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周作人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過90多個筆名，常用筆名有獨應、周逴、周遐壽、仲密等，紹興人。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早年經歷
9歲以前在家中私塾開蒙，11歲入三味書屋，後去杭州陪侍獄中祖父並授讀一年半，遍讀史書與筆記小說。
光緒二十七年秋，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科，開始翻譯英文小說。
▪留學回國
三十二年夏，隨魯迅東渡，先後進東京法政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創辦《新生》雜誌，未果；合譯出版《域外小說集》，並開始創作小說和自學多種外文。
宣統元年六月，在東京與羽太信子結婚。
抗戰時期
辛亥革命前夕歸國，先後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英文教員、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教育司視學，兼任《紹興教育會月刊》及《叒社》雜誌編輯，還常在《越鐸日報》發表反封建的政論和翻譯外電通訊。在任紹興教育會長期間，著手進行教材改革並開始研究兒童文學。
在五四時期，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參加《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編輯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編輯主任，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學論文，以及新詩《小河》、《微明》、《畫家》、《愛與憎》等優秀作品，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建國前後
五四運動後，先後在燕京大學、孔德學校、中日學院、女子學院等校任教。 1922年11月，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4年冬，與林語堂等創辦《語絲》周刊。 1930年8月，主編《駱駝草》。
抗日戰爭開始後，滯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隨即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國民政府委員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又以汪偽政府要員身份訪問日本和“滿洲國”。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釋出獄。
新中國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從事著譯工作。1950年後，曾先後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與人合譯了《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共3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
一生著譯頗豐，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瓜豆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也回憶和撰寫了大量有關魯迅的圖書和文章，主要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1965年9月，所寫最後一部30多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
文革時期
1966年5月，文革開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1966年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生平經歷
周作人在八道灣十一號留影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課餘和哥哥周樹人（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胡適曾說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雖然《域外小說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1901年進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改名為周作人，畢業後考取官費於1906年7月留學日本，攻讀海軍技術，後改學外國語，此間與羽太信子結婚。
1911年自日本回國，於紹興任中學英文教員。同年，辛亥革命爆發，周作人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省第五中學教員。
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1917年春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在日本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黎錦熙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突然鬧翻了，此後兩兄弟再無團聚，每次對話只在報刊上各執一詞，明眼人認為這是兄弟失和後持續的爭吵。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五四”時期任新潮社主任編輯，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1年參與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論文章，並從事散文、新詩創作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其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現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後，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學南遷，周作人選擇居留淪陷後的北平。其後曾出任偽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里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周作人雖中彈卻竟未受傷，倒是那位學生被打中左肩，門房裡的一些人前來捉拿兇手，一名車夫被打死。這一暗殺事件始終未搞清是何人所為，但卻促使周作人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籌備員的職務，接著又當了偽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
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導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周作人遭受衝擊，曾被紅衛兵無恥粗暴對待。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享年82歲。周作人臨終前曾對身邊人說，他的一生平平不足為道，只有晚年的翻譯讓他滿意。
家庭成員
晚年的周作人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生了兒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女兒周若子(1929年夭折)。
為人處世
與魯迅的兄弟恩怨
1923年，魯迅緣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灣，周作人當時是何心態，研究周作人的學者對此一直都存在爭執，因為對於這一點，魯迅和周作人都未對外人詳提。記者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資料室里，找到許許多多周作人、魯迅的單人照片，但卻遍尋不著任何一張魯迅與周作人二人的合照，僅有兩張兄弟二人同時出現的照片，也不過是魯迅與周作人參加公眾活動時的多人合影。據資料室工作人員介紹，1923年之後，二人不再同時出現在同一張照片上。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學界主流的觀點集中認為矛盾的發生似乎是因為家庭瑣事，主要還是經濟問題。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貧寒，多年來魯迅就一直在經濟上予以接濟。從他的日記里可以看到，從1912年來北京教育部供職時開始，魯迅定期往信子在東京的家裡寄錢，極少間斷。全家搬來北京後，魯迅在錢財方面向來不很計較，所有的薪水都交給信子支配。魯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從不節儉，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魯迅是大哥，難免會在弟弟面前責備幾句，不料竟釀成不可調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說他有“非禮”行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左下）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從跟隨魯迅成長，到與魯迅突然決裂，再到晚年寫魯迅回憶錄……周作人與魯迅的關係，經歷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環歷程。魯迅與周作人兩個人在精神特質上都屬於那個時代主流之外的異類，儘管兩人曾一度分離並鬥爭激烈，但縱觀一生，兩人不論在思想還是情感上，都經歷著一個由重合到分離，再到重合的循環過程。 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讓原本複雜的兩個人物經過糾纏變得更加複雜。早期他們都重視日本藝術，並時常將這些轉換到思想里，想讓國人得到一些啟示，不過兩人這時出現了一種差異，魯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現手法，用自己的創作呼應著文學的寫實精神和個性精神，周作人則從學術的層面闡發獨異的藝術思想對中國的意義。前者乃外面世界裡的耕耘，後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
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評價說，“從人性角度思考，魯迅對弟弟很寬容，當東北遭到日軍侵略時，在報上遍尋周作人的名字，當沒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議時，魯迅感到很難過。而此時的周作人正沉迷於沉迷花鳥蟲魚的生活，這被當時學界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墮落，但魯迅並沒因此而拋棄自己的弟弟，反而幫周作人說好話。”當年埃德加·斯諾訪問魯迅時，曾問過他誰是中國最好的散文家，魯迅毫不猶豫地說是“周作人”。這段歷史在魯迅死了很多年後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從與兄長魯迅分開後，一直對魯迅評價不好，常常在報上以文章譏諷兄長，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魯迅對他的愛後，才客觀地重新介紹魯迅，撰寫魯迅回憶錄。
交友之道
周作人喜歡有趣的人，錢玄同、劉半農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還喜歡性情飄逸的人，胡適的學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歡。而相反，過於嚴肅而顯得乏味的人，則不討周作人的喜歡。周作人與錢玄同、劉半農是終身不渝的好友。從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頗不相同：錢玄同偏激，劉半農活潑，周作人則平和；但在內質上卻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說，錢玄同儘管言詞偏激，論古嚴格，“若是和他商量現實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與錢玄同兩個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說是無話不談，錢玄同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賞識。每次見面，周作人總是坐在一旁聽錢玄同講，錢玄同也願意講，兩個人一起喝茶時，大部分話題圍繞最近看了什麼書，錢玄同什麼書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書是他推薦的，周作人的很多觀點也是受到錢玄同的啟發。
在周作人的圈子裡，胡適是個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談及胡適的文章很多,態度有一點複雜：他深知胡適的分量,但對其弱點也看得很清楚,所以關係忽冷忽熱。儘管胡適對他幫助很大，也很賞識他，但他卻瞧不起胡適，他覺得胡適有很多問題，認為胡適是依傍在一個價值體系里，周作人懷疑單純依靠任何一個理論能否解釋一個世界。同時他認為胡適的文章平實枯燥，文學情調不行。另一個特殊的人則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師，但當章太炎淪落為維護封建軍閥統治、反對革命勢力的“護法大將”時，周作人便立即與之劃清了界線。
作品集
創作書目
周作人作品《歐洲文學史》 （大學用書，北京大學授課教材）
《近代歐洲文學史》（大學用書，遺稿）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燕京大學講課內容結集，鄧恭三記錄）
《孤兒記》（文言小說）1906年6月，小說林社
《自己的園地》（散文集）1923年9月，北京晨報社
《雨天的書》（散文集）1925年12月，北京，北新書局
《澤瀉集》（散文集）1927年9月，北京，北新書局
《談龍集》（文藝雜論集）1927年12月，上海，開明書店
《談虎集》（上下冊）（雜文集）1928年1月，上海，北新書局
《永日集》（散文集）1929年5月，上海，北新書局
《過去的生命》（詩集）1929年11月，上海，北新書局
《看雲集》（散文集）1932年10月，上海，開明書店
《知堂文集》（散文集）1933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
《周作人書信》（書信集）1933年7月，上海，青光書局
《苦雨齋序跋文》（序跋集）1934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
《夜讀抄》（散文集）1934年9月，上海，北新書局
《苦茶隨筆》（散文集）1935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
《苦竹雜記》 （散文集）1936年2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風雨談》（散文集）1936年10月，上海，北新書局
《瓜豆集》（散文集）1937年3月，上海，宇宙風社
《秉燭談》（散文集）1940年2月，上海，北新書局
《藥堂語錄》（散文集）1941年5月，天津庸報社
《藥味集》（散文集）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藥堂雜文》（散文集）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書房一角》（散文集）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秉燭後談》（散文集）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書館
《苦口甘口》（散文集）1944年11月，上海，太平書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1945年8月，上海，太平書局
《魯迅的故事》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小說里的人物1954年》，上海出版公司
《魯迅的青年時代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
《過去的工作》（散文集）1959年，香港，新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編》（散文集）1961年，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兒童雜事詩》（詩集）1973年，香港，崇文書店
《知堂回想錄》（散文集）1972年，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翻譯書目
周作人作品《玉蟲緣》（小說）美國愛倫坡著，1905年，翔鸞出版社
《紅星佚史》（小說）英國哈葛德·安特路朗著，與魯迅合譯，1907年，商務印書館
《域外小說集》（一、二集）與魯迅合纂譯，1909年，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
《炭畫》（小說）波蘭顯克微支著，1914年，北京，文明書局
《黃薔薇》（詩歌小品集）希臘等國作品，1925年，北京，新潮社
《希臘擬曲》希臘海羅達斯·諦阿克列多斯著，1934年，商務印書館
《俄羅斯民間故事》英國培因編譯，1952年，香港，大公書局
《阿里斯托芬喜劇集》與羅念生合譯，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希臘的神與英雄》英國H.D.勞斯著，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希臘女詩人薩波摘譯》英ArtherWeigail著《薩福傳》，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
《烏克蘭民間故事》1953年，香港，大公書局
《浮世澡堂日本式亭》三馬著，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伊索寓言希臘》 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日本狂言選》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歐里庇德斯悲》劇集（1—3集）希臘古典文學，與他人合譯，1958年，人們文學出版社
《希臘神話故事》英國勞斯著，195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石川啄木詩歌集》日本，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古事記》日本安萬侶著，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平家物語》（歷史演義小說），與申非合譯，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日本古代隨筆選枕亭子》日本清少納言著，198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浮世理髮館日本式亭》三馬著，1989年11月與浮世澡堂合為一冊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盧奇安對話集希臘古典文學》1965年脫稿，1991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現代日本小說選》20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
日語譯本
《北京の果子》，山本書店，1936年
《周作人隨筆集》改造社，1938年
《中國新文學の源流》，文求堂，1939年
《周作人文芸隨筆抄》，冨山房，1940年
《瓜豆集》創元社，1940年
《結縁豆》，実業之日本社，1944年
《魯迅の故家》，築摩書房，1955年
《日本文化を語る》，築摩書房，1973年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選》駿河台出版社，1998年
《日本談義》，平凡社，2002年
《魯迅小說のなかの人物》，新風舎，2002年
文學特點
散文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齋中寫作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餘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著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裡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著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處理方式、諷刺修辭運用、語言以及文體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審美經驗的影響，與這種影響相關，他形成了一種近似於日本傳統文學的文風，以溫和、沖淡之筆書寫個人的閒適、寂寞與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實，他看似有閒而心無暇,不只是由閒適透出淡淡的哀緒,而且在閒適背後隱有無限憂愁；他不是以創作去體驗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這種寂趣,而往往是借創作排解寂寞、憂愁,由此與日本文風區別開來。
翻譯
“興趣型”翻譯家周作人，兼顧當時的國情，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者化的翻譯，其文藝觀和創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譯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響。他缺席“抗戰”翻譯，在“受命”翻譯時顯得規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現代日本小說選》中講了他不選日本自然主義的理由。在給沈雁凍的一封信中指出：“專在人間看出獸性來的自然派，中國人看了容易受病。”在現代中國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學、性心理學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對於性問題的健康的正常的態度，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因此，對森鷗外《性的生活》的翻譯和發表，超出了文學本身的價值。周作人在1938年譯出時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漢語標題，也考慮了當時的國情，雖然是先進，也總不是“明目張胆”。 錢理群說過：“對於周作人，他也許並不否認，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積極追求譯書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於一己的興趣，他是以興之所至的態度來從事譯作，不可能那么嚴肅認真，也只願自然、自在地過著消閒的生活。不願以任何外在的東西——哪怕是譯書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活動——來束縛自己。”世人評價
周作人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偽職後，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貢獻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譯，然而他卻在歷史發展中淪為漢奸文人。另外，他在保護北大校產、掩護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過貢獻。在《周作人傳》中就能看到3個周作人：一是“偽官吏”的“周督辦”，一是“尋夢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為國為民”的“殉道者”。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可說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高峰。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