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武經七書《武經七書》頒行後，備受世人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戰爭、國防、建軍、
《武經七書》教學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後出現了幾十種注釋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經七書講義》，明朝劉寅的《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清朝朱塘的《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的《武經七書全解》等。這些注釋本，對研究、學習《武經七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武經七書》頒行後，成為宋朝以來軍事學校和考選武舉的基本教材。南宋規定，武學(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兵法。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軍事鬥爭和教學之急需，命令兵部刻印《武經七書》發給有關官員和高級將領及其子孫學習。《武經七書》宋刊本，曾被日本人買去；後來特別是17世紀以來，在日本出現了多種重刊本、翻譯本和註解本。撈呤閿中的頭兩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在歐、亞、美流傳更廣。可見《武經七書》在國外的影響之大。
主要內容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在孫武晉見吳王闔閭時就是一部獨立的軍事著作。既後又增加了他在吳國的戰爭經驗，從而更加完備。它問世之後，得到了社會上廣泛的重視和流傳。《韓非子．五蠹》說：戰國時侯，“藏孫(孫武和孫臏)、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從現存漢、唐、宋古籍對《孫子兵法》的徵引看，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抄本。銀雀山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盡相同的甲乙兩個寫本。北宋時的《十家注孫子》本與《武經七書》系統的《孫子》本也有某些不同。
在漢朝中期以前，《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獨立而完整的。西漢未年劉向《七錄》則稱《孫子兵法》三卷。不說“十三篇”而說“三卷”，可能是由於從簡策變為帛書的緣故。而晚於《史記》一百多年的《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卻記載為《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清朝學者畢以珣在《孫子敘錄》中指出了這一篇帙驟增的原因。他說：八十二篇中，除了孫武見闔閭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餘六十九篇都是孫武的佚文。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傳了。恢復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漢書》六十多年後的東漢末年，才由曹操親自完成。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孫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編為《續孫子兵法》二卷。在《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中都有著錄，大概在唐以後才失傳。
《尉繚子》
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
《尉繚子》《尉繚子》傳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經七書》本為最古。《漢書·藝文志》雜家著錄《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著錄《尉繚》三十一篇。據《隋書》、《舊唐書》的《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傳世的是雜家的《尉繚》。其篇數與《漢書》不符，當因在流傳過程中有部分亡佚。該書內容大部分論兵，因此宋以後多視為兵家著作，但其論兵，與《漢書》所謂兵形勢家異趣，有人以為即《漢書》兵形勢家的《尉繚》，恐不可信。《漢書》雜家《子晚子》下注有“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可見今所傳《尉繚子》有可能列入雜家。
《吳子》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卷。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卷。《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武經七書《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眾。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家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司馬法》
古代重要兵書之一。大約成書於戰國初期。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漢代對《司馬法》評價很高。武帝時，“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土”。(見苟悅《申鑒·時事篇》)司馬遷稱道《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司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徵引，據以考證西周和春秋時期的軍制。晉唐之間，杜預、賈公彥、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可見《司馬法》當時仍具有軍事權威著作的聲譽。宋元豐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馬法》列為《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武學，定為將校必讀之書，其重視程度，也不減晉唐。
重要影響
《武經七書》北宋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時刻本，原為陸心源宋樓藏書，後被日本岩崎氏買去，藏日本靜嘉堂。國內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校刊精審，明清以來翻刻傳抄，多據為底本，成為獨具特色的《武經七書》系統本。
《武經七書》《武經七書》問世之後，注家蜂起，存世之作，不下數十種。宋朝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是現存最早的注本，對明清注家起了發凡啟例的作用。明朝建國，重視武學，太祖朱元璋提倡“軍官子孫，講讀武書”，促進了對《武經七書》的研究。代表性的注本有劉寅《武經七書直解》、黃獻臣《武經開宗》、張居正輯注《武經七書》、李贄《七書參同》、陳玖學《評註七子兵略》等。其中《武經七書直解》因“註疏詳明，引據切當”，最為後人重視。清朝沿襲宋明舊制，亦重《武經七書》，然注家大多限於彙輯前人舊說，少有新意。影響較大的有朱墉《武經七書匯解》、丁洪章《武經七書全解》等。《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被宋及後世確定為兵學經典，對中國軍事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各種注本對人們學習和研究《武經七書》具有參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