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濟渠簡介
通濟渠，明清西安城引水渠道之一。開鑿於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此渠是陝西巡撫項忠與西安知府餘子俊為解決西安西城區供水與東城壕的水源而開鑿。《明史·河渠志六》載項忠奏言：“西安城西井泉鹹苦，飲者輒病。龍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築不易，且利止及城東。西南河去城一舍(古時行軍三十里為一舍)許，可鑿，令引水與龍首渠會，則居民盡利。”
背景
通濟渠黃河和淮河之間的水運，戰國時已為鴻溝所溝通。西漢以後，這條運道便逐漸被汴渠(即汳水)所代替。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又進一步對汴渠進行了整修和局部改建。隋煬帝在此基礎上於大業元年(公元六零五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註：《資治通鑑·隋紀四》卷一八零。通濟渠是隋大運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它分二段鑿成：一段自今河南洛陽縣西的隋帝宮殿“西苑”開始，引谷、洛二水達於河，大概循著東漢張純所開陽渠的故道，由偃師至鞏縣的洛口入黃河；另一段自河南的板渚(今河南滎陽縣汜水鎮東北三十五里)，引黃河水經滎陽、開封間與汴水合流，又至今杞縣以西與汴水分流，折向東南，經今商丘、永城、宿縣、靈壁、虹縣，在盱眙之北入淮水。通濟渠在今商丘以下趨向東南，直接入淮，這是與東漢的汴渠入泅不同的。因舊漕渠自今徐州以，下，流經泗水。由於泅水河道彎曲，又有徐州洪和呂梁洪之險，所以通濟渠改行新道，撇開徐州以下的泅水逕直入淮。同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③［註：《資治通鑑·隋紀四》卷一八零。］同時還進一步疏浚了山陽瀆。通濟渠和山陽瀆共長二千餘里，渠廣四十步，兩岸築御道，並種了柳樹，既可護岸，又可給牽船人遮蔭。
史料記載
《辭海歷史分冊·中國古代史》中這樣介紹通濟渠，通濟渠是古代運河名。隋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鑿，分東西兩段，西段起自東都洛陽，西引谷、洛水東循陽渠故道由洛水入黃河；東段起自板渚（今河南滎陽北），引黃河水東行，至今河南開封市別汴水折而東南流，經今杞縣、睢縣、寧陵至商丘東南行，又經夏邑、永城，安徽宿縣、靈璧、泗縣，江蘇泗洪至盱眙對岸注入淮河。通濟渠是隋煬帝時眾多運河中最重要的一條，對當時以至唐、宋時期中原和江淮地區之間經濟和文化的交流與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唐時改名為廣濟渠，唐、宋時通稱西段為漕渠和洛水，東段為汴水或汴渠。
公元604年，隋煬帝楊廣離開京都長安，到東都洛陽考察。公元605年，楊廣力排眾議，下令由傑出工程專家宇文愷主持，開鑿大運河，主要是開通通濟渠和永濟渠。
通濟渠施工時，充分利用了舊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龍舟，龍舟舟體巨大，運河必須鑿得很深，否則無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艱巨的工程，楊廣要求的時間卻極短。從3月動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創造了人類開鑿運河的奇蹟。當然，這種奇蹟的創造，付出了血的代價。在鑿渠和造船過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員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
通濟渠開通後，楊廣立刻從洛陽登上龍舟，帶著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幾千艘舳艫，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時稱通濟渠為御河。
《虞城縣誌》記載了一段楊廣沿通濟渠“巡遊”的盛況：“偕皇后、嬪妃、貴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龍舟、雜船五千二百餘艘巡幸江都。”楊廣乘坐的龍舟，實際上是奢侈豪華的水上宮殿，其“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飾以金玉，下重有內侍處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點外，其裝飾和龍舟無異。在龍鳳舟前後，另有三重高的花、鳥、蟲、魚彩船九艘，作為流動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儲、公主們遊樂。這些龍鳳舟和“浮景”船隊，組成水上宮殿群體。尾隨其後的是各類隨行官員的船隻數千艘，其後還有補給船隻，承載各種供奉之物，以備隨時之用。
這十幾萬人的“流動宮殿”，穿州過縣，遊山玩水，樂壞了皇帝、嬪妃，忙壞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楊廣決定三游江都。當時，全國已經民不聊生、烽煙四起，一些耿直之臣上書勸諫，結果多人被殺。當楊廣所乘龍舟行至梁郡（商丘）時，官紳帶領一些民眾攔路上書諫阻，結果同樣慘遭處死。就是在那次巡遊到達目的地江都後，失道寡助的楊廣被“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勒死在江都行宮。
通濟渠的產生
開鑿緣由
通濟渠（唐代稱廣濟渠、汴河，宋稱汴河）是隋唐大運河的第一段，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它的產生，是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經濟有巨大的發展，成為我國另一經濟區域。隋朝統一全國後，能否穩固地控制南方，鞏固國家的統一，成為隋朝統治者亟待解決的嚴峻問題。同時，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商品要求在更大範圍內流通，運輸量也越來越大。因此，進一步改善水運條例，就成了當務之急。
隋代以前，溝通江、淮、河、濟的水路有兩條。東線為邗溝，由長江經邗溝入淮後，既可溯淮西上接通渦水、潁水，又可循泗水至彭城再入古汴水進黃河。西線是由濡須水入巢湖，經同源異流的肥水（分水嶺處要經過一段陸路）入淮，再通過潁河入黃河。由於西線受地形限制，航行條件不理想，故後來多走邗溝經古汴水入河。邗溝自春秋起經歷代整修，初步渠化，通航尚可。黃、淮之間的水道，戰國中期魏惠王於公元前361年開鑿的鴻溝，於西漢時被汴渠取代。因黃河水源多沙善淤，汴渠（經徐州之古汴水）也和鴻溝的命運一樣，不久也淺澀淤塞。再加上下游泗水系未經渠化的天然河道，路線長，彎道多，在徐州東南五十里還有著名的險灘呂梁洪，使這條水運道路也十分不便。
為了改善運輸條件，有效地溝通南北，促進經濟文化交流，隋煬帝另闢一條距離短、有天然河道可資利用的新路，是很有必要的。通濟渠就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開鑿條件
隋朝建立之後，隋文帝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頒布均田新令，詳細檢查戶口，鼓勵興修水利，改革官制、兵制，興科舉，輕賦稅等。這些措施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刺激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全國墾田面積及人口增長較快，社會比較安定，財政收入增加，一度出現了“衣食滋殖，府庫盈溢”、“天下積儲可供五十年”⑴的繁榮景象。這就為通濟渠的開鑿，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治鐵技術的普遍套用，比較發達的煉鋼法，都為製造開鑿運河所需的工具創造了條件。同時，也保證了造船業的發展。祖沖之求得圓周率有效數字已精確到第八位；勾股定理也已有嚴格證明。西晉裴秀創製的《禹貢地域圖》和“製圖六體”，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為通濟渠以至整個運河的規劃、設計和施工，提供了必需的技術和資料。就在開鑿運河的同一年，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橋（又名安濟橋），歷經洪水、戰火和地震考驗，仍巍然屹立在河北省趙縣洨河上。其設計、施工水平和藝術價值，至今尚為人們稱道。這些科學技術的進步，都為運河的開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術條件。
運河航運，作為一項綜合的技術，到隋朝已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歷史。吳國所開的邗溝、荷水、通海、通江運河、魏國的鴻溝，以及秦漢時期的關中漕渠、南方靈渠等人工運河的開挖和使用，為通濟渠、乃至整個大運河的開挖，提供了經驗。通濟渠中相當長的河段，就是利用前人所開人工運河或天然河道改建而成的。
黃淮之間，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淮河北側眾多支流，如濉、渙、渦、潁，均源於黃河右堤附近，流向與地勢一致。這種地勢，不僅使通濟渠取得了溝通黃淮水運所需水源，滿足了人工渠道所需要的比降和流向。而且，淤積平原易於開挖，“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里地無山。”⑵沒有淮北平原這種種有利地形，也就沒有通濟渠。
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三月，在建設東都洛陽的同時，又“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上段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東行至鞏縣洛口入黃河；下段自滎陽的板渚引黃河水與汴水合流，至今杞縣西離汴折向東南，經今商丘、永城、宿縣、靈璧、泗縣，在盱眙之北入淮水。商丘以上部分利用了睢水，商丘以下至泗州則全線利用了蘄水。利用原有河道，不僅增加了水源，也縮短了工期。一千多里的通濟渠，僅用一百七十多天即告竣工。
總之，通濟渠及其大運河的開鑿，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是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文化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水運工程合乎規律的發展，也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和創造力的結晶。
發源地
通濟渠發源於今長安區申店鄉，河北側，西北流，經西安城西南丈八溝，過三橋鎮，北注於渭河。項忠所奏鑿的通濟渠，從府城西南丈八溝設閘遏水，引水北上，自閘北西行二里折而北流，過丈八頭小石橋，又北至南窯頭，又北過甘家寨，又東北過糜家橋、解家村，又北至西安外城郭，再至安定門吊橋，城外渠道二十六里。然後經洞口入瓮城南流，出瓮城水門外，沿城而南，過一敵樓，復入城，東南流至白鷺灣，折而東北流，至梁家牌樓南，又東流入於地下磚渠，再分為三派分流：一派自長安縣署(今西大街城隍廟東)東流過廣濟街，沿西大街、東大街之南東流，過大菜市(今大差市)、真武庵出城，注灌於東城壕。沿途所過，支分渠水，分注於按察司(在今西大街市公安局處)、永壽王府(在今竹笆市東永壽巷)，布政司(在今鐘樓西南糧道巷西)、保全王府(在今鐘樓東北隅)及秦王府城；一派從西大街廣濟街北流，過迎祥觀(今北廣濟街南口東)而西，過永豐倉(在今廟后街西倉)前，西入貢院(在今西大街西段北側兒童公園)；一派從廣濟街直北而上，過麻家什字，匯入蓮花池(今蓮湖公園)。成化時開鑿的通濟渠，入城後渠道用磚砌一千五百五十丈，合4960米。弘治(1488—1505)間，陝西巡撫周季鱗與西安知府馬炳然對通濟渠城內尚未砌而有損壞的渠道，以磚砌七百二十丈，合2304米，並對城外土渠亦加疏浚修築二十五里。為了城內居民飲水衛生，周季鱗令沿通濟、龍首兩渠所過每十家作一井口，以磚為欄，以瓷為口，以板為蓋，啟閉以時。
清代時期，對通濟渠進行過多次疏浚。由於明末戰亂，通濟渠湮塞不通。康熙三年(1664年)陝西巡撫賈漢復與長安知縣梁禹甸、鹹寧知縣黃鼎修浚通濟渠。康熙六年(1667年)重修。不久渠道又多湮塞。雍正(1723—1735)時通濟渠城內三派水渠，僅自廣濟街北經永豐倉前入於貢院一流暢通，其向東注入東城壕之渠自廣濟街東淤塞，自廣濟街向北匯入蓮花池一流也淤塞不通。乾隆二年(1737年)，陝西巡撫崔紀行重加疏浚。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陝西巡撫鄂弼修葺西安城牆時，將入城水門廢棄，自此通濟，龍首二渠之水不復入城，而僅能分灌於城壕，並改變分注方向。龍首渠原先灌注西城壕，現不入城而灌於東城壕。通濟渠原先灌注東城壕，現不入城而灌於西城壕。乾隆四十年(1775年)巡撫畢沅、道光五年(1825年)西安知府葉世倬曾多次疏浚通濟渠，多是為了放水入西城壕。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陝西巡撫魏光燾疏浚通濟渠，並在西門吊橋南設火藥局、置水碾，再次引水入城，經貢院，復東北流，入注於蓮花池。二十九年(1903年)，陝西巡撫升允又疏浚通濟渠城內外渠道，“導水自西門入，曲達街巷，繞護行宮，便民汲引。城外近渠民田，兼可灌溉。並浚城壕，引水環焉”(民國《鹹寧長安兩縣續志·地理考下》)。
流域發展
通濟渠流域發展沿岸文化旅遊資源豐富
洛陽、鄭州、開封和商丘均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外。這裡有馳名中外的少林寺、龍門石窟、黃帝故里等文化景點。還有五嶽之一的嵩山，開封附近的懸河等自然景觀。
政府的大力支持
河南和安徽都十分重視旅遊業的發展。河南在全國率先提出“旅遊立省”的戰略構想，對旅遊發展極其重視。大運河申遺一旦成功，城市知名度將有極大提高，會給沿岸城市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視，積極採取保護措施。在國家和省有關部門的統一領導下，許多市文物局已制定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形成了規範性的檔案，依照行政法規進行保護。
有大城市依託
大運河沿岸的鄭州、洛陽和開封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經濟實力較為雄厚，都是中國著名的旅遊城市，旅遊業發展相對成熟，具備相對豐富的經驗，可為通濟渠段的開發更好獻計獻策。
交通便利
此地區位於中原地區，與隴海、京廣、焦柳、京九和京廣等鐵路線相互交織；運河一線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開封市區以西的大運河基本沿鄭開大道分布，商丘以東的大運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布，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布；此地還有鄭州新鄭國際機場、徐州觀音機場，洛陽機場等。
客源市場廣闊
通濟渠連線了長三角地區和中原城市群。長三角是中國最主要的旅遊客源地之一，運河中部也靠近山東經濟區，西接關中城市群。隨著人們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景區文化內涵的開發將成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標。該地文化內涵豐富，具有很大的優勢。古老的中國文明是吸引外國遊客的最主要原因，而鄭汴洛地區正是中華文明的最主要的發祥地，中國八大古都中的三個都位於此運河一線。
動脈
大運河開通後，對促進中國的商貿往來、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言：“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隋氏作之雖苦，後代實受其利焉。”
隋唐大運河開通之後，運河岸邊的一些碼頭及舊城因運河的航運而迅速發展與繁榮了起來，如運河南端的杭州，長江岸邊的江都，運淮匯合處的楚州（今淮安），運黃匯合處的汴州（今開封）及運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濟渠，更是連線黃河文明與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動脈。當時，通濟渠兩岸的城鎮商業繁榮、店鋪林立。當時的宋州，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聞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時，因其繁榮與興盛而被定為都城的陪都。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長、研究員劉昭允介紹說，大運河的通航促進了商丘的繁榮。大運河通航後，商丘成了唐、宋時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盡顯交通樞紐地位。唐玄宗時期，爆發了“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必須經過睢陽（商丘）城。唐代名將張巡以數千老弱病殘之軀，抗擊叛將尹子奇統領的10萬大軍達10個月，極大地消磨了叛軍的意志，延遲了叛軍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戰亂之苦。
通濟渠開通航運後，商丘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城市人口顯著增加，至唐代時已成為全國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詩人杜甫、李白等紛紛慕名到商丘遊覽，並對當時商丘的繁華用詩詞大加讚頌。杜甫在《遣懷》詩中寫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李白在《梁園吟》中寫道：“舞影歌聲散綠地，空餘汴水東流海。”劉昭允說，從這些千古傳誦的佳作中，可以隱約看到一座繁華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達，汴水（即大運河）直達于海，舟車來往，絡繹不絕。城內街道寬闊壯觀，住著達9萬戶的居民。每當夜幕降臨，酒館茶樓高朋滿座，燈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開懷暢飲……
覺醒
除洛陽至黃河的一小段外，通濟渠絕大部分是“引黃入淮”，因黃河水攜帶著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經常疏浚。唐、北宋時期，朝廷都成立了專門的部門，負責疏通河道。北宋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為解決通濟渠的淤積問題，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黃河水處，向西開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質。據記載，通濟渠在唐、北宋時期的航運地位顯著，每年的漕運量由唐初的20萬石，逐漸增大到400萬石，最高達700萬石（約合今11.62億公斤）。
南宋時期，隨著政治中心南移，通濟渠的漕運地位逐步減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運河河床逐漸淤塞斷流。據《攬轡錄》記載，北宋滅亡後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的時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經斷流。元、明、清時期，朝廷再修大運河的時候，將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蘇杭。通濟渠越來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騷客吟詩填詞、寄託哀苦的荒草堤。
在2007年的全國“兩會”上，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單霽翔向中外記者宣布：大運河已經被列入重新評定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有媒體稱，運河申遺，是“一場遲到20年的約會”。因為，中華文明有兩大象徵，長城與大運河。可是，1987年長城被列入首批中國“世界遺產名錄”時，沒有大運河的影子。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長城從山海關由東向西南延伸，寫下“陽剛雄健的一撇”；大運河則從北京由北向中國東南沿海緩緩流淌，寫下“陰柔深沉的一捺”。兩大人工奇蹟組成了中國漢字中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2007年6月20日，國家文物管理局在北京召開由隋唐大運河沿線24個城市參加的申遺工作協調會。為配合隋唐大運河的申遺工作，我市把開展隋唐大運河商丘段考古調查工作列為我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重要內容之一。
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隋唐大運河商丘段進行了一次集中的勘探、調查，掌握了隋唐大運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及長度，繪製出了隋唐大運河商丘段故道圖。2007年年底，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匡迪帶領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團到我市考察，充分肯定了我市對大運河勘探、調查的前期工作。
2009年1月8日，我市文物考古隊在大運河的考古中，又作出重大貢獻。通過幾個月的努力，在睢陽區古宋鄉武莊村地下，發掘出北宋時期的通濟渠宋州碼頭遺址。在碼頭遺址發掘口處發現了房屋的地基、船板、灶台、青磚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錢幣等珍貴文物，充分顯示了當年宋州碼頭的繁華盛貌。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局長李景曾說：“宋州碼頭遺址的發掘，對隋唐大運河的申遺有著很大的幫助，同時也為商丘古城的申遺找到了一個支撐點，可以說是找到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戶口簿’。”
李景曾還表示，待到時機成熟時，我市要建一個隋唐大運河南關碼頭博物館，同時還要恢復一段古碼頭的風貌，河裡面還可以搞一些仿古船隻，到時讓大家都來感受一下歷史的滄桑。
通濟渠，作為大運河重要的一部分，在經過幾百年的沉睡之後，因申遺又重新走入國人的視野。隋唐大運河商丘段，作為通濟渠、大運河中曾經承載無數繁榮、興盛及商人夢想的一段歷史，不久將會以更加飽滿、更加厚重、更加美麗的姿態重現光彩。
影響
通濟渠鑿成後，與邗溝便成為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動脈，南來北往的舟楫多走這一水道。特別是它對南糧北運，意義更為重大。隋煬帝在洛陽周圍建有許多大型糧倉，如洛口倉（又名興洛倉）、回洛倉、河陽倉、含嘉倉等，這些倉城都儲有大量糧食，其中洛口、回洛兩倉，即多達2600多萬石，它們中的絕大部分，便是經通濟渠從江淮一帶運來的。
古通濟渠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項宏偉工程，是祖先留下來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對研究隋唐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及當時的水利史、航運史、造船技術、陶瓷技術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通濟渠的綜合利用
通濟渠，向來是因為漕運的重要作用而受到重視的。但是，它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是一項具有漕運、分洪、引水、灌溉、陸路運輸、植樹綠化與改良土壤等多種效益的綜合利用工程。
引水作用
通濟渠的引水作用，不言而喻是明顯的。作為溝通黃、淮的人工渠道，雖然利用了古汴水、睢水、蘄水等天然河道，但不引黃水則遠遠不能滿足水運和灌溉的需要。故引水是先決條件。利用挖河棄土來築路、植樹，在通航的同時，又發展了陸路運輸，並美化了環境。這在當時，是一渠多用的先例，應該說是一個創造。當年的榆柳，如今雖不可尋，但現存的“唐槐”仍不失為渠旁曾“樹以柳”的活證。宋太祖建隆三年還曾下令：“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⑶歷代文人曾以汴河、隋堤和路、樹為題，寫下了數不清的詩賦。白居易在《隋堤柳》中這樣寫道：“西自黃河東接淮，綠影一千三百里。……二百年來汴河路，露草木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樹當然不足以亡國，從這裡倒是使人看到隋煬帝之後二百年，隋堤上還保存著連線黃淮長達一千多里的綠影和御道。南宋詩人范成大經汴河北上與金人談判，著有《汴河》詩：“指顧河枯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其時汴河已枯，但作者堅信恢復中原後，汴河仍可疏浚通航。
通濟渠的分洪作用，除了北宋御史中丞梁燾所說“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水”而外，周魁一先生最近發表的研究成果表明：隋唐五代黃河比較穩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黃河下游有著名的通濟渠、永濟渠，還有北岸的滴河、馬頰河，南岸的漯水和濟水，另有後來的赤河。這些分支河道無疑提高了下游宣洩洪水的能力。
農業生產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農田灌溉技術早在夏商時代就被黃河流域的勞動人民所創造。通濟渠引黃灌溉，不僅可以解決作物旱時所需水分，而且可以洗鹼，伏汛挾帶肥份較多，還可以增加瘠薄的沙土的肥力。唐代引汴灌溉的記載不多，實際規模卻不少。白居易曾以《請塞斗門判》為題，認為“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以傷農”，“利既相妨，用難兼濟”，⑷其結論雖然以灌溉為漕運讓路，但爭水的激烈，影響之大，又足見灌溉面積和引水量當不在小數。
宋代大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也提到他“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斗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既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沈括所見，既是對唐代宿州引汴淤灌的說明，又是北宋掀起淤灌熱潮的依據。他協助王安石推行變法，淤灌曾作為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措施而大力推廣。到熙寧九年（1076年），僅開封東西沿汴河兩岸，淤灌面積就達九十萬畝。儘管宋代漕運主要依靠汴河，但在處理灌溉與漕運的矛盾時，寧可“權罷漕運三二十日”，也要保證在淤灌的黃金時間引水淤田。
漕運
汴河的漕運，唐代劉晏認為是安社稷之奇業。宋太宗不但親赴汴河決口察看，還說：“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⑸唐代近三百年中，由汴河運往京師的糧食，由初期的每年二十萬石，至開元末達到三年運七百萬石。天寶二年，一年內運抵關中的糧食達四百萬石，創造了唐代漕運量的最高記錄。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勢力數度攻占汴州、埇橋、泗州等卡斷漕路，汴河受到很大影響，但由於劉晏等人的努力，使漕運量又恢復到每年一百多萬石。宋代的年漕運量也由開國之初的數十萬石，到太平興國六年（981年）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大中祥符初又躍至七百萬石。其後雖有減少，然仍在五百萬石上下，另外還有薪炭、山貨等。
運輸
隨著商業運輸的發展，沿運河的城市也逐漸形成並繁榮起來。如號稱“揚一益二”的揚州，熱鬧“如杭州市”的泗州⑹，“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的東京汴州。宿州州址原名埇橋，只是蘄水河邊一處聚落。通濟渠開通後，得水陸交通之便而日益繁榮。唐代安史之亂後，劉晏在疏浚汴河、改革漕運制度的同時，在江淮以北列置巡院十三處，埇橋與揚州、泗州、宋州、汴州等同為巡院之一，凸顯埇橋地位的重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李正己遣兵扼埇橋，運路被斷。宰相李泌建言德宗：“江淮漕運，以埇橋為咽喉”，埇橋不保，“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至憲宗元和四年（809年），“以其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為舳艫之會，運漕所歷，防虞是資”，遂割符離、蘄縣、虹縣、臨渙置宿州，為埇橋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機遇。鹹通九年（868年），龐勛在宿州曾“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到宋代太平興國初（979年前後），宿州戶數由設州時的八千六百多戶發展到十三萬戶，在全國州府中，僅次於開封府。蘇軾乘船沿汴河南下北上，十次停泊宿州，留下詩文二十餘首（篇）。在《南鄉子·宿州上元》詞中，贊其為“此去淮南第一州”。在其《乞罷宿州修城狀》中，透露出新城基要“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證明宿州城已有相當規模。沒有汴河，就不可能有這些城市的興起。同樣，由於運河各河段的水勢不同，漕船的型式和結構也需因河而異，且需要量又很大，在城市繁榮的同時，也促使造船技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京師的位置和經濟重心的南移，決定了漕運成為通濟渠的首要作用。再加上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黃河的泥沙淤積問題也很難解決，都使通濟渠的綜合效益難於兼得。然而，通濟渠畢竟不失為一項綜合利用的偉大工程。
爭議
隋朝皇帝楊堅、楊廣父子在前人啟發下，開鑿了著名的大運河，楊廣程功尤巨。通濟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隋書》卷三煬帝紀上：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文中之“河”指黃河，以此為準，通濟渠分成東西兩段。“板渚”（在今河南滎陽境）以東部分因借用了古汴水的上游，故多稱汴河。同書卷二四《食貨志》有相似記載：“開渠引榖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於洛；又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道，樹以柳……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己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蔑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以上就是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及其乘龍舟下揚州的最早記載。
由於《隋書》對通濟渠東段（汴河）的記述很簡略，所以它的具體流經線路就有了不同的說法。中唐杜佑《通典》卷十食貨十漕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逹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這幾乎是照抄《隋書》煬帝紀的文字。另一中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記載稍有不同，其卷六河南府河陰縣下云：“汴渠，……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榖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於泗，達於淮。自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之以柳。煬帝巡幸，乗龍舟而往江都。”“大梁”即開封。“泗”，人們一般理解為水名，即由北向南流經徐州入淮之泗水。這樣一來，通濟渠在大梁以後的線路就是向東流經徐州入泗水，再南下入淮。筆者認為，此解錯誤。首先，自大梁至徐州本來就是古汴水的中下游，並流入泗水。再雲“引汴水入於泗”，這就猶如說“引長江水入東海”，文通意不通。引汴水所入者當是另一條水道。其次，“泗”應指泗州。唐時泗州在淮河下游北岸，州治在臨淮縣，與盱眙縣隔淮相望。“引汴水入於泗”應是指引汴水進入泗州，由此“達於淮。”未用《隋書》成說“引河通於淮”，而先雲“入於泗”，再言“達於淮”者，大概是為了與淮北大平原上其它多條入淮的水道相區別，如潁水（入潁州達淮）、渦水（入宿州達淮）等。如此表述顯然是對《隋書》的補充。當時人應心領神會。不料時過境遷，“泗”字因有二義而導致了誤讀。這就是說，通濟渠在大梁以下應是東南流向，最後入淮。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八Ο：“煬皇帝……大業元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此段所據顯系《元和郡縣誌》，故其中“泗”字亦應指泗州。
今人鄒逸麟先生對通濟渠做過專門研究，其《隋唐汴河考》根據唐宋地，認為通濟渠在大梁以下是先與古汴水相分而東南行，流經陳留、雍丘、襄邑和寧陵，又與睢水合，經宋州（睢陽郡）至榖熟，再沿古蘄水而下，經宿州入泗州達淮。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時期）即如此標繪。
但是鄒先生文後還留有“懸案”：《隋書》雲“引河通於淮”，《元和郡縣誌》雲“引汴水入於泗，達於淮”。因此“有人把隋時所開通濟渠分為南北二道”，“怎么會產
生這兩種不同的記載呢？今疑當時的工程可能分為兩次：一次是對古汴水的疏浚，一次是開鑿東南入淮的那條。”《隋書》雲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而“署名唐韓偓著的《開河記》中，說大業五年八月上旬開通濟渠”，據此推測，這是“指兩次不同工程而言，前一次工程施於大業元年，後一次施於大業五年。”不過鄒先生也聲明：“這種想法還無確鑿證據。”筆者在前面已經指出，“泗”非指泗水，而是指泗州。也就是說《隋書》與《元和郡縣誌》的記載不矛盾。有人提出的“通濟渠分為南北二道”說是對文獻的誤讀。《開河記》，內容駁雜荒誕，本屬小說一類，不可盡信；況且“五”很可能是“元”字因形近而訛。正如鄒先生所分析：“煬帝開運河的原因，一是因為古‘汴水迂曲，回復稍難’（《太平寰宇記》卷一）；一是為避開呂梁、百步之險（在徐州）。”故通濟渠不可能有北道。故有史學家認為通濟渠是隋朝所修。
參考資料
[1] 數字中國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2TSGG41&xpos=180
[2] 中學地理網站 http://www.mdv.com.cn/res/seniorgeo/expand/e_book/010/11.htm
[3] 商丘新聞網 http://www.sqrb.com.cn/sqnews/2009-01/19/content_1070481.htm
歷史上知名運河
| 運河是指用以溝通地區或水域間水運的人工水道，中國的運河建設歷史悠久，早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發展和外界的交往，就已經在所控制的區域內開鑿運河了，隋末開鑿的京杭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一起了解一下中國歷史上知名的運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