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支部隊]](/img/0/8ec/nBnauM3XzMjNzUDNzQTO5ETN2QTMwcTOykzMyQTNwAzMwIzL0kzL4g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西路軍[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支部隊]")
軍隊背景
1936年10月 紅西路軍出征西路軍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支。1936年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向西渡過黃河。隨後，第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後因河東敵情變化，計畫終止執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令過河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占領寧夏、甘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絡，隨即頒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畫。該綱領規定，四方面軍主力南進西蘭通道地區，以3個軍的兵力渡黃河攻占寧夏，但由於敵情變化，軍委命令屢有變更，致使四方面軍主力未能全部渡過黃河。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電令渡過黃河的紅軍組成“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生，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下轄三個軍：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轄2師4個團，3000餘人，槍10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5發；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轄2師6個團，6500餘人，槍25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15發；叄十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轄2師6個團，7000餘人，槍3200餘支，平均每槍子彈25發；另有騎兵師，200人馬，200支槍，平均每槍子彈25發。全軍計21800人，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
西路軍原為實現《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畫》，單獨西進，接通新疆，但在古浪一役中，損失慘重，傷亡2000餘人，參謀長陳伯稚、一個師長、一個師政委以及大部分排以上幹部犧牲。軍長孫玉清被撤職，由一方面軍將領李聚奎接任。但卻在此時，中央軍委要求西路軍停止西進，就地在永昌、涼州一帶建立根據地。中央原計畫以此造成河東紅軍將與西路軍在河西會合的假象，調動蔣軍，以便河東紅軍主力轉移，但此意圖中央卻不明告西路軍，只是命其不進不退、困守不毛之地，陷於民族不同、文化不通的危險境地。而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由於在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及紅四方面軍長征時，忠實執行過“左”傾錯誤，並形成與張國燾的特殊關係，他懼怕不能緊跟中央指示而遭到批評，於是對中央的各種命令一味強調服從。由此，西路軍就在該地點進行大規模的慘烈戰鬥，部隊嚴重損耗，由21000餘人銳減至15000餘人，漸漸陷入絕境。
西路軍最終經過血戰高台、倪家營等地，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導致西路軍全軍覆亡。西路軍戰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一萬二千多人。被俘後慘遭殺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鄉者三千多人，經過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僅餘四百餘西路軍指戰員潰至新疆。
1939年期間，陳潭秋繼任中共駐新疆代表，曾領導“新兵營”的工作，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去蘇聯治病途經迪化時，還專程赴“新兵營”視察並作出了指示。黨和國家領導人陳雲、李先念曾領導“新兵營”指戰員學習文化、軍事技術。為了鞏固中共與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一戰線，發展新疆經濟，還從“新兵營”抽調出許多骨幹力量支援新疆經濟建設。西路軍總支隊的指戰員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現代化軍隊的火種，也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1942年7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統一戰線，大肆逮捕、關押、殘害中共人員。至1946年，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身陷囹圄的西路軍總支隊指戰員才集體返回延安。
征戰歷程
1936年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為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發賀電。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畫》，集中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
10月21日敵胡宗南部第一軍、王均部第三軍、關麟征二十五師、毛炳文部第三十七軍，從東、南、西三面向會寧地區大舉進攻。
10月23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提出關於寧夏戰役的具體部署。
10月24日毛澤東電彭德懷並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同意彭德懷同志寧夏戰役計畫”。 同日毛澤東、周恩來電令彭德懷：“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 同日夜半，三十軍二六三團在靖遠虎豹口強渡成功，一舉突破馬步青部河防陣地，大部隊迅速跟進，控制了渡口。
10月25日九軍繼三十軍渡河。 同日馬步芳奉蔣介石之令，指示青海省國民兵團(以下簡稱民團)待命出發，增援騎五師。
10月27日三十軍八十九師在靖遠縣吳家川、景泰縣尾泉等地，擊潰敵騎五師馬祿旅和祁明山步兵旅各一部，占領興泉堡、一條山一帶。
10月28日拂曉，三十軍、九軍及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渡河完畢。
10月30日五軍渡河。至此，四方面軍之三十軍、九軍、五軍及總指揮部直屬隊、教導團、婦女抗日先鋒團、少年先鋒團、騎兵師共21800餘人全部渡河。 同日四方面軍總部移駐景泰趙家水。九軍尾隨向趙家水、興泉堡附近集結。敵關麟征部突進靖遠，控制黃河東岸，隔斷了河東紅軍增援寧夏的道路及與河西部隊的聯繫。河東岸的紅四軍、三十一軍向打拉池地區集結，誘敵深入，待機殲敵。
10月31日三十軍迅速擴大戰果，擊破敵騎五師圍困的各據點，使敵防守的黃河防線全線崩潰。
11月1日駐防五佛寺的三十軍八十八師宣傳發動民眾，組織成立“五佛寺抗日促進會”，動員民眾大力支援紅軍。
西路軍五軍軍長董振堂（1895—1937）同日九軍進占鎖罕堡、打拉牌一線，將潰退敵馬祿旅600餘人騎圍困於鎖罕堡圍寨，與之展開統戰外交。 同日馬步青一面急電馬步芳，請求速派援兵；一面急電騎五師參謀長、河防前線指揮官馬廷祥，派人向紅軍虛與講和，為援兵爭取時間。
11月2日徐向前、陳昌浩向紅軍總部、中央軍委報告：“一條山地區人戶稀，糧缺水苦，大部隊難久作戰，條山地區河谷間還不能放重兵。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係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後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 同日馬步芳接到請求增派援兵的急電，立即任命馬元海為河西總指揮，率部趕往一條山。 同日蔣介石任命馬步芳為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兼第五縱隊司令官。轄屬騎兵第五師及新二軍，負責河西軍務。
11月3日馬元海向一條山紅軍陣地發起進攻。四方面軍總部部署力量與敵激戰3晝夜，斃敵騎五師參謀長馬廷祥以下千餘人。紅軍亦傷亡900餘人。
11月4日敵三個團及青海民團進犯打拉牌九軍陣地，被擊潰。
11月5日敵集兩個旅的兵力增援，又被擊潰。紅軍邊打邊追，乘勝占領鎮虜堡。 同日朱德、張國燾電示徐向前、陳昌浩，河西部隊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
11月6日四方面軍總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畫》，擬消滅平番、大靖間的馬步芳部隊，攻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發展創造甘北根據地，配合紅軍主力，打通國際路線，取得軍事援助。隨之在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的三十軍於當日夜撤到黃草渠、鎖罕堡擊敵。
11月7日夜，五軍從三角城出動，經吳家川、趙家水抵打拉牌。
11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向涼州前進，集中兵力打敵，各個擊破之。同日因形勢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放棄《寧夏戰役計畫》，提出《作戰新計畫》，其中規定：“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
11月9日紅軍各部隊依預定計畫部署，突擊敵軍重圍的一條山地區，且戰且行，向平大古涼地區行進。
出征在即的西路軍戰士11月10日九軍先頭部隊進入古浪境內，占領乾柴窪。馬元海尾追而至，向九軍發起進攻。次日又激戰一天。當夜，九軍主力撤離乾柴窪向橫樑山轉進。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河西部隊改稱西路軍，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為常委)、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11人組成。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改為西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同日毛澤東等致電西路軍，徵求單獨執行西進任務的意見。西路軍復電，依據現時敵我力量，估計可以完成任務。
11月12日九軍主力在橫樑山與尾追之敵激戰一晝夜，雙方均有傷亡。
11月13日九軍一部沿黃羊川北上，擊退守敵，占領古浪縣城外邊的牆、山等制高點。 同日中午，被三十軍先頭部隊包圍在土門堡的敵騎五師工兵一營投降。營長馬有明等以下官兵160人自願參加紅軍。
11月14日九軍八十一團向古浪城發起進攻。敵潰逃，紅軍遂占城。
11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同意西路軍向涼州前進。九軍當日全軍進抵古浪縣城。
11月16日拂曉，馬元海集重兵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向古浪城反撲。九軍連日苦戰，斃傷敵2000餘人，但自身傷亡亦巨，元氣大傷。
11月17日三十軍一部移占武威西四十里舖一線，五軍跟進。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黨中央、紅軍總部，請求如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在現地區創建根據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殊情況時，是否去打通遠方。
11月18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向前、陳昌浩：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並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以利保持東面地區迴旋餘地。 同日夜，九軍在三十軍接應下，撤出古浪，向駐涼州大河驛的總部靠攏。同時，三十軍八十九師兩個團抵近涼州城下，兩個團及總直騎兵師占領永昌縣城。
壯烈犧牲的西路軍戰士11月19日西路軍總部移至武威西四十里舖。三十軍一部防守永昌，一部直趨山丹。 同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在永昌、甘州、涼州、民勤地區創立鞏固的根據地……擴紅、籌資，準備滅敵。並指示與于學忠、“二馬”在共同抗日的條件下談判外交。
11月20日九軍一部進入永昌境內。
11月21日西路軍總指揮部及五軍兩個團移駐永昌縣城。三十軍一部進占山丹城。 同日西路軍先遣工作團與馬步青代表談判，達成口頭停火協定。三十軍後續部隊撤除對武威城的監視包圍，西移至四十里舖、豐樂堡一線。同時，馬步青集結部隊，部署圍攻紅西路軍。
11月22日馬元海集重兵進攻西四十里舖一線，紅軍堅守陣地，激戰3日，給敵以重大殺傷。
11月2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發布《告全體指戰員書》；五軍接防山丹城；永昌縣臨時蘇維埃政府成立。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報告西路軍在永昌、山丹作戰不利，處境困難。 同日張聞天、毛澤東電告徐向前、陳昌浩：“遠方正討論幫助，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改變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餘部”。
11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林育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並轉張聞天、毛澤東，再次匯報西路軍作戰情況，認為“我們現無能集優勢兵力，彈藥太少，難在甘東地區滅敵”。
高台血戰後犧牲的西路軍戰士11月25日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電告中央軍委：“現正尋機用伏擊戰擊敵，擬將山丹、甘州敵消滅一部後，即乘勝向甘州襲擊；我受永昌正面之敵壓迫不便滅其一部時，即將三十軍直轉到甘州以西襲臨澤、肅州，五軍及九軍留山丹阻敵”。 同日西路軍前進劇團在慰問九軍途中，與敵遭遇，損失慘重。 是月下旬五軍在山丹縣城內組建起5個基層蘇維埃政府。
12月1日三十軍軍部進入永昌縣城，後移城西水磨關、南泉田家莊、陳家南莊一帶。
12月2日陳昌浩、李卓然致電軍委總政治部並朱德、張國燾，報告西路軍情況。電稱西路軍減員“總數為4303人，內傷亡營連幹部129人，傷亡團以上幹部15人，黨、團員傷亡約占57%以上，幹部傷亡占50%以上”。 同日蘇維埃山丹縣政府成立。
12月3日馬元海集結主力進攻永昌城東十里舖，迫使紅軍放棄據點。馬彪集結重兵配以飛機、大炮，進攻山丹城。五軍據城固守。
12月4日三十軍一個營夜襲水磨關紅廟墩，擊潰敵騎兵團。 同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命令各軍，大力擴充騎兵。
12月5日中華蘇維埃永昌區(縣)政府成立。
12月6日馬元海攜部進攻永昌城東關等三十軍防地，經激戰，東關、東水泉失守。
12月7日馬元海調集重兵，配以飛機、大炮，向永昌城東十里舖至二十里舖九軍防地進攻。紅軍奮力拚搏，將敵挫敗。
12月9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調王樹聲為九軍軍長、陳海松為政委、李聚奎為參謀長、徐太先為政治部主任，並致電中央。 同日蔣介石致電馬步芳：“過河共軍既已消滅過半，應乘此聲威督率所部務於兩星期內撲滅……再民勤極關重要，仰轉……倘遇匪警，務必死守待援。”
12月13日西路軍總部電台收到中央社關於“西安事變”的電訊後，組織向“二馬”官兵展開信函外交和陣地宣傳。
12月14日馬元海再次向永昌發動進攻。
12月15日中央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西路軍目前應在現地區加緊休整，進行政治動員，一面爭取涼州之補充旅和‘二馬’到抗日方面來，一面準備接通蘭州，並準備一部適時占領安西地區”。
12月18日中央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你們任務應基本放在打通遠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奪取甘、肅二州。試與諸馬談判下列問題：永昌以西之馬軍準其安全東退，永昌以東之馬軍不向永昌以西進攻。紅軍以不向永昌以東進攻。”隨後，西路軍總部向馬軍傳送信函、聯絡交涉，謀求談判，未果。 同日“二馬”聯電“討伐”張、楊，擁蔣反共，並令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0日馬元海集炮兵、步兵、騎兵，進攻永昌東十里舖、水磨關、北海子等地。紅軍存放的糧食被劫。
到達新疆的部分西路軍戰士12月21日馬元海部強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為困，調集圍山丹的馬彪部東返增援，進攻永昌城。
12月24日軍委主席團電示西路軍東返，策應、配合河東紅軍和友軍行動。 同日增援永昌之敵被九軍一部阻擊。
12月26日西路軍總部命令永昌、山丹各軍集結待命，準備東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軍委主席團電示徐向前、陳昌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肅二州，一部占領安西。”當晚，五軍撤離山丹，向西開進。總部及直屬隊在九軍掩護下，突出永昌城，轉移到水磨關至新城堡一線。
12月28日西路軍各部全線撤離永昌縣境，沿祁連山北麓，取道大馬營灘，晝夜疾馳西進。 同日紅軍離開永昌、山丹後，敵兵入城搜捕、殘害蘇維埃政府成員、義勇軍戰士和紅軍傷病員。是月底西路軍經民樂洪水，越甘州，涉黑河西進。敵人一路尾追堵截，紅軍且戰且行。
1937年
回到延安的西路軍全體同志1月1日五軍及總直供給部和婦女抗日先鋒團各一部進占臨澤城(撫彝，今蓼泉)。是日下午，軍政委黃超率兩個團留守，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率三十九團、四十五團及軍部騎兵團兩個連、特務團4個連和婦女抗日先鋒團三營一部進軍高台，於當晚攻占高台城，並將縣民團一部收編組成“抗日義勇軍”。 同日西路軍一部在臨澤城舉行軍民大會，宣傳發動民眾，號召支援紅軍。
1月2日五軍在高台縣城召開民眾大會，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和紅軍的宗旨，號召社會各界民眾支援紅軍西進。同時，開倉放糧，救濟貧困民眾。 同日中華蘇維埃臨澤縣政府成立。隨後沙河、平川、倪家營等地蘇維埃政府也相繼成立。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向軍委致電，報告西路軍行進情況及敵情，並建議：西路軍“如敵無大的壓迫，即以大部留高、撫休整；如被敵迫時，即準備部署肅州，以一部誘敵進展。”
1月3日西路軍總部隨三十軍進駐臨澤縣倪家營，總部設在繆家屯莊。九軍一部掩護總直、總後勤部兵工廠等及婦女抗日先鋒團分兵進駐沙河堡(今縣城)和縣城(今蓼泉)。
1月4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致電軍委，報告情況並建議軍委設法從兵源、物資方面援助，同時表示“西路軍報最大決心，克服空前困難，不怕犧牲。從戰役政治打敵上，求得最大進步，當自照前電完成任務”。
1月5日高台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同時成立抗日義勇軍甘肅省第五路軍。 同日軍委主席團電令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西路軍即在高台、臨澤地區集結，暫時勿再西進”。
紅軍西路軍進疆紀念碑1月9日敵馬元海集騎、步、炮兵及民團2萬餘人將西路軍分割包圍，並集中兵力進攻高台城。
1月12日敵人集中馬彪、馬朴、韓起祿、韓三成4個騎兵旅和炮兵、特務、手槍3個團，以及部分民團2萬餘人圍攻高台城。
1月16日軍委主席團電令西路軍：“集中全力，乘機向東打敵，爾後以一部西進。在這種條件下，應大大向東擴張甘北根據地”。
1月17日西路軍總部再次致函馬元海，尋求停戰，未果。
1月19日凌晨5時，西路軍總部獲高台城五軍危急的情況，旋即派騎兵師由沙河堡前往增援，途中遭敵截擊失敗。駐守臨澤城的五軍部隊兩次派兵增援，均被敵攔截，增援未成。
1月20日五軍將士堅守高台城，經9天8夜激戰，終因寡不敵眾而陷落。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除少數突圍外，其餘均壯烈犧牲。蘇維埃高台縣政府遂停止活動。
1月21日西路軍總部電告軍委主席團：“以乘綏東進擊敵，相機配合涼、古，接通蘭州，增加抗日聯軍之目的，決今晚全軍集結出動，走南大路，以10天行程到達古浪、土門地區，爾後向平番或靖遠集中”。
1月22日駐守臨澤城的西路軍被敵包圍，激戰3晝夜後，在九軍接應下突圍與主力會合。
1月23日西路軍取道張掖南山東返。九軍一部進至張掖龍首堡，總部跟進同駐。三十軍及九軍一部移至甘州西南50里的西洞堡。 同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重新調配五軍領導幹部。 同日敵人發現西路軍有東返跡象後，旋即調動兵馬東撤堵防，並加強對駐地的防守，同時部署襲擊紅軍。
1月24日夜，西路軍總部亦來到龍首堡，進駐張福壽屯莊，並派出小部騎兵沿祁連山向東南方向偵察。
1月25日軍委主席團向西路軍通報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進展情況，集結全軍，切忌分散，用堅決的戰鬥，來完成東進。 同日夜，陳昌浩、徐向前率總直及九軍一個團2000多兵力，向祁連山邊的大孤山行進，後半夜進入祁連山邊沿的張家溝。
1月26日晨，陳昌浩、徐向前率部來到肅南境內的馬蹄鄉芭蕉灣村，會見轉輪寺智華活佛，並向其介紹共產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政策。紅軍露宿一夜於第二日晨返回西洞堡。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烈士紀念碑1月27日三十軍在西洞堡、龍首堡擊敵青海憲兵團、一○○師手槍團，大獲全勝。斃敵800餘人，繳槍1200餘支，以及戰馬、子彈等。 同日夜，西路軍面對四面圍敵的嚴峻形勢，在龍首堡張福壽屯莊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重返倪家營，尋機殲敵，創造條件東進。同時，決定重建騎兵師。並決定從九軍二十七團和三十軍二六五團抽調300多名騎兵，向東迂迴，掩護大部隊西進。
1月28日晨，當300多名騎兵行至西洞堡東30多里地的白城子時，與敵遭遇，除10多人倖免外，其餘全部犧牲。 同日西路軍重返臨澤倪家營，布防於四周43個屯莊。
1月30日三十軍八十八師二六三團三營政委周純麟率九連130多名戰士進駐倪家營汪家墩碉堡，阻擊敵人進攻。經過一天一夜殊死拼殺，換防時僅剩9人。
2月1日西路軍總部根據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精神，最後一次致函馬元海，“派代表商洽一切”，但馬始終未接受建議。
同日馬敵向倪家營西路軍防地不斷發起進攻。紅軍將士浴血奮戰10多日，殲敵近萬人，自身傷亡亦重。
2月5日三十軍二六五團夜襲威狄堡白家莊子敵人彈藥庫，炸毀全部彈藥。
2月15日敵人向倪家營地區展開全面進攻，戰鬥更趨激烈。
2月21日夜，西路軍再次突圍，撤離倪家營，西進至威狄堡。因地形不利防守，又星夜退回倪家營，繼續與敵展開激戰，處境愈加險惡。
2月24日夜，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請求增援。否則，只有抱全部犧牲之決心，在此戰至最後一滴血。
2月26日軍委主席團復電西路軍“固守50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同日根據中央指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決定在甘州一帶建立黨的地方組織，選調11名幹部戰士組建“中共甘州中心縣委”及隸屬於中心縣委領導的“中共山(丹)永(昌)縣委”和“中共高(台)撫(彝)縣委”，開展地方工作，配合西路軍的軍事行動。
2月27日西路軍突出重圍，向西轉移到三道柳溝一帶，復受敵軍分割包圍，無日不戰。 同日中央軍委主席團組成援西軍。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治委員。
是月甘州中心縣委書記吳建初等人在張掖南山灰條溝一帶開展工作，發展黨員。
3月4日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向中央軍委並彭德懷、任弼時、林育英、劉伯承、蕭克、郭述申、王宏坤、陳再道、羅炳輝致電“我們堅信勝利前途，並號召全軍鬥爭到底，現雖日食一餐，眼前無水，而絕不灰心，準備戰到最後一滴血；同時懇望援軍星夜奔來，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辦法滅馬敵，保全西路軍……，取得甘北，奠定大計，策之上也”。
3月5日援西軍由陝西淳化、三原出動，並致電中央軍委及西路軍徐向前、陳昌浩。 3月7日敵人向三道柳溝西路軍陣地發起猛攻。連日激戰中西路軍殲敵千餘，自身傷亡700餘人，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
3月11日夜，西路軍從三道柳溝突圍。凌晨撤至梨園口，準備退入祁連山，敵騎兵緊追不捨。
3月12日西路軍九軍和婦女抗日先鋒團二營，為掩護總部和三十軍進山，在梨園口南側的山頭進行阻擊。血戰中，九軍損失兩個團，軍政委陳海松等10多名團以上幹部及婦女抗日先鋒團40餘名戰士英勇犧牲。總部指揮餘部向祁連山康隆寺撤退。
3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電告中央及軍委：西路軍“被敵猛迫進到西洞堡西邊90里祁連山腹地，全在山上露營，現敵已趕到，正持戰中。西路軍現不足3個團，雖精神團結，鬥志堅決，但子彈幾盡，日夜連續血戰，受挫極大。附近皆高山險路，轉移困難，在這緊急情況下，望援西軍火速前進，估計援軍全部或大部若能於5日內渡過黃河，先頭部隊渡河後即向涼州進逼，則圍可立解”。
3月14日西路軍餘部退至康隆寺以南的石窩山附近，與尾追之敵連續激戰。西路軍總部供給部部長鄭義齋等10多名團以上幹部犧牲。
同日下午，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山召開會議。作出三項決定：一、將現有人員編為3個支隊，就地分散游擊；二、陳昌浩、徐向前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三、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8人組成。
是夜按照石窩會議決定，李卓然、李先念以三十軍為主組建支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隨此支隊行動；王樹聲以九軍為主組建支隊；張榮以總部及後勤人員、傷病員為主組建支隊。隨後，各支隊分頭出發，開展活動。
3月15日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就餘部分為3個支隊分散活動情況致電中央及軍委。 是月中旬援西軍在甘肅鎮原地區營救、收容西路軍東返人員。
3月16日徐向前、陳昌浩離隊東返。
3月中旬末孫玉清在酒泉南山不幸被敵所俘，他堅貞不屈。
3月23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行至青海巡堡以北地區時，與中央取得了聯繫。
3月27日洛甫、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致電周恩來並彭德懷、任弼時，指示為解救西路軍危局與馬步芳、馬步青交涉，請“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進攻，“以最快速度辦妥”此事。 是月石窩分兵後，張榮、王樹聲所率的兩個支隊及畢占雲率領的幹部支隊和其它臨時組成的支隊，在祁連山分散活動中，先後被敵打散，一些領導幹部壯烈犧牲，其餘人員大部被俘。少數逃離虎口後有的流落各地，有的艱辛東返回到陝北或原籍。
2-3月間馬步芳、韓起功勾結甘州地方民團，將西路軍被俘人員中老弱病傷殘或反抗者2000餘人，先後慘殺活埋。同一時期，馬步芳將河西解往西寧的紅軍被俘人員6000人中，除編入“補充團”者外，有2000餘人被殺害。
4月3日毛澤東、朱德等致電葉劍英，向顧祝同提出嚴令“二馬”不得殘害西路軍被俘人員，對西路軍餘部不得再行追擊。
4月5日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及所部在肅州以南祁連山中，致電中央，報告情況並建議中央實施營救。
4月7日軍委主席團指示西路軍工委：“你們可以向新疆去，已電彼方設法援接”。
4月1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850餘人，經過31天的艱苦行程，從安西東南走出祁連山到達石包城。到安西後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峽行進。
4月22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進至安西蘑菇台，受到萬佛峽道士郭元亨的接濟資助。
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攻打安西城，因敵情變化，攻城未克且戰且退，又遭敵包圍。
4月26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突圍向西，與追敵在白墩子激戰後，繼續西進。在紅柳園又被敵包圍，幾經拼殺突圍後直奔星星峽。
4月2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經過47天艱苦跋涉，行程1500多里，所剩420餘人終於進抵甘新交界地--星星峽，隨後張榮支隊的10多人也抵達星星峽。 是月底周恩來通過回族愛國人士馬德涵先生做國民黨青海省前主席馬麟的工作，讓其以叔侄關係制止“二馬”對被俘紅軍人員的殺害。
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到星星峽迎接慰問西路軍指戰員。
5月4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休整幾天后，從星星峽乘車赴迪化(今烏魯木齊)。
5月7日李卓然、李先念支隊抵迪化後組成“新兵營”。 是月中旬周恩來再派張文彬以中共黨代表身份，到蘭州探望慰問被關押西路軍被俘人員，並同國民黨甘肅省政府就遣返西路軍人員問題進行交涉。 是月下旬九軍軍長孫玉清在西寧英勇就義。
6月初被關押在蘭州的1300多名紅軍被俘人員，在押往西安途經平涼時，被援西軍營救。
6月上旬被俘後編入甘州敵營中的西路軍人員劉德勝、邱均品、蔡文良秘密成立張掖地下黨支部。開展對敵鬥爭。後與王定國、武傑等20多名同志取得了聯繫。
7月在新疆的420餘名西路軍人員分編4個大隊學習汽車、坦克駕駛及炮兵、無線電、航空、獸醫等技術和文化知識。 同月關押在甘州監獄的劉瑞龍、魏傳統等8名西路軍幹部成立獄中秘密黨支部，堅持鬥爭。
8月1日謝覺哉、彭加倫等在蘭州五泉山與民主愛國人士高金城會晤，磋商去河西營救被俘、失散的西路軍人員問題。
8月8日高金城以“甘肅省甘、涼、肅抗敵(日)後援會”主任的身份，到達張掖並重開福音堂醫院，接收被俘紅軍傷病員住院治療，開展營救工作。通過高金城大量積極工作，先後營救出200餘名西路軍失散、傷病人員回到黨的懷抱。高金城的活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和恐慌。1938年2月，高金城被敵韓起功秘密殺害。
8月18日劉德勝從甘州到蘭州，找到謝覺哉同志匯報情況。
8月25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簡稱蘭“八辦”)在蘭州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根據中央指示，開展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
9月22日西路軍被俘幹部劉瑞龍、魏傳統、徐明山等10多人被黨營救回到蘭“八辦”。
9月25日“甘州中心縣委”書記吳建初到蘭“八辦”，後回延安。 是月1500名被俘紅軍戰士被“二馬”送往西安頂替青海省壯丁，途中由西安“八辦”營救回延安。
11月初由被俘紅軍組成的敵騎五師補充旅一個團1000多人，押送到西安後，被西安“八辦”營救回到延安。
11月23日西路軍幹部團政治處主任徐一新，經肅南當地牧民營救，到達蘭“八辦”後轉赴延安。
是月下旬“中共甘州中心縣委”成員李天義與新發展的幾名黨員離開張掖到蘭“八辦”，後回延安。
12月14日西路軍的一批領導幹部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明、曾傳六等離開迪化去延安。其他人員除留少數繼續學習外，大部分於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
歷史真相
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1905—1974）西路軍歷史何以塵封半個世紀？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於戰略指導錯誤釀成的備受屈辱的歷史；其二，它長期被當做張國燾路線遭受鞭撻。西路軍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特別是在“文革”中，許多西路軍人員在備受摧殘之後，死於非命。例如原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陳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張國燾忠實走狗”。
西路軍執行的任務不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直接遙控指揮，而且是經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意的一次軍事戰略行動。
因此，西路軍失敗責任問題，必須作出合理的解釋。西路軍面臨絕境時，中共中央及軍委在3月4日、17日兩次電令中，已經把西路軍敗局與過去張國燾擅令四方面軍南下、另立中央的錯誤相提並論，嚴厲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所謂“機會主義的路線”和“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的行為；西路軍兵敗不久，清算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在全黨全軍展開，在批張鬥爭中，從既定邏輯出發，西路軍敗局，自然被判定為“國燾路線造成的惡果”，“國燾路線的犧牲品”。
這個根本違背事實的錯誤結論，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最終解決這個歷史遺案的，應當首推陳雲，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
陳雲，是西路軍事件的參與者和當事人。四十五年後，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這個問題不能迴避。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畫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三個月後，陳雲再次同李先念談論西路軍問題。李先念提到鄧小平在1980年批給他看的一篇有關西路軍問題的文章。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我在蘇聯時，曾負責同他們聯繫援助西路軍武器彈藥的事，而且在*近新疆的邊境上親眼看到過這些裝備。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軍的親歷者，當年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三十軍政治委員，西路軍最後分散游擊時負責軍事指揮。對西路軍被誣為“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始終不解。他和陳雲一樣，要對西路軍的榮辱負責。在根本是非問題未解決之前，他能公開表示什麼呢?
1982年，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和陳雲的建議，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1983年寫出《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根據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創建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
油畫作品《西路軍血戰河西走廊》1983年1月5日，陳雲看過《說明》及所附幾十件電報後，委託秘書電話轉告李先念辦公室說，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軍打通國際路線，是黨中央、毛澤東過草地以前就決定的。當時共產國際也願意援助，二百門炮都準備好了，我親眼看見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22日，鄧小平在李先念寫的說明和附屬檔案上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一個政黨及其領導者如此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恰好說明這個政黨及其領導者的開明大度，富有遠見。陳雲的建議，李先念的說明，鄧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質上正確地解決了西路軍的歷史遺案，對西路軍歷史問題的澄清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徐向前，這位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是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為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不得不說違心話。從1983年開始，徐向前用三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其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黨史上卷有關西路軍一段內容的闡述，違背黨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徑（指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有關條目、紅四方面軍戰史、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對徐向前逝世的訃告、徐向前生平介紹等文），只講“奉命過河”，不講奉誰的命，以此含混無賓語的敘述模糊歷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氣地於7月8日寫信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胡繩、鄧力群，對此提出尖銳批評，他激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新進展，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為學界和公眾所廣泛接受。這表現在：
1、新版《毛澤東選集》註解作了修改。1991年6月，經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後注釋這樣寫道："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2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
2、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黨中央為西路軍作出了公開結論；江澤民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指徐向前--編者注）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3、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對西路軍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關於西路軍問題，新版黨史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鍊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這是新世紀權威黨史對西路軍問題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
西路軍左支隊進新疆1936年10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地區勝利會師。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造成紅軍了橫跨黃河兩岸發展，打通蘇聯，雄峙西北的戰略態勢。黨中央和軍委為了貫徹已定的奪取寧夏的戰略計畫，根據敵我雙方情況，決定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計畫。會師後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黨中央和軍委即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畫)。要求四方面軍以一個軍進至靖遠、中衛地段，迅速造船，完成渡河準備，其餘部隊在西蘭通道以北抵禦南敵進攻。“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四方面軍之三十軍、九軍、五軍組成之。四方面軍之三十二軍、四軍及二方面軍全部、一方面軍之獨四師，組成向南防禦部隊，可能與必要時抽一部參加攻寧。”“攻寧開始時機，依造船情況決定，但至遲十一月十日前須完成一切攻擊準備。”為統一作戰指揮，中央決定朱德、張國燾以總司令、總政委名義，依照中央軍委部署，指揮三個方面軍作戰。
按照《十月份作戰綱領》的部署，紅四方面軍決定由三十軍擔任渡河先遣軍的任務，並負責造船。10月中旬，三十軍開到靖遠距黃河約60公里的大蘆鎮趕造船隻，準備渡河事宜。為支援四方面軍造船，中央特別命令一方面軍火速蒐集造船材料、聘請工匠，送往三十軍駐地，以加快造船速度。
這時，國民黨胡宗南第一軍、王均第三軍的兩個師及關麟征第二十五師、毛炳文第三十七軍已結集隴西、天水一線。10月21日，敵分別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向靜寧、通渭、會寧地區猛進。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坐鎮，迫令東北軍、西北軍參加對紅軍的進攻。紅軍第四軍、五軍、三十一軍等部，於界石鋪、通渭、馬營、華家嶺、寧遠鎮、葛家岔等地頑強抗擊北進之敵。敵人以優勢兵力於22日攻占華家嶺，23日進占會寧、通渭、靜寧、界石鋪。紅五軍在華家嶺大墩梁、會寧城阻擊戰中傷亡800餘人。
敵人節節逼近，渡河刻不容緩。這時三十軍已造船10餘只，加上蒐集到當地的兩隻大船，有了渡河的條件。10月22日，徐、陳電告朱、張並報軍委：三十軍於23日渡河。23日，朱、張電令三十軍立即渡河，九軍跟進。當晚，三十軍在靖遠南營房灘偷渡黃河，遇淺灘未能成功。24日，朱德、張國燾到打拉池同彭德懷會面，共同商量戰役計畫具體方案。同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其與朱、張商量：“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似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後北進到海、靖線防禦。”
10月24日晚，三十軍在靖遠南六七公里處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突破敵馬步青騎五師黃河西岸防線，渡河成功，全軍上下群情振奮。25日，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於打拉池致電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闢了執行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
此時，戰局迅速發生變化。10月25日，毛、周電示朱、張、彭及賀、任、徐、陳：“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提出：(1)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後，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頭盧塘、眼井堡、大營盤、大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即阿拉善左旗）。(2)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余以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及二方面軍主力對付南敵，堅壁清野，誘其深入，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可停止南敵。(3)一方面軍之主力，於四方面軍兩個軍控制河西樞紐地帶後開始行動，以突然手段占領金積、靈武地帶。徐、陳撥造船技術隊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屬之，迅速造船，準備渡河。(4)在南敵因受嚴重打擊而停止前進後，第九軍從中衛渡河。此時整個戰局進入以北面為重點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軍之兩個軍與二方面軍全部防禦南敵。
26日1時半，毛、周電示朱、張、彭：“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後，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乙、等二三日如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⑥]這樣，九軍繼三十軍後渡河，徐向前、陳昌浩率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隨同過河。
為迅速取得定遠營，10月28日，朱德、張國燾致電軍委，提出紅三十一軍在三十軍、九軍後渡河。29日，軍委回電同意三十一軍立即渡河。此時，胡宗南先頭部隊已進至硝河城地區，正向海原、打拉池逼近，敵關麟征師也向北突進至靖遠附近。為阻止南敵北進，彭德懷提出海(原)打(拉池)戰役計畫，建議三十一軍留河東作戰。30日，軍委同意彭德懷建議，電令三十一軍暫不過河。開到河邊的三十一軍又向海原阻敵。在靖遠河邊警戒和守渡口的紅五軍，已無法向打拉池靠攏，朱德、張國燾遂命令該軍於30日隨船過河。31日，關麟征二十五師已占領靖遠，並封閉渡口。至此，河東、河西紅軍被分割。河東紅軍由打拉池向東轉移，河西紅軍在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下，按照黨中央和紅軍總部的指示北進，準備策應紅一方面軍主力從黃河下游的金積、靈武地區渡河，以便兩軍合力鉗擊寧夏。
北進一條山
西路軍在奮戰紅軍過河後，面臨的敵人是長期盤踞在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的國民黨封建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部。馬步青為騎兵第五師師長，占據河西的景泰、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等縣，師部駐武威。騎五師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旅，另有手槍、炮兵、工兵各一個團和一個輜重營。馬步芳為新編第二軍軍長兼一〇〇師師長，轄三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及直屬手槍、炮兵等團，另有青海南部警備司令部的兩個騎兵旅。所占地盤除青海外，還有甘肅河西的張掖、酒泉及嘉峪關內外地區，勢力範圍比馬步青大。“二馬”有正規軍3萬多人，加上青海和河西反動民團近9萬人，敵人總計兵力達12萬人。
過河紅軍總計兵力21800餘人，其中非戰鬥人員約占半數。戰鬥部隊中還有一部分人沒有槍，子彈也不充足。但是，河西紅軍為了執行黨中央與軍委的戰略計畫，決心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任務。
河西紅軍按照黨中央奪取寧夏的部署，北進一條山，控制五佛寺渡口。10月27日至28日凌晨，紅三十軍在靖遠縣吳家川，景泰縣尾泉、腦泉等地，連續擊潰守敵騎五師韓起祿旅、馬祿旅，隨後北進一條山，向逃到此處的敵馬進昌團展開進攻，將該敵圍困在一個堡子里。31日，紅三十軍占領一條山大部分村寨。當晚，軍長程世才率八十八師兩個團，出擊一條山以北約40里地的五佛寺，擊潰守敵騎五師祁明山旅一部及韓起祿騎兵旅一部，控制了通往寧夏中衛縣的五佛寺黃河渡口，待機策應紅一方面軍從金積、靈武渡河。紅三十軍八十九師攻打騎五師河防前線總指揮部所在地景泰縣城大蘆塘(今蘆陽鎮)，未克，遂於黎明前撤回一條山陣地。
11月1日，紅九軍進占一條山以南的鎖罕堡(今興泉)和大拉牌(今大安)一線，將逃往鎖罕堡的馬祿旅600餘人包圍。紅五軍防守三角城渡口，掩護後方。總指揮部及直屬部隊進駐趙家水。
敵人被紅軍分割包圍，敵河防前線總指揮、騎五師參謀長馬廷祥如坐針氈，接連向馬步青急電求援。馬步青一面要馬廷祥與紅軍“虛與講和”，拖延時間；一面急電青海馬步芳，請求派兵增援。
馬步芳盤踞甘、青，屯兵青海，野心勃勃。早在紅軍進入甘南時，就受蔣介石旨意，派部屬到臨潭等地攔截、阻擊。紅軍過河後，他看到紅軍軍鋒所指是他盤踞多年的河西走廊，為保全其統治地盤，決定全力配合馬步青對紅軍反撲。恰在這時，蔣介石又委任馬步芳為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統一指揮新二軍和騎五師。馬步芳立即派出前線總指揮馬元海率兩個騎兵旅及西寧魯沙爾、湟源等縣民團1萬餘人，星夜兼程，馳援一條山。
11月2日，馬步芳援兵到達景泰縣寺兒灘。為奪回一條山、解救被圍之敵，馬元海立即與馬廷祥殘部合兵一處，當日就向一條山紅軍陣地反撲。遭到紅三十軍沉重打擊後，退到一條山北面一公里外的小沙河。 初戰失利，馬元海調整部署，次日集中馬步鑾團、馬忠義團、馬彪旅以及湟源等縣民團，分左中右三路，向一條山發起更大規模的進攻。頓時，一條山炮火連天，硝煙瀰漫。守一條山的紅軍只有八十八師的一個團和八十九師的兩個團，在熊厚發、邵烈坤兩位師長的指揮下，紅軍戰士以一當十，連續擊退敵人6次衝鋒，再次給敵以沉重打擊。在此期間，被圍於鎖罕堡的馬祿旅600餘人見情勢危險，懼怕被殲，在紅九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爭取下，表示願意接受抗日主張，交出部分糧食撤回涼州，紅軍遂對其解除包圍。
11月4日，青海援兵馬步芳部馬全義團及民和、樂都、互助三縣民團和馬步青部馬呈祥團共5000餘人，經景泰沙河井，向大拉牌一帶的紅九軍陣地進攻。激戰7小時，紅二十七師將其全部擊潰。九軍乘勝追擊，於5日占領鎮虜堡(今正路鄉)。
一條山戰鬥是紅軍過河後同馬家軍的第一次大規模較量，結果以敵人失敗而告終，敵副總指揮馬廷祥在督戰中被紅軍擊斃。
一條山地區緊靠塞外沙漠，人煙稀少，糧缺水鹹，不利於紅軍大軍久駐，加之河東紅軍正集中力量禦敵，暫時無法渡河等情況，11月2日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向紅軍總部並軍委請示行動方針。當日，軍委復電徐、陳：“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皋)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3日，又電令徐、陳：“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並附電台，以利交通及後方行動”。②11月5日，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指示河西部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
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③根據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的指示，11月6日徐向前、陳昌浩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畫》，準備西進控制平番(今永登)、大靖、古浪、涼州地區，先解決部隊吃糧問題，再伺機策應河東紅軍。
歷史爭論
陳舊定論
西路軍政委陳昌浩（1906—1967）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深入揭發和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並做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澤東在1937年12月接見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說："紅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對西路軍問題所持的基本看法：其一，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後破產的產物。其二，組織西路軍渡黃河西進，是"張國燾命令"的。
爭論突破
李先念同志為西路軍題詞（1987年）歷史事實本是客觀存在的。然而，當西路軍因兵力懸殊寡不敵眾而兵敗河西走廊之後，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來，歷史被改變了模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事情出現了轉機。
20世紀80年代初，朱玉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面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
毛澤東電文的發現，說明部隊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並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
根據新發現的檔案資料，朱玉在史學界首次提出了西路軍問題的現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筆名寫成了《"西路軍"疑》一文，就西路軍西渡黃河、建立永（昌）涼（州）根據地、拒絕東返等問題提出疑問，向傳統觀點發起了挑戰。不久，這篇文章被報送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對西路軍問題極為重視，他將此文批給李先念研究。
隨後，朱玉於1981年3月寫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西路軍問題初探》一文，用當時大量的事實和電報論證：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完全是根據中央的要求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有關業務部門，希望在其內部文稿上刊載，以引起專職部門的專家學者們研討思考。由於受西路軍問題的傳統說法年深日久的影響，該部門擔任研審任務的人員寫出長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觀點的反駁回答，即仍然堅持原傳統觀點的基本說法。於是，朱玉又寫出了觀點鮮明的論文《被否定的歷史和被歷史的否定》，進一步詳談了自己的論點和論據，來捍衛自己的觀點。
史學觀點
20世紀80年代初，在李先念組織人員研究西路軍問題的同時，史學界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對西路軍問題作出了可貴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歷程中充滿了新舊觀點的激烈交鋒，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
20世紀80年代，原有傳統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階段。
從20世紀80年代來看，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的研究還不夠重視，這一時期的論文和著述還比較少見。
80年代初期，先有朱玉等少數同志的幾篇文章，或就西路軍軍史中的爭論問題提出見解，或對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中的關於西路軍問題注釋進行質疑。但由於這些文章都是登在黨史研究室內部文稿上，印數很少，傳送面很窄，一般人並不知曉，對外影響極為有限；整個80年代仍是傳統觀點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當時，試圖突破研究"禁區"，對西路軍問題進行撥亂反正意義上的研究還是一種非常冒險的行為，因為"當時有人給扣政治大帽子，說這是'為張國燾翻案'"。那時，一些公開刊物連續發表用傳統觀點解說西路軍問題的文章，以昭示傳統觀點的不可動搖的地位。
第二階段
20世紀90年代以來，突破對西路軍問題的傳統定論，西路軍的歷史真相逐漸為史學界所接受。
由於歷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傳統觀點，甚至對新的研究結論進行全面的否定。
史學界對於西路軍問題看法的根本轉變可能還必須從《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說起，前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讀過書中有關西路軍的一部分文字後，感到吃驚而憤怒，他於1991年7月8日給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寫下了一封信。信中說："1982年，我受小平、陳雲的委託，花了近一年時間，組織人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1983年初，我寫了《關於西路軍幾個問題的說明》。大量史實證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對此，小平、陳雲都作了批示，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閱。""我堅決要求：最少應該加上'奉中革軍委命令'幾個字。"來自李先念的憤怒使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有關內容進行修改。
歷史定論
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隨著西路軍問題研究的新進展，反映西路軍悲壯歷程的史學、文學和影視作品不斷問世，西路軍的歷史真相越來越為學界和公眾所廣泛接受。這表現在：
其一，新版《毛澤東選集》註解作了修改。１９９１年６月，經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後注釋這樣寫道："１９３６年７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１０月到達甘肅會寧。１０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畫。１１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包括張本人）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４個月，殲敵２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１９３７年３月失敗。"
其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在徐向前誕辰１００周年座談會上，黨中央為西路軍作出了公開結論。徐向前是當年紅軍最大一支方面軍的總指揮兼西路軍總指揮，是對西路軍問題最有發言權的親歷者。"幾十年來為顧全大局，他面對種種誤解、責難，甚至詆毀，或緘默不語，或不得不說違心話"。從１９８３年開始，徐向前用三年時間寫成《歷史的回顧》一書，其中辟專章敘述西路軍歷史，痛切總結歷史教訓。這是一本具有權威意義的嚴謹可靠的歷史著作，全面具體地恢復了西路軍的歷史真相。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是徐向前誕辰１００周年，江澤民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指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指徐向前--編者注）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這是繼１９８３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十二屆中央常委明確表示贊同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之後，黨中央對西路軍所作的公開結論，也是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對西路軍所作的明確的公正的評價。
其三，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對西路軍作出了全面的評價和肯定。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７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是在胡喬木、胡繩的直接指導和領導下，經過十年砥礪寫成的一部有很大影響、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但是這樣一部權威性的著作當年卻因為西路軍問題而在出版過程中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這曾受到過李先念的批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是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基礎之上編修而成的。關於西路軍問題，新版黨史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鍊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鬥中，西路軍的廣大幹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鬥爭。西路軍幹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這是新世紀權威黨史對西路軍問題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
歷史評價
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的半年中，把自己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根本利益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以昂揚的鬥志，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慨，用血肉之軀，堅決地執行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部署，與國民黨軍閥馬步芳、馬步青10萬多正規軍及民團作戰百餘次，以三分之一的犧牲、五分之二被俘並有一半被殘殺、近五分之一失散的沉重代價，殲敵2.5萬餘人，牽制了甘、寧兩省黃河岸邊的十幾萬國民黨軍隊，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為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特別是後期在饑寒交迫、血與火交織的危機情況下，以民眾利益為先，使人民軍隊的優良品質和革命本色在逆境中得到礪煉與升華。
不幸被俘的指戰員們，以堅定的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社會主義事業必定勝利的信念，不屈從於敵人的威脅和利誘，堅韌抗爭，保持了對黨的忠貞氣節，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毛澤東稱讚西路軍是“英勇的、頑強的！”同時，西路軍在河西戰鬥和停留過的地方建立蘇維埃政權，懲惡濟窮，均田助貧，播撒火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路軍2萬多名指戰員都是從土地革命戰爭的血與火的戰鬥中衝殺出來的優秀兒女，他們為實現黨的戰略目的竭盡了全力，作出了巨大犧牲。他們那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業績，在中國革命史上將千古留傳、永不磨滅。
朱德——“這件事很重要，這些同志（指倖存下來的西路軍戰士）的生活和工作，政府應該想個辦法!他們沒有錯誤，當時戰鬥打得激烈，很艱苦，損失很大，光師以上指揮員就犧牲了不少。對犧牲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一定要搞清他們的情況！”
陳雲——“西路軍過河是中共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畫而決定的，西路軍的行動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路線，張國燾路線是另立中央。西路軍的失敗也不是因為張國燾路線，而主要是對當地民族情緒、對馬家軍估計不足。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鄧小平——“把西路軍問題搞清”。“贊成這個說明（《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胡耀邦——“教育幹部和民眾尊重西路軍紅軍老戰士，從政治上關心他們，生活上體貼他們，同時要號召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
江澤民——“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徐向前）奉中央軍委命令，……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四個多月，有力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
洪學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胡喬木——“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信中所提出的對待西路軍西渡黃河這一重要史實的原則意見，也同意胡繩同志信中的負責態度。”
陣亡將士
軍級幹部
（14人）
1、李 特1902年生、安徽霍邱縣人、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常委、西路軍參謀長。1938年春，於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犧牲。
2、鄭義齋1901年生、河南許昌縣人、曾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西路軍總供給部部長。1937年3月，在康龍寺以南石窩戰鬥中犧牲。
西路軍 紀念館3、董振堂1895年生、河北新縣人、曾任紅五軍團軍團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西路軍五軍軍長、1937年1月，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4、黃 超1901年生、貴州人，曾任川陝蘇維埃政府和軍委秘書長、西路軍五軍政治委員、西路軍工委委員，1938年春，於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犧牲
5、孫玉清1910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紅四方面31軍、9軍軍長、西路軍9軍、5軍軍長，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作戰被俘，後於青海西寧英勇就義。
6、陳海松1910年生、河南羅山縣人，曾任紅四方面9軍政治委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9軍政治委員，1937年3月，在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7、楊克明1905年生、四川涪陵縣人，曾任紅四方面33軍政治委員、紅5軍政治部主任、西路軍5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8、曾日三1905年生、湖南宜章縣人，曾任福建軍區政治委員、紅5軍團政治部主任、紅5軍代政治委員、西路軍9軍、30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在張掖被俘犧牲。
9、陳伯稚1909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紅四方面軍9軍參謀長、西路軍9軍參謀長，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10、吳永康1900年生、廣西興業縣人，曾任中共川陝省委秘書長、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經濟委員會主席，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西路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1937年3月，在祁連山作戰時犧牲。
11、熊厚發1914年生、河南羅山縣人，曾任紅四方面33軍88師師長，西路軍33軍副軍長兼88師師長，1937年3月，在祁連山作戰中負重傷被俘，後就義於青海西寧。
12、李屏仁1908年生、江西武寧縣人，曾任紅四方面軍5軍參謀長、西路軍5軍參謀長，1936年11月，在山丹縣作戰時負重傷，不久壯烈犧牲。
13、李彩雲1908年生、甘肅武威人，曾任中共大金省委軍事部長、大金省軍區司令員、西路軍騎兵師參謀長，1937年3月，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14、楊煥章西路軍5軍參謀長，在甘肅臨澤縣戰鬥中犧牲
師級幹部
（50名）
西路軍紀念館1、劉培基甘肅人、西路軍紅9軍27師參謀長，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乾柴窪作戰中犧牲。
2、王海清1911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紅9軍25師師長，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作戰中犧牲。
3、易漢文1908年生、河南羅山縣人，西路軍紅9軍27師政治委員，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作戰中犧牲。
4、李德明1915年生、河南光山縣人，西路軍紅9軍27師政治委員，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作戰犧牲。
5、劉理運1906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紅9軍26、27師師長，1936年12月，在永昌縣二十里舖戰鬥中犧牲。
6、任炳煌1906年生、湖南湘鄉縣人，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秘書長、西路軍總政治部劇團導演，1936年12月，在永昌縣二十里舖戰鬥中犧牲。
7、余趾林1906年生、江西人，西路軍紅9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36年底，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8、陳增連1908年生、河南光山縣人，西路軍紅30軍參謀主任，1936年12月，在甘肅張掖戰鬥中犧牲。
9、姜振海1900年生、湖北黃岡縣人，西路軍紅9軍27師參謀長，1936年12月，在甘肅張掖戰鬥中犧牲。
10、廖赤見（女）1915年生、河南商城縣人，曾任少共川陝省委青婦部長、少共省委常委、西路軍總政治部前進劇團政治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1936年12月，在永昌縣二十里舖戰鬥中犧牲。
11、蔡仁年1909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紅30軍政治部黨委書記、組織部副部長，1936年冬、在武威四十里舖戰鬥中犧牲。
12、高德財1912年生、河南新縣人，西路軍紅9軍供給部長，1936年底，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13、黃紹余1908年生、四川蒼溪縣人，曾任中共川陝省委秘書長、省委宣傳部長，西路軍政治部科長，1936年底，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14、姜煥絢西路軍紅9軍敵工部部長，1936年11月，在永昌縣戰鬥中犧牲。
15、潘友清湖北麻城縣人，西路軍紅9軍27師副師長兼81團團長，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16、李連祥河南洛陽人，西路軍紅5軍13師師長，1936年12月，在山丹隘門灘（一說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17、劉培基1911年生、四川人，西路軍紅5軍13師參謀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18、張子英1901年生、山東臨清縣人，西路軍紅33軍88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19、梁曠生湖南人，西路軍紅5軍保衛局局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0、盛夢吾湖南人，西路軍紅5軍地方工作部部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1、彭德軒湖南醴陵縣人，西路軍紅5軍13師參謀長，騎兵師參謀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2、傅長壽1905年生、湖南平江縣人，西路軍紅5軍供給部部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3、葉崇本湖北人，西路軍紅5軍13師師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4、朱金暢1913年生、湖北大悟縣人，西路軍紅5軍13師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5、何志余安徽六安縣人，曾任川陝省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西路軍獨立師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6、陳春甫西路軍紅5軍衛生部部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7、袁福成1907年生、河南濟源縣人，西路軍回民支隊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8、董俊彥 河南人，西路軍騎兵師師長，1937年1月馳援高台縣途中作戰犧牲。
29、秦道賢1912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紅4軍10師政治部主任，西路軍騎兵師政治委員，1937年1月馳援高台縣途中作戰犧牲。
30、李慶雍1913年生、湖北麻城縣人，曾任紅30軍90師政治部主任，西路軍騎兵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馳援高台縣途中作戰犧牲。
31、王透雲南大理人，西路軍紅9軍政治部宣傳部長，1937年2月，在臨澤縣倪家營子作戰中犧牲。
32、吳富蓮（女）191年生、福建上杭縣人，曾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西路軍婦女先鋒團政治委員，1937年3月，在祁連山作戰負傷被俘後犧牲。
33、李有慶1907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教導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在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34、張文德1901年生、河南羅山縣人，西路軍紅30軍89師政治委員，1937年3月，在臨澤縣作戰中犧牲。
35、張光壽1899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紅4軍11師黨委書記、西路軍紅30軍政治部黨委書記，1936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36、張卿雲1910年生、河北曲周縣人，西路軍紅30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88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在康龍寺以南石窩子戰鬥中犧牲。
37、陳家柱1911年生、河南羅山縣人，西路軍紅9軍27師師長，1937年3月，在臨澤縣南柳溝作戰時犧牲。
38、楊朝禮河南商城縣人，曾任紅31軍92師政治委員、西路軍紅9軍27、25師政治委員，1937年3月，在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39、邵烈坤1901年生、安徽六安縣人，西路軍紅30軍89師師長，在臨澤縣梨園口戰鬥時被俘，不久犧牲。
40、俞榮華1909年生、湖南平江縣人，西路軍紅30軍政治部宣傳部長，1937年3月，在康龍寺以南石窩子戰鬥中犧牲。
41、陳佟矩1908年生、河南商城縣人，西路軍紅9軍29師政治委員，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42、黃思彥1911年生、河南洛陽縣人，西路軍紅9軍政治部宣傳部長，1937年3月，在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43、馬有明甘肅人、回族，西路軍回民支隊副司令員，1937年3月，在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44、李春霖廣東汕頭人，曾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西路軍政治部秘書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45、袁光焰1899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4軍11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46、傅蘭蓀西路軍紅5軍供給部部長，在康龍寺戰鬥中犧牲。
47、年鴻才西路軍紅5軍15師參謀長，作戰時被俘，於青海西寧就義。
48、劉靜生西路軍總部某局局長，於河西走廊作戰被俘後犧牲。
49、劉雄武雲南宣威人，西路軍紅30軍89師參謀長，1937年4月，於安西縣紅柳園作戰中犧牲。
50、陳智才湖南人，西路軍紅30軍89師政治部主任，1937年4月，於安西縣紅柳園作戰中犧牲。
團級幹部
（94名）
1、姜啟華陝西華陰縣人，曾任紅9軍團團政治委員、西路軍總政治部青年科科長，1936年11月，在古浪縣戰鬥中負重傷犧牲。
2、張達善西路軍紅9軍25師73團團長，1936年11月，於古浪縣橫樑山作戰時犧牲。
3、王少清1913年生、湖北紅安縣人，曾任紅4軍11師32團政治委員、西路軍紅9軍司令部二科科長，1936年11月，於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4、何存志湖北黃陂縣人，西路軍紅5軍作戰科科長，1936年11月，於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悲壯的歷程5、李三金1912年生、河南羅山縣人，西路軍紅9軍特務團政治委員，1936年11月，於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6、黃高宏1913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紅9軍騎兵團團長，1936年11月，於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7、伏得鳳江西人，西路軍紅5軍衛生部科長，1936年12月，於武威被俘後犧牲。
8、易雲均四川達縣人，曾任紅西路軍政治部文工團政治委員。1936年12月，於永昌二十里舖作戰時犧牲。
9、周汝功河南潢川人，曾任紅西軍政治部文工團團長。1936年12月，於永昌二十里舖東寨城作戰時犧牲。
10、汪賢臣四川宣漢人。西路軍政治部文工團副隊長，1936年12月，於永昌二十里舖東寨城作戰時犧牲。
11、周暢昌安徽金寨人。曾任紅五軍39團政治委員（？），1936年12月，于山丹溢門灘作戰時犧牲。
12、張榮福1908年生、河南光山人，曾任紅9軍75團政治委員。1937年2月，於張掖作戰中犧牲。
13、陳桂江西人。曾在紅五軍任總支書記。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14、張迪河南舞陽人。曾任紅五軍補充團政治委員。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15、鐘行忠1912年生、湖北紅安人，曾任紅30軍88師263團政治委員。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犧牲。
16、張易元1902年生、河南商城人，曾任紅9軍教導師供給部政治委員，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17、張金朝湖北麻城縣人，曾任獨立第1師2團政治委員，後調西路軍政治部工作。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18、羅文進四川閬中人。曾在紅33軍任團長。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19、陳立文湖北人，曾先後在紅9軍25師75團任政治處主任、團長。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20、查炎林湖北廣濟人，曾任紅9軍25師75團經理處主任。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21、徐其坤1911年生、河南商城縣人，曾任紅30軍265團政治處主任。1936冬，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22、郭醉北河南人，曾任紅5軍供給部軍需科長。1936年冬，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23、余信會西路軍少年先鋒團參謀長。1936年12月，在永昌縣作戰中犧牲。
24、馮有燦1909年生、湖北大悟人，西路軍30軍89師團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臨澤縣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25、劉士清1916年生、江西人，西路軍紅5軍電台隊長兼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26、肖永繼1913年生、河南光山人，西路軍紅9軍27師81團團長，1937年1月，在永昌縣戰鬥中犧牲。
27、張玉清1907年生、安徽六安人，曾任川陝蘇區赤江縣保衛局局長。1937年1月，在張掖作戰中犧牲。
28、張靜波四川人，西路軍99師295團參謀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29、羅福祥西路軍紅5軍45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30、張金雄1912年生、福建人，紅五軍14師45團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高台縣戰鬥中犧牲。
31、徐志貞河北人，紅五軍特務團團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作戰中犧牲。
朱德為西路軍紀念館題詞32、任天貴河南人，紅五軍39團團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作戰中犧牲。
33、吳岱朝紅5軍39團團長，1937年1月，在高台縣作戰中犧牲。
34、居德仕1911年生、河南光山人，紅30軍89師269政治委員。1937年1月，在臨澤縣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35、趙承忠四川達縣人，紅33軍97師291團黨委書記。1937年1月，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36、葛海仙1916年生、安徽金寨人，西路軍某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1月，在高台作戰中犧牲。
37、葛忠仁1911年生、江蘇鎮江人，紅5軍保衛局偵察科科長，1937年1月，在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38、方忠加湖北紅安人。曾任紅30軍88師265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2月，於臨澤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39、馮倫奎1909年生、河南商城人，紅30軍89師269團、267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2月，於臨澤縣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40、劉建倫西路軍少年先鋒團政治委員。1937年春，於臨澤縣倪家營子作戰犧牲。
41、徐廣梓1912年生、湖北麻城人，紅30軍89師269團團長。1937年2月，於臨澤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42、黃述生1911年生、湖北孝感人，紅30軍88師262團副團長、軍部參謀處四科科長。1937年2月，於臨澤縣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43、肖永剛湖北人。曾任鄂豫皖蘇區銀行科長、西路軍供給部出納科科長。1937年春，於臨澤縣倪家營子作戰時犧牲。
44、葉永松1898年生、河南商城人，紅30軍88師供給部長、政治委員。1937年3月，於臨澤縣作戰犧牲。
45、孫漢言1908年生、河南羅山人，紅9軍25師73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作戰犧牲。
46、汪如意1908年生、湖北紅安人，紅30軍供給部被服科科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犧牲。
47、汪光恩1915年生河南商城人，紅30軍供給部軍械科科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犧牲。
48、汪乃榮1912年生、河南商城人，曾任紅30軍88師263團政治處主任、30軍政治部地方工作科科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作戰犧牲。
49、呂傑1911年生、甘肅人，紅9軍25師75團參謀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犧牲。
50、阮成懷1913年生、河南羅山人，紅30軍供給部出納科科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時犧牲。
51、萬漢江安徽霍山人，紅5軍43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倪家營子作戰中犧牲。
52、陳世道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總部教導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倪家營子作戰中犧牲。
53、鄒豐明1911年生、湖北紅安人，紅30軍88師265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梨園口（一說倪家營子）戰鬥中犧牲。
54、周洪坤1933年任紅30軍88師265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梨園口作
戰犧牲。
55、周明松湖北紅安人，1907年生，曾任30軍90師269團政治委員、30軍參謀處三科科長。1937年3月，於臨澤東柳溝戰鬥犧牲。
56、陳寶青（女）湖北紅安人。曾任紅4軍師醫務主任、醫院院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犧牲。
57、余登錢（勤）1898年生、湖北孝感人，紅31軍93師277團政治委員，後調西路軍總部保衛局工作。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犧牲。
58、楊業華1913年生、湖北麻城人，紅9軍25師74團團長、9軍特務團團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犧牲。
59、黃英祥1911年生、紅30軍88師265團政治委員。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戰鬥中犧牲。
60、徐其新1909年生、安徽金寨人，紅30軍醫院院長。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戰鬥中犧牲。
61、王子剛湖北麻城人。曾任西路軍總政治部宣傳幹事、某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3月，於臨澤縣梨園口作戰中犧牲。
62、李春生湖北紅安人，曾任紅西路軍某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3月，於臨澤梨園口作戰中犧牲。
63、程金榮湖北紅安人。西路軍某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3月，於臨澤梨園口作戰中犧牲。
64、潘傳品1903年生河南光山人，紅30軍89師269團團長、267團團長。1937年3月，於康龍寺以南石窩戰鬥中犧牲。
65、熊發慶安徽六安人。紅30軍88師263團團長。1937年3月，於石窩山作戰犧牲。
66、張明倫1918年生、湖北麻城人，紅30軍89師267團團長。1937年3月，於康龍寺作戰時犧牲。
67、孫英武河南人，西路軍總部三局科長。1937年3月，於康龍寺作戰中犧牲。
68、黃建中紅30軍88師264團副團長。1937年3月，於康龍寺作戰時犧牲。
69、肖德新四川營山人。曾任紅9軍某團團長。1937年3月，於康龍寺作戰時犧牲。
70、王治福1906年生四川達縣人。游擊大隊副大隊長、川陝省土地委員會委員。1937年3月，於酒泉南山作戰犧牲。
71、邊沿鑽河南鄧縣人，紅5軍司令部管理科科長。1937年春，於張掖被俘犧牲。
72、方忠舜1906年生、河南新縣人，曾在西路軍任團政治委員。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73、汪禹宗1914年生、河南新縣人，曾在西路軍任團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犧牲。
74、何延振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總供給部總務科副科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犧牲。
75、楊榮華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9軍25師75團團長，1937春，於張掖作戰時犧牲。
76、朱顯桃1912年生、安徽霍丘縣人，紅30軍任團長。1937年4月，於安西縣戰鬥中犧牲。
77、江求浩安徽六安縣人，紅30軍89師267團政治處主任。1937年4月，於河西走廊作戰時犧牲。
78、鍾立彬江西高安縣人。紅五軍團政治部青年科科長、13師37團政治處主任、88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37年4月，於安西縣戰鬥中犧牲。
79、魯嘉焱1911年生、湖北紅安縣人，紅30軍89師267團政治處主任、88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1937年4月，於安西縣戰鬥中犧牲。
80、許世明1906年生、河南光山縣人，西路軍團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81、吳有卿1904年生、湖北紅安縣人，西路軍任團長。1937年春，於河走廊作戰中犧牲。
82、鄒功凱湖北紅安縣人，曾任川陝省保衛局招待科科長，1936年在西路軍中任團政治委員。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83、徐夢書1912年生、湖北羅田縣人，紅30軍90師268團政治委員。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犧牲。
84、浚樂國1909年生、湖北麻城縣人，紅30軍交通大隊隊長，1937年春，於河西走廊作戰中不幸被俘，後於青海西寧就義。
85、張福山曾任西路軍騎兵師團長，於河西走廊作戰中不幸被俘，後於青海西寧被敵殺害。
86、詹焰清河南光山縣人，西路軍總政治部文印科副科長，1937年3月，於肅南作戰時犧牲。
87、楊喜明河南人，西路軍某團政治委員，1937年1月、於河西走廊作戰中不幸被俘，後於青海西寧被敵殺害。
88、鍾正義西路軍電台台長，於安西縣紅柳園戰鬥中犧牲。
89、彭××紅5軍45團團長，1937年1月、在高台戰鬥中犧牲。
90、劉××紅30軍某團團長，1937年春，在張掖遭敵機掃射犧牲。
91、張××甘州中心縣委民運部長，1937年春，在張掖被敵殺害。
92、李××紅9軍司令部二科科長，1936年11月，在古浪縣作戰時犧牲。
93、×××西路軍某團團長，1936年冬，於永昌縣十里舖橋遭轟炸時犧牲。
94、×××西路軍某團團長，1937年1月，在作戰中不幸被俘，與臨澤縣威敵堡被敵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