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齊在今之山東省，先以營丘（今山東昌東東南）為都，幾世後，遷都至臨淄（今山東臨淄），地處黃河下游。齊於周武王時受封后，太公因“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漢書·地理志下》），也就是說“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史記·齊大公世家》）。齊地雖然位於中原邊陲，由於東邊東萊，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東北臨渤海，有魚鹽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齊在諸侯國中已最強大。公元前685年，齊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齊，使齊國的社會、經濟更有飛速的發展。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稱敬仲，齊穎上人，桓公稱他為仲父。其先與召忽輔佐公子糾，糾敗，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鮑叔推薦給齊桓公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臨著齊襄公遺留下來的殘局，管仲在內政上首先提出了“叄其國而伍其鄙”（《國語·齊語》），即“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國語·齊語》韋昭注）的制度。其內容為“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十五個士鄉又分為三部分，這叫“參其國”；把原來的“鄙”劃分為五個屬，叫做“伍其鄙”；“鄉”和“屬”的下面又各有四個等級，都分別設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國語·齊語》）。所謂“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農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區，不能隨便遷徙流動。所謂“成民之事”，就是士、農、工、商“四民者勿使雜處”，“使（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因為這樣才能使公社農民各有所務，“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數，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才能使他們的子孫“恆為士“、“恆為工”、“恆為商“、“恆為農”。管仲就這樣發揮了他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以上均見《國語·齊語》）的原則，糾正了由於社會變動而帶來的四民流動雜處，重新固定生產活動以保證社會生產的發展，使公社繼續成為一種基層組織，加強對公社農民的控制。
在這個基礎上，管仲又採取了“作內政而寄軍令”的措施，即把十五個士鄉內每五個士鄉為一帥，有一萬人，由齊君率五鄉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同時，把“軌”、“里”、“連“、“鄉”的政治組織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軍事組織形式統一起來，加強了國家對常備軍的控制。在這種軍政合一的形式內，“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處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繼續著，即“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因為利害福禍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在這樣的組織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管仲利用公社殘留的血緣宗族關係的力量，實現建設一支能“方行於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見《國語·齊語》）的武裝力量，為後來的爭霸戰爭做了準備。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齊桓公“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所謂“修舊法”，是整飾舊制度的意思，“業”，韋昭注云：“猶創也”，頗是，指注入符合新時代的新內容。這樣，管仲就為自己能夠在較大輻度內突破舊制度的束縛，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國語·齊語》），六柄就是“生、殺、貧、富、貴、賤”（《國語·齊語》韋昭注）。“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當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選擇的。所以他“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柄”，是後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權觀念。“六柄”，約而言之，就是賞罰“二柄”，即生、富、貴是賞；殺、貧、賤是罰，《韓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強，也就是君權的強化，開始了國君集權的序幕。管仲如何擇舊法而慎用六柄，《史記》、《國語·齊語》沒有記載，但姜齊曾轉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說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稗輔先君，而成霸法”（《國語·晉語四》）。由此可見，管仲雖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當是管仲“嚴刑”的結果。如果承認“嚴刑”自管仲起，所謂“法家”也當自管仲見其端倪。
管仲還規定，國中有“慈孝於父母，聰慧（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國語·齊語》），由鄉長推薦，試用為官。試用稱職的，正式委任為吏。任官稱職的，要經過君主當面審核，才能令他協助上卿治理政事。這就是“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國語·齊語》韋昭注）的選拔人才的三選制。這種三選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的世卿世祿制，為下層士民進入仕途開創了條件。
在經濟方面，當時的井田制度雖然沒有解體，還實行著“井田疇均”的生產方式，但已採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見《國語·齊語》）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質好壞而徵收賦稅。這是促使生產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
對於工商業，管仲在“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的同時，還規定“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齊語》），把全國的山林河澤統一管理起來，這樣就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他還主張“輕重魚鹽之利，以瞻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檄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輕重魚鹽之利”和“徼山海之業”是否就是漢代鹽鐵官賣的濫觴，現在雖無可徵信的材料，但從《管子》書中管仲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耳”的“山海”就是鐵和鹽看來（《管子·海王》），當時可能已經有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此外，他又設輕重九府，採取鑄造貨幣、調劑物價、免除關市之徵等措施，使齊國積蓄了雄厚的經濟力量，具備了爭霸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春秋初年，各國的對外政治，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關係：一是華夏對夷狄，二是諸侯對周天子，三是諸侯對諸侯。齊桓公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後，便積極開展對外活動。他首先拉攏宋、魯兩國，接著把鄭國也爭取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這時，戎狄勢力很盛，對華夏族的一些小國有極大的威脅。魯閔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衛（今河南淇縣），衛人連夜棄城而逃，逃過黃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們和共邑（今河南輝縣）、滕邑的人集中在衛國曹邑（今河南滑縣西南），總共只有五千人。齊於是出兵救邢存衛，遷邢於夷儀（今山東聊城），遷衛於楚丘（今河南滑縣），這就是《左傳》閔公二年所說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戰爭爆發時，管仲極力諫言，明辯華夷，促齊出兵相救，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左傳》閔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間的鬥爭是一種存亡的大事，而當時華夏族內的利害衝突，減弱了其對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對這種危機，管仲提出了“同惡相恤”和“諸夏親昵“的號召，使齊國聯合了華夏各國，擊退了戎狄的進攻，把一些小國從戎狄的蹂躪下拯救出來，從而提高了齊國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國，從考古資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漢平原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東到安徽中部，南達湖南的資興、郴縣一帶。其國都初在丹陽（今河南淅川縣），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縣丹水下寺發現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國貴族墓葬。在下寺東北不遠處有一座長九百米、寬四百米的古城龍城，可能就是楚國的初期都城丹陽。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遷都到郢（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其古城遺址比丹陽龍城規模宏大，東西長九里，南北寬七里，面積達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養生息近四百年，積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國西部的群蠻、百濮、盧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鳩、舒庸等也都先後為楚所滅。比較強大的徐（在今安徽泗縣）也服屬了楚。周朝封於漢水以北的“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東遷後就於申、呂、許布防，以阻楚國北侵。但是，楚文王時，楚滅了申、息、鄧諸國，攻入曹國，伐黃和鄭，其勢力逐漸向黃河流域擴展。這時，由於齊國開始強大，所以一向臣屬於楚的江、黃等小國轉向於齊。楚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連年伐鄭，以此對齊施加壓力。魯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齊、朱、陳、衛、許、曹、魯等國軍隊攻伐追隨於楚國的蔡國，蔡潰敗，齊於是伐楚。當時楚也很強，而且不肯向齊示弱。最後，雙方結盟於召陵（今河南邱城）。齊國這次雖然未能把楚國壓服，但是還是暫時擋住了楚國北進的勢頭。
齊桓公在召陵與楚結盟後，事實上楚國承認了齊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齊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後，為了鞏固這一勝利，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召集魯、宋、衛、鄭、曹等國開會，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參加，賞賜祭肉給桓公，並且附帶一個命令說：“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而管仲卻跟著說：“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均見《國語·齊語》）。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就是據禮而有的，如果齊桓公不尊守禮的規定，使天子不尊，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禮，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難保了。無怪桓公聞管仲之言而懼，結果還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國語·齊語》說：“諸侯稱順”。通過這次盟會，齊桓公遂成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經音義》卷二引賈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
在“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僖公四年）之際，霸者之出，則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義卻不僅止於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國。齊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於維護過去的邦國制度，也即為了防止諸侯國內部矛盾和危機的發生。魯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陽穀之會時，《公羊傳》僖公三年記載桓公之言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穀梁傳》僖公九年傳，范注云：“樹子，嫡子。”），無以妾為妻”，障谷或以鄰國為壑，或斷鄰國的水源，貯粟，則不通有無最易危害邦國的安全和存亡。那時國小，一水可能流過數國，上游國家障谷，下游國家便要斷絕水源；反之，上游國家便要積水，都足以影響生產。《戰國策·東周》的“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體說明。由於國小，一有饑荒則非求助於鄰國不可，鄰國不救，便會有舉國無炊的危險。齊桓公為了維繫邦國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無障谷，無貯粟”，因為這是關係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於廢嫡立妾都與西周邦國禮法不合，這是內亂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後的葵丘之會，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時，又重複“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均見《穀梁傳》僖公九年）。三百年後，孟子述“五霸，桓公為盛”（《孟子·告子下》）時，條舉葵丘之盟的五項命令，與《公羊》、《穀梁》皆合，這才是齊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齊侵魯，魯使展喜犒師，答以不恐之故也說：“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糾合諸侯是要繼承和發揮諸侯子孫“世世無相害”的傳統。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於東周以後天子衰弱，這個禁令也只有由諸侯來“壹明”了。《左傳》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時所說的：“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繼承了霸政精神，承襲齊桓而來。
管仲相桓公後，以其本身的才智，應當時的客觀條件，以“尊王攘夷”的口號，把黃河中游的諸侯國聯合起來，北御戎狄，南制強楚，扭轉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機形勢，保衛了比較進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讚揚管仲的功績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在矣”（《論語·憲問》）。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視社會現實，“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開始了國君的集權和權威的提高以及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不僅對當時齊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後的歷史中也有深遠的影響。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他所採取的“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的原則，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強，經濟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傾向雖受時代的限制，但不失為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為、有見識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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