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文化起源中國古代文化著作多是經世致用的，對此問題雖有所論及，也多歸於“聖人”，而不願意追根究底。如《周禮.冬官.考工記》談到物質文化創造時說：“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中國古人雖然也相信神，也創造過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但是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占統治地位的神學，而社會文化意識的核心乃是祖宗思想，即認祖宗而不信上帝。
中國古籍中關於文化起源問題的說法多與氏族祖先的功德聯繫起來。例如《周易》說伏羲氏“結繩而為網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剝木為舟，刻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斷木為樣，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劃為木矢”。《山海經》又說：“淫梁生番禹，是始為舟”，“莫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為車”。說法雖然不一，但顯然都歸功於部落首領。不僅物質文化的創造是部落首領的功勞，精神文化創造也是如此。例如，八卦是伏載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創造的，醫學知識是神農“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創造的等。
在古代希臘羅馬時期，由於神學占著統治地位，所以文化的起源也多被歸於神造。柏拉圖認為，世界萬物都是神、造物主注視著永恆不變的模型創造出來的。精神文化也來源於“神示”。柏拉圖的“神示”說到羅馬時期被普羅提諾(Plotinus)發展為“流溢”說，即新柏拉圖主義。這種學說認為，宇宙存在著最高的精神實體(太一)，從中流出“理性”，流出“世界靈魂”，文化則是靈魂思念的統合表現。到中世紀，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us)又用新柏拉圖主義論證基督教義，把文化創造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Ihe City Of God)就是“神意”說的代表作。他所說的文化，即是宗教文化，上帝創造的文化。
創造者
文化起源概觀
人類沒有文化也就不成其為人類。莊子說：“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閱。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莊子所說的這種渾渾噩噩的“至德之世”是不存在的。沒有文化，沒有倫理道德一類的社會教化，如何能成為至德之世？如何能成為道德主體、文化主體的存在？如何成為人或人類的存在？自然莊子的說法是很不準確的，但有時他也稱當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這結繩、甘食、美服、樂俗、安居就是文化了。但是不管怎樣，莊子並不能真正理解人類和文化的關係。他只是看到了文化的價值悖謬，於是籠統地崇尚遠古人類的生活，把它當做理想的世界。文化是人類在勞動中創造的，是人類認識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同時，不斷提高自身的思維能力，從而不斷對外部世界各種事物進行價值思維肯定所創造的。
人的智力是按照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環境而發展的。人類本身，連他的血肉之軀都是屬於自然界的。但是人類之始是在非常不利的自然條件下生活的，冰天雪地，赤身裸體，棲於洞穴，臥於積薪，爪牙不足以自衛，肌膚不足以禦寒，筋骨不足以避利害。在這樣的環境下，人類要想生存，就必須不斷地努力調節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同時也要不斷地調節和控制自身。這樣，不僅人類在長期的發展中引起了自然環境的變化，而且其自身的智力也在改造自然環境的過程中得到了進化，一步一步走向高級的階段。正是在勞動過程中，人類實現了手與腳的分工，頭腦也發達了起來，同時產生了思維和表達這種思維的語言。正是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也是勞動使自然界的事物變成了為人類服務的對象。
證據
遠在第三紀的中新世和上新世(距今2500萬至1200萬年)，印、巴交界處以及希臘、土耳其和中國雲南等地的臘瑪古猿和非洲的南方古猿就已經開始使用自然的工具(石器)，並且會說話，有了簡單的語言。從這個時候起，蒙昧的人類就有了初步的文化。不過，這些古猿還是正在形成中的人，這種文化也不過是對天然物的利用，只不過是對自然物的簡單的價值思維肯定，是一種潛文化；但從這些自然工具中已經可以看到人類文化創造的曙光，也可以叫它曙石文化。文化是人創造出來的，從來沒有一隻猿手曾製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因此可以說文化的起源是從人類能夠製造工具的那飛夭開始的。人類從能夠用勞動創造工具，也就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動物式的本能勞動形式決不能創造文化，因為它只是一種簡單的重複，只是一種本能行為，既不能創造事物，也不能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創造性的勞動才是文化創造的真正起源。
現代考古學也證明，人類在300萬年前後的更新世開始製造勞動工具，從而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例如，非洲的奧杜威文化和中國的元謀人文化，就出現在這個時期。這個時期的人類已經能夠直立行走，故稱直立人。他們由於創造了文化，也就真正從動物界中分化出來變成了完全形成的人。從那個時候起，人類的智力越來越發達，文化的創造也就越來越豐富、多樣，越來越服務於更高級的目的。為充飢而製造食物，為禦寒而縫紉衣服，為避風雨而蓋房屋，為交通而興舟梅、橋樑之利。所有這些物質文化都是人類在勞動中為適應自己的需要而從自然界中創造出來的。
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文學、藝術一類精神文化則主要是社會關係、社會制度的產物了。荀子講，“雕琢刻鏤、市市獻文章，使足以辨富貴”，“鐘鼓管磐，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等等，都是源於社會需要，為“綱紀四方”服務的。其他像真、善、美、惡一類的社會意識，也皆產生於社會分割等級制度，也是社會關係及其制度發展的產物。社會的發展不僅社會化了人類，也使一切文化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獨特的社會存在形式，賦予文化以社會學屬性。
韓國
文化起源韓國人民早期的興起和發展並不劃一，然而總的說來有一個特點，即同中國人之間的積極接觸以及有時候也發生的鬥爭。從韓國人民形成以種植稻米為中心的農業社會開始，他們的文化逐漸與中國的文化成為一體。韓國製造了鐵工具和鐵武器。在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這幾個方面，韓國的發展也受到中國的強大影響。
正確了解韓國人民的各種特點至為必要，而這些特點必須聯繫韓國人民的歷史發展來加以解釋。不妨考慮一下佛教和儒教是如何傳入韓國的。雖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為韓國人民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佛教比儒教更有助於建立一個由貴族統治和中央集權的傾向於擴張的國家。有人認為新羅時代（公元前奏57-公元935）年青人所崇尚的世俗五戒出自佛教，但是也有人說這五戒的圓光是佛教法師，但是他也精通孔子學說。因此，對五戒作兩種解釋都可以。
當時，由於社會需要一套有利於建立王權和父權制家庭制度的道德規範，所以，即使佛教和儒教尚未傳入韓國，組織號稱“花郎”的青年隊伍和保護諸如家畜之類的財產這兩件無論如何也會備受重視。
佛教的禪宗早在新羅兼併另外兩個王國百濟（公元前功盡棄8-公元660）和高句麗（公元前37-公元668）以前很久就已經傳入韓國，但是直到統一新羅時代（668-935）末期，即強大的地方地主勢力起而反對中央集權統治制度的時候才開始盛行。新儒學在高麗時代（918-1392）末期開始引起注意，最終發展成為在朝鮮王朝時代（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學思想。據信它的是在同中國元代的文化交流期間傳入韓國的。
到了17和18世紀，關心韓國的技術和經濟進步的新風氣在朝鮮王國學者中間甚為流行。在這個時期，移栽秧苗、每年種植兩茬莊稼和修建蓄水庫的做法大大促進了農業發展。一個以漢城和開城為中心的全國商業網路組織起來了。港口商賈在義州促進了對外貿易。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作為儒教的一派的實學形成了。實學的宗旨是通過培養對本民族歷史傳統的認識來改革社會。實學在西方文化以及中國清朝的歷史研究方法學的影響下受益之大是空前的。
嶺南
文化起源專家認為，古廣信，地處賀江與西江交匯處，是溝通嶺南地區與中原地區最早的交通樞紐，也是海陸絲綢之路最早和最主要的對接通道。並隨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因開通靈渠及修築“新道”而連結，使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和本地文化第一次有了大規模交融的可能，逐漸孕育出一種新的地域性文化——廣信文化，成為嶺南文化的源頭，並孕育出廣州、廣東、廣西的地名。
中醫
文化起源有了人類，就有了醫藥的活動。中原地區是中華中醫文化的主要發祥地。早在伏羲、黃帝時期，就有了醫藥起源的美好傳說，中原成為中華中醫文化的源頭。從此，中醫藥文化形成於中原，中醫藥大師薈萃於中原，中醫藥文化發達於中原，中醫藥巨著誕生於中原。《黃帝內經》、《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河南是中醫的源頭，是中醫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人們在長期的採集生活中，逐漸發現了植物藥;在長期的漁獵生活中，逐漸發現了動物藥;在冶礦生產實踐中，逐漸發現了礦物藥。與此同時，又發明了針法、灸法和外治法等。在中原地區，有幾位傳說中的人物，留下了有關醫藥起源的美好傳說。如伏羲“制九針”，神農“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黃帝和大臣岐伯、雷公等討論醫藥理論問題。到夏商周三代，醫學理論已經萌芽，藥物學知識不斷豐富，治療方法已是豐富多彩。這為戰國以後醫學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基礎。這些充分說明中醫的起源是在河南。
戰國秦漢三國時期，是中醫理論體系形成時期，其標誌是《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和《神農本草經》等醫學經典的相繼問世。《黃帝內經》大約是戰國秦漢時期，為後世中醫理論之源。《傷寒雜病論》系東漢南郡涅陽張仲景所著，該書的最大貢獻是確立了辨證論治原則，奠定了臨床診斷理論的基礎。《神農本草經》成書於東漢的洛陽，其主要貢獻是提出了中藥學理論。而這三部醫藥學著作主要是在中原完成的，可以說中華醫藥理論的形成是在中原。
中醫學文化是在中華文化母體滋養下發展成長的，從傳統文化這一母體文化中，源源不斷地汲取營養，積澱起深厚的文化內涵。它以張仲景醫聖文化為代表，以其高尚的職業道德、科學的辨證論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藥體系，成為中醫學的靈魂，對整箇中醫藥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