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菲·布里斯特》作品內容
《艾菲·布里斯特》就在住進凱辛鬼屋的第一個晚上，艾菲在睡夢中聽見閣樓上有奇怪的響聲，仿佛是身著絲綢長裙和白緞小鞋的人在跳舞，在地板上磨蹭。次日，她在閣樓上發現了畫片上的中國人。自此，在艾菲生活在凱辛的日子裡，“中國鬼魅”就始終在場了。隨著艾菲對鬼魅生世的逐漸了解，尤其是在聽說了“中國鬼魅”原來是殉情而死的，她也就克服了最初的驚悚，反倒“相安無事”了，有的時候，“中國鬼魅”甚至還成了艾菲寂寞生活中的精神安慰。
就在艾菲逐漸解除了對“中國鬼魅”的恐懼之時，情節線索繼續延伸，經由克拉姆巴斯之口，艾菲印證了自己的懷疑，即丈夫經過深思熟慮，一直在利用“中國鬼魅”作為嚇唬她，控制她的工具，“這么說來，是個故意捉弄人的鬼，是個為了把你整治得規規矩矩的鬼。”當艾菲半朦朧的意識被喚醒後，當她內心的自我被激起了極大義憤時，“中國鬼魅”所隱喻的情愛欲望便從艾菲的內心狂熱地釋放出來，出於對殷士台頓的憤怒和強烈的挑戰欲望，她被壓抑的情慾也就愈加被激發。儘管艾菲並不愛克拉姆巴斯，但是在這種情緒和欲望控制之下，他們還是發生了私情。於是克拉姆巴斯一時取替了“中國鬼魅”在艾菲生活中的位置，幽靈退到了幕後。
然而，艾菲很快就意識到，她和“中國鬼魅”前身一樣，已經陷入了一種被社會所禁止的情愛生活之中，她的內心處於不斷的痛苦掙扎狀態，非常希望能夠有解脫之路。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鬼魅”再次出場，他深夜出現在艾菲床前的鏡子前。艾菲近距離地感覺和接受了他，“我已經知道這是什麼；這不是從前那一個。她用手指指樓上的鬼房。那是另一種東西……是我的良心……”在這裡，小說的心理結構再次發生了轉折，艾菲從幻想、渴望、害怕、接近到與“中國鬼魅”相安無事，同時也終於達到了對自我心理欲望的感悟、認知、認同和再反省，這一過程其實也是艾菲性格中自然天性成長的必然歷程。當艾菲為自己的越軌行為感到內疚和負罪時，“中國鬼魅”所隱喻的情愛再次缺失了，在艾菲的心理空間中，傳統的、貴族社會所要求的社會人又壓倒了那個自然人。隨後，艾菲幾乎是決絕地逃向了柏林，並且尋找種種藉口不願再回到凱辛，這與其說是在逃避克拉姆巴斯，倒不如說是在逃避“中國鬼魅”所象徵的人之為人的自然天性，逃避她心裡之鬼，逃避靈肉親密結合的浪漫愛情。
《艾菲·布里斯特》自然情感覺醒後的艾菲，不得不生活在以殷士台頓為代表的傳統貴族社會裡，她所需要承受的痛苦無疑是巨大的，於是，艾菲生活得越來越不快樂，甚至下意識里反倒希望過去的私情被發現而可以直接面對最後的結果——她已經厭倦在丈夫面前扮演的角色，她希望獲得自由，使自己從必須忍受的犯罪感中解放出來。面對真實不過是早晚的事情，與婚姻告別也是必然的結果，艾菲已經別無選擇。“中國鬼魅”的缺席，將故事和主人公的命運推向了這個合乎邏輯的結局。
離婚後，艾菲離開家，似乎與她並不喜歡的充滿壓抑的貴族生活以及如影隨形的“中國鬼魅”實現了雙重的告別。但是，三年後，當艾菲與過去的女僕羅絲維塔重逢時，她還是情不自禁地感嘆道：“你還記得當時中國人顯靈時的情景嗎？那真是幸福的時刻呀。我當時以為那是不幸的時刻，因為我那時還不懂得人生的艱辛呀！從這以後，我才認識到了。啊，鬼魂還遠不是最壞的東西！”不在場的“中國鬼魅”，也就是她的“第二張臉”，直到這時才得到艾菲徹底的“平反”和認同！在歷盡磨難之後，艾菲終於在心理上、精神上戰勝了世俗社會的道德習俗，戰勝了貴族社會制度對人的戕害，敢於直面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真實的情感和天性了。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艾菲終於找回了心靈的寧靜。而讀者也在這樣的結局中，多少感受到了一抹未來生活的亮色。很顯然，由艾菲對中國鬼魅的態度變化所構築的這條小說的心理線索，彰顯出艾菲的“犯罪感以及自我內心調節的過程”，也相當深刻地呈現了馮塔納通過小說和人物去敘說的關於社會，關於個人，關於人生的複雜關係。也許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雙重結果，即從表面上看，在個人生活方面，艾菲是失敗的，她的命運是個悲劇；但是，在她心理的成長曆程上，在追問和尋找人的自然天性方面，艾菲的生命過程和結局卻又是真實的和光彩照人的。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艾菲•布里斯特》和它的女主人公艾菲在經受了一個多世紀的讀者檢驗之後，依舊能夠保持其無比感人的審美魅力。
作者簡介
台奧多爾•馮塔納寫作線索
《艾菲•布里斯特》其實是一部一明一暗雙線結構的小說，明線是艾菲的婚姻生活線，暗線則是他們夫妻與“中國鬼魅”關係的心理線。如果以“中國鬼魅”是否呈現為標誌，那么，中國鬼魅在作品中存在的基本線索大致表現為“想像——在場——缺失——又在場——缺失的在場”這樣一種時隱時現的結構關係。
作品價值
艾菲雖然《艾菲•布里斯特》和馮塔納在德語國家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非德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有著廣泛的影響。《艾菲•布里斯特》曾先後被譯成英文、法文和俄文，在歐美各國流傳。小說的女主人公艾菲被公認為是和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齊名的著名文學形象。但這部小說在中國的命運卻與國際聲望並不相符。1980年，《艾菲•布里斯特》被列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由韓世忠翻譯，經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被介紹來中國。但是，小說的翻譯出版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20多年來，論述《艾菲•布里斯特》的文章和著作廖廖可數，馮塔納更是寂然無聲。僅有的幾篇論述性文章主要集中在對小說批判性主題和簡潔敘述風格的分析，這和《艾菲•布里斯特》的成就是不相稱的。小說中一些符號和細節迄今為止還沒有被認真地討論過，比如，小說中反覆出現的花園池塘、擺動的鞦韆、清新的空氣、小狗洛洛、老布里斯特的名言“這是個太廣闊的領域”等，當然，具有重要文學研究意義的是小說中出現的“中國鬼魅”。在論及中德文學交流時，衛茂平先生在羅列了中國鬼魅於小說中幾次出現的情節後，認為“文學作品中一旦引入鬼的母題，不免會暗含象徵、影射、諷喻等各種意味，並由此引起闡釋的困難與歧義”。
作品評價
《艾菲·布里斯特》《艾菲•布里斯特》發表於19世紀末，此前的中德文學交流已經大略經過三個階段。最初，“中國”或“中國人”在德國文學的集體想像中正如薩義德指出的那樣：“被神奇地等同於異國情調、神秘、深奧、含蓄”。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受風靡歐洲的“中國熱”和啟蒙理性思潮的影響，加上大量“中國物事”進入德國。這一時期德國文學中所展示的是一個物質豐富，政體開明，皇帝賢德，國家一統，道德敦厚的“理想中國”。到了19世紀中後期，隨著中國形象在歐洲的整體滑落，德語文學中的中國“這個帝國成了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艾菲•布里斯特》中的“中國鬼魅”正體現了以上的這種多元性和複雜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國形象在德國文學中的歷史演進和命運變遷。
“中國鬼魅”的首次出現，是在殷士台頓與艾菲度完蜜月去凱辛路上的對話中。殷士台頓為了激起艾菲對新生活的渴望，熱切地介紹小鎮的地方風情。艾菲當時充滿了好奇心和浪漫遐想：“這兒也許可以找到一個黑人，或者一個土耳其人，也許甚至可以找到一個中國人。”艾菲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回應，殷士台頓說：“也可以找到一個中國人，你猜得真對呀。我們完全有可能真的找到一個。不過，我們那兒從前也有過一個；現在他已經死了，人們把他埋在公墓旁的一小塊用柵欄圍起來的土地里。”在這裡，中國人與其他非歐洲血統的人一樣，是一個並不太清晰的異國形象、神秘、原始、野蠻，令人懼怕，這些元素使艾菲的生活充滿了趣味和浪漫情調，它沿襲了早期德國社會中關於中國的基本想像。
艾菲眼裡的“中國鬼魅”作為一股神秘的力量，作為情愛和靈肉結合的理想，使她從本能上去渴望、期盼和親近。她不但喜歡將自己的新房布置得充滿東方情調，用黑色的華蓋，金色的大鳥，紅色的燈光渲染曖昧的情調；而當她獨守空房時，這個身著白綢衣衫，白緞鞋子的“中國鬼魅”還會來到她的床前。儘管這一切是夢境，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她情感的寂寞。而且，就是在艾菲生命的最後，她依舊給予了“中國鬼魅”極高的評價，肯定了這個形象對於她的精神價值。雖然與進入啟蒙時期的德國思想家和文學家對中國形象的理想化褒揚不同，馮塔納關注的並不是那些中國文化中的理性成分，更不是什麼政體明君、忠孝節義，而是中國文化中自老莊屈騷巫仙以來貼近自然和生命本相的成分，包括尊重自然、高揚性靈、讚賞情愛、人化鬼怪、汪洋恣肆的幻想等等，並賦予了神秘現象熱情浪漫的理解和言說，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熱”在德國社會由形而下的物化存在向著形而上的思想、精神層面的滲透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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