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

香港回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件。英國開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當時清政府戰敗於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及鴨脷洲割讓給英國。1860年10月,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政府再次戰敗,被迫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交給英國管治。189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230塊大小島嶼總計975.1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給英國,並將租借地稱為“新界”,租期為99年。從1898年7月1日開始,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從而占領香港全境。1997年,中英雙方經過兩年多達22輪的談判,最終在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從1997年7月1日起,中國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開始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權和治權。

基本信息

事件簡介

香港回歸香港回歸

香港主權移交,常簡稱為香港回歸,指香港主權於1997年7月1日由大不列顛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移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一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一事。

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源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當時清朝戰敗後於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1860年,清朝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被英法聯軍打敗,簽訂《北京條約》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份割讓交由英國管治。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滿。這三個條約均為不平等條約。該三條約決定了今日香港的範圍。1982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政府開始舉行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最後在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決定1997年7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對香港島、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新界等一切曾由英國管治的土地,恢復行使主權。

雖然《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均將香港島和界限街以南的九龍永久割讓予英國,但這並沒有使得這兩片土地永久成為英國屬地,而是連同新界一併交回中國。香港島九龍缺乏平地,食水、食物等物資都是由新界或中國大陸供應,不能自給自足;而香港也並沒有因三條條約的分別而妨礙她的整體發展。因此,英國難以不把整個香港交還;而英國政府在確定香港主權將移交中國後,也只有極力爭取維持在香港的利益。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兩國開始詳細談判之前,鮮有考慮香港主權的前途問題。其實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政府在籌劃地下鐵路、新機場等大型基建項目時,因為投資回報期需要接近30年而跨越1997年,當時在向國際籌集資金時已受香港政治前途不明的影響。

1997年7月1日零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升起,經歷了百年滄桑的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政府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背景

《南京條約》《南京條約》
根據清朝政府與英國所簽訂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香港島及九龍是永久割讓予英國的,而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亦一直未能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直至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被日軍占領後才有轉機。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香港的歸屬問題,營造了香港主權移交回中華民國的可能性。當時輿論普遍認為,香港是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象徵,加上中華民國在戰爭過程中已躋身大國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所以應把香港交回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早於日本投降前數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亦曾認為英國政府應該放棄香港,並歸還給中國發展為國際自由港。國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國共內戰日漸激烈而無暇南顧。另一方面,英國則強烈希望戰後保持所有遠東殖民地,包括作為英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的香港。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因此,戰後香港由英國繼續接管。

1949年,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於國際戰略考慮,雖然不承認英方對香港的殖民“主權”,但是表明暫時不會收回香港,也不干預制止前中華民國軍眷及逃民在香港的活動。1950年,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同時,英國政府在軍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打擊阻止中國武力收復香港的可能。

1972年3月,剛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就香港問題致函聯合國反殖民小組主席。中國常駐代表黃華表示,香港及澳門分別屬於被英國及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內的事務,而不屬於一般的殖民地問題。他同時表示,中國在適當時候將使用和平手段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在此之前香港及澳門應保持現狀。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認可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和要求。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傳統英國資金的商業力量,如滙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遊說工作。當時的商界年青領袖李鵬飛曾率領當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組成“年青才俊團”前往北京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也沒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香港島和九龍的割讓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因此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由於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同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因此鄧小平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他同時希望能藉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回歸歷程

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中英首資揭開了香港前途談判之幕。雙方在經過首次談判後,發表簡短聲明,表示將會能過外交途徑對香港前途的解決方法進行商談。新華社在聲明的後邊補充:“中國政府關於收回整個香港地區的主權的立場是明確的、眾所周知的。”

第二階段的談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兩開,地點在北方北京。中方團長姚廣、英方團長是駐華大使柯利達。會後新聞公報形容,雙方的會談是“有益的和有建設性的。”

不過,由於雙方在初期的會議中,對主權及治權方面有很大分岐,引起了香港市民的不安。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輪會談後,訊息傳到香港,導致香港出現了市民搶購食品、擠兌外幣(美元)的狂潮,9月24日,更創下一美元兌八點六港幣的最低點。其後港府宣布改變港幣發現制度,並訂出港幣七點八元兌一美元的指令性匯率。

1983年10月19、20日,雙方舉行第五輪會談,中英公布中恢復了“有益的”、“有建設性的”形容詞。

1983年12月的第七輪會談後,公報稱雙方回顧了會談的進程和所取得的進展顯示會談已進入新階段。

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問北京後抵達香港,他在港發表聲明,公並宣布英國放棄1997年之後對香港主權。聲明表示:“要達成一分能使本港在19977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定,是不切實際的構想。”

在此一段期間,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頻頻訪問英國。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更提出了“羅保動議”,引起各界的爭議。

1984年6月,談判進入最後階段。7月份,英國外相賀維再訪北京。8月1日,賀維抵港,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中英雙方已同意協定大綱及主要條款。

1984年9月26日,中、英雙方終於在北京草簽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

談判簡介

談判障礙重重

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會面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並與鄧小平會面
港督麥理浩的官方訪問提醒了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訪問鋪路。1982年9月,柴契爾夫人訪華,9月24日在北京與鄧小平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隨後,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成為首位在任內訪港的英國首相。在記者會上,柴契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需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

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但中方拒絕接受。

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在兩日會談後,新聞公報以“有益,有建設性”形容,但談判實際上並不順利。7月底,談判繼續,但新聞公報連“有益,有建設性”的字眼也欠奉。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

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談判未能達成共識,觸發香港市民對前途的憂慮,曾經使物價一度飛漲,亦導致了股災的出現。1983年9月,港元曾跌至9.6港元兌1美元的歷史低點,市面出現搶購糧食等情況。港英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鈎,來維繫港元穩定。

但在談判陷於僵局下,人心仍未穩定,香港人無法參與談判,感到無助。1984年1月,香港政府增加的士牌費,在九龍區引起騷亂。1984年3月14日,香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動議,所有任何有關香港前途之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定前,必須在立法局辯論。在香港前途未明朗下,1984年3月28日,英資的怡和洋行宣布把總公司遷冊至百慕達,令各界被視為英國有意撤資,對香港的前途更加憂慮。

取得共識

周南和伊文思周南和伊文思
1984年1月25日至26日舉行的第八輪談判,中英雙方各自更換團長,中方由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擔任,英方則由伊文思爵士擔任團長,併兼任駐華大使職務。

1984年4月,英國外相傑弗里·豪訪華,並就香港主權問題作出讓步,令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傑弗里·豪在香港發表聲明,宣布1997年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7月底,傑弗里·豪再度訪華;8月1日,傑弗里·豪在香港舉行記者會,透露協定的十項主要條款。其後的會談進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土地、民航、國籍等問題進行討論,並達成多項共識。直到9月26日,《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香港前途談判結束。至草案簽署為止,雙方共進行了22次的談判。

經歷多輪的香港前途談判,中英兩國最終就香港前途問題達成協定,並於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第三段第12條表明,中國將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民主制度維持50年不變。

聲明簽署後

198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1985年亦在香港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負責在香港徵詢公眾對《基本法》草案的意見。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公布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諮詢工作則在1989年10月結束。1990年4月4日,全國人大通過議案,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過渡期

香港回歸溫哥華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期間的十三年,被稱為過渡期。在過渡期內,香港經歷多番起跌。中英雙方亦在過渡期內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敏感問題:

城市方面:不少港人移民選擇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定居,當中英屬哥倫比亞列治文又有“小香港”之稱,其他熱門的城市有多倫多悉尼奧克蘭新加坡等。在這段期間,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回流香港。

居英權計畫:移民潮的出現,令港英政府需謀對策。1990年,英國政府宣布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政府公務員及各行各業人士,包括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居英權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居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如此可令獲得居英權人士安心在香港生活,萬一香港出現問題,則可隨時前往英國,以減輕香港人才及資金的流失問題。但中方對居英權計畫表示不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亦對居英權不予承認,持有人仍被視為中國公民。

拆卸九龍寨城:九龍寨城本身對於中英雙方是特殊的地方,因為根據《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九龍寨城仍然是清朝的外飛地,定期會派官員駐守。抗日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放棄管理九龍寨城、港英政府沒有法律權力去管理、解放後的新中國對該區亦力不從心,而香港警方也不敢插手管理九龍寨城的治安。於是九龍寨城成了所謂“三不管地帶”(即國、共和香港政府都不管)。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九龍寨城最終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清拆調景嶺:1949年國民政府遷播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不願遷台的退役老兵安置於調景嶺寮屋區。
早年其位置十分偏僻,自成一國。因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時每年10月10日都會慶祝雙十節、並掛起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並沒有故意干預這些活動,但隨著香港主權即將移交、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清拆。所有居民在政府賠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香港機場核心計畫:同年年底,港英政府為了穩定民心,推出“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計畫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及青馬大橋等相關設施,共耗資超過1000億港元。當時的港督衛奕信宣布此項計畫時,描述到計畫落成後的香港將會像“玫瑰園”一般美好,因此被傳媒稱為“玫瑰園計畫”。但由於此計畫耗費龐大,中國政府擔心會將香港的儲備用光而反對計畫。最後由當時的英國首相梅傑親身到北京,與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工程才能繼續進行。

重要官員

英方成員
在中英談判期間,多位英方官員起著重要作用,包括英國駐華大使兼英方談判團長柯利達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而港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之一,他為香港前途問題盡心盡力,且在1986年12月任內期間,在訪問北京時突然逝世。而接任的港督衛奕信爵士,在中英談判期間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他對中國的熟悉及對中方的友好態度,同時亦成為影響後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

1991年,開始傳出英國有意撤換有“中國通”之稱的港督衛奕信。1992年元旦,英國政府宣布衛奕信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亦成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而出任港督,並打破了多項前任港督的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頒授的爵士勛銜及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而他擔任港督期間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他時常親自到各區巡視。他巡視中環時品嘗泰昌餅家的蛋撻、在灣仔喝涼茶,成為一時佳話。在發表施政報告後亦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並主持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

但彭定康的施政卻未受到中方歡迎,興建新機場的財務安排已惹來中方多番反對,最嚴重的分歧,是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方案中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罵作“千古罪人”。這也導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無法以“直通車”形式過渡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參見下段主權移交後新成立機構。

中方成員
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重要成員包括中方談判團長兼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根據曾參與談判的中方官員講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鄧小平親自“拍板”。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雲的長子,大學畢業後,曾於美國公司任職,後回到家族公司東方海外工作。彭定康上任港督後,他被委任為香港行政局成員之一。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行政長官競選中,董建華擊敗了楊鐵梁、吳光正和李福善,順利當選,同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作為首任行政長官。

為保持香港在政權移交前後的穩定,中方同意讓港英政府主要官員順利過渡至特區政府,但部分名稱則有所更改,詳見政府部門條目。

香港特區政府首任司級官員
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陳方安生
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曾蔭權
律政司司長(前稱律政司):梁愛詩

主權移交

香港回歸告別儀式舉行地點—添馬艦

雖然中英雙方爭議不斷,但香港的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有理想的發展,市民開始以較樂觀的態度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移交。香港股市在1997年初多次創出歷史高位。1997年4月,已卸任的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再度來港,主持青嶼幹線的啟用儀式。

英方告別儀式
1997年6月30日下午4時30分(香港時間,下同),港督彭定康正式告別港督府,舉行了降旗儀式,彭定康接過曾懸掛在港督府的香港總督旗

英方告別儀式在6月30日晚上6時15分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王儲查理斯王子、英國首相布萊爾、外相羅賓·庫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

告別儀式包括傳統的英軍閱兵儀式,港督彭定康發表臨別致詞,之後由王儲查理斯王子代表英女王致告別詞。其他節目包括名為《香港精神》的團體舞蹈、男高音莫華倫歌唱等表演,有超過2000名表演者參與。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亦添上傷感。晚上7時45分,英國旗及英治香港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Last Post》中降下。

(1959年-1997年)英國政府隨後在晚上9時15分舉行告別晚宴,邀請4000名貴賓參加。由英國外相羅賓·庫克及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向嘉賓為香港的未來祝酒。

6月30日晚上,工人在中環政府合署拆下以龍和獅為標記的香港徽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皇冠徽號和“ER”字樣。中區政府合署在主權移交後改稱政府總部。

主權交接儀式
香港主權交接儀式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11時30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大禮堂正式舉行,標誌著中國正式恢復對香港的管治。大禮堂內放置中英兩國國旗及四支旗桿。中國方面由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李鵬、副總理錢其琛、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及國家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代表。英國方面則由王儲查理斯、首相布萊爾、外相羅賓·庫克、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及英軍參謀總長格思理代表。7月1日零時即將來臨之際,英國旗幟及英治香港旗在右面旗桿上徐徐降下,同時奏起英國國歌《天佑女王》,象徵香港英殖時代正式結束。零時過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在左面旗桿升起,並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儀式上,查理斯及江澤民先後致詞。

政權交接儀式完成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內隨即進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儀式,行政長官董建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等先後宣誓就任。臨時立法會隨即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會議,通過一些重要法案。

英方主要官員並無出席特區政府官員宣誓儀式。彭定康與家人陪同王儲查理斯,在添馬艦與香港市民揮手告別,並登上英國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在英國軍艦漆鹹號護送下離開香港。首相布萊爾及其他英國官員則乘飛機返回英國。

其他慶祝活動
香港特區政府及民間團體在主權移交後舉行多項慶祝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7月1日晚上在維多利亞港舉行的煙花匯演,吸引不少市民在維港兩岸欣賞。官方亦舉辦了如文藝晚會等活動,以慶祝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少活動以出沒於香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及香港市花洋紫荊為標誌。

主權移交前後新成立機構
臨時立法會
:由於中方拒絕承認由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被指控以“三違反”方案產生的立法局,單方面取消代議政制“直通車”過渡1997年的安排。中方在1996年“另起爐灶”,經推選委員會選出60人成立“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以在政權移交後取代原有的立法局。英國管治時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時解散,未有進入臨立會的議員即時失去議員身份,當中部份在6月30日晚上在立法局大樓上向市民揮手道別。

臨立會在7月1日即時開會,除了訂立確認主權移交後的必要法例以外,並立即把多條由前立法局通過,被指為對特區政府施政不利的法例即時推翻。臨立會也恢復了極具爭議性的《公安條例》,規定超過指定人數的公眾集會及遊行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方可合法進行,被指剝奪集會自由、打壓言論自由、侵犯人權。

駐港解放軍:1997年6月30日晚上,中國人民解放軍沿海、陸、空三路正式進駐香港,軍車經過市區道路抵達各軍營,軍艦則在翌日早上從深圳媽灣碼頭經過維多利亞港等香港水域到達昂船洲海軍基地。解放軍以中環添馬艦作為駐港總部,並接收了原駐港英軍的各項軍事設施。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3條的規定,香港的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國外交部在香港成立特派員公署,處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辦事處位於中環堅尼地道。

關鍵人物

鄧小平:

1982年1月,鄧小平在談到國家統一模式時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他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們的那個制度”。“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台。這也成為後來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國策。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創造性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縱觀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整個過程,鄧公不管是在台前還是幕後,都是運籌帷幄的靈魂人物。每當談判陷於僵局,正是鄧公的堅定、果敢、務實、靈活,特別是擲地有聲的表態,使英方徹底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談判之初,對於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鄧公以“主權問題是不可以談判的”、“我們不是清政府”的義正辭嚴的表態,迫使英國人全面退卻。主權問題的解決,也為以後的談判定下了基調。二是關於中國在港駐軍的問題。雙方曾一度在此問題上陷於膠著,鄧公一句“駐軍是主權的表現”的表態,將此爭論一錘定音。

鄧公晚年一直關注著香港的發展和變化,並期待著其回到祖國的懷抱。鄧公多次表示,希望香港回歸後,能“到祖國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然而,天不從人願,1997年2月,一代偉人與世長辭。此時距香港回歸不足5個月。

周南:

1984年1月,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的周南

周南周南
接替姚廣出任中英第2階段第8輪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當時,英方雖然表示不再堅持對香港的管治權,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但卻含糊地表示,要謀求與香港的“某種密切聯繫”,甚至還要求九七後香港要保持“完全自治”。談判一度陷於僵局。

為了加快談判進度,周南擔任代表團團長後,在中央的部署下開始“變法”,在正式談判之外增加了私下接觸和非正式磋商。這對加快談判進程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終,1984年9月,周南代表中國政府完成了與英方就香港問題的談判,並與英方代表團團長伊文思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至此,歷時兩年的中英關於香港九七後前途的談判宣告結束。

1990年,周南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委會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等職。香港回歸後,周南功成身退,卸下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職務,過起了退休生活。回歸前夕,周南在香港出版了《周南詩詞選》,學界耆宿趙朴初、饒宗頤、錢鍾書等為之或序或跋,影響可見一斑。

魯平:

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現已退休。八十年代初的中英談判,魯平作為中方重要的談判人和智庫要員,經常出謀劃策,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之一。1992年,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推出“新九組”的政改方案,惹來中國政府的不滿。魯平叱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這一句說話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香港是否平穩過渡回歸的重要標誌。

董建華

1996年在四百人的推選委員會中,擊敗三名對手:楊鐵梁、吳光正及李福善,勝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行政長官競選,同年接受中國政府委任。在首任五年任期完結後,在沒有其他候選人競逐下,於2002年7月1日連任,原於2007年任滿,但在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理由向中央人民政府請辭,3月12日獲接納。他任內曾爆發多場大規模示威、他的多項政策受到爭議、要求普選的聲音亦轉趨強烈。

柴契爾夫人:

柴契爾夫人柴契爾夫人
如果說,中方解決香港問題的靈魂人物是鄧小平,那么英方則是首相柴契爾夫人。平心而論,鐵娘子在談判桌上不敵鄧公,也不能全歸咎於她的個人能力與談判技巧。畢竟,中方公理在手,國力在後。其實,從香港問題最終的解決方式來看,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後代,鐵娘子還是顯示了靈活務實的政治智慧型和策略,最終順應了歷史大潮,為中英兩國共同完成香港平穩回歸中華的偉業,作出了貢獻。香港的和平回歸,也為國際上通過和平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借鑑。

彭定康:
1992年出任第28任港督,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中國恢復對香港使主權前一日為止。彭定康上任後不久便與中國陷入惡劣的關係。1992年10月,彭定康發表了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報告涉及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但中國政府隨即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而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後,再沒有被邀請與中國領導人會面。

賀維

1982年中英開始香港問題談判,賀維時任英國外交大臣,成為中英談判中的關鍵人物。在中英歷時兩年的談判中,賀維多次訪華,並受到鄧小平的會見。鄧小平1984年7月31日與賀維的談話,成為闡釋“一國兩制”的經典性檔案。中英開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後,賀維與當時的英國駐華大使、英方代表團團長柯利達,同被認為是“親中派”。應當說,在促使柴契爾夫人放棄其“主權換治權”的立場上,賀維與柯利達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於在歐洲一體化問題上與柴契爾夫人意見相左,1990年11月1日,時為副首相的賀維辭去在政府中的所有職務。1992年,賀維被封為終身貴族。

柯利達

柯利達柯利達
如果說柴契爾夫人是中英談判英方幕後總指揮,那么,談判前期英方處於談判一線的領軍人物則是柯利達

1982年秋談判開始時,柯利達以其英國駐華大使的身份被任命為英國代表團團長,直接參與談判。

雖然自第7輪談判後,團長一職由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擔任,但由於柯利達的新職務是首相外事顧問兼負責香港事務的外交部次官,因此實際上是在更高層次上負責與中國的談判。

柯利達對中英雙方最終簽署聯合聲明,起到了積極作用。柯利達以其對中國事務的洞察與了解,提出了“避免對抗、推動談判”的建議。這個建議最終促使柴契爾夫人放棄了在主權問題上同中國對抗的立場。

衛奕信

1987年4月至1992年7月,衛奕信出任香港總督,歷時5年。他是英國政府中公認的中國通,也是中英聯合聲明的起草人之一。在其任內的5年中,香港正處於回歸前的過渡期。

在中英涉港事務上,衛奕信主張與中方合作,並依照《中英聯合聲明》的原則和規定處理過渡期事務。這樣的立場與當時英國政府的強硬派不合。1992年,彭定康取代衛奕信出任港督。以此為標誌,中英在香港問題上進入了激烈的衝突期。

影響

香港回歸位於維多利亞公園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
主權移交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頁,對香港影響深遠。主權移交前部份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政權的恐懼帶來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資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權移交加速了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在經濟及社會上的融合。香港政權移交也標誌著英國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最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時代的終結。

主權移交也為香港本身帶來不少變化。1997年7月1日後,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消失,但政權移交前的所有紙幣及硬幣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郵票上則改印“中國香港”。所有政府機構及組織皆除去“皇家”的稱號,例如皇家香港警察及英皇御準香港賽馬會,只有皇家香港遊艇會保留原名。原香港總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為禮賓府,但首任行政長官未有遷入。在法律檔案中,本來用上“皇家”/“官方”(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位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 的大律師,則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一些改動,而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地位亦被加強。除此以外,幾乎全部以英國王室成員、政府官員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築物,例如:皇后大道﹑維多利亞港﹑彌敦道等,仍然保留舊有名稱,維多利亞公園亦依舊保留了維多利亞女王雕像。

一些與英國有關的假期,例如“英女王壽辰假期”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或稱“回歸紀念日”)、佛誕節等。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積極推動母語教學,大部份學校改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以廣東話授課,但英語仍然是中國小校的必修科,而大部份學校亦教授國語。可是由於擔心以母語教學會使得香港培養國際化人才的水平有所下降,這種做法遭到很多家長的反對。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一些地方也因《香港基本法》維持不變。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享有多方面的獨立地位,包括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使用普通法,中文及英文同時是法定語言。在貿易上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並繼續以獨立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管理線邊界亦繼續維持,只是海界有小改動,並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陸居民必須申請才可進入香港。政權移交後,中國為香港另設特區護照,可於多國包括歐盟及日本等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境程式較中國大陸和台灣居民簡單快捷。香港的道路沿用英國的左上右落即右軚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右上左落的左軚車,大陸與香港的車輛均需分別申請牌照才可使用對方道路。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賽事,包括奧運會等,由港協暨奧委會負責,亦擁有獨立於中國大陸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亦脫離大英國協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沒有參加大英國協運動會。現在則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

重大意義

“回歸不單是換一面國旗、區旗,更換一些名稱便能落實,還要經過一段心路歷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而這個轉變,首先發生在法律制度上。”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特區政府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六月十日在香港談及《基本法》實施情況時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我們掀起了憲制的新序幕,在原有法律不變的原則下,邁進法律史的新里程。”

梁愛詩表示,回歸的意義在於香港回到自己祖國的主權下,雖然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我們與內地和台灣、澳門同胞生活在同一個國土上,同為中華民族,共用同一語文,共享同一文化,共有同一源遠流長的歷史,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回歸前彭定康的政改,使原有直通車的計畫被破壞,如果沒有一個機構去執行立法會的工作,整個政府便會癱瘓。因此,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籌備委員會決定設立臨時立法會。香港特區剛剛成立,臨時立法會的合法性便受到挑戰,幸而法院在短短一個月內便確定了它的合法地位,否則政府無法運作,社會將陷於混亂。

回歸紀念

吉祥物

中華白海豚還被選為1997年香港回歸慶祝活動的吉祥物。在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的成立典禮上,主席台上懸掛的大型慶委會會徽分外引人注目:一條活潑可愛的卡通形式的中華白海豚一躍而起,在浪花上嬉戲,中間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主要組成部分棗配有五顆星的紫荊花,外圈是中英文的會名。會徽的構圖體現了香港人民嚮往回歸的喜悅心情:海浪既有圓圈形的浪花,又有長條形狀的波紋,象徵著喜悅與歡慶,而紅底白花的紫荊花位於中華白海豚與波浪之間,顯示著港人的胸懷。

選擇中華白海豚為迎回歸吉祥物,也是因為它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首先是由於中華白海豚與香港的淵源極深,在香港西面水域,尤其是龍鼓洲及沙洲一帶,經常可見到三五成群的中華白海豚出沒,中華白海豚是海洋里的珍貴動物,而香港正是離不開海洋的重要海港城市。其次,中華白海豚的名字中有“中華”二字,中華白海豚每年都會游回珠江三角洲等地繁殖後代,具有不忘故土,熱愛家園的品質,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理應回歸祖國。第三,是中華白海豚喜歡群居,具有強烈的家族依戀性,尤其是雌獸對幼仔的愛護非常周到,當幼仔在漁網附近,因貪食已上網的小魚而被纏住時,雌獸會在網邊急躁地徘徊,尋求營救幼仔的方法,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去衝擊漁網來拯救幼仔,其親情令人感動。正是這些特性,表達了香港人民熱切期待回歸祖國懷抱的迫切心情。回

紀念幣

香港回歸香港回歸

1、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97香港回歸祖國金銀紀念幣(習稱“97幣”),共1套3組。第一組金銀幣共3枚,其中金幣2枚,銀幣1枚,於1995年12月1日發行;第2組金銀幣共3枚,其中金幣2枚,銀幣1枚,於1996年7月1日發行;第3組金銀幣共4枚,其中金幣2枚,銀幣2枚,於1997年7月1日發行。

三組的正面圖案相同,均由天安門、華表、牡丹組成,並標有“中國人民共和國”和年號的字樣。背面圖案不同。

第1組圖案:上方為鄧小平肖像和飛翔的和平鴿,下方為今日香港繁榮的樓景及面值,中間為“一國兩制”中英文字樣。

第2組圖案:上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文本及紫荊花,下方為九龍繁榮的景致及面值,周邊是“平穩過渡,長期繁榮”中英文字樣。

第3組圖案:5盎司精製金幣背面上方為鄧小平肖像及光芒,下方為香港海景及面值,周圍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中、英文字。1/2盎司精製金幣、1盎司精製銀幣和1盎司普制銀幣背面上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下方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海景與面值,中間為禮花,周圍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中、英文字。

幣的材質、規格、發行量分別為:

一、5盎司金幣1枚,含純金5盎司,成色99.99%,直徑60毫米,面值500元,發行量228枚。

二、1/2盎司金幣1枚,含純金1/2盎司,成色99.9%,直徑27毫米,面值50元,發行量1.18萬枚。

三、1盎司銀幣1枚,含純銀1盎司,成色99.9%,直徑40毫米,面值10元,發行量8.8萬枚。

四、1盎司普制銀幣,含純銀1盎司,成色99.9%,直徑40毫米,面值10元,並鑄有“BU”標誌,發行量80萬枚。
2、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流通紀念幣,共1套2枚,於1997年7月1日發行。該套紀念幣面額10元,直徑25.5毫米,材質為銅合金雙色鑲嵌。兩枚紀念幣的正面內芯主景圖案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上的五星花蕊的紫荊花,外環上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下方為1997年號。背面一枚內芯主景圖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文本及表示歡慶的牡丹花,外環上方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字樣,下方為10元字樣,兩邊用兩個五角星裝飾;另一枚內芯主景圖案為香港風景,右上方為10元字樣,外環上方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字樣,下方用花紋裝飾。發行數量為2000萬套。

香港回歸香港回歸

香港金融管理局代表港府發行的有:
1、1997年紀念金幣。全套1枚,為法定貨幣,用22K金鑄造,面值1000港元,每枚附有獨立編號的證明書。正面為現時流通硬幣的紫荊花圖案,背面為香港海邊高樓大廈林立的圖案。紀念金幣的售價為3988港元,全球發行量為9.7萬枚,其中在香港發售6.9萬枚。

2、精鑄紀念硬幣。全套7枚,幣值與現時流通的7款硬幣相同。每枚硬幣正面均為紫荊花圖案,背面刻有不同的圖案和幣值。精鑄紀念幣經特別打磨,鑄成後即存放於禮盒密封包裝,方便收藏。此套硬幣的發行量為9.7萬套,其中在香港發售7.3萬套,每套售價398港元。

以上兩種幣,在香港以公開認購的方式發售,每個香港身份證持有人限認購一枚和一套。
香港回歸祖國紀念幣主題鮮明,寓意深刻,雕刻精美,鑄造精良,成色標準,重量合格,極具藝術價值、歷史價值和收藏價值,已成為幣壇精品

歌曲

《公元1997》
歌詞:
一百年前我眼睜睜看你離去。

一百年後我期待著你回到我這裡,滄海變桑田,抹不去我對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喚你,我的1997年

一百年前我眼睜睜看你離去。

一百年後我期待著你回到我這裡,滄海變桑田,抹不去我對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喚你,我的1997年

1997年,我悄悄的走進你,讓著永恆的時間和我們共度,讓空氣和陽光充滿著真愛,

1997年,我深情的呼喚你,讓全世界都在為你跳躍,讓這昂貴的名字永駐心裡。

一百年前我眼睜睜看你離去。一百年後我期待著你回到我這裡,滄海變桑田,抹不去我對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喚你,我的1997年

1997年,我悄悄的走進你,讓著永恆的時間和我們共度,讓空氣和陽光充滿著真愛,

1997年,我深情的呼喚你,讓全世界都在為你跳躍,讓這昂貴的名字永駐心裡。

曾經有過的常常黑夜,曾經有過的痛苦離別

多少個人擁抱光明,你和我的心永遠不分離。

1997年,我悄悄的走進你,讓著永恆的時間和我們共度,讓空氣和陽光充滿著真愛,

1997年,我深情的呼喚你,讓全世界都在為你跳躍,讓這昂貴的名字永駐心裡。

19周年

2016年7月1日,在嘹亮的國歌聲中,駐香港部隊中環軍營全體官兵整齊列隊,面向國旗莊嚴敬禮。同時,駐香港部隊陸海空三軍分別在昂船洲、石崗、新圍、槍會山等營區也同步舉行升國旗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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