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德論》簡介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
《白虎通德論》《隋書·經籍志》與《唐書·藝文志》均載《白虎通議》6卷。宋《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10卷、凡14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作10卷，凡44門。清代陳立作《白虎通疏證》，凡12卷，自序撰於道光壬辰（1832），書則刊於光緒元年(1875)。
主要內容
《白虎通德論》所列門目，
《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繼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並加以發揮，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會秩序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完整的神學世界觀。
關於天地萬物的起源問題。《白虎通德論》的解釋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濁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故《乾鑿度》云：‘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簡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氣）到太始（形），再到太素（質），經過這三個階段才形成天地。單看此段文字，天與地都是物質的實體，但縱觀《白虎通德論》的整個思想，這種自然物質之天又是從屬於道德之天的，如天地運行的規律，日月星辰的運行及關係，都不由其自身規律所決定，而是由倫理道德關係和目的決定的，最終它是從屬於一種神靈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觀是一種唯心主義觀點。
《白虎通德論》發揚《春秋繁露》無類比附的手法，將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與天地星辰、陰陽五行等各種自然現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級制度。它認為：
“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天地》）照它看來，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關係，猶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樣，是永遠不能改變的。天之地位高，地之地位卑，猶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尊卑等級關係。它還將太陽比做君主，月亮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現象來論證和神化君主的權威。“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君有眾民，何法？法天有眾星也。”（《五行》）君主之於臣民，猶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衛的太陽。《春秋繁露·陽尊陰卑》曾說：“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白虎通德論》進一步闡述此理論：“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月於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發光，它的光源於太陽的照耀，照此而推論，“臣有功歸於君”則是合情合理的。
五行理論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概念陰陽五行說，曾被董仲舒利用為其“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白虎通德論》進一步發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陰陽五行說為皇權至上的中央專制集權制服務。它特別突出和發揮了“土居中央”的觀點，把土列為五行之首，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賴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這一解釋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關於五行“土居中央”的觀點，它將金木水火土明確劃分出等級尊卑貴賤，並以此來比附社會，將封建等級制度自然化，從而神化君權，鞏固封建統治。
《白虎通德論》的認識論是依附於宗教神學的唯心主義之上的。它所要認識的，不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而是由“天”所決定的“道”。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辟雍》）“道”由誰來發現和傳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聖人：“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辟雍》）由聖人發現，與天有密切聯繫的道，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中的道，即封建統治秩序、倫理綱常。
宣揚維護封建統治的“三綱”、“五常”、“六紀”是《白虎通德論》的主要內容。它說：“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三綱六紀》）從三綱出發，它進一步提出三綱之紀，即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三綱六紀與自然法則是相通的：“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具體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三綱六紀》）由於封建倫理關係取諸陰陽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絕對的。君權、族權、夫權、神權束縛人民的四條繩索亦以皇帝欽定的形式而成為“法典”，成為完整的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在強調臣絕對服從君的主調之下，《白虎通德論》還在《五行》中提出臣對“無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當然，這一思想並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主要思想
在《白虎通德論》中，《周易》和易學的影響表現得較為突出。
《白虎通德論》中，易學的影響表現得較為突出關於《周易》的成書，《白虎通德論》依據《繫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云云，論述道：“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對伏羲作八卦，它更是直接引用《繫辭下》之文：“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至於孔子作《易傳》，它雖然沒有明確提及，但卻指出：“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鹹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故孔子“追定五經，以行其道”。（《五經》）這些反映了《白虎通德論》對易學的特別重視，而且班固“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之說與此也不無關係。
《白虎通德論》繼承、發揮《易傳》以來特別是董仲舒天人之論中的神秘主義因素，再次強調天是至高無上的，具有鎮服、治理人的種種威嚴和權力：“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那么，以天為主導的宇宙萬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在論及人類嫁娶之道時說：“《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嫁娶》）很明顯，這是對《易傳》陰陽說和漢易元氣說的繼承和發展。《白虎通德論》還接受《易緯·乾鑿度》“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認為在元氣之前，存在“太初”階段：“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他還指出：“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天地》）這就構築了一個太初——太始——太素——萬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而創造者則是作為宇宙萬物的最高主宰——天。此說表明，除了正統經學，讖緯尤其是《易緯》之學在《白虎通德論》的理論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知道，興於西漢末年的讖緯之學，在進入東漢以後更為繁盛，光武帝甚至宣布圖讖於天下，從政治上給以全力支持和扶植，使之與古文經學、今文經學鼎足而立。《白虎通德論》的宇宙生成說與這種學術形勢是密不可分的。
對於《周易》的變化之道，《白虎通德論》也有所注意、有所取鑒。它曾稱述《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承認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在論述三皇、五帝之號的來歷時，這種意識表現得尤為明顯。它說：“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附則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號》）它繼承董仲舒三統三正說和改制說，強調：“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三正》）《白虎通德論》強調“受命各統一正”，是為了論證劉漢皇朝與夏、商、周一樣是受命於天，有著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白虎通德論》的三統三正說雖然承自董仲舒，但又用文質說對其作了必要的修補、發揮和完善。它指出：“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三正》）在它看來，三統三正的循環含有先質後文、陰陽變化的意義，這就比單純的循環之說有了進一步發展。此外，對與三統三正說相聯繫的夏忠、殷敬、周文之三教說，《白虎通德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補益。它強調以忠為本，忠、敬、文三者，“王者行之有先後”，又強調“三教一體而分”，指出：“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教》）它要求“通天下之三統”，兼備三教，從而將三統三正說與三教說巧妙地結合起來，並為王者政典提供了天道依據。“《白虎通德論》援引天道論證人道的思想在書中隨處可見，應該說這是此書詮釋典制意蘊的主導意向之一。”而這明顯是受到《易傳》天地人一體觀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體思維方式的影響。
同時，《白虎通德論》又注意到《周易》的不易之義：“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三正》）章帝之時，經過建武、永平之治，東漢的社會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恢復和發展，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政治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強化，所以《白虎通德論》強調，作為天在人間的代表，君王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犯，永遠不可更易的。它藉助《易傳》陰陽剛柔之說和天尊地卑、乾坤定位的思想，全面發展和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學說，系統闡述了三綱六紀理論：“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它認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三綱六紀》）《白虎通德論》還特彆強調：“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五行》）《白虎通德論》還承於儒家經義，將象徵天子“至德之道”的八音與《易》數聯繫起來：“八音……，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禮樂》）顯然，此論的目的在於維護以劉漢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
與此相應，為了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白虎通德論》繼承以《易傳》為代表的中和理論，強調中和是人的自然之性，要求人們互相和睦，彼此親愛，舉止適中和順，自覺遵守綱紀，服從宗法等級制度。在這裡，它要求統治者力行中和之道。如在分析古代帝王稱號時說：“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長存，故稱黃帝也。”又：“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為也。”（《號》）實現中和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禮樂之制的真正貫徹。它說：“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它還繼承了《易傳》天地合德、天人合一的觀念，指出：“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聖人》）將社會和諧與自然和諧有機地結合起來，提出：“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禮樂》）可見，《白虎通德論》所追求的同樣是一種天人和諧的文化價值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白虎通德論》繼承和發揮了《易傳》的“生生”、重德和養賢、尚賢思想，呼籲帝王推行仁政，為民造福，“施生愛人”，（《性情》）“和其民人”（《社稷》），要求“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封公侯》），強調”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主張“擇賢而封之，以著其德，極其才”，呼籲“開賢者之路”，“選擇賢良”。在它看來，“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公侯》）。談及辟雍、明堂，它說：“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辟雍》）這些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貢獻影響
《白虎通德論》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問世以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它是由皇帝親自欽定的，內容又包羅萬象，在政治、思想、倫理等各個方面，都為人們規定了行為規範。《白虎通德論》用陰陽五行來普遍地具體地解釋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綱五常”，小者如婚喪嫁娶、日常生活現象，都可以用陰陽五行說去說明，不管如何牽強附會，如何荒唐，說者言之鑿鑿，聽者深信不疑，使陰陽五行成了人們認識與解釋世界的萬能的“金鑰匙”，成為一種思維模式和定式，這對學術的更新、思想的解放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德論》融合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與讖緯迷信於一體，企圖統一經學，建立神學經學，並將其奉為永恆的真理，要人們世代相沿，習之、誦之，不許懷疑和批判，這只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夢想，歷史發展的事實告訴，經學一旦發展為神學，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這是《白虎通德論》給的啟示。從這個意義講，《白虎通德論》宣告了經學的衰落，是經學走向沒落與衰敗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