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這種臨高方言的語系歸屬，一直到現在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它是“西江黎話”（《瓊台志》）；有人認為，“它可能是泰漢語的混合物”（德國史圖博《海南島民族志》）；有人還說，“與緬甸語頗相似”（陳明樞《海南島志》）。但根據1957年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分隊和1980年中央民族學院民族語言專業教育工作者和廣東省民族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民族識別調查工作組的調查，初步結論是，臨高方言不是黎話，不是“黎、泰和漢語的混合物”，而是具有“古越語的成份”，“屬於漢藏語系峒泰語族壯泰語支的一種語言”，“與壯語十分接近”。
據一些史家考究，認為嶺南一帶南方人的語言是屬古越語系，歷史稱“結髮、鳥語”。即是女人結髮，用小網包頭髮，說話像鳥叫一樣。這三方面都符合臨高人的實況，因此可以斷定，臨高最早的居民來自嶺南一帶。這些在臨高定居的非漢族居民，漢武帝時稱為“駱越之人”，但從東漢至隋唐，這些居民史書一般稱為“峒俚”、“峒僚”或“俚泰”。這些原先的少數民族和跟漢代將領馬伏波的隊伍來海南後在臨高一帶落戶的一些廣西兵，應是說臨高方言的祖先，臨高方言應該是俚（即是越）、壯的混合物。
淵源
學界關於臨高人族源的基本共識：一般認為臨高人的祖先是從中國大陸南方的廣東、廣西經由瓊州海峽渡海到達海南島，並於2500年前定居於現在海南島東北部地區的，這一時間晚於黎族先民到達海南的時間，早於漢族等其他民族先民到達海南的時間。學者們的研究表明，從語言學和考古學的角度，臨高人在語言和體質上與壯泰語支民族（泰族、老族、壯族、撣族、布依族、岱-儂族和傣族）具有同質性，他們應該和壯泰語支民族同源於中國古代南方的百越民族集團中的駱越、西甌。
西漢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攻占海南島設立儋耳、珠崖郡的時候，“臨高人”的先民早就定居在海南北部一帶，而且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已達到相當水平了。故《漢書·地理志下》記載當地居民的情況時說：“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廢凜，兵則矛、盾、刀，木弓管，竹矢，或骨為骸。自初為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凌之，故率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有人說這段話描述的可能是黎族先民，而不是“臨高人”先民當時生產和生活的情況。非也，因為根據史志的記載，珠崖郡治原設今瓊山縣遵潭鎮東潭鄉，儋耳郡治原設今儋縣三都鎮南灘鄉：理譚一帶向為“臨高人”的住地，三都也離臨高縣不遠，南灘的“南”字，史書上都寫作三點水旁，這分明是“臨高人”和壯泰民族的地名冠首字，是“水、河”的意思。所以南灘一帶過去一定是“臨高人”先民的住地。此外，“桑蠶織績”是臨高人的傳統副業。而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我們進行黎語調查時，黎族人民還沒有人從事種桑養蠶的。《桂海虞衡志·志器》一節就說：“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國錦彩，拆取色絲，間木棉挑織而成，每以四幅聯成—幕”。《峒溪纖志“黎錦》也說：“黎人取中國灤帛，拆取色絲，和吉貝(作者按——即棉花)織之，服錦”。直到1957年我們到通什、保城等地調查時，看見織錦的婦女還像她們的老祖宗那樣買各種顏色的綢布來拆取絲線。如果黎族人民擅長蠶桑，幹嗎要買錦彩而拆取色絲呢?
“臨高人”的先民從大陸遷來時就帶來了壯侗民族比較先進的織染技術，臨高話的織布機，卷紗筒、線和藍靛草叫法，都跟壯語同源詞而有別於漢語。當時“臨高人”先民的織造技術已相當高明，織出的廣幅布很受漢王朝的賞識。黎族人民雖然能夠織出很精美的簡裙、頭帕等織品，但他們用的織機卻非常簡陋，五十年代我們在黎族地區調查時，在瓊中、保亭一帶看見的織機只有一些滌帶、木片、竹棍之類的東西，織布的婦女把這些滌帶的—端系在—株樹的根部，另一端栓在自己的腰上．人離樹三四尺左右，伸直雙腿席地而坐，利用身軀俯仰的活動使滌帶和經線一弛一張，同時熟練地用竹棍挑起部分經線，然後把卷有緯線的“梭子”穿過去，再用木片把緯線壓緊。周而復始，隨著布幅的加長，一串美麗的花紋便織出來了。我們真為他們高超的技藝所傾倒，但也為這種過分簡陋的機具而嘆息。當時還以為只有這個黎族地區的生產力比較落後所以沒有像樣的織機，後來看到德國民族學家H史圖博的(海南島民族志》，才知道各地黎族的紡織機具都是那么原始的。H史圖博在書中是這樣描述的：“白沙壩黎……織機是極其簡單的，……織布的婦女是伸直腳，坐在鋪在地上的棕擱葉或蓆子上織的”。……黎族婦女是極其擅長於紡織和刺繡的，但織機卻是令人驚奇的那么原始”。在1982年廣東民族研究所編寫的《廣東少數民族》第11頁也說：“黎族婦女用簡單的工具．紡織出日常穿用的頭巾、簡裙、被單、花帶等織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