無奴學派”的“形成發展期”中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陸續出版，還只是謹慎地規避古史分期問題，那么在“無奴學派”的“壯大期”中，商傳、曹大為、王和、趙世瑜主編的《中國大通史》（晁福林為編委之一）則公開宣稱“不再套用史達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變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而且“避免籠統使用涵義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明確提出“中原王朝不存一個以奴隸制剝削形式為主體的奴隸制階段”。正如葉文憲指出：“在各種分期的新說中都已不見‘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的字樣，說明奴隸制不等於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不是必經階段、三代不是奴隸社會等觀點已被很多人接受。”由此可以推論，《中國通史》對古史分期中“五階段論”的揚棄以及《中國大通史》確立的“不再套用‘五種社會形態’的演變模式”，可說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受到黃現璠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在原始社會之後，沒有經過奴隸社會，而是直接進入“領主封建制”社會的新說以及晁福林主張的直接進入“氏族封建制”社會等古史新分期觀不同程度影響的結果。
總結期
“無奴學派”形成20年後，進入21世紀最初10年的總結期。到了總結期，已是“一大批史學學者勇敢地放棄原來的觀點，基本認可中國無奴隸社會說。如何茲全先生放棄了魏晉封建論，認為中國無奴隸社會。”“有奴論”的郭沫若派四大幹將白壽彝、楊寬、吳大琨、田昌五皆相繼轉變立場，放棄原來的“古史分期五種形態”定式，贊同“無奴論”。假設郭先生還在人世，耳聞目睹“有奴論”陣營紛紛分崩離析的慘況，郭派干將全部“棄舊圖新”的“離經叛道”，按照郭先生的一貫善變識時務的行事作風，想必他也會順應時代潮流，向“無奴學派”“俯首稱臣”。
主張
“無奴學派”共同主張“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和“中國古史應該重新分期”，而在具體論述中，由於各人的視角和切入點不同，造成各自的主張有所差異。但是，回顧“無奴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綜觀“無奴學派”各路精英的“無奴論”，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主張和觀點具有的一些共識，由此形成了一些共性特點，這在“無奴學派”的開拓支派“黃派”和推進支派“張派”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所謂“黃派”，即指以“無奴學派”導師黃現璠為代表而形成的一個“無奴學派”開拓性支派，成員有黃現璠和“黃門五將”黃偉城、黃增慶、張一民、韋文宣、玉時階等教授或研究員（皆為黃現璠的學生或私淑弟子）。“張派”是指以“無奴學派”元老張廣志為代表而形成的一個“無奴學派”支派，成員包括張廣志和“張門雙雄”莫金山、李學功教授（皆為張廣志的研究生）以及青海、甘肅地區的“無奴論”名士縱瑞華、祝中熹等人。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晁福林教授早在1962年，黃現璠於《土司制度在桂西》一文就明確指出：“學術主張，理應百家爭鳴，不能隨便戴上違反馬列主義或不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高帽。看過馬克思著作的，首先應該認同這一點，始好討論問題。”從而公開反對將科學化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公式化和“規律至上化”。這一主張可說成為了“無奴學派”的共識。這種共識所體現出的共性特點，當為“早期無奴論”學者所無。一些學者將改革開放新時期後形成的“無奴論”當作是對“早期無奴論”的繼承，這是一種誤識，理由在於：兩種“無奴論”的主體所處的時代背景、史學素養、挑戰對象和論戰性質不同。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論述中，20世紀30年代“早期無奴論者”借用或使用過的一些概念和論據，如“部民社會”、“氏族封建”、“氏族制度”、“商業資本”等等，同樣被“無奴學派”的一些學者重新拾起再用。
“早期無奴論”學者的一些“無奴論”主要是針對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出版，1930年3月初版）一書展開論述的，而“無奴學派”的“無奴論”，大多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出版的郭沫若新著《奴隸制時代》展開論述。由於郭氏前後兩書所論內容的不同，因而“早期無奴論”學者與“無奴學派”對郭氏前後之書展開批評的切入點有所不同，主張自然相異。客觀地說：郭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重要價值主要在於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中國學術從而開風氣之先。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和資料的欠缺，該書成文過於草率，以致缺陷難免，正如郭氏在1947年4月該書的新版《後記》中坦誠承認，自己“在材料的鑑別上每每沿用舊說，沒有把時代性劃分清楚，因而便夾雜了許多錯誤而且混沌”。1953年11月，他又在《1954年新版引言》中說該書“輕率地提出了好些錯誤的結論”。繼而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他再說：該書寫得“實在是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而《奴隸制時代》則不同。相對而言，《奴隸制時代》可說是郭沫若的馬列主義史學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在這本論文集中，郭氏通過對井田制的興廢、殷周人殉的史實、奴隸與農奴的區分、漢代政權的實質以及古文字的發展等眾多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圍繞中國古代史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展開論述，最後將中國古代史上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分界確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郭氏根據古典文字的記載以及對於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將古漢語中“臣”、“眾”、“朋”、“庶人”、“鬲”等等皆作為“奴隸”解釋。黃現璠於1979年發表的《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長篇論文，主要就是針對郭氏新著《奴隸制時代》展開論辯的。黃氏於文中首先主張：“研究歷史，什麼是奴隸制？什麼是奴隸社會？固應分清。什麼是通例？什麼是特例？也要懂得……奴隸制與奴隸社會，不能混為一談，把特例當作通例，更不應該。”接著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為指導思想，從世界一些國家的歷史事實出發和以史事為據，對奴隸制與奴隸社會的區別展開了全面分析和論證。黃現璠的這一主張顯然是針對郭氏於《奴隸制時代》中所言的“我不否認中國社會發展的某種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卻堅信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發的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絕對正確的”這段話有感而發。黃現璠進而通過對馬恩學說關於奴隸制論述的分析，通過對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東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鮮、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國家古代史的簡略論述，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詮釋，通過對希臘、羅馬古代社會與東方古代社會的比較研究，通過對古文字“眾”、“民”、“邑”、“方”、“夕”、“庶”、“鬲”、“苣”、“仆”、“臣”、“宰”、“隸”以及“農奴制”、“生產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家庭”、“奴隸數量”、“家庭奴隸”、“戰爭俘虜”、“貢助徹”、“父權家長制”的剖析，從而得出“三點結論：（一）世界古代各國歷史發展，絕大多數都沒經過奴隸社會，直接近入封建社會，即希臘、羅馬典型奴隸社會，也不是一開始就直接進入奴隸社會。（二）由無階級的社會進入有階級的社會，最初被壓迫剝削的階級是農奴，不是奴隸。農奴的產生，比奴隸早。因為農奴制的封建社會制度，最容易與農村公社制度結合起來。農奴產生的條件，也比奴隸簡單，故首先發生。（三）家庭奴隸制的產生，也比較容易。世界各國古史都有。人們常誤會他們為奴隸社會，多半由此。但制度是現象，不是本質，是一回事，能否達到奴隸社會，又是另一回事，不能相提並淪。”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莫金山教授黃現璠關於奴隸制與奴隸社會應該加以區別等方面主張和三個結論，得到他開創的“無奴學派”的眾多精英們的普遍認同、支持和進一步加以證明其為符合中國古代史客觀事實的科學主張。例如繼黃現璠之後的張廣志說“一、奴隸制和奴隸制的社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們在使用中常常將它們混淆，這是錯誤的。”“事實上，不經過奴隸社會，見之於廣大地區，是通例。經過奴隸社會，見諸極個別地區，是變例。以變例為通例，是以偏概全。”以及他對“貢助徹”的考辨和對古文字的“奴僕”、“人殉人葬”、“羌”、“眾”等方面的分析。黃現璠的學生、廣西民族學院教授黃偉城對“亞細亞”形態和皂、輿、隸、僚、仆、台等人目的研究。甘肅省博物館歷史考古部主任祝中熹說“我們首先應明確什麼是奴隸社會……郭老及其代表的學派就多少具有這種傾向。他們從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出發，腦子裡先給自己定下中國存在奴隸社會階段的框框，然後從浩如煙海的古史資料中擷拾若干零碎的片斷，去填充這個框框……我認為，奴隸身份的人和使用奴隸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無疑存在過而且曾經長期存在過，就是在今天，這種現象也還並未在世界上絕跡。但一般說來奴隸制度只能作為某種社會經濟構成的補充、而很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式。”以及他對“眾”、“臣”，“民”、“庶人”、“邑”等字的進一步深入探索……。甘肅省博物館歷史考古部主任祝中熹說“我們首先應明確什麼是奴隸社會……郭老及其代表的學派就多少具有這種傾向。他們從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出發，腦子裡先給自己定下中國存在奴隸社會階段的框框，然後從浩如煙海的古史資料中擷拾若干零碎的片斷，去填充這個框框……我認為，奴隸身份的人和使用奴隸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無疑存在過而且曾經長期存在過，就是在今天，這種現象也還並未在世界上絕跡。但一般說來奴隸制度只能作為某種社會經濟構成的補充、而很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式。”以及他對“眾”、“臣”，“民”、“庶人”、“邑”等字的進一步深入探索。隨後的四川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徐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鍾達、武漢大學歷史系薛惠宗、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沈長雲、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況浩林、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胡曲園、青海師範大學教授縱瑞華、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旅遊學院呂丹、廣西民族學院教授莫金山、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晁福林、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王讚源、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淳、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魯克儉等人，陸續發表了“無奴論”學術論文，相繼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問題，共同主張“無奴論”。
而黃現璠關於中國少數民族歷史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社會發展跳躍論”或“社會發展跨越論”，早在1957年即初露頭角，當時他已主張：大多數史料充分證明壯族社會在唐以前“是氏族部落制，不是奴隸或封建制”。接著他在1962年發表的兩篇論文中，又以壯族古代史為依據對其主張加以了深入論證，進而斷言：宋代儂智高起義前的壯族社會“不可能是奴隸社會，只能是氏族部落末期的社會。顯而易見，桂西土州縣的領主封建社會是建立在氏族部落末期基礎上的。”繼而他在1979年後相繼發表的論著中，再度重申：“少數民族的歷史分期，是由各民族的歷史發展、經濟情況而定，正待我們共同研究決定。我只有一個主張，他們絕大多數也都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直接進入領主封建社會或古書稱為“行國”或“居國”的部落社會（四川涼山彝族，一般說是奴隸社會，尚待進一步研究）。”黃現璠提出的這一少數民族社會形態發展的“跳躍論”或“跨越論”，無疑是針對郭沫若先生在《奴隸制時代》（1954年版）一書中依據胡慶均的涼山彝族調查資料來論證他的奴隸社會普遍說而言的。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王讚源教授黃現璠關於少數民族史及其社會形態研究的重要成就，主要表現在“兩破五立”。 “兩破”為破除了正統的歷史觀和大民族中心主義觀念；破除了中華民族史研究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思維體系。“五立”為重新建立了一種科學化的思維體系——少數民族看待世界的哲學和文明史觀；為一門新學問或新學科“壯學”確立了一個歷史“起點”；對傳統的“文明”和“民族”定義進行了重新界定；為喚醒少數民族復興民族文化的內心覺醒和自覺意識樹立了正確理解“文明精神”與“科學態度”的認識論；為少數民族“發現自我”重構了一種全新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
黃現璠主張中國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跳躍論”，同樣得到“無奴學派”代表人物以及“黃派”弟子的普遍認同和支持。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曹成章“認為傣族社會在原始社會末期逐漸出現家長奴隸制以後，由於本身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沒有發展到奴隸占有制階段，形成奴隸占有制社會，就向封建社會過渡了。”隨後，李汝能，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吳扎拉·克堯，中國社科院民研所研究員滿都爾圖，青海師大張廣志教授，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杜昆，黃現璠的學生黃偉城、黃增慶、張一民、玉時階以及私淑弟子韋文宣等教授或研究員，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姚舜安，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況浩林，麗水地委黨校王克旺，貴州省社會主義學院原教研室主任張永國，王勝國，中央民族學院嚴英俊，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審段啟增，李本高，福建博物院院長楊琮，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顏恩泉、王明富通，雲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何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廖君湘，雲南省紅河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毛佑全等學者先後對錫伯族、西盟佤族、珞巴族的阿帕塔尼部落、珞巴族的博成爾部落、橙人、匈奴、鮮卑拓跋部、突厥、回紇、吐蕃、南詔、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南詔社會、壯族、瑤族、毛南族、畲族、苗族、努爾哈赤時期女真社會、中東南各少數民族、西甌社會、東南亞各國、哈尼族等古代社會性質展開了論述，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國少數民族古代史上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問題，共同主張“無奴論”。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王學典教授諸如此類一脈相通的主張，充分表明黃現璠主張中國少數民族絕大多數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跳躍論”得到“無奴學派”各路“英雄豪傑”的廣泛支持。在“無奴學派”代表人物張廣志、黃偉城、縱瑞華、曹成章、祝中熹、韋文宣、沈長雲、楊琮、莫金山、晁福林、朱晞、易謀遠、張永國、王學典、陳淳、王讚源等人的論著中，皆有大量推陳出新、見解獨到的觀點。在中華各民族史的古代社會形態研究中，“無奴學派”領袖黃現璠首倡的“跳躍論”以及他點名或不點名地對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日知、鄧初民、童書業、束世澂、尚鉞、楊向奎、吳榮曾、侯紹莊等人的“有奴論”的否定；張廣志對郭沫若、剪伯贊、呂振羽、王靜如、馬長壽、韓國磐、王輔仁、尚鉞、蔡美彪、林乾等人於漢族史和部分少數民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駁；曹成章對方國喻於傣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反擊；杜昆對馬長壽於南詔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批駁；縱瑞華、沈長雲在奴隸社會普遍階段說和中國古代奴隸制問題上分別與“有奴論”者陳唯聲、田昌五的商榷；張永國對賀國鑒於苗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挑戰；易謀遠對胡慶均、劉堯漢等人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回擊，莫金山對范文瀾、郭沫若古史分期觀的抨擊；王慶憲對馬長壽、林乾等人於匈奴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詰責；段忠橋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上與奚兆永的論戰；陳淳主張“由於早期國家性質的討論明顯存在意識形態導向，使不同觀點和立場所據之‘理’不再中立和對等。因此，我們思考和探討這個問題時，需要隱去郭沫若等學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光環，完全從學術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這一切既反映出“無奴學派”長年有備而戰的特點，又體現出他們的“無奴論”論著極具說服力的特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狄根森大學人類學教授希爾對費孝通於涼山彝族古代社會性質研究中主張“有奴論”的置疑，希爾認為“20世紀50年代集體化改革之前小涼山奴隸制度特有的社會經濟進程表明，諾蘇社會曾是個擁有奴隸的社會，但它並不是奴隸社會。”日本現代研究中國甲骨學名家島邦男（1908～1977）於遺稿中直言不諱地否定郭沫若的“殷代奴隸社會說”，同樣不可忽視。他於遺稿《殷代非奴隸社會一證》中運用甲骨學博識，從甲骨卜辭中出現的“農業、畜牧、祭祀”等文字和記事的論證中，逐一反駁了郭沫若主張殷代“眾”字為“奴隸”以及殷代為奴隸社會的論點，提出了殷代非奴隸社會的可信一證。希爾、島邦氏的這種認識，如同上述美國、日本學者對黃現璠主張“無奴論”持肯定態度的認識一樣，表明中國“無奴學派”的主張事實上已經影響到國外，並獲得了國外一些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無奴論”認識的共鳴。由此又呈現出“無奴學派”與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無奴論者”不同的一個特點。
特點
除上述特點之外，“無奴學派”還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為“無奴學派”代表人物中大多數是地方學者；二為“無奴學派”主將中大多數是長期從事先秦史或民族史研究的專家；三為“無奴學派”精英中部分是長期從事師範高等教育的教授。例如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教授黃現璠、張一民；青海師範學院（現青海師範大學）教授張廣志、縱瑞華、李學功； 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徐溥、呂丹；河北師範學院教授沈長雲；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晁福林；西南師範大學教授杜昆；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王讚源；河南省駐馬店師範學校教授王煒等等。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滿都爾圖教授“無奴學派”中大多數的地方學者為長期從事先秦史或民族史研究的專家，還有一些哲學和考古學教授，涉及學科領域廣泛，他們自信自己的學歷、學識、學養與“有奴論”中“三論五說”的那些大老們比較起來不分伯仲，學德學膽更是高人一籌，因而“藝高膽大”，不謀而合地勇敢站出來，以不約而同的類似“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戰術，從地方上向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教條主義重症地和風派史學堡壘區勇敢地發起了挑戰進攻與接受應戰。同時，由於“無奴學派”於改革開放之初向“有奴論”發起的挑戰是在理論和材料準備充分的情況下有備上陣，例如黃現璠為此挑戰而進行思考和準備材料近30年，因而應戰起來能夠厚積薄發，從容不迫據理力爭，以理服人，而非以勢壓人，以權壓人，更沒有藉助官方力量來引導學術研究價值取向或通過政治把學術研究變為一種工具，排除了教條主義史學“黨同伐異”的弊端，賦於了新時期純學術論戰的特點，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濃厚“學派”性質的“無奴學派”。在這點上，“無奴學派”與早期無奴論者和“有奴論者”截然不同，從而又顯示出自我與眾不同的特點。
由於“無奴學派”的一些學者長期從事師範高等教育，對將不符合中國古代史客觀事實的“奴隸社會”寫入歷史教科書尤為反感，深惡痛絕這種貽害後學的‘偽知識’誤導一代代青年，因而職業道德和學問操守促使他們紛紛挺身而出為真理而戰。
成果
事實上，“無奴學派”經過30多年的發展以及長期的挑戰與應戰，終極目的之一無非是力爭實現黃現璠於改革開放初期呼籲的“史界改革”倡議，以達結束以往那些違背中國歷史客觀事實的“偽知識”在歷史教科書中傳播的目的。黃現璠早就明確指出：“解放後到現在，我國歷史教材，不論大、中、國小課本，都大同小異地把我國歷史，分為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種分法，已成定式，甚至成為禁區，沒有人敢提出異議。在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誰提出異議，就會被戴上反動歷史學者的帽子……我國古史材料，極其豐富，把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多線發展的學說偷梁換柱為單線發展學說，並以歐洲為中心，把我國歷史的發展與歐洲歷史的發展等同起來，我以為期期不可。”“自稱馬克思信徒的人，首先應該承認歷史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對任何事物的斷定，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式或公式出發……綜上所述，我認為我國現階段的歷史教材千篇一律採用“五種形態說”，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原理，又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客觀實際，應該全面重新修定。”啟良同樣指出：“在新的世紀裡，我們的史學家將以怎樣的歷史教科書交到青少年一代手裡，更是責任重大。毋庸諱言，現有的教科書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偏離了歷史的真實。而這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我們以往所信從的歷史分期理論大有問題。”事實上，在以黃現璠為首的“無奴學派”眾多精英長年累月地不斷呼籲下以及“無奴學派”層出不窮的成果產生的廣泛影響下，近幾年來中國初高中所用中學歷史教科書關於夏、商、周三代的社會性質的寫法問題，已經發生了可喜的實質性變化，開始出現了三種寫法。在所有新課標歷史教科書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國中和高中兩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段忠橋教授套教科書，明確將夏商周三代定性為奴隸制社會。確定三代為奴隸社會的，僅人教版一家。從《歷史教學》期刊主編任世江的調查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到：“王斯德、王家范主編的華東師大版國中教科書，完全拋開（或者說迴避）了奴隸制問題。該版本的西周分封制示意圖中沒有奴隸的形象，行文中也不見‘奴隸’二字……蘇智良主編的新課標上海國中教科書，也採取這樣的寫法。曹大為、趙世瑜主編的嶽麓版高中教科書和朱漢國、馬世力主編的人民版高中教科書也都沒有描述奴隸制的痕跡……朱漢國、馬世力主編的北師大版國中教科書則用模糊的辦法處理這一問題……龔奇柱主編的川教版國中教科書和龔書鐸、陳之驊主編的中華書局版國中教科書以及河北人民版國中教科書等，大體都用了這種筆法。如川教版沒有涉及三代是什麼性質的制度，也沒有使用‘奴隸主’‘奴隸’的概念……高中《歷史課程標準》通篇都找不到中國古代經歷奴隸社會的字樣。相應的《解讀》中，也多使用中性詞來描繪政治、經濟制度的沿革……這些教科書都通過了全國中國小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這應該說明，教育部允許在這些問題上有不同的表述。要是用新課程提倡的教育理念做評判，教材不給出結論，讓歷史說話的方式更有利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精神。何況，學術界質疑‘五種社會形態’說，早已不是新聞了。學術界對中國古代前期社會性質的爭議，在理論上短時期內還無法取得重大突破。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基本史實還搞不清楚。”而搞清三代“基本史實”的學術成果，自然首推“無奴學派”的累累碩果。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學歷史教科書關於三代社會性質記述的誤識問題之所以能夠得以部分糾正，無疑為“無奴學派”發生直接影響或潛移默化深入人心的成果。
代表學者
從無奴學派陸續推出的大量學術成果中，可以看到這一學派規模宏大，當中代表學者計有黃現璠、張廣志、黃偉城、祝中熹、韋文宣、曹成章、徐溥、縱瑞華、胡鍾達、李汝能、薛惠宗、張一民、黃增慶、吳扎拉·克堯、沈長雲、滿都爾圖、玉時階、杜昆、崔連仲、張永國、朱晞、易謀遠、況浩林、王克旺、莫金山、王勝國、胡曲園、楊適、田盛頤、嚴英俊、段啟增、李本高、何平、顏恩泉、王明富、黃鈺、呂丹、段忠橋、晁福林、李學功、王煒、葉文憲、余懷彥、啟良、呂喜林、王學典、王平、王讚源、韓岩、薛立芳、毛佑全、王慶憲、廖君湘、王長坤、魯寬民、尹潔、趙沛、陳淳、張明富、魯克儉等人。（以論文發表先後排序）
部分論著
論文
*黃現璠：《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探討》（上、下），《廣西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第2、3期。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玉時階教授*張廣志：《略論奴隸制的歷史地位》，(《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1、2期。
*黃偉城：《試論奴隸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首先必經的歷史階段兼論商朝不是奴隸社會》（上、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3期。
*祝中熹：《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一點淺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 第3期。
*韋文宣：《泗城府屬地區封建農奴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曹成章：《“滾很召”的來源及其性質》，《民族研究》1980年第五期。
*徐溥：《原始社會解體後必然是奴隸社會嗎》，《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6期。
*縱瑞華：《試論歷史上最初的國家都不是奴隸制國家》，《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2、3期。
*胡鍾達：《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3期。
*曹成章：《關於傣族奴隸制問題的質疑》，《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李汝能：《茂汶羌族地區沒有經歷過奴隸制社會階段》，《西南民族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薛惠宗：《原始社會之後不一定是奴隸社會》，《江淮論壇》，1982年第2期。
*黃偉城：《論“人有十等”並無奴隸》，《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
*張一民、黃增慶：《壯族沒有經過奴隸社會的探討》，《廣西民族研究參考資料》第三輯，1983年。
*吳扎拉·克堯：《古代錫伯族社會性質淺析》，《北方文物》1982年第3期。
*沈長云：《漢代是奴隸制社會嗎》，《天津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
*祝中熹：《鄉遂制度與周代社會性質》，《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滿都爾圖：《家長奴隸制探析》，《思想戰線》1983年第5期。
*張廣志：《匈奴與奴隸制》、《鮮卑拓跋部與奴隸制》、《突厥與奴隸制》、《回紇與奴隸制》、《吐蕃與奴隸制》、《南詔與奴隸制》、《契丹與奴隸制》、《党項與奴隸制》、《女真與奴隸制》、《蒙古與奴隸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4期～1985年第3期。
*玉時階：《唐宋羈縻制度對廣西瑤族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
*杜昆：《南詔社會性質質疑——兼論白族歷史有無奴隸制》，《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韋文宣：《評主張壯族古代社會經過奴隸制發展階段的幾個論據》，《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
*崔連仲：《古代印度社會幾個問題》，《世界歷史》1985年第1期。
*縱瑞華：《關於古代社會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
無奴學派代表學者陳淳教授*縱瑞華：《從一九八四年關於古代社會性質的理論研究中提出的兩個觀點說起》，《青海社會科學》1985年5期。
*張永國：《論苗族社會歷史發展特點》，《貴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朱晞：《要正確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奴隸制度的論述》，《南開史學》1986年第2期。
*黃偉城：《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是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三論之一、二、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
*易謀遠：《關於奴隸制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兼與胡慶鈞同志商榷》，《貴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況浩林：《對我國少數民族社會發展超階段過渡若干問題的探索》，《內蒙古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王克旺：《論畲族古代社會形態超階段過渡問題》，《東南文化》1987年第1期。
*胡曲園：《從〈老子〉說到中國古代社會》，《復旦學報》1987年第1期。
*陸中明：《先秦社會形態初探》，《西部學壇》1987年第2期。
*沈長云：《中國古代奴隸制是發達的奴隸制形態嗎——和田昌五先生商榷》，《史學集刊》1987年第2期。
*王克旺：《論畲族古代社會封建化的過程》，《麗水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87年第2期。
*朱晞：《論我國古代史上的奴隸制度問題》，《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縱瑞華：《對“奴隸社會普遍階段說”的幾點意見－與陳唯聲同志商権》，《青海師院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韋文宣：《試論唐代壯族地區奴婢的階級性質——兼評〈略論壯族歷史上的奴隸制〉》，《廣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張永國：《也論苗族是否經過奴隸社會——與賀國鑒先生商榷》，《貴州民族研》1988年第2期。
*朱春榮：《中唐封建說》，《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
*莫金山：《奴隸制問題散論》，《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
*王勝國：《努爾哈赤時期女真社會性質新探》，《松遼學刊》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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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志、李學功著《三代社會形態—中國無奴隸社會發展階段研究》封面*王學典：《“五朵金花”：假問題與真學術》，《北京日報》200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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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忠橋：《對“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一個重要依據的質疑——重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段著名論述》，《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廖君湘：《對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影響下侗族傳統社會形態分析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毛佑全：《試析哈尼族對奴隸制的歷史跨越》，《紅河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王長坤、魯寬民、尹潔：《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研究綜述》，《唐都學刊》2005年第3期。
*趙沛：《試論兩漢的家內奴隸——兼談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識問題》，《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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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淳：《社會進化模式與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性質》，《復旦學報》2006年第6期。
*張明富：《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思考》，《西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魯克儉：《“古典古代”等於“奴隸社會”嗎？——重新解讀馬克思的“古代生產方式”》，《哲學動態》2007年第4期。
晁福林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封面*段忠橋：《馬克思提出過“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嗎——答奚兆永教授》，《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6期。
*朱晞：《馬克思主義與奴隸制問題——兼與廖學盛先生商榷》，《探索》2008年第1期。
著作
*黃現璠：《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廣西師範學院油印本，1981年10、12月。
*張廣志：《奴隸社會並非人類歷史發展必經階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張廣志、李學功：《三代社會形態研究——中國無奴隸社會和發展階段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朱烯：《為馬克思辯：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發展是一種偽馬克思學說》，學林出版社，1999年。
*沈長云：《上古史探研》，中華書局，2002年。
*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
*晁福林：《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