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判官》:《大漢判官》是一篇長篇科幻靈異的懸疑小說，作者廷尉。故事發 -百科知識中文網

《大漢判官》是一篇長篇科幻靈異的懸疑小說
作者:廷尉

作品類型:科幻靈異

內容簡介：

幾乎每個朝代都會有位知名的青天大人，如唐朝狄仁傑，宋代包拯、宋慈，明朝海瑞，清朝紀曉嵐等。本書的故事發生在大漢朝漢景帝末年，主角上官竹本是宜城縣令，臨危任命大漢廷尉，受命查匈奴和親使團在雁門關被殺一案，由此案引出一系列懸疑；大漢朝表面隨......

狄仁傑簡介

狄仁傑，生於隋大業三年，即607年（一說生於唐貞觀四年，即630年），卒於武則天久視元年（700年），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懷英。武則天時期宰相，傑出的封建政治家。應試明經科（唐代科舉制度中科目之一），從而步入仕途。從政後，經歷了唐高宗與武則天兩個時代。初任並州都督府法曹，轉大理丞，改任侍御史，歷任寧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職。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

狄仁傑生平　

狄仁傑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緒，任貞觀朝尚書左丞，父親狄知遜，任夔州長史。狄仁傑通過明經科考試及第，出任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傑被吏誣告，閻立本受理訊問，他不僅弄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發現狄仁傑是一個德才兼備的難得人物，謂之“河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推薦狄仁傑作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年），狄仁傑升任大理丞，他剛正廉明，執法不阿，兢兢業業，一年中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到1．7萬人，無冤訴者，一時名聲大振，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大法官。為了維護封建法律制度，狄仁傑甚至敢於犯顏直諫。儀鳳元年（676年），左衛大將軍權善才誤砍昭陵柏樹，唐高宗大怒，命令將其殺死。狄仁傑奏罪不當死，唐高宗疾言厲色地說：“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狄仁傑神色不變，據法說理：“犯言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通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終於迫使唐高宗改變了主意，赦免了權善才的死罪。
任命
不久，狄仁傑被唐高宗任命為侍御史，負責審訊案件，糾劾百官。任職期間，狄仁傑恪守職責，對一些巧媚逢迎，恃寵怙權的權要進行了彈劾。調露元年（679年），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寬敞壯麗。狄仁傑上奏章彈劾韋弘機引導皇帝追求奢泰，韋弘機因此被免職。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狄仁傑毫不留情的揭露其為非作歹的罪行，請求交付法司審理。唐高宗想寬容包庇王本立，狄仁傑以身護法：“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戒！”王本立最終被定罪，朝廷肅然。後來，狄仁傑官遷度支郎中，唐高宗準備巡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為知頓使，先行布置中途食宿之所。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徵發數萬人別開御道。狄仁傑說：“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害耶？”，俱令作罷，免除了并州數萬人的勞役。唐高宗聞之讚嘆說“真大丈夫矣！”。
武則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傑出任寧州（今甘肅寧縣、正寧一帶）刺史。其時寧州為各民族雜居之地，狄仁傑注意妥善處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係，“撫和戎夏，內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為他勒碑頌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寧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後上表舉薦，狄仁傑升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撫使。狄仁傑針對當時吳、楚多淫詞的弊俗，奏請焚毀祠廟1700餘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減輕了江南人民的負擔。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衝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貞起兵回響，武則天平定了這次宗室叛亂後，派狄仁傑出任豫州刺史。當時，受越王株連的有六、七百人在監，籍沒者多達5000人。狄仁傑深知大多數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軍中服役的狄仁傑，因此，上疏武則天說：“此輩鹹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武則天聽從了他的建議，特赦了這批死囚，改殺為流，安撫了百姓，穩定了豫州的局勢。其時，平定越王李貞的是宰相張光弼，將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傑沒有答應，反而怒斥張光弼殺戮降卒，以邀戰功。他說：“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兵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但恐冤聲騰沸，上徹於天。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狄仁傑義正辭嚴，張光弼無言可對，但懷恨在心，還朝後奏狄仁傑出言不遜。狄仁傑被貶為復州（今湖北沔陽西南）刺史，入為洛州司馬。
狄仁傑的才幹與名望，已經逐漸得到武則天的讚賞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傑被任命為地官（戶部）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開始了他短暫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職，狄仁傑謹慎自持，從嚴律己。一日，武則天對他說：“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乎？”狄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為善友。臣請不知。”武則天對他坦蕩豁達的胸懷深為嘆服。
狄仁傑官居宰相，參與朝政之時，也正是武承嗣顯赫一時，躊躇滿志之日。他認為狄仁傑將是他被立為皇嗣的障礙之一。長壽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結酷吏來俊臣誣告狄仁傑等大臣謀反，將他們逮捕下獄。當時法律中有一項條款：“一問即承反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迫狄仁傑承認“謀反”，狄仁傑出以非常之舉，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來俊臣得到滿意的口供，將狄仁傑等收監，待日行刑，不復嚴備。狄仁傑拆被頭帛書冤，置棉衣中，請獄吏轉告家人去其棉。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得其冤狀，持書上告。武則天召狄仁傑等“謀反”的大臣面詢：“承反何也？”狄仁傑從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也。”又問：“何為做謝死表？”答曰：“臣無此表。”武則天令人拿出謝死表，才弄清楚是偽造的。於是下令釋放此案7人，俱貶為地方官。狄仁傑被貶為彭澤令。如此，狄仁傑運用自己的才智機謀死裡逃生。以後，武承嗣欲根除後患，多次奏請誅之，都被武則天拒絕。
在彭澤（今江西彭澤）令任內，狄仁傑勤政惠民。赴任當年，彭澤乾旱無雨，營佃失時，百姓無糧可食，狄仁傑上奏疏要求朝廷發散賑濟，免除租賦，救民於饑饉之中。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臨漳），河北震動。為了穩定局勢，武則天起用狄仁傑為與冀州相鄰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帶）刺史。狄仁傑到職後，改變了前刺史獨孤思莊盡趨百姓人城，繕修守具的作法，讓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聞之引眾北歸，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災難。當地百姓歌頌之，相與立碑以記恩惠。不久，狄仁傑升任幽州都督。
狄仁傑的社會聲望不斷提高，武則天為了表彰他的功績，賜給他紫袍、龜帶，並親自在紫袍上寫了“敷政木，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十二個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傑被武則天招回朝中，官拜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恢復了宰相職務，成為輔佐武則天掌握國家大權的左右手。此時，狄仁傑已年老體衰，力不從心。但他深感個人責任的重大，仍然盡心竭力，關心社會命運和國家前途，提出一些有益於社會和國家的建議或措施，在以後幾年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聖曆元年（698年），武則天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數次使人遊說太后，請立為太子。武則天猶豫不決。狄仁傑以政治家的深謀遠慮，勸說武則天順應民心，還政於廬陵王李顯。當時，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勸武則天迎立李顯，但沒有為武則天接受。對武則天了解透徹、洞燭機微的狄仁傑從母子親情的角度從容地勸說她：“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武則天說：“此朕家事，卿勿預知。”狄仁傑沉著而鄭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位備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最終，武則天感悟，聽從了狄仁傑的意見，親自迎接廬陵王李顯回宮，立為皇嗣，唐祚得以維繫。狄仁傑因此被歷代政治家、史學家稱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義士。
聖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騷擾河北。武則天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狄仁傑為副元帥征討突厥。時太子不行，武則天命狄仁傑知元帥事，親自給狄仁傑送行。突厥默啜可汗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退還漠北，狄仁傑追之不及，武則天改任他為河北道安撫大使。面對戰亂後的凋殘景象，狄仁傑採取了四條措施：一、上疏請求赦免河北諸州，一無所問，使被突厥驅逼行役的無辜百姓樂於回鄉生產。二、散糧運以賑貧乏。三、修驛路以濟鏇師。四、嚴禁部下侵擾百姓，犯者必斬。很快恢復了河北的安定。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傑升為內史（中書令）。這年夏天，武則天到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請她觀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為國教的武則天答應了。狄仁傑跪於馬前攔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橘，直欲邀致萬乘所宜臨也。”武則天遂中道而還。是年秋天，武則天欲造浮屠大像，預計費用多達數百萬，宮不能足，於是詔令天下僧尼日施錢以助。狄仁傑上疏諫曰：“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在虛飾？”“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罷免了其役。
作為一名精忠謀國的宰相，狄仁傑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舉賢為意。一次，武則天讓他舉薦一名將相之才，狄仁傑向她推舉了荊州長史張柬之。武則天將張柬之提升為洛州司馬。過了幾天，又讓狄仁傑舉薦將相之才，狄仁傑曰：“前薦張柬之，尚未用也。”武則天答已經將他提升了。狄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由於狄仁傑的大力舉薦，張柬之被武則天任命為秋官侍郎，又過了一個時期，升位宰相。後來，在狄仁傑死後的神龍元年（705年），張柬之趁武則天病重，擁戴唐中宗復位，為匡復唐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狄仁傑還先後舉薦了桓彥范、敬暉、竇懷貞、姚崇等數十位忠貞廉潔、精明幹練的官員，他們被武則天委以重任之後，政風為之一變，朝中出現了一種剛正之氣。以後，他們都成為唐代中興名臣。對於少數民族將領，狄仁傑也能舉賢薦能。契丹猛將李楷固曾經屢次率兵打敗武周軍隊，後兵敗來降，有關部門主張處斬之。狄仁傑認為李楷固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節，於是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武則天接受了他的建議。果然，李楷固等率軍討伐契丹餘眾，凱鏇而歸，武則天設宴慶功，舉杯對狄仁傑說“公之功也”。由於狄仁傑有知人之明，有人對狄仁傑說：“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在狄仁傑為相的幾年中，武則天對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稱狄仁傑為“國老”而不名。狄仁傑喜歡面引廷爭，武則天“每屈意從之”。狄仁傑曾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則天不許，入見，常阻止其拜。武則天曾告誡朝中官吏：“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
久視元年（700年），狄仁傑病故，朝野淒慟，武則天哭泣著說“朝堂空也”。贈文昌右丞，謚曰文惠。唐中宗繼位，追贈司空。唐睿宗又封之為梁國公。

墓和祠堂碑

狄仁傑墓位於洛陽市東十二公里的白馬寺附近。
現在狄仁傑祠堂碑位於河北大名縣孔莊村北。

狄仁傑的傳說

狄仁傑為官，如老子所言"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為了拯救無辜，敢於拂逆君主之意，始終保持體恤百姓、不畏權勢的本色，始終是居廟堂之上，以民為憂，後人稱之為"唐室砥柱"。後人據此編出了許多精彩的傳奇故事，如《狄公案》。荷蘭漢學家高羅佩更是以此為題材，編了一本《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開始接觸中國通俗小說，偶獲一本《狄公案》，被深深吸引，於是將其翻譯為英文，於1949年在東京出版。高羅佩只翻譯了這本書的前30回“三大奇案”即古本《狄公案》部分，後34回疑是另一作者參考《武則天外史》或《則天外史》在古本《狄公案》後續加的（未寫一案，主要情節可謂“穢亂春宮”，格調低下，所以他沒有翻譯）。
譯本出版後，許多讀者要求高羅佩搜尋同類的中國小說翻譯出版，高羅佩深感此舉殊為不易，因為“要找到一本同時適合現代中國人和西方人口味的此類小說相當困難”（引自《大唐狄公案》作者自序），於是他著手重新創作狄仁傑斷案的故事，共寫了16箇中長篇和8個短篇，在西方風靡一時，不斷再版。《大唐狄仁傑斷案傳奇》在上世紀8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由陳來元等人譯為中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2006年3月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再版時更名為《大唐狄公案》。

包拯簡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漢族。出身於官僚家庭。生於北宋鹹平二年(999年)。天聖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還，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準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祐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後卒於位，諡號“孝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於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則把他當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生平事跡

包拯，生於北宋鹹平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戲曲里，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

官場生涯

包拯長大後，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劾包拯“素少學問”。這裡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更合適、恰當的官職。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於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後，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永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近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於家鄉父老的勸告，包拯才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產一種有名的硯台，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由於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剋扣，端硯的產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污，只能按規定數量，向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於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於慶曆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並且可以對於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並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曆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於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後，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陝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於商販經營鹽業。
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後，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龍圖)，並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後一別，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所以包拯死後又叫包孝肅。他晚年在家裡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家訓》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非吾子若孫也。"他的事跡長期流傳民間，過去小說、戲曲多取為題材。元雜劇已有《陳州糶米》等作品。以後流傳日廣，形成豐富的傳說。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於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裡。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台。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願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願，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並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陝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後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於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於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讚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採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於“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後，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於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裡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採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於訓練及加強戰鬥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於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後軍糧，減少運輸困難。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么，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於此．儘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於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於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於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顏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台。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餘，“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於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於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於調查研究，又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後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這種情操，並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早在廬州家鄉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近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里都很高興，認為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後，其威名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他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準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為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後，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罵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並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後，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制

在小說、戲曲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歷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歷史上的包拯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後代人民的頌揚，把他作為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民眾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於人民民眾，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為人們千古傳頌，也由於他的法律思想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民眾的要求與願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儘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於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奸，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於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於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於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複雜的關係，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繫在一起。要衝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路，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這裡舉一個突出的例子。
開封城裡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平民住著，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平民無家可歸．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於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築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為已有，種花養魚，並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沖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裡。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能為皇親貴戚們說話了。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家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家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裡，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為什麼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無賴只得招供，並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么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么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乾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御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願前往。包拯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並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報告，向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跡，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民眾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著急，因為有包拯替我們做主。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儘管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並且勇於改正錯誤。
歷史上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
傳說中的包拯家世清貧，命運偃蹇，生下來就是個“黑漆漆、亮油油”的小兒，被父母遺棄。幸蒙兄嫂憐愛，將其撫養成人，並聘請恩師，教悔他一舉成名。這也不符合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年、少年時代，深受父母恩愛和教養。包拯長大後也極為孝順父母，所以史書上說他“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正因為他孝順父母，故在他29歲中進士後，竟辭官歸里，頤養雙親，以終天年。直到先後給父母送終，並且守制滿期後，包拯才出去做官。先任天長縣知縣，後又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端州出產一種名硯——端硯，作為向朝廷進貢的貢品。由於過粗官吏大量貪污，每年進貢端硯數不斷增加，人民不堪負擔。包拯上任後，下令只按規定數進貢，任何官員不得加碼、貪污，一掃往日貪風，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而包拯自己後來在離任時，連一方端硯也沒有帶走。
包拯的廉潔無私、受到人們的讚賞。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包拯被調往京城任監察御史，這雖沒有多大實權，但包拯能夠盡職盡責，對宋朝的內政外交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三年後，包拯調任三司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掌管全國戶口和稅務。他曾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於後來的省）的財政、監察事務，工作幹得很出色，故兩年後又升為戶部副使。
確實見於歷史記載的、有關包拯的斷案只有一件，就是他在天長縣任知縣時遇到的一件事：有一個無賴，將一個農民告到縣衙，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殺了，自己留一點吃，其餘拿到市場上去賣。”按當時宋朝的法律規定，民間私殺耕牛是要犯法的，但有縣老爺的許可，那位農民回到家中就真的把耕牛殺了。第二天，就有人向包拯控告那位殺牛的農民，反而將這告狀的人扣押起來，怒問道：“你為什麼把人家牛的舌頭割了？”那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追問弄得驚慌失措，只得如實招供。這個無賴再也沒有想到，這是包拯使了個“引蛇出洞”之計。包拯在接到牛舌被割的報案後，馬上意識到這一定是有仇家有意陷害這個農民。
如果讓那個農民把牛殺了，就觸犯了法律，那仇家一定會進一步告發。所以包拯叫那農民回家把牛殺了，藉以引誘割牛舌者前來告狀。此計果然很靈。這件事反映了包拯的機智。

有關傳說

明代短篇小說集。又稱《龍圖神斷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義包龍圖百家公案全傳》。安遙時編，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題於虎丘之悟石軒"。１０卷。今通行本有繁簡二種，繁本１００則，簡本６２則、６３則、６６則不等，均有聽五齋（或題李贄）點。記述宋代包拯審案斷獄的故事。題材或來自民間傳說，或采自史料，或轉抄《海公案》，或取自時事近作。內容大都是包公明斷謀財害命、仗勢凌人以及奸盜詐欺等案，塑造了一個剛直正義的清官形象，同時夾雜了大量封建倫理道德說教和因果報應思想。故事情節較為生動曲折，但語言呆滯平庸。對後世公案小說有一定的影響。
《龍圖公案》是明末產生的白話短篇公案小說集。書分十卷，包含一百個斷案故事。不題撰人。
傳說中的包公最輝煌的功績是審出了發生在宮中的一件大案——狸貓換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親生母親。《三俠五義》中用了好幾個回目大肆渲染了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個皇后死後的事情。當時，劉妃和李妃都懷了孕。很顯然，誰生了兒子，誰就有可能立為正宮。劉妃久懷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兒子被立為皇后，於是與宮中總管都堂郭槐定計，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時由於血暈而不省人事之機，將一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換走了剛出世的太子。劉妃命宮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於心不忍，暗中將太子交付宦官陳林。陳林將太子裝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宮撫養。再說真宗看到被剝了皮的狸貓，以為李妃產下了一個妖物，乃將其貶入冷宮。不久，劉妃臨產，生了個兒子，被立為太子，劉妃也被冊立為皇后。誰知六年後，劉後之子病夭。當劉後行知李妃生的兒子並未死時，乃將他收來撫養，並讓他補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宮與生母李妃見了面，母子天性，兩人都面帶淚痕。劉後得知後，拷問寇珠，寇珠觸階而死。因此，劉後在真宗面前進讒言，真宗下旨將李妃賜死。小太監余忠情願替李妃殉難，放出李妃。另一太監秦鳳將李妃接出，送往陳州，秦鳳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陳州無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窯、靠乞食為生。幸虧包拯在陳州放糧，得知真情，與李妃假認作母子，將李妃帶回開封。此時，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兒子已經做了皇帝，史稱宋仁宗。包拯又趁進宮向仁宗狄皇后賀壽之機，將李妃帶進宮中，李妃才得以與自己的親生兒子仁宗見面，並道出了真相。
後來，包公又設計讓陳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劉氏知道陰謀敗露，驚厥而死。
由於包拯在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為首相。
整個故事生動曲折，有頭有尾，於是有人把它編成戲劇，搬上舞台，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
之所以出現狸貓換太子這個故事，就是因為歷史上仁宗確有認母一事。

端州執政政績

據史書記載，包拯在端州掌政3年，有政績，歸納為三方面：
治理水患，為民辦實事。宋時西江水患頻繁，出三榕峽後，分成三支傾瀉：一支經城南出羚羊峽；一支經南岸、金渡沿宋隆出金利、高明；一支從睦崗經七星岩出水基、鼎湖。每當洪水季節，端州城郊變成澤國。包拯到任後，繼前人在城西、城東擴筑西江堤圍，與城牆連成一體，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同時，指導民眾在城郊開渠、鑿池，改造瀝湖(今稱星湖)，排漬水、築魚塘、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在城內打井7口，分別在府治內、西嶽廟旁、學前街內、分司巷口、豐濟倉右、城北門左、主帥堂前，改變居民歷年來飲用西江河水或瀝湖積水的習慣，減少疾病的發生。
儲糧備荒，興文辦學。在今城內中衙巷與米倉巷之間，興建豐濟倉，以儲糧備荒。為了紀念包拯建糧倉，端州人民把豐濟倉所在地命名為“米倉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包拯曾寫詩一首：“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乾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往哲有遺訓，毋貽來者羞。”在鵠奔亭(今閱江樓西側)，建嵩台驛站，以利便端州與外地的文書和商業往來。在寶月台興建星岩書院，是為端州歷史上第一所公立學校。
為政清廉，品德高尚。《宋史·包拯傳》載：“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方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傳說包拯在端州3年期滿離任時，有人暗中送端硯1件。船到羚羊峽，波濤洶湧，幾乎沉沒，後經包拯查出，擲硯於西江，風浪霎時平息，擲硯處後來升起一島，即今之廣利鎮硯洲。附近的黃布沙，則為包裹端硯的黃布所化雲。
人民為了紀念包拯，在端州城內曾建有包公祠，還有包公收妖台、鎖妨井等神話色彩的遺蹟。七星岩石室洞東壁現存包拯題名石刻。

包拯仕履表

天聖五年（1027年）：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不赴），監和州稅（不赴）。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長縣。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慶曆三年（1043年）：監察御史里行，勾當東排案司。
慶曆四年（1044年）：監察御史，權度支判官，三司戶部判官。
慶曆六年（1046年）：京東轉運使。
慶曆七年（1047年）：直集賢院，工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
慶曆八年（1048年）：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未及上任），三司戶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閣待制，兵部員外郎，知諫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高陽關路都部署安撫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揚州（後知廬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寧府（後權開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理檢使，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嘉佑四年（1059年）：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給事中，禮部郎中（後禮部侍郎），三司使，樞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禮部尚書（五月卒贈）。

包公墓

包公墓包公墓全稱包孝肅公墓園，位於合肥市內包河南畔林區，與包公祠緊緊相連。整座墓園面積1200平方米。包拯病逝於北宋嘉七年(1062年),次年由開封護喪歸葬在今合肥市東郊大興集。1973年建於此，1988年竣工。墓園內遷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孫的遺骨。包公曾言：“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故有“不肖子孫，不得入墓”的傳說。墓園由主墓區、附墓區和管理區組成。主墓呈“覆斗型”，墓室內安放有包拯墓志銘和2．4米長的金絲楠木棺，棺內安放包拯遺骨。北側是附墓區，有包拯夫人董氏及其子、媳等墓5座。整個墓園莊重肅穆，寓包拯稟性峭直、剛毅之意。主要建築上置有全國著名書法家趙朴初、劉海粟、啟功、溥傑等撰書的楹聯。

宋史卷三一六包拯傳【原文】：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裴徊不忍去，裏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
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恆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幸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高抬貴手。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餱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
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系，間輒逃去，並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吾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有奏議十五卷。

【譯文】：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最初考中進士，被授為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的知縣。因為父母親年紀都大了，包拯辭官不去赴任。得到監和州稅的官職，父母又不想讓他離開，包拯就辭去官職，回家贍養老人。幾年之後，他的父母親相繼去世，包拯在雙親的墓旁築起草廬，直到守喪期滿，還是徘徊猶豫、不忍離去，同鄉父老多次前來勸慰勉勵。
過了很時間，包拯才去接受調遣，擔任了天長縣的知縣。有盜賊將人家牛的舌頭割掉了，牛的主人前來抗訴。包拯說：“你只管回家，把牛殺掉賣了。”不久又有人來控告，說有人私自殺掉耕牛，包拯道：“你為什麼割了人家的牛舌還要來控告別人呢？”這個盜賊聽罷又是吃驚又是佩服。移任端州知州，升為殿中丞。端州這地方出產硯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貢的名義，隨意多征幾十倍的硯台來送給權貴們。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貢朝廷的數目製造。一年過去，他沒有拿一塊硯台回家。
不久，包拯被授為監察御史里行，改任監察御史。當時張堯佐被任命為節度使兼宣徽兩院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和包拯一齊對此進行辯論，話語十分懇切。又曾建議說：“國家每年用歲幣賄賂契丹，這並非防禦戎狄的良策，應該訓練士卒、選拔將領，致力於充實和鞏固邊防。”又請求朝廷重視門下省封駁制度，以及廢罷和禁銅貪贓枉法的官吏，選拔地方長官，實行對補蔭弟子進行考試的制度。當時各路轉運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無關緊要的小節來上奏彈劾官吏，專門以苛刻的考察來相互標榜、自詡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於是請求朝廷廢罷了按察使之職。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讓典禮官對包拯說：“雄州城新開了一個便門，是不是想招誘我國叛逆之人以刺探邊疆情報呀？”包拯說：“涿州城也曾經開過便門，刺探邊境情報何必用開便門的方式呢？”那人於是無言以對。
歷任三司戶部判官，出任京東轉運使，改授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移任陝西，又移任河北，進京擔任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專門置辦造船用的木材，隨意向老百姓攤派征取，而且這裡的七個州負責提供造河橋用的竹索，常常多達幾十萬，包拯都上奏朝廷，停止了這些攤派。契丹在邊境附近集結軍隊，邊境的州郡逐漸緊張起來，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調發軍糧。包拯說：“漳河地區土地肥沃，百姓卻不能耕種，邢、洺、趙三州有民田一萬五千頃，都用來牧馬，請求全部給老百姓耕種。”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解州鹽法往往給百姓造成負擔，包拯前往經營治理，請求朝廷全部進行通商貿易。
包拯被任命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多次議論和斥責受寵信的權臣，請求朝廷廢止所有內授官職等不正當的恩寵。又羅列上陳唐代魏徵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們當作座右銘和借鑑。又上章陳述天子應當明智地聽取和採納臣下的意見，辨清結黨營私的人，愛惜有才能的人，不能堅持先入為主的主觀意見，一共是七件事；又請求去除刻薄的風氣，抑制投機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確禁令，不要輕易大興土木，禁止妖妄荒誕的事情，朝廷大多實施推行了這些意見。
包拯被任命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曾建議在邊境無事時將軍隊移到內地，但沒有得到答覆。現在，包拯請求：“罷除河北的屯兵，將他們分別安置在黃河以南的兗、鄆、齊、濮、曹、濟各州，即使邊境告急，也無需擔心來不及調遣。如果說邊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減少，那么就請求朝廷訓練義勇，減少乾糧，每年的花費，比不上屯兵一個月的費用，一州的財賦就很充足了。”沒有得到答覆。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錢進行貿易，每年累計虧損十多萬，包拯上奏全部罷除。因為兒子去世，包拯請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職，做揚州知州，又移任廬州，升為刑部郎中。因為保薦官員有失而獲罪，被降為兵部員外郎、池州知州。
官復原職，移任江寧府知府，朝廷召任權知開封府，升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為人剛毅，貴成宦官為之收斂，聽說過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們把包拯笑比黃河水清了，兒童婦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為“包待制”。京城稱他說：“關節不到，有閻王爺包老。”以前的制度規定，凡是告狀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開官府正門，使告狀的人能夠直接到他面前陳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騙長官。朝中官員和勢家望族私築園林樓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發大水，包拯於是將那些園林樓謝全部毀掉。有人拿著地券虛報自己的田地數，包拯都嚴格地加以檢驗，上奏彈劾弄虛作假的人。
升任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奏說：“太子空缺的時間已經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擔憂，陛下長時間猶豫不決，這是為什麼？”仁宗說：“你想讓誰立為太子呢？”包拯說：“微臣我沒什麼才能而擔任朝廷官職，之所以請求皇上預立太子，是為國家長遠著想。陛下問我想讓誰做太子，這是懷疑我啊。我已年屆七十，又沒有兒子，並不是謀求好處的人。”皇帝高興地說：“我會慢慢考慮這件事的。”包拯請求裁減內廷侍臣的人數，減損和節約浩大的開支，責成各路行政機構盡職盡業，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薦屬官，減少每年的休假日期，這些事情都得到了實行。
張方平任三司使，因購買豪民的財產而獲罪、包拯上奏彈劾，罷免了張的官職；但宋祁取代張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責；宋祁被罷免後，包拯以樞密直學士的身份權兼三司使。歐陽修說道：“包拯真是《左傳》中所說的‘牽牛踩了別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搶奪過來’，這種懲罰已經過重了，又貪戀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過分了嗎！”包拯因此呆在家裡迴避，過了很長時間才出來。他在三司任職時，凡是各庫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攤派，老百姓負擔很重、深受困擾。包拯特地設定榷場進行公平買賣，百姓得以免遭困擾。官吏負欠公家錢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機會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兒抓起來，包拯都給放了。升給事中，擔任三司使。幾天后，被任命為樞密副使。隨即又升為禮部侍郎，包拯推辭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朝廷贈他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孝肅”。
包拯性格嚴厲正直，對官吏苛刻之風十分厭惡，致力於敦厚寬容之政，雖然嫉惡如仇，但沒有不以忠厚寬恕之道推行政務的，不隨意附和別人，不裝模作樣地取悅別人，平時沒有私人的書信往來，親舊故友的訊息都斷絕了。雖然官位很高，但吃飯穿飯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時一樣。他曾說：“後世子孫做官，有犯貪污之罪的，不得踏進家門，死後不得葬入大墓。不遵從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孫。”當初，包拯有一個兒子，名叫“繶”，娶崔氏為妻，擔任潭州通判時死了。崔氏為亡夫守節，不再改嫁。包拯曾經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問她的母親，讓她好好照顧那個陪嫁女。包繶死後，崔氏把陪嫁女的兒子帶回家，取名叫“包綎”。包拯有《奏議》十五卷。

宋慈簡介

宋慈，字惠父，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法醫學家。建陽（今屬福建）人，與理學大師朱熹同鄉。生於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卒於南宋理宗淳六年（1249年），享年六十四歲。早歲習儒，入仕後經歷十餘任地方官，多負刑獄之責，終於廣東經略安撫使。一生經辦案件數不勝數。逝世前兩年（公元1247年）撰成並刊刻《洗冤集錄》五卷。此書是其一生經驗、思想的結晶，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第一部法醫學專著。它比義大利人佛圖納圖·菲得利寫成於公元1602年的同類著作要早350多年。
作者把當時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醫藥學套用於刑獄檢驗，並對先秦以來歷代官府刑獄檢驗的實際經驗，進行全面總結，使之條理化、系統化、理論化。因而此書一經問世就成為當時和後世刑獄官員的必備之書，幾乎被“奉為金科玉律”，其權威性甚至超過封建朝廷頒布的有關法律。750多年來，此書先後被譯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種文字。直到目前，許多國家仍在研究它。其影響非常深遠，在中、外醫藥學史、法醫學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其中貫穿著“不聽陳言只聽天”的求實求真的科學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閃光，值得發揚光大。
當時程朱理學盛行。這是一個龐大完整而又十分精緻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時，程朱理學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成為不可爭議的官方統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被分別謚為“元公”、“純公”、“正公”、“文公”，並從祀孔子廟，榮耀至極。可見此時理學影響之大。電視劇《大宋提刑官》中的宋慈
作為朱熹的同鄉和後學，宋慈受過理學的系統教育和長期薰陶。少年時受業於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號）高第”吳稚。入太學後，又為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再傳弟子真德秀所賞識，遂師事之。中進士後又多年為官。按照常情，這樣的人一定具有濃厚的理學唯心主義。
然而宋慈在法醫學理論上和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卻是唯物主義傾向。在其傳世名著中非但沒有空洞的理學唯心主義的說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實求真精神。程朱理學認為，“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而人心之體又體現了理或天理，“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這就是說，心中什麼理都有，無須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現實情況，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義傾向的“格物窮理”之說，變成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則，不是向內心“窮理”，而是向實際求真。
當時州縣官府往往把人命關天的刑獄之事委之於沒有實際經驗的新入選的官員或武人，這些人易於受到欺矇；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髒，又不對案情進行實地檢驗，或雖到案發地點，但“遙望而弗親，掩鼻而不屑”，因而難免判斷失誤，以至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冤獄叢生。
身為刑獄之官，宋慈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強烈反對。他在聽訟理刑過程中，則以民命為重，實事求是。他說：“慈四叨臬寄（執法官），他無寸長，獨於獄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這一表白，確是他多年為刑獄之官認真態度的寫照。他尤為重視對案情的實際檢驗，認為：“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輿，幽枉曲伸之機括，於是乎決。”意思是說，“大辟”即殺頭是最重的刑罰，這種刑罰則是由犯罪事實決定的，而犯罪事實必須經過檢驗才能認定，所以檢驗的結果往往是生死攸關的。唯其如此，對待檢驗決不能敷衍了事，走走過場，而必須認真負責，“務要從實”，一定要查出案件發生的真實情況，“貴在審之無失”。而要做到這一點，宋氏認為當檢官員必須“親臨視”。無論案發於何處，也要“躬親詣屍首地頭”，“免致出脫重傷處”。否則，應以失職罪杖處之。即使案發於暑月，屍味難聞，臭不可近，當檢官員也“須在專一，不可避臭惡”。
宋氏不泥師教的另一突出表現是對待屍體的態度，特別是能否暴露和檢驗屍體的隱秘部分。按照理學“視、聽、言、動非禮不為”、“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的教條，在檢驗屍體之時，都要把隱秘部分遮蓋起來，以免“妄思”、“妄動”之嫌。宋慈出於檢驗的實際需要，一反當時的倫理觀念和具體做法，徹底打破屍體檢驗的禁區。他告誡當檢官員：切不可令人遮蔽隱秘處，所有孔竅，都必須“細驗”，看其中是否插入針、刀等致命的異物。並特意指出：“凡驗婦人，不可羞避”，應抬到“光明平穩處”。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還要把屍體抬到大路上進行檢驗，“令眾人見，一避嫌疑”。如此檢驗屍體，在當時的理學家即道學家看來，未免太“邪”了。但這對查清案情，防止相關人員利用這種倫理觀念掩蓋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從實際，而將道學之氣一掃而光，這是難能可貴的。只是由於宋氏出身於朱門，不便像同時期的陳亮、葉適等思想家那樣，公開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義。但他用自己的行為和科學著作提倡求實求真的唯物主義思想，此與陳、葉的批判，具有同樣的積極意義。
宋氏的求實求真精神還表現在對屍體的具體檢驗方面。檢驗屍體，即給死者診斷死因，技術性很強，在一定程度上難於為活人診病。不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須具備深厚的醫藥學基礎，把握許多科學知識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無醫藥學及其他相關科學知識。為彌補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讀醫藥著作，把有關的生理、病理、藥理、毒理知識及診察方法運用於檢驗死傷的實際；另一方面，認真總結前人的的經驗，以防止“獄情之失”和“定驗之誤”。在多年的檢驗實踐中，力求檢驗方法的多樣性和科學性，在此方面可謂不遺餘力。僅從流傳至今的《洗冤集錄》一書來看，其中所載檢驗方法之多樣、全面，其精確度之高，都是前無古人的。這也是書中科技含量較高的、最精彩的內容。
在《洗冤集錄》中，有一些檢驗方法雖屬於經驗範疇，但卻與現代科學相吻合，令人驚嘆。如用明油傘檢驗屍骨傷痕，就是一例：“驗屍併骨傷損處，痕跡未現，用糟（酒糟）、醋潑罨屍首，於露天以新油絹或明油雨傘覆欲見處，迎日隔傘看，痕即現。若陰雨，以熱炭隔照。此良法也”。“將紅油傘遮屍骨驗，若骨上有被打處，即有紅色路，微蔭；骨斷處，其拉續兩頭各有血暈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紅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無血蔭，縱有損折，乃死後痕。”如此檢驗屍骨傷損，與現代用紫外線照射一樣，都是運用光學原理。只是宋慈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處於尚未自覺的狀態，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屍骨是不透明的物體，它對陽光是有選擇地反射的。當光線通過明油傘或新油絹傘時，其中影響觀察的部分光線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傷痕。再如書中論述的救縊死法，與當代的人工呼吸法，幾乎沒有差別。還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藥物擁罨洗蓋傷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傷口的作用，也與現代科學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藥物不同而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作者運用和記載這些方法，目的在於查出真正的死傷原因，無不體現了求實求真的科學精神。
宋慈著名著作《洗冤集錄》
洗冤集錄》簡介：宋慈在《洗冤集錄》的序言中，一開頭就提出寫作此書的動機與目的：“獄事莫重於大辟，大辟莫重於初情，初情莫重於檢驗。蓋死生出入之權典，直枉屈伸之機括。於是乎決法中。”又說：“獄情之失，多起於發端之差，定驗之誤。“宋慈輯撰此書，是為了“洗冤澤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對於獄案，反覆強調要“審之又審，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誡審案人員“不可辟臭惡”，“須是躬親詣屍首地頭”。深入現場調查，“須是多方體訪，切不可憑信一二人口說”。檢驗時“務要從實”，同時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會關係，經濟狀況，要充分掌握真憑實據。在當“經制日壞”的南宋末年，宋慈的這種思想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洗冤集錄》對於法醫學有多方面的貢獻，現扼要介紹部分內容於下。宋慈對於驗屍的方法，曾總結了一整套比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錄》對於毒理學也有許多貢獻，書中記載了各種毒物中毒症狀，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下黑血，谷道腫突或大腸穿出”；死後“口眼多開，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間有血出。”書中附有許多切合實用的解毒方與急救法。
《洗冤集錄》還記載用滴血法作為直系親屬親權的鑑定方法，即是將父母與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視能否融合來鑑定有否親屬關係。或將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親生的，則血入骨，非則否。這種方法實際效果並不確實，子女的血型雖受父母的影響，然並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檢驗法的萌芽，這無疑是十分可貴的思想。由於時代與條件的限制，《洗冤集錄》中也有一些迷信與錯誤的內容，我們如能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此書仍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傑作。《洗冤集錄》自13世紀問世以來，成為歷代刑獄官案頭必備的參考書，前後沿用了六百多年。後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書為藍本加以訂正、注釋和增補，屬於這類性質的書籍不下數十種之多。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國家律例館曾組織人力修訂《洗冤集錄》，考證古書達數十種，定本為《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欽頒”全國。
後來，《洗冤集錄》，流傳到海外，1779年，法人將此書節譯於巴黎的《中國歷史藝術科學雜誌》。1863年，荷蘭人第吉烈氏（DEGRIJS）將此書譯成荷蘭文於巴達維亞出版。1908年，法人又從荷蘭文轉譯成法文，德人又轉譯成德文。此外，《洗冤集錄》還被譯成朝、日、英、俄等國文字，可見此書在世界法醫史上也贏得了一定的影響與地位。

海瑞簡介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剛直不阿，深得民眾的尊敬與愛戴。據說聽到他去世的噩耗時，當地的百姓如失親人，悲痛萬分。當他的靈柩從南京水路運回故鄉時，長江兩岸站滿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製作他的遺像，供在家裡。關於他的傳說故事，民間更廣為流傳。後經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編成了著名的長篇公案小說《海公大紅袍》和《海公小紅袍》，或編成戲劇《海瑞》、《海瑞罷官》、《海瑞上疏》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樣，是中國歷史上清官的典範、正義的象徵。
海瑞中舉人。到北京，即拜伏於宮殿下獻上《平黎策》，要開闢道路設立縣城，用來安定鄉土，有見識的人讚揚海瑞的構想。代理南平縣教諭，御史到學宮，部屬官吏都伏地通報姓名，海瑞單獨長揖而禮，說：“到御史所在的衙門當行部屬禮儀，這個學堂，是老師教育學生的地方，不應屈身行禮。”遷淳安知縣，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僕人種菜自給。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說：“昨天聽說海縣令為老母祝壽，才買了二斤肉啊。”胡宗憲的兒子路過淳安縣，向驛吏發怒，把驛吏倒掛起來。海瑞說：“過去胡總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過的地方不要供應太鋪張。現在這個人行裝豐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兒子。”打開袋有金子數千兩，收入到縣庫中，派人乘馬報告胡宗憲，胡宗憲沒因此治罪。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過淳安縣，酒飯供應的的十分簡陋，海瑞高聲宣言縣邑狹小不能容納眾多的車馬。懋卿十分氣憤，然而他早就聽說過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斂威風而離開，但他囑咐巡鹽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谿和縣霍與瑕的罪。霍與聯，尚書霍韜的兒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諂媚鄢懋卿的人。當時，海瑞已提拔為嘉興通判，因此事貶為興國州判官。過了很長時間，陸光祖主張文官選舉，提拔海瑞任戶部尚書。
當時，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時間長了，不去朝廷處理政務，深居在西苑，專心致志地設圪求福。總督、巡撫等邊面大吏爭著向皇帝貢獻有祥瑞徵兆的物品，禮官總是上表致賀。朝廷大臣自楊最、楊爵得罪以後，沒有人敢說時政。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單獨上疏

紀曉嵐簡介

姓紀名昀，字曉嵐，諡文達，世稱文達公，晚號石雲、春帆，河北獻縣人(1724～1805)。乾隆19年中進士，又授為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因學識淵博為乾隆賞識。曾因為親家兩淮鹽運史廬見曾有罪受到株連被發配到新疆烏魯木齊，後召還，乾隆以土爾扈特歸還為題“考”他，命他為《四庫全書》總纂官，至乾隆46年完成，耗時十年。次年擢升為兵部侍郎、左任都御史、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職務相當於大臣），死後諡文達。紀曉嵐住於翠微草堂。著有《閱微草堂筆記》，其後人整理有《文達公遺集》。其人除文才軒昂外，縱性放欲的個性在文字獄盛行的有清一代也非常有名

傳說趣聞

清代才子紀曉嵐，乾隆年間進士，從編修、侍讀學士累遷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曾任《四庫全書》總編纂官十多年，晚年著有《閱微草堂筆記》24卷，享有與《聊齋志異》並行海內外的盛譽。他文情華瞻，慧黠敏捷，是個對句奇才，天地萬物、古今詩賦無不可入對者，信手拈來，出口成趣，渾若天成，其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讓人嘆為觀止，關於紀曉嵐對聯的故事，筆記、野史中多有記載，在民間也流傳頗廣。
有一年冬天,紀曉嵐跟隨乾隆南巡至白龍寺,適逢寺僧鳴鐘。莊嚴古剎,鐘聲悠然,乾隆詩興大發,揮筆寫下"白龍寺內撞金鐘"七個大字。紀曉嵐見之，知是乾隆有意考他，便從容揮筆對上下聯："黃鶴樓中吹玉笛"。乾隆當即拍手稱讚："佳對！"。
紀曉嵐熟讀詩書,記憶力很強,其師曾以杜甫《兵車行》中一句"新鬼煩冤舊鬼哭"出聯考他,他巧妙地運用李商隱《馬嵬》中句"他生未卜此生休"作對,天衣無縫,工整貼切，令其師不得不佩服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乾隆16年夏季，乾隆帝見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蓮藕，攥紅拳打誰？"。紀曉嵐看到池子左邊的蓖麻，便以問對句，答道："岸上蓖麻，伸綠掌要啥？"。同樣以問句相對，天衣無縫，令乾隆稱奇。
紀曉嵐中取進士那年，見京城當鋪林立，隨口吟出一句上聯："東當鋪,西當鋪,東西當鋪當東西"，但苦思不得下聯。後來他執令赴通州當主考官，見通州有南北之分，苦思數月的上聯便有了下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絕妙之極。
有一年秋，一個經常愚弄百姓的戲班到紀曉嵐家鄉演出，因該地很窮，生活很差，戲子們心中怨氣很大。於是，在一齣戲中飾"主考官"的戲子便借戲諷刺該地的鄉民："酸芥菜，臭黃瓜，入口眉愁眼眨；"熟料恰逢紀曉嵐回鄉看望父母，於是憤然回敬道："毀梨園，敗戲德，開台腔亂調翻！"
紀曉嵐曾有一位脾氣不好的醫生朋友。某日紀曉嵐因小恙前去求診，這位醫生朋友對他說，我出個上聯，你若能對出下聯，診費、藥費全免，紀曉嵐心想對聯之事能難倒我？便點頭應允。上聯為："膏可吃，藥可吃，膏藥不可吃"。紀曉嵐便借其脾氣發揮，續了下聯："脾好醫，氣好醫，脾氣不好醫。"既觸其缺點，又促其改正，一語雙關，妙哉！

一知縣早聞知紀曉嵐才華橫溢，極善對句，想親自試之。某日恰遇紀曉嵐隨駕巡視至此縣，他便出了個刁鑽的上聯："鼠無大小皆稱老"。紀曉嵐思慮片刻，一時難以為對，環視四周，見有一鸚鵡，便從容對道："鸚有雌雄都叫哥。"該知縣對紀曉嵐的才華暗暗稱奇。
紀曉嵐巧對乾隆皇帝
清代才子紀曉嵐入宮以後，每天給乾隆皇帝講書，讀詩文，時間一長，不免有思鄉之苦。
一日，乾隆皇帝看出了紀曉嵐的心事，便對他說：“看你終日悶悶不樂，必有心事。”紀曉嵐說：“何以見得？”乾隆於是說，你是：“口十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紀曉嵐立刻下跪說：“正是，陛下如恩準假還鄉，當感戴不盡。”
乾隆說：“只要你對出朕的上聯，就準假。”紀曉嵐說：“言身寸謝，謝天謝地謝君王。”乾隆皇帝見紀曉嵐的下聯對仗十分工整，不覺大悅，於是準假讓紀曉嵐回鄉省親。
清代大臣和申請以學識淵博聞名的紀曉嵐為他剛落成的一座竹林環繞，風景秀麗的花園題字。紀曉嵐略一沉思，便一揮而就了“竹苞”二字。某日，乾隆出行至此，望著題有“竹苞”二字的匾額哈哈大笑：“此乃紀曉嵐罵人之語，爾等竟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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