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紅學》:《紅樓夢》一部讀不盡的千古奇書，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小說，不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提要

《紅樓夢》已有英、法、俄、意等十餘種西譯本面世，並催生出歐美紅學這朵“紅學”研究園地的奇葩。本書系統評述了自19世紀中葉至今歐美各國對《紅樓夢》的翻譯、介紹、評述等情況。涉及一百五十餘年歐美紅學譯介的各種觀點，填補了國內該領域研究的空白。

作者簡介

姜其煌，1930年生，浙江平湖人。1952年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曾在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研究院。多次作為訪問學者在荷蘭、美國進行研究訪問。曾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中國譯協社科翻譯委員會秘書長、《中國翻譯》雜誌副主編。

發表《二十世紀文學的基本規律和特點》等論文四十多篇，出版《羅曼·羅蘭傳》、《第三個人》等文藝譯著十幾部，審訂《馬恩全集》、《列寧全集》等經典譯著三十多部。

編輯推薦

《紅樓夢》一部讀不盡的千古奇書，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小說，不但傳遍了中國的千家萬戶，也傳到了世界各地。到目前為止，已有英、法、俄、意等十餘種西譯本面世。本書系統評述了自19世紀中葉至今歐美各國對《紅樓夢》的翻譯、介紹、評述等情況。

名人推薦

《紅樓夢》是一部獨特的中國文化小說，其內涵意義，略見於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北京、台北1989年分出)。這部文化小說傳入歐美西洋之後，反響如何?凡治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如不曾向這一課題留心詳究，那將是一個極大的缺漏與損失。

為此，我久想為此撰一拙文，著抒鄙見，但因阻滯重重，久難落筆——所謂阻滯，一是必須廣搜資料，遍讀洋書，而不幸目壞，欲償此願，須借重得力助手，但此助手難求。二是我不知道國內外哪一家刊物能刊登這個主題的文章，若花費不小的力氣寫出來只能壓置敝篋，為鼠饋糧，則不如不作，因為別的文債與“文願”還多得不勝枚舉。為此之故，一直拖延下來了。

如今天賜良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姜其煌先生出其鴻編，要我制序，快覽之下，“正中下懷”。我就一舉兩得，既應雅囑，又償夙願，遂成此文，以貢芹曝之誠。我以為，目前除姜先生外，還無人能撰成這樣一部著作，其嘉惠學林者，實非淺鮮。我之拙文，不過是因姜先生的辛勤勞動之成果，借花獻佛而已。

由於文體是序言，不想寫得枯燥沉悶——我素來不喜歡那種“搭大論文的架子”的派頭，所以性質是講學術，論文化，筆調卻從不擺出“道貌岸然”的臉色。我喜歡娓娓而談，不妨談笑風生，會心一笑。所以這篇文字，一如既往，有時寓莊於諧，但我涉及的，正是中西文化“衝突”點與“交流”面的重要課題。具眼高流，當識我意。至於所論不當，識解未深之處，所在都有，亦請方家匡其不逮，何幸如之。

己巳大雪前
姜其煌先生的這部著作，價值意義，非止一端，我作為讀者、受益者，感受和感想，自然也不是一點一面之事。承他不棄譾陋，囑為弁言，我就將一些拙意，略陳於此，以當芹獻。
我常戲言，“紅學”是一門可憐的“夾空”之學，本身帶有很大的“悲劇性”。這話怎么講法呢?所以叫它做“夾空”的學問者，是說世間有“大學問”的人，不屑於“治紅學”，而有“國小問”的人，每每爭欲擠入紅界，可實際上他弄不了這門奇特之學，大抵湊湊熱鬧而已。所以“紅學”只有一個真正的“生命線”：在大學問與國小問之間——“夾空”之義，即在於斯了。據我數十年的親身經歷見聞，的然不差，就是如此。請看，當今第一流大學問家，哪位是治紅學的?你大概舉不出。那些“紅學專家”們，學問如何?對此，含蓄的回答是不答，無言以為答。紅學本來需要的是第一流的大學者，只有他們方堪勝任：可是現實當中有的紅學家連國小問也沒有太多。這一事實，本身即是一種悲劇——至少在目前還是如此，沒有什麼可以“為賢者諱”的必要。

我說這話，用意何居?我是在想：像姜先生，精通很多種西語，卻沒有不屑於紅學的意思，竟然為了介紹西方的紅學狀況而投入了這么多的工夫，寫成這部品種獨特的新著，以饗國人，填補了一個多年來無人肯填能填的紅學空白，這不是一件小事。不但在紅學史上，即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應該大書一筆的篇章節目。

“西方的紅學”，內容包括些什麼?曰翻譯，曰講解，曰評介。講解原應包括歐美眾多大學對《紅樓夢》的課程講授；苦無紀錄與出版物，無從蓖輯，所以只剩下譯本中的註解了，這也很重要。姜先生把西方這方面的著作，廣搜博引，巨細無遺，功力實堪欽佩——要知道，所謂西方，包括的國度很多，而且歷時甚長，從1842年的事一直講到他截稿為止。1842是我們這兒的哪一年?是大清道光皇帝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告終訂《南京條約》的那年頭兒呢!你看可驚不可驚?

其次，我想的另一面是：紅學不管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到底是個什麼性質的事物?有人會答：這還用問，不就是一種小說學、文藝論嗎?我要說：正是在這裡發生了看法上的問題。

實際上，紅學是一種最高級的多層面的文化意識和複雜的心智認知的實踐活動。這自然會包括小說文藝學，但是絕不僅僅停留局限在那一層次和範圍。這也就是我上面說的，為什麼紅學需要第一流的大學問家，而絕不是一般小說工作者所能勝任的一樁極大的課題任務。正因如此，這才發生了紅學，以及發生了它的“千匯萬狀”的紛紜奇致大觀。西方的、東方的、中國的，都是如此。對一部“小說”的理解與認識，竟然出現了如此驚人的奇致，在人類文化史上大約也堪稱首屈一指。

我們很想知道的，是西方如何看待“紅樓”一“夢”。他們未必能看得對，懂得透——是這樣，但是我們用不著輕薄和哂笑，因為需要“反顧”一下：我們中國人自己，是否已然看對懂透了呢?我不知哪個最狂妄之輩才敢這樣正面答言。

在我們看來，西方人士對《紅樓夢》的看法，不少是可笑的。原諒吧，彼此間的文化傳統，精神結構，歷史背景，民族特點，其差異是太巨大了!怎么能指望西方人完全了解和理解這樣一部“奇書”呢?然而，說也奇怪，據姜先生介述的，在眾多的“西方之老生常談”中，忽然會爆出一朵大火花，使我十分驚異!在這方面尤其感謝姜先生，不是他來熱心介紹，我是不得而知的。

中西文化各種觀念上的差異，在《紅樓夢》西譯上也顯示得十分有趣。如姜先生所舉，儘管霍克思(DaivdHawkes)英譯“好了歌”為WonDoneSong是如彼其絕妙，①但他卻把寶二爺的怡紅院硬是譯成“怡綠院”(姜先生又“返”譯為“快綠院”——TheHouseofGreenDelight)，認為非此不合西方觀念。此種例子最是令人小中見大，也最“發人深省”。這兩個色調，在中西方讀者說來竟也有如此巨大——不，可說是“相反”的文化聯想與審美感受!——遑論整部的《紅樓夢》與整個的雪芹頭腦心靈了!我不知道霍氏是怎樣理解“怡紅快綠”的，他是否讀懂這四個字的註腳就在於院中景物主眼的“蕉棠兩植”——而蕉是象徵黛玉，棠是象徵湘雲。霍先生硬要將紅變綠，是對全書製造了一個具有根本性關鍵性的大麻煩問題，他將怎樣“處理”這樁公案?

其實，霍氏是很聰明的，他既然主張該把怡紅院譯成“怡綠院”，必然引發一種連鎖後果：那么，“紅樓夢”的那“紅”，又待怎么翻譯?是否也得譯成“綠樓夢”?他大概意識到這很麻煩，所以就連“紅樓夢”的書名也避而不用，乾脆是“TheStory0ftheStone”了。

說真的，就從“紅樓夢”這三個大字來說，這首先就是不可譯的中華文化的詩的語文和美學概念。RedChamberDream或者Dream“of”or“in”theRedChamber都使西方人困惑，只單說那“RedChamber”，已然即是一種不可思議，莫名其妙的怪名堂了。所以“RedChamber”根本不能傳達“紅樓”二字對中華本民族的有文化、有學養的讀者所引起的藝術效應，“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呀!唐代詩人筆下的“紅樓富家女”、“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美人情易傷，暗上紅樓立”、“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這種意境和氣氛，讓從來就“呼吸歐風美雨”的西方讀者去領略，去“掌握”，他們(和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RedChamber固然令人很不滿意，可是話還得說回來，畢竟未離大格兒，還是主觀上力求忠於原詞的。到後來，如姜先生所舉，卻又出來了一個RedMansions，這就益發令中西方讀者一起茫然了。推想起來，那是否要把“紅樓夢”理解為“朱門夢”、“朱邸夢”?假使如此，我也要說，這是十分不妥的破壞原文，違反翻譯原則的做法。

我同意姜先生對西文各種譯本的詳細介紹與評議，他的學識見解都令人佩服。他舉出，霍克思連雙關語也譯出，實為奇蹟。當然，霍氏在曹雪芹面前，也時時會敬謝不敏，束手無策——或竟只好出以下策!比如，當他遇到全書中第一個僕人霍啟時，就智窮力絀了——霍啟，諧音禍起，火起(霍是入聲，北音無入，轉為“火”“禍”相似，或上聲，或去聲)；又須知那個時代家裡下人取名，都是吉利字眼，如“旺兒”、“興兒”、“來升”、“李貴”……是也，“啟”者開也，原亦諧“起”之音，故乾隆以至宣統時代讀者，一見“霍啟”之名，便知絕妙。可是霍先生的英譯，竟然在此名之處，大書Calamity一字，以為譯文。我看了真是吃驚不小!一個“封建大家族”，十七八世紀時代，給僕人取如此“吉名”，這讓歐美人見了必然駭愕萬分，以為中國人遠在清朝，就比“西方民主”要開放得多了。

我的這些話，總括起來只有一句：可見想讓西方讀者看懂雪芹的書，是多么地不容易。

我老老實實供認，我原有一種不太客氣的偏見：西方人根本無法真懂得《紅樓夢》是什麼，是怎么一回事。西方的翻譯家們脾氣很怪，肯為白文花大力氣，卻不肯為註解寫一個字。我常常說，這樣的翻譯者，只做了他應做的工作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指望西方讀者只看白文就能領會其間的森羅萬象，恐怕這樣的指望者思想方法有大毛病。因此，姜先生特別推重俄語譯本的質量和工作態度——設了三百條注。他的看法，我很同意。當然，要說設注的事，三百條是太少了。對西方，設上三千條也不為多。為什麼?《紅樓夢》不同於別的小說，這是一位非常高級的文學巨星寫的書，用的手法極其超妙，講的(含的)內容至關重大——中華民族文化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結晶式總寶庫。如若不從這個角度態度去認識，只以為是“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什麼“愛情悲劇”呀，什麼“心理刻畫”呀……西方人習慣上總是注目於這些，也滿足於這些老生常談，那當然連三十條注也就不必贅設。

說到這裡，我可以回到我上文的一處拙語：在眾多的“西方老生常談”中，忽然會爆出一朵大火花，使我十分之驚異。舉一個例，比如，德國人對《紅樓夢》的理解是了不起的。遠在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格魯勃就對芹書有肯定的評論，到1926年(民國十五年)，又有一位名喚理查·維廉的，說《紅樓夢》像“《綠衣亨利》，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提供了一幅大清帝國文化歷史圖畫”。再到1932年，又有一位名叫恩金的，說《紅樓夢》與《金瓶梅》不同，寫的是一種有教養的生活，說雪芹不知何來神奇力量，把日常瑣事寫得如此生動，說讀過《紅樓夢》，才知道中國人有權對他們的優秀文化感到自豪，——歐洲人史從未達到如此高度的！我要說，我讀姜先生的評價到這一段落，不禁拍案叫絕，繼之以掩書而嘆。我一向把西人低估了，以為他們不能看到這一點，也說不出這種石破天驚的話來!這是不對了，應向這幾位德國“紅學家”致以歉懷才是。

還有一篇《紅樓的秘密》，發表於《新中國評論》(TheNewChinaReview)，作者W·亞瑟·柯納培。此文相當重要，特別從歷史觀的角度來看待它更是如此。那還是1919年，還在胡適《考證》之前夕，索隱派新出順治、董小宛、攝政王家等等新說正盛之時，這位頗能通曉中國“紅壇”一切情況的西方作者認為這種政治意義令人震驚，遂加以引述，但並未表同意接受，此已難能可貴。他指出，《紅樓夢》才是中國的一部“真正的小說”，而且十分強調這一點。他說，《紅樓夢》對於有教養的中國人來說，正像《哈姆萊特》對於英國人一樣。“教養”一詞，是很具隻眼、有體會的評賞之言，未可輕視!這也就是我所著重提出的那一“文化”性質的重大問題!這就異常之重要了，因為他比上列一例要早很多年呢!

附帶可以提及：他還敘及了《紅樓夢》作者是“某王室私人秘書”的傳聞。要知道，這種“某村西賓”的西方記載，可謂其來有自(依拙考，此即雪芹曾在“明相國邸任西賓”的同一傳述，明邸指富察明亮。雪芹被東家斥為“有文無行”，因“下逐客之令”，與柯氏所記正合。此點至關重要。參看拙著《曹雪芹小傳》)。

他們是值得禮敬的，他們已然看清了一點：《紅樓夢》是中華民族的一部稀有的文化小說。“有教養的生活”，說的也就是“高度文化”，僅僅措詞小異罷了。須知，教養是中華文化的最寶貴的部分(雪芹的用語就是“調教”二字)。德國人看到了這一極為重要的文化表現，我們自詡為“紅學專家”的，卻是了不能知，或是很晚才從別人那裡稗販而得的。

對於此文，怎么強調也不為過分。我從姜先生處獲得了這一種歷史情狀，覺得特別激動，覺得要深深感謝他。
姜先生已經指出，西方的“評紅”，也是隨著中國研論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的。由於他們要參考或者尋找依據，接受中國的紅學影響是必然之事，說得不好聽些，即是也有稗販。我以為這固不足為異，不足為病，可是也多少帶來一些毛病。比如，翻譯家明明貢獻很大，功績自足，可他偏也效顰中國的“考證派”，這就有點兒“危險”了。你想，他們一無新史料，二無新方法，三無切實工夫親自研索，就也來揣斷雪芹是誰的“遺腹子”，這充其量也只是一種不顧許多事實關聯的簡單的猜測而已。這也罷了，還要“論斷”雪芹書中的幾個女主角是他的“姑姑”!依我看來，這實在是成了一種名實相符的“海外奇談”了。想當初，清代有人硬說雪芹所寫是納蘭明珠與性德，評者早已指出，這種“以子代父”的影射法觀念是荒唐的。“以子代父”的模特或原型“理論”，自然會引起“以侄代叔”、“以妃代姑”的猜想，但這在西方也許認為是“可能”的吧；在我們中華，倫常是最不能“亂”的，自己家裡人的輩數豈能“亂來”?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個對中華基本文化的理解認識是否徹底清楚的問題。霍克思大約是受了中國某家的影響，誤讀了一條脂批，因而非說“元妃”是雪芹的“姑姑”[即誤以為是寫曹寅大女兒平郡王訥爾蘇的“福晉”(夫人)，而不知道清代制度上皇妃與王妃的一切制度規定的實際，其區分是多么巨大而無由淆混，把王妃寫作皇妃，是要招來滅門之禍的!]。我的拙見是：歐美的(不包括僑胞華裔等)“紅迷”們，最好是從比較文學、結構主義以及各種文學評論上多為我們貢獻新意；至於歷史考證，還是以“藏拙”為上策。

另外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乃是姜先生特別舉示的：英國的第十五版的《英國百科》竟說《紅樓夢》題材與技巧的豐富，“不亞於歐洲”，但其“關於作詩的冗長爭論，令讀者厭倦”。我看到此處，真有啼笑之感。

一個是“不亞於歐洲”!這是“最高評價”了啊。世界人類文學，還有“超過歐洲”的可能與命運嗎?一可嘆息也。再一個則不僅是個“歐洲至上主義”的問題，是更加複雜重要的“中國詩”的麻煩事情——詩在中華文化上的地位、作用、意義、價值，在中華人的生活的巨大“造福”力量，英國人在未來的哪個世紀才會略知一二，看來還很是難以預卜。如果你認為曹雪芹所寫的是一群大有文化教養的人，故此才有“詩格局”(參看拙著《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下編第二章第三節)，那么你便大錯了。我在孩提之時所習聞的民間故事，皆出自不識字的農村婦女之口，極大部分都是帶有詩的內容的，而吟詩、對詩，以詩競勝鬥智(甚至在翁媳之間)，簡直成了一大主體與特色，這絕對不是只知有“秦少游與蘇小妹”的文人墨客所能盡明的中華文化的一個側面。不理解這，不理解詩在《紅樓夢》中的巨大重要作用，是怎么得出“不亞於歐洲”的“高度評價”的呢?!

我對歐洲的“評紅家”，並無菲薄之意，還是上面說過的：中西的文化傳統、精神結構、歷史背景、民族特性……差異是太大了，像雪芹這樣的作者，西方若說一下子都懂了，反而成了怪事。所以責任不全在他們，也在我們——我們在這方面向西方做的工作，還是太稀薄了吧?

姜先生此書，對我們是一大啟牖。我願他在這方面不斷繼續工作，並且向他建議：是否可以構想，用外文(也可先用中文，後譯外語)寫一本介紹《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的深切關係的書?我的想法是，我們不做必要的工作，《紅樓夢》這樣的足以代表中國的偉大作品，只靠歐洲人自己去鑽研摸索，總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芹書通過譯本與影視改造，已經“走向世界”多時了，讓歐西人在較高文化層次上重新認識它(比什麼“愛情故事”、“心理描寫”逐步提高一些)的責任由誰負擔，由誰(哪個機構單位)來認真考慮這樣的問題(而不只是總想搞點兒“紅熱鬧”)，不是也該提上日程了嗎?

比如，影視工作者直到今天，還在宣揚“把寶黛介紹給世界”，而絲毫不知體認《紅樓夢》的真正的文化主題是何深度高度，這就可憂了。正如姜先生此書中顯示的，芹書真正的主角寶玉這個人物，究竟是何等樣人?怎樣理解其意義?在西方竟然缺少評論，幾乎是個巨大空白，這難道不正是我們自己以此要義所做工作也太不適應於“紅學盛況”了嗎?

我從姜先生處，深受教益。所愧不能有所贊襄，只將一些零碎的想法拿來充當序言，這是很感歉疚的。也盼他不吝指我謬誤，共收切磋之功，同為中華文化互相勉勵，更加努力工作。
周汝昌己巳重陽將至，菊有黃華，廊下寫訖

精彩片斷

霍克思的人物表，也小是簡單羅列一下人名，有時也作必要的解釋，如賈敬，註明是賈珍之父，寧國府的名譽家長，隱居於城外某處。賈氏家譜的全名是“賈氏寧榮兩府家譜”，第一代是“共同的祖先”，然後是賈演、賈源依次排列。王氏家譜，則平行排列四人作為第一代，這就是：王熙鳳之父、王子騰、賈政之妻王夫人和薛姨媽。這樣，薛姨媽的來歷也說清楚了，所以薛家並未單列家譜。史氏家譜的第一代是賈母(史氏)和賈母的兄弟(湘雲的祖父)。然後賈母的子女是赦、政、敏；她兄弟的兩個兒子是湘雲之父和史鼎。再往下是政生寶玉、敏生黛玉、湘雲之父生湘雲，這樣寶、黛、湘雲，也就一目了然。顯然，這些家譜的設計，霍克思都費了一番認真的考慮，以便於英語讀者掌握書中人物的線索。這是霍克思的精心嚴謹之處。

第二卷共二十七回，標題叫“海棠社”。書前也有一個漢語拼音說明和一個序言。書後則有四個附錄，它們分別是《律詩》、《骨牌副兒》、寶琴作的十個《未解的謎》和譯本第二卷的《人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