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時期
舊石器時代
香港史前遺址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的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赤鱲角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制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1997年6月至11月進行的馬灣東灣仔北之考古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
青銅器時代
三千至四千年前，香港一帶初期受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響，後期中原商代的青銅文化傳入。至二千三千年前，香港一帶屬於古越文化的地盤，籠罩於戰爭氣氛中。此時期香港沿海地區出現不少水晶飾物的製作工場，交換珠江三角洲腹地生產的硬陶。
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
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
秦朝至元朝
前214年，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由前203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直至前111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王朝管治。隨後香港地區在秦、漢、三國及東晉初年共五百多年的時間內，屬番禺縣管轄。331年至756年，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757年起，經歷五代、宋、元，至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前後八百多年間，該地區屬東莞縣管轄。小規模的鹽池亦被發展。901年﹐新界五族的原居民約在開始在香港定居。其後的東漢、東吳、西晉及東晉初年，香港一帶一直仍屬番禺縣。東晉鹹和六年（331年）起，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定居。其後香港地區歷南朝及隋朝政權的管治。
唐朝開始，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香港地區開始有較明顯的發展。736年（唐朝開元二十四年），香港境內設立屯門軍鎮，派員二千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天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管轄。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的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大埔一帶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但於971年，朝廷恢復採珠，並於觀塘設官富場，派鹽官駐守，直至南宋後期。至元朝曾復采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
香港海岸線漫長，故香港多處皆適宜興建鹽場。971年（北宋開寶四年）於現時九龍灣一帶設立官富場並派鹽官駐守，負責產鹽及統籌各小型鹽場。1183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年5月29日）大奚山（今大嶼山）的私鹽被禁引起公元1197年（南宋寧宗慶元三年）大奚山發生騷亂。
南宋末年，兩位小皇帝宋端宗趙是和宋帝昺趙昺被元朝軍隊逼迫逃到香港，據說曾在土瓜灣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人稱該處為宋王臺。後來宋帝昺在梅蔚登基，因元軍追趕，遂經淺灣循海路西渡前往新會。但當船隻駛至今日廣東新會崖門時，被元軍趕到，陸秀夫於是背負8歲的趙昺跳海而死。
明朝時期
明代的香港地區在商貿上已漸漸蓬勃起來，人口亦有所增長，更成為海防要地。當時，明代在這裡設防，主要是為了防禦日本、葡萄牙和荷蘭的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此外，香港在明朝時盛產及出口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與江浙等地備受歡迎。據說，“香港”的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香木的盛產和出口。而明朝是香港種香及產香業的全盛時期。從香港的瀝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嶼山）沙螺灣等地生產的香樹製品皆用木箱裝好，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咀）的碼頭，用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遁陸路經南雄，越大庾嶺，過贛江至九江市，沿長江送往送往蘇杭銷售。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占一席位。佛朗機（今葡萄牙）將領安德拉德（Fernao Pires de Andrade）在1516年率船隊前往中國，並於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是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事實上，早於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達並攻占屯門，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和后海灣達七年，並於當地立石柱，刻該國國徽於其上，以示占領。明軍於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開戰，史稱屯門海戰，戰役持續了40天，葡軍陷入苦戰，最終狼狽返回馬六甲。翌年4月，葡軍再派出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企圖重新占領屯門，8月兩軍在大奚山茜草灣附近對峙。此戰從茜草灣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海面，最後明軍大獲全勝。
清初時期
清代香港屬新安縣管轄。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使居民家園盡失。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嚴重影響。遷海後漁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於上水設立報德祠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清朝中葉，隨著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了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 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被割讓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殖民時期
香港割讓
英國占領香港島1860年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被逼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的新邊界只用矮矮的鐵絲網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73年，香港人的職業以漁民、水手、農夫、屠夫、鋪東及差役等為主。
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但九龍寨城除外，租期99年。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
開埠初期
英國於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島後，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立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美國的鴉片商販及銀行家亦有到香港參與跟中國華南即廣東福建一帶的貿易，而華中一帶的貿易則主要經上海進行。1851年太平天國起，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萬多人。清政府最初只實施廣州一口有限通商，自五口通商以後，香港成為列強與中國的主要轉口港，廣州的廣東以及福建[17]商人和來自廣東以及福建各地的商人亦移居香港。東南亞為世界各列強的殖民地，而經濟則被福建人控制，福建人經香港轉運貨物到五口通商城市，列強、滿清及五口通商的商家則收取當地的營商費用，英國人和福建人則賺取巨額的轉運利潤。廣州原為英國企業駐華的中心，但香港開埠後，英國人的公司(以鴉片為主)都改以香港為中心，亦由香港運到五口通商城市。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當中主要是四邑人以及廣府人以華工身份(香港稱賣豬仔)興建鐵路或偷渡到已開發國家如歐美以得到比在多中國很多的工資，福建人大多到東南亞經商，當地的企業絕大多數屬於福建人，而且控制了當地的經濟，福建人從營商取得大量財富，而且一直希望推翻滿清政府以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中國，大力出錢以供楊衢雲革命，有志得到資本的不少和香港的福建人通婚，如孫中山娶了陳粹芬，因為福建人很多隻願經商，不願替別人工作，亦有需要請華人監控當地工人，而且優先請了與福建人關係較密切的廣東人(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當時東南亞為歐美殖民地，人均GDP雖低於歐美，但亦遠高於清末中國，當管理層的薪金亦遠比美國修鐵路華工高。因為美國排華嚴重，而且當地華工有黑社會操控，所以潮州人、客家人大多只在東南亞工作。而歐美亦有福建人的企業，但亦少於中國和東南亞，廣東人經商地主要在香港以及廣州。
1890年代，南中國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超過10萬人死亡的訊息。同年五月，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的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爆發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數最多達100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10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30年之內，鼠疫仍偶爾在香港出現，1898年至1900年期間，便再有1,290人死於鼠疫。
20世紀初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一一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1912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然而其局勢一直動盪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31年起，隨著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日治時期
被日本占領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入，並迅速攻占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
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天，即1941年香港當地時間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日軍不單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開戰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權。英軍和印軍撤退到醉酒灣防線，然後撤出九龍半島。英軍和渡海後的日軍繼續激戰。最終英軍失去了唯一的水庫。因此，港督楊慕琦於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從此揭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緒高漲，有平民在香港島的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占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治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到了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區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60萬左右。
二戰以後
戰後發展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戰勝利以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1950年，英國承認位於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繼續承認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歐美國家。
經濟轉型
因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之統治遭瓦解，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陸逃難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此後三十年，香港爆發逃港潮，大批大陸居民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口以每十年一百萬增長。新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及帶來技術和資金，亦有不少外國公司把辦事處從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華人資本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但50-80年代，東南亞排華，他們紛紛將資金轉移至香港以及新加坡，兩地經濟同時急速起飛，由50年代香港只有英國的23%人均GDP急速上升到1987年追平英國的人均GDP，同時使香港的金融業起飛。1950年爆發的韓戰使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原先依賴的轉口港貿易不能維持。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轉型為工業為迅速發展創造條件，使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初時以紡織業為主，其後擴展至成衣、電子製品、鐘錶及印刷等。
隨著中國在1979年的經濟改革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但主權前途問題卻亟待解決。
前途問題
1946年，香港總督楊慕琦提出楊慕琦計畫，以推動政制發展。計畫中會建立市議會，並縮減立法局中官守議員人數。惟後來計畫失敗，往後十多年再沒有政治改革措施。國共兩黨的衝突後來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破壞活動，連日搗亂多家左派機構，暴徒並四出搶掠導致300人死傷，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1960年代，隨著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影響下，香港於1967年的一場勞資糾紛演化成暴動。香港街頭被左派暴徒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全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經濟一片蕭條。而深圳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境，包括爆發沙頭角槍戰。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堅持目前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港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出售“居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 （ICAC）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部份警員曾因為廉政公署的嚴厲行動而一度以行動對抗。後來政府宣布對特定日期前的警員貪污行為不予追究，事件方為平息。政府打擊貪污取得可觀的成就，使香港成為最廉潔的社會之一。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畫、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韓國四個地方並列“亞洲四小龍”。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慮香港前途的問題。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要求向中國政府延續新界的租約，揭開了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達20年爭拗的序幕。
過渡期
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傳統英國資金的商業力量，如滙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遊說工作。當時的商界年青領袖李鵬飛曾率領當時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組成“年青才俊團”亦前往北京提出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
事實上，在十年前的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決議案，認可了中國對香港的立場和要求。根據一封在1972年3月給聯合國反殖民小組主席的信件，中國常駐代表黃華表示，香港及澳門屬於被英國及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是中國主權內的事務，而不屬於一般的殖民地問題。他同時表示，中國在適當時候將使用和平手段解決香港及澳門問題。在此之前香港及澳門應保持現狀。
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內地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和澳門）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他同時希望能藉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依照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
1986年12月5日，尤德爵士於北京討論過渡期政制安排期間突然心臟病發病歿，成為唯一一位任內過世港督。由衛奕信爵士接任。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象徵回歸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一部分人歡迎《基本法》的通過，指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民主的法律；另一部分人則指《基本法》的民主程度仍然不足。
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港督。之前彭定康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直至他在當年的大選中失去議席。他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出任港督的任命，之前所有的港督都是在英國外交部工作的官員。相反，彭定康對香港及中國大陸只有很少的認識，他亦不懂得中文或粵語。
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增加投放在教育、福利和醫療的資源。北京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了香港的《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主權回歸
香港回歸| 主權移交後改變的地方 | 主權移交後不變的地方 |
|---|---|
| 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取代原來的英國國旗及香港旗。除了英語外，多了學校教授國語。英文仍與中文並列為官方語言[18]。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消失。但1993年前鑄有英女皇頭像的硬幣及印有英國皇室紋章的紙幣仍然流通。政府部門（如皇家香港天文台、皇家香港警察隊等）及一些組織除去“皇家”的稱號，除了皇家香港遊艇會的英文名稱。法律檔案中本來用上“官方”（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任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的大律師，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些字眼上的改動。一些與英國有關的假期取消，例如英女皇壽辰假期，新加上的假期有國慶日和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佛誕節（1998年）。郵筒由紅變綠、大部分形狀也由圓變方。政府部門標誌中的皇冠改為洋紫荊。 | 特別行政區維持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使用普通法。繼續巡邏、維持香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界（雖海界有小改動）。香港的道路沿用左上右落，有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右上左落。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陸居民必須獲得簽證才可到訪香港。香港居民持香港特區護照及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可於多國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較中國大陸居民容易。繼續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容許更多政治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及言論自由，（雖然自我審查逐漸增加，且這些自由經常聲稱遭受挑戰。） |
特區成立至今
亞洲金融危機
香港俯瞰1999年，人大常委會推翻香港終審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中國大陸子女居港權的判決，並首度解釋《香港基本法》，令人憂慮中國實踐一國兩制的自治承諾，引發香港市民示威抗議。
2003年首兩季，由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肆虐，香港經濟遭嚴重打擊。共有1,755人感染，並導致299人死亡，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失業率升上至8.7%的歷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始將香港從“發生本地傳染地區”的名單中剔除。由於政府處理抗疫時多處失當，引致市民強烈不滿，並日益關心本土政治。
同年年中，政府在未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下，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草擬立法。市民的不滿爆發，於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遊行反對立法，成為香港繼六 四 事 件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事件導致梁錦松及葉劉淑儀兩位局長辭職。至此，中國政府得悉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強烈不滿，圖以經濟手段恢復政府管治威信，故積極參與恢復香港經濟的工作；如落實香港與內地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放寬內地居民到香港旅遊之限制（“自由行”）。至2004年7、8月，香港開始出現輕微通脹，結束持續了68個月的通縮期，成為各個遭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的亞洲地區中，最遲復甦的一個。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屬檔案，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12月，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面見中央領導人胡錦濤，遭胡錦濤公開訓斥“查找不足”。
2005年3月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辭職。然而，新一位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導致社會激烈爭論，引致人大常委會第三次通過解釋《香港基本法》中補選特首任期的條文。因其他對手沒有得到足夠選舉委員提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沒有對手下自動當選，出任行政長官至2012年（期間於2007年連任）。
普選
2007年3月25日，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順利舉行。選舉與上屆一樣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進行投票，在泛民主派派出公民黨梁家傑參選之下，最後曾蔭權以649票當選成功連任。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以全票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了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另外可以於2020年普選立法會。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以689張選票成功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並於2012年7月1日就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