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刊名：抗日戰爭研究
《抗日戰爭研究》TheJournalofStudiesofChina＇sResistanceWarAgainstJapan
主辦：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
周期：季刊
出版地：北京市
語種：中文;
開本：大32開
ISSN：1002-9575
CN：11-2890/K
郵發代號：82-473
現用刊名：抗日戰爭研究
創刊時間：1991
簡介
《抗日戰爭研究》是1991年創刊，由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以抗日戰爭史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術期刊。
本刊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前提下，以繁榮歷史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宣傳愛國主義為辦刊宗旨；以倡導實事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辦刊方針；以學術教育界及其他社會各界關注中國近代史、抗日戰爭史、中日關係史的人士為讀者對象。本刊研究內容包括日本侵華戰爭史和中國抗日戰爭史。凡戰時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思想、文化、社會以及戰後遺留問題，均列入本刊研究範疇。本刊自創刊迄今，承蒙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厚愛支持，得以發表在學界及其他各界產生影響的一批研究成果，逐漸步入該史學領域的研究前沿。
主編簡介
榮維木榮維木，男，1952年北京出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執行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秘書長，中國口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著作有：《炮火下的覺醒??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史話》《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合著)《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合著)《抗日戰爭熱點問題聚焦》(合著)等，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其中《誰在製造諾言??評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史觀》，獲中宣部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人選獎。
《人物周刊》記者訪榮維木
榮維木，《抗日戰爭研究》雜誌執行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纂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的中方主要參與者之一。
教科書和歷史遺留問題
人物周刊：抗日戰爭已經結束60年了，您覺得現在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榮維木：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看待60年前的歷史。現在中日兩國之間有很大的分歧，具體說就是如何評價這場戰爭的性質。對那段歷史，日本右翼和政府的保守勢力，包括日本的友好人士，和我們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想在對待歷史認識問題方面，教科書問題是一個風向標。這本教科書有很多內容否定日本戰爭的侵略性質，看完以後，感覺什麼事情都是中國挑起的，戰爭的原因在於中國，這完全是顛倒黑白。4年過去了，還是這個認識，說明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勢力在歷史問題上，沒有一點前進，這是非常不好的立場。
人物周刊：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歷史認知問題，中國民間現在也有很多向日本索賠的訴訟，比如勞工、慰安婦，總的來說戰爭遺留問題有哪些？
榮維木：戰爭遺留問題包括兩個方面，剛才說的史觀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怎么評價這段歷史。戰爭民間受害者索賠訴訟，是另外一個問題，當然開始的時間也很長了，現在有幾十起。看來也是困難重重，包括慰安婦的訴訟、勞工的訴訟、細菌戰受害者的訴訟等等，沒有一件有令人比較滿意的結果。日本社會右傾保守化，反映在這個訴訟方面，也是非常典型的，它不認罪，不承擔戰爭責任。
人物周刊：造成該局面的原因？
榮維木：比較近的原因是日本社會的右傾保守化。從歷史上看，這個原因在於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戰後有兩個法庭，紐倫堡法庭和東京法庭，紐倫堡法庭對德國法西斯，東京法庭是對日本，這兩個法庭的審判結果是不一樣的。德國對戰爭的認識在世界上公認是比較好的，他們的總理在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個總理，也進行了很多的賠償。
但日本不是，這和美國有很大關係。1945年二戰結束，本來應該建立一個好的和平秩序，這是大家的共識。很不幸的是冷戰的局面出現，1947年美國的杜魯門主義出籠，遏制共產主義世界的發展。這種情況下，中國又很快爆發內戰，而且國民黨失敗了，美國認為在亞洲要扶植一個對西方陣營有利的國家，於是選擇了日本。
我個人認為東京審判對戰犯的追究是不徹底的。有些人是甲級戰犯，但由於美國扶植日本，這些戰犯先後被釋放了。甲級戰犯岸信介，1956年甚至當上了日本首相。還有一些戰犯在戰後或者從政，或者從商，在日本的政界、企業界有很大的勢力，這對於日本社會有很大的影響，於是導致了逐漸對戰爭侵略性質的淡化和否認。
解決問題要靠政治
人物周刊：中國民間受害人士到日本索賠，很難成功，這其中原因是什麼？是不是我們本身也存在著舉證不足的情況？
榮維木：主要的障礙還是日本政府或者社會有傾向性，對戰爭責任的認定沒有一個很好的態度。
人物周刊：近年來，我們看到有些人在幫助民間訴訟，像王選，這些人多嗎？
榮維木：我覺得法律界的人有一些，特別是日本律師界的幫助，中國的這些訴訟，如果沒有日本友好人士的幫助，是不可能的。在國內也有一些，比如康健，做勞工訴訟；王選，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團的團長；也有一些學者給予支持，比如史實方面的認證、出庭作證等。
人物周刊：我們在歷史研究方面，獲得的資料多嗎？
榮維木：逐漸的發掘還是有的。比如說，關於細菌戰，中央檔案館現在發掘了一些，原來研究731細菌部隊比較多，現在南京的1644部隊也有了材料，也可以研究了；1855部隊，是設在北京的，研究得不是很充分。
日本學者對史料的發掘比我們做得好。比如中央大學的學者吉見義明，在美國和日本查了很多史料，他編的《慰安婦史料》可以給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參考。現在史料被不斷發掘，在國內，或者在美國和日本。但是有些史料當時確實是被日軍給毀掉了，像細菌戰，當時有命令。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這些戰爭遺留問題，最終該如何解決？
榮維木：所有的戰爭遺留問題，不是學術問題，是政治問題。史觀可以在學術層面剖析，但是史觀的改變有一個立場問題。
戰爭遺留問題，包括戰爭賠償，還有領土問題，釣魚島的歸屬，這些都不是學術能解決的，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的解決，靠學者來進行學術研究肯定是不行的。解決戰爭遺留問題，首先要取決於日本對於中國態度的改變，現在影響中日關係最大的障礙就是歷史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想戰爭遺留問題是沒法解決的。我們編著《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就有這個目的。
人物周刊：您覺得我們的普通民眾清楚地了解60年前的抗日戰爭嗎？有沒有一些認識誤區？
榮維木：對於抗日戰爭，我們的教科書裡面描述得並不是很多，不是很充分。
至於誤區，編寫教科書或者專著，有方法的問題。方法如果不太恰當，有可能是誤讀。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過去台灣說共產黨不抗日，游而不擊，三分應付，七分發展，坐大了；我們在1980年代以前，也是說國民黨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但是我們說抗日戰爭之所以勝利，是國共兩黨合作統一戰線發揮的威力，這是不能否認的。
現在學術界已經有了很大轉變，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是立功的，只能這樣說，兩個戰場同等重要，缺了哪個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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