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濟倉

溝通南北的京杭運河，是明清時期漕糧運輸的重要通道，如此造就了清江浦的繁華。 據文獻記載，從江南運往北京的糧米，每年都要達到幾百萬石以上。 為了便於貯存、轉運糧食，明代永樂年間在山陽縣清江浦設立常盈倉，後改建為豐濟倉。

淮安府豐濟倉。據《山陽縣誌》記載，每當運糧季節，“十二萬漕軍護送一萬二千艘漕船”，由清江浦（現淮安市區）北運京城，運河漕船首尾相連，十分壯觀，由此被稱為“天下糧倉”。
南北朝以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從黃河流域轉移到江淮流域。隋代開挖的大運河，促進了國內商業的流通，成為封建帝國的經濟命脈，沿運河崛起了“淮（淮安）、揚（揚州）、蘇（蘇州）、杭（杭州）”四大都市。隋唐以後，封建王朝的財政收入特別是糧食，主要來自江南。而江南的錢糧，都要經過淮安循運河北上，直送京都。溝通南北的京杭運河，是明清時期漕糧運輸的重要通道，如此造就了清江浦的繁華。
漕運採用“支運”法，即各地所征漕糧，先由當地送至糧倉，然後由各地遞送京城。為了搞好淮安的轉運銜接工作，隋代就在淮安設立漕運專署，唐宋兩代都設江淮轉運使，元代改設總管府。到明清兩代，淮安專門設立漕運總督衙門，以中央部級大臣來淮督辦漕事。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李三才、史可法，清代的鐵保、施世綸、恩銘等，都曾在淮安負責過漕運事務。明清兩代，“凡湖廣、江西、浙江、江南之糧艘，銜尾而至山陽（今淮安楚州），經漕督盤查，依次出運河”。
據文獻記載，從江南運往北京的糧米，每年都要達到幾百萬石以上。清代順治初年，每年可達300萬石，“居天下強半”。為了便於貯存、轉運糧食，明代永樂年間在山陽縣清江浦設立常盈倉，後改建為豐濟倉。它的儲糧經常保持在300萬石左右，是全國囤積漕糧的四大名倉之一。此外，清江浦城內還設有常平倉2處、預備糧庫3處、莊倉即民間糧庫5處。每逢漕運旺季，為保證漕船暢通，禁止非漕運船隻在運河上游清江浦航行，南北商旅多於此登入換車、歇腳，更增加了街市的繁榮。漕運興盛的年代，這裡聚集著文武官員、顯宦世家、巨商富賈、文人墨客和僧道名流。與此相應的，是園林寺院以及茶樓酒肆等場所，尤其是當時的花街、都天廟、大閘口等地，其繁華程度遠盛於當時的揚州。
到了近代，由於海上運輸的發展和京滬鐵路的建成，清江浦逐漸衰落。“淮倉所儲米麥無幾”，豐濟倉地位由此一落千丈。民國開始，豐濟倉當時已不做糧倉之用，原址被改為機關，後又作軍營、學校、醫院。日軍侵華期間，曾被鬼子占領，其間豐濟倉毀壞極為嚴重。到了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第八後方醫院進駐豐濟倉，等其1948年撤離時，院內一片狼藉，附近一些居民乘機跑進豐濟倉拿一些桌子、凳子、床等物，豐濟倉至此算是徹底“淪落”。解放後，豐濟倉原地的大院子陸續蓋起了民房，一些還未毀掉的房子也已“各有其主”，院內再也難覓倉庫蹤跡，唯獨留下了“豐濟倉”的名號為住戶享用，從1號排至百餘號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