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通鑑紀事本末》作者小傳
《通鑑紀事本末》編纂過程
《通鑑紀事本末》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敦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鑑》的困難。由於《通鑑》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說，《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鑑》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鑑舉要歷》，把《資治通鑑》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鑑》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鑑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鑑》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鑑》，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通鑑紀事本末》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鑑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鑑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成功原因
《通鑑紀事本末》史學價值
《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的史學價值在於創立了“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體裁。在史書中，時間、人物、事件本來同為歷史記載的要素，其中集時、地、人為一體的“事”，更是令人矚目。然而在紀事本末之前已流行多年的編年、紀傳二體，因受自身體裁的局限，卻未能很好承擔起敘事的責任。紀事本末體史書彌補了這一缺陷，它以事件為中心，按時間的先後集中史料加以敘述，使人們便於了解每一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以三國分立的歷史為例，相關史事在編年體的《通鑑》中占了近50年、長達十幾卷的內容，在紀傳體的《三國志》中則分散於大量人物紀傳，歷史事件的記載頭緒紛繁、脈絡不清。《通鑑紀事本末》用《曹操篡權》、《孫氏據江東》、《劉備據蜀》3個專題分述三國建立的過程，又以《宦官亡漢》至《晉滅吳》等16個專題，交代三國時期的其他史事。讀者通過閱讀這些有機聯繫的專題後，自然會對三國這一歷史階段的重要事件留下深刻印象。《通鑑紀事本末》的問世，豐富、完善了古代史書體裁，從此紀事本末與編年、紀傳一起，形成中國古代史體的三大支柱，對後世影響極大。繼《通鑑紀事本末》之後，又有十幾種紀事本末體史書產生，它們前後連貫，也如“二十四史”一樣形成了一套通史體系。梁啓超說：“研究歷史，必把一件件史跡看作集團，才有下手的地方，把史跡看作集團研究，這就是紀事本末體。”他還認為紀事本末與近代史籍的章節體最為接近，“抑亦舊史界進化之極軌也”。這些評論充分肯定了紀事本末體產生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通鑑紀事本末》概括了《通鑑》的全部史事，篇幅卻不及原書的一半，因此它又有簡明概括、便於普及歷史知識的顯著優點。袁樞改造《通鑑》，並非簡單抄錄或隨意組合，他在剪裁聯綴史料時，能照顧到各歷史事件間的相互聯繫和制約，通過謀篇立目和事件的先後安排，貫穿史學通識，反映歷史發展的線索。《通鑑紀事本末》不僅以“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的記述效果，向人們展示全史的輪廓，而且以類似章回小說的專題敘事，讓人感受到歷史的生動性。這就是該書一經問世，便受到普遍歡迎的原因。時至今日，對於初讀舊史書的人來說，《通鑑紀事本末》仍是首選的入門書。
版本情況
《通鑑紀事本末》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現代版本：
1、“四部備要”影印本。
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部備要”本，16開精裝1冊。
3、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4、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平裝28冊。
5、中華書局排印本，平裝大32開。
6、中華書局“歷代紀事本末”16開精裝縮印本。
（節選本，“文白對照本”，“全譯本”不計入）
後人評價
《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叛亂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通鑑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