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王》蘇聯作家維•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是一部抒情性和哲理性都很強的長篇小說，作者將人物置於大自然背景前，通過人與自然的關係，探討了人性善惡問題。在作品中，作者用第一人稱敘述方式，借鑑現代派創作方法，情節趨向弱化，並運用象徵、寓意等多種假定性藝術手段，通過“自然人”與“反自然人”的對照，表達了抑惡揚善的哲理主旨。《魚王》是體現作者自身創作個性最充分的作品，它完全拋棄了小說藝術情節構思的方法，是由十二篇異彩紛呈的故事組成，作家用自白的敘事、抒情散文風格和道德人性準則將之演繹。
作者簡介
維克托·彼得羅維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是蘇聯當代著名抒情小說作家。生於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州奧夫相卡村一個農民家庭。母親早逝。先由祖母撫養，後來進了孤兒院。參加過衛國戰爭。1951年開始發表展作品。中篇《山口》 、《老橡樹》（1959）為作家帶來聲譽。《流星》（1960）寫衛國戰爭期間一對男女青年在軍醫院相識並且相愛，然而出於對生活的責任感未成眷屬的故事。 《偷竊》 （1966）以孤兒院裡兩次互為因果的偷竊為線索，描寫一群性格迥異的孤兒和在他們身上萌生的“俄羅斯的憐憫心”。 《牧童和牧女》 （1971）被作者稱為“現代牧歌”，主人公負傷後，在對戀人的苦苦思念中死去，表現超平戰爭的殘酷之上的人性的力量。由23個短篇和一部中篇組成的系列小說 《最後的致敬》 （1957—1977）貫串著作家對生活中穩定的道德價值的關注。作品在展示主人公維佳成長的同時，刻畫了一系列普通的俄羅斯人形象，其中祖母象徵著“人的不朽，人民的生命力和人民永恆的記憶”。作家的幾次故鄉之行產生了《魚王》（1972—1975，獲1978年蘇聯國家獎）。 《悲傷的偵探》 （1986）揭示蘇聯社會中的醜惡現象和犯罪行為。此外著有 《士兵和母親》 、 《老馬》 、 《樅樹枝》 、 《一片落葉》等短篇。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往往取材於自己的經歷，插有抒情性的議論，創造出一種熔小說和抒情散文於一爐的獨特風格。他善於描寫日常生活（從原始森林直至戰爭前沿），善於描寫農家孩子的童年，善於描寫自然，並以自己的想像賊予它靈性。但他的著眼點始終是人的心靈。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實在是一位人性的詩人。
作品賞析
《魚王》《魚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作者把它的體裁界定為“寓於短篇小說中的敘述”。其中有的篇章是作者的經歷，有的則是作者的見聞，沒有貫串始終的主人公，沒有精心編織的情節，似散文，又似小說。這種無拘無束的結構和行文方式使作者得以隨心所欲地概括生活真實，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阿斯塔菲耶夫極善描寫。無論是原始森林的夜晚，還是奧巴里哈河上的垂釣，無論是鮑耶的秉性，還是形形色色的偷魚者，一經他的點染，便顯示出一種獨特的細膩和活力。例如下面這段把自然人格化的文學就相當精彩；被波濤席捲而去的“百合花綻開了色彩鮮艷的唇瓣，象是在呼喊。它在向無邊無垠的大森林告別，而森林正應和著雨聲奏出使人感到寧靜的鏇律，樹葉和荒草鬱鬱寡歡地舒展著葉瓣，連針葉也變得蔫蔫的。”即便蚊子叮咬的細節也會給人留下深深的印象：“這不是那種貴族元老氣派的俄羅斯蚊子，先要低吟慢唱，手舞足蹈個夠了，然後才懶洋洋地叮你一口。不是的，這種北方的，餓癟了的，肉眼幾乎看不見的野性十足的東西，一下子撲上來，一聲不哼地碰上什麼就叮螫什麼，這能叫長角鹿踣地不起，能使人痛苦萬狀。”作者的議論兼有抒情和哲理。撒在地上的牛奶吸引他，因為牛奶儘管“遭到踐踏，卻始終倔強地保持著自身的潔白”。河魚香食牛虻，引出“自然界自會在善惡之間製造平衡”的詠嘆。一隻蚊子被撳死在窗上，在他看來卻意味著難以理解的生死之謎，“窗玻璃的一面淌著紅色的血，另一面卻是明澈的雨。它們順著玻璃流淌，軌跡有重合的，間或曲折相交，但是血的污流和兩水的清流雖然交叉重疊，卻相互沖刷不掉。”作者從日常生活情景中開掘出來的涵義，使小說不時橫生出另一番意境和情趣。
12個短篇形似生活，其實都在刻意追求特定的象徵意義。 《鮑加尼達村的魚場》喻示自然哺育人類。 《黑羽翻飛》 中大量捕殺雷鳥後在楚什鎮池塘周圍堆積起來的黑色羽老，“象是送葬的花圈”，戕害自然無異毀滅人類本身。在對大自然的恣意掠奪中，作者看到了愛的喪失，人性的墮落。在他筆下，對自然的態度幻化出一條區分善惡的標準。阿基姆愛自然，他的善心拯救了頻臨死亡的艾麗雅，蓋爾采夫恨自然，他的狠毒使他成了糟踏女性的惡魔。掠奪自然，必遭自然的懲罰。這種懲罰一方面是自然本身的懲罰，者或是原先鱘魚多得象劈柴，一尾摞一尾的河裡，如今鱘魚幾近絕跡，者或是寓言式的喻示，身受重傷的魚王把伊格納齊依奇拖進水裡，使他遭受同樣的命運；另一方面則是以人的道德水準下降的形式出現，人忘記了應該怎樣做人，就必然成為他人的災禍，或者象那個司機，酒後駕車，壓死柯曼多爾的愛女塔依卡，或者象偷魚人格羅霍塔洛，聽到“恩師”庫克林遇難呼救，躲在一邊不去搭救。保護自然實際上也是保護人們的心靈。伊格納齊伊奇對魚王的祝福折射出他心靈的淨化。在轉變對自然的態度中，作者悟出了一條改善人們自身的路。12個短篇各色各樣，相對獨立，它們之間的聯繫似乎十分鬆散。但它們全部圍繞著人和自然的問題，又是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展開不同的側面，因此合在一起，便從鬆散下面顯露出連貫的內容，顯露出一個大的意象，即世界往何處去？人們企望“過得快快活活”。這種希翼穿越所有的世紀，一直延伸到今天。為此人們改造自然，駕馭自然，征服自然。然而就在獲取的同時，人們卻在喪失，喪失清新的空氣，潔淨的飲水，天然的美味，奇異的景觀，野外的樂趣，安靜的環境……甚至美好的感情。”到何年何月我們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時，也學會給予自然些什麼？到何年何月我們才能學會象操持有方的當家人那樣，管好自己的家業？”西伯利亞正在改變模樣。作者每次飛越它的上空，都有一種和它永別的惆悵。全書末尾對時代所作的14項評判，道出了獲取和喪失以及諸如此類的矛盾在這個世界上的統一。人們只有一個地球。它將在這些矛盾中生存還是毀滅？這疑慮不單屬於作者，它屬於全人類。
評價
《魚王》比這於阿斯塔菲耶夫詩人米沃什描述的更令人悽惶：“每台打開的電視，每張拿在手中的報紙，都引起了憐憫和恐怖，但都是可笑的憐憫，可笑的恐怖。我也不例外：例如我聽說某個極權國家的警察逮捕了一大串人，卻裝扮成醫生和護士，還把他們的警車漆上紅十字，好看起來像救護車，這時我雖然同情恐怖的犧牲者，卻忍不住讓諷刺的痙攣扭歪我的臉。那些被逮捕者給打得昏死過去，然後被“護士”的擔架抬走。正如屢見不鮮的情況，現實的夢魘般的不合理已經剝奪了諷刺家們最大膽的幻想。”米沃什流亡巴黎後到美國一直用波蘭語寫作，他從來不刻意討西方歡心，保持自己的話語方式，他一直關注的是人類普遍的生存境遇。拒絕遺忘真理，見證歷史，拯救時間，這樣的主題貫穿了他的詩歌。他認為“詩歌即使其題材與敘述口吻與周圍現實完全分離，要是一樣能夠頑強存在，那是令我激賞的詩歌。有力度的詩，或是一首抒情詩，其自身的完美就有足夠的力量去承受一種現實。”米氏的詩歌風格就是：堅忍、硬朗、樸素、沉鬱。正如陶淵明的那句“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這也是我一直追崇的風格：不要過分的渲染和鋪陳，把所有的激情和思考壓縮在簡約化的生活罐頭中，始終保持一種隨時釋放的張力而又極力控制它的衝動，那種淡淡的味道持久而深沉地震撼你的靈魂而非單純的視覺。他用詩歌給近一個世紀寫了註腳，那些充滿正義的句子至今擲地有聲。
恰達耶夫是俄羅斯民族覺醒最早的思想家之一，他想解決的是民族文化認同問題，也就是民族精神自覺的問題。讀者看到他的文章，把他斥為民族的“敵人”和“叛徒”，這個大多數曉得，但是很少人了解此後很長時間他採用一種密寫的方法創作，寫後手稿藏於自己圖書室各個不同書頁里，沙皇憲兵沒有發覺這些帶有炸藥性的文字。恰達耶夫死去了，他的圖書室沒人動過，上世紀20年代這些手稿被發現，30年代沙霍夫斯基整理完畢想出版，可他就在這當口被捕入獄，現在這些手稿秘密地存放於“普希金之家”，恰達耶夫創造了一個作家作品被扼殺的記錄，逝世110年，作品還未發表，至此為止，寫了就寫了。索忍尼辛欣賞恰達耶夫這樣的作家，所以我們不難理解他為什麼給雜誌投稿批評巴烏斯托夫斯基了，他譴責那些目睹巨大黑暗年代的作家喪失了應有的責任，只是說些雞零狗碎，用舒緩的油膏粘住我們的眼睛，我們今後也看不到真理。本人研讀過巴氏不少後期作品，嚴格地說是“抒情散文”或“詩味小說” ，他描寫的人物寫善多寫惡少，小說避免寫重大的衝突，即使是小的衝突也予以緩解，他追求一種平淡和素樸。他的《卡拉—博加茲海灣》真實可感，含味雋永，用遊記的形式寫成起起落落的故事。後來他在創作談《金薔薇》里寫了創作此篇小說的幕後背景，他想去裏海卻沒有錢，找到數家出版社尋求贊助，還有個社長取笑他，說傻子才會支持他。後來他費了很大力氣弄到一筆錢，可到阿斯特拉罕，川資用光被困在那裡，他為了繼續走不得不給三十天雜誌和阿斯特拉罕的報紙寫幾篇隨筆。巴氏用自己方式尋求創作的可能，他在社會夾縫中創造屬於內心的文字，他在《文學肖像》里寫亞歷山大•格林經歷的流浪、牢獄、病痛、飢餓、凌辱等種種不幸，寫離經叛道的王爾德到晚年遭遇牢獄之災才意識到，美只有在與平等以及善良結合的時候，人才有意義。巴烏斯托夫斯基還為布爾加科夫、巴別爾這樣受爭議的作家正言，說布爾加科夫是個真誠從未背叛自我度過並不輕鬆一生的人，他對巴別爾則充滿敬仰，這個具有巨大天賦的作家是他步入生活的通行證。誠然巴氏的文章沒有索忍尼辛那種對社會敲骨擊髓式的揭露，他採取克制隱晦的方式。索忍尼辛在晚年他的文章坦然篤定，遠沒有早期的激烈情緒，他寫閃電劈開一半樹幹，另一半還站立著，我們也是這樣：當良心懲罰的打擊來臨，穿透整個肌體，且伴隨一生，有的人在這以後還能挺住，有的人卻不能。誠然在那個時代，比如曼德爾施塔姆這些詩人幾乎必須以全部精力和生命承受前所未有的迫害、恐怖和血腥。而現在我們的時代卻到了“沒有文學”的境況，或者說“不是這個時代”，阿斯塔菲耶夫和米沃什還有索忍尼辛抒寫的時代離我們那么久遠，我們被商業資本衝擊得沒有功夫停下來思考，作家也沒誰關注這個時代，有些人則致力於歪曲歷史，惡搞先賢。被肉體和金錢蠱惑的人們也懶得用自己的頭腦留心他人，而作家呢？誰去記錄下這個社會躁動的現實，誰則開創了一個時代。在這個幽暗的隧道你穿行的越遠，衝出隧道時你越會感受到光的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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