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
當代文學是在中國社會內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條件下，廣泛接受外國文學影響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它不僅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科學民主思想，而且在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上都對傳統文學進行了革新，建立了話劇、新詩、現代小說、雜文、散文詩、報告文學等新的文學體裁,在敘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寫手段及結構組成上,都有新的創造，具有現代化的特點，從而與世界文學潮流相一致，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
當代文學的起端和發展階段
當代文學發端於“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文學革命。早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日益加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學的啟迪下，產生了改革文學以喚起民族覺醒的啟蒙要求,在理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個領域進行了文學改良的初步嘗試,為“五四”文學革命作了思想與文學的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社會新的民主勢力──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發展。十月革命又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帶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這樣的經濟、政治、思想背景下，觸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
新文化運動。作為這一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突破口，“五四”文學革命以反對封建蒙昧主義與專制主義的舊教條，提倡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主要旗幟，向封建舊文學展開了猛烈進攻，鋒芒所及，從內容到形式，無不引起巨大的變革，開始了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個新的文學運動，發韌於北京、上海等少數文化發達的城市，在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深入全國各地；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省和以後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地區以及香港、澳門等地，也都發生了並且進行著同樣的或者類似的文學變革。
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
現代文學在“五四”文學革命以後的60多年發展過程中，隨著中國革命與社會性質的演變，以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轉折，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時期兩個歷史階段。兩個階段的文學既有各自的歷史面貌，顯示出不同階段的差異性；又具有共同的傳統與特點，存在著內在的連續性。新民主主義文學中所孕育的社會主義因素，保證了文學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便形成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洪流。
現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徵 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歷史性變革，集中地表現為大大加強了文學與人民民眾的結合，文學與進步的社會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自覺聯繫。這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歷史特點與傳統。“五四”文學革命由倡導白話文開始，就體現了文學必須能為最廣大的民眾所接受的歷史要求。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並提出了“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以表現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會人生為文學的根本任務。在創作實踐上，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徹底反封建的新的主題和人物：普通農民與下層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傾向的新式知識分子,取代封建舊文學中常見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成為文學的主人公，展示了“批判封建舊道德、舊傳統、舊制度”、“表現下層人民的不幸”、“改造國民性”與“爭取個性解放”等全新的主題。
1918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五四”以後，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並在社會生活中日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與歷史的這一發展相適應，20年代中後期起在文學上提出了以“農工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與表現對象的要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更明確規定以大眾化作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中心。在創作實踐上，進行了正面表現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民眾鬥爭和塑造覺醒中的工人、農民形象的藝術嘗試；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獲得了新的開掘；從知識分子與人民、革命的關係的角度，探討與展示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指出了個性解放與社會解放相結合的道路。這時期革命作家與進步作家還作了文學形式通俗化、大眾化的實驗，顯示了文學與人民結合的新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危難使作家與人民有了共同命運，推動著許多曾經有過脫離人民的傾向，“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走出個人小天地。“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成為抗戰初期不同政治藝術傾向的作家的共同要求。
在抗戰中期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中，文學與人民的關係、作家與人民的關係成為理論家與作家關注、思考的中心。
在創作實踐上，愛國主義成為文學的重大主題。作家們熱情地表現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中新人的誕生和新的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抗戰中後期，又轉向對現實與歷史的深入思考，著力於暴露破壞抗戰、阻礙民族進步的現實黑暗勢力，進一步探索民族傳統文化與傳統性格的優劣得失,充分顯示了作家對於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感,與祖國、人民休戚與共的血肉關係。民族解放戰爭也帶來了文學形式的新變化：抗戰初期小型、通俗作品的大量出現,中後期長篇小說、多幕劇、長篇敘事詩的繁榮,都促進了文學藝術與人民民眾和時代更密切的結合。
1942年，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人民政權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鮮明地提出了“文藝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根本方向。在深入工農兵火熱鬥爭實踐中，鍛鍊出一支熟悉工農兵生活並在思想感情上與工農兵打成一片的新型文藝隊伍；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特別是從他們中間成長起來的新人，成為文學的主要描寫對象與歌頌對象；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他們的語言受到了作家們高度重視，並得到創造性的運用；新文學作品開始為普通工農兵民眾所接受，新文學自身與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為文學向社會主義方向的發展準備了條件。
當代文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為文學與人民在更大的廣度與深度上的結合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作家獲得了深入工農兵和表現工農兵的自由及各種物質上的保證。隨著人民文化科學水平的提高，人民民眾不僅充分享有欣賞文學藝術作品的權利，而且從直接參加體力勞動的工農民眾中不斷產生出有文學才能的專業和業餘作者。社會主義祖國的統一和團結，促進了各兄弟民族文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先後有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參加了新文學的創造，如老舍（滿族）、沈從文(苗族)、納?賽音朝克圖（蒙族）、黎?穆塔里甫（維吾爾族）、李喬（□族）、李□(蒙族)、瑪拉沁夫（蒙族）、饒階巴桑（藏族）、陸地（壯族）、金哲（朝鮮族）、曉雪（白族）、康朗甩（傣族）等。現代文學成為多民族的文學，獲得了更廣泛的民眾基礎。熱情歌頌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兵民眾在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所建立的功績，塑造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形象，在50、60年代的新中國形成強大的文學潮流，給文學的題材、主題、藝術表現方法與形式、風格帶來深刻的影響。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曲折，1979年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解放思想、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重新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作家自覺地與黨和人民一起思考、探索振興中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道路，文學主題的演變和現實的發展取得基本相同的步調;描寫時代風雲中普通人的歷史命運和人生道路,展示“四化”建設中的時代英雄──改革者豐富的精神世界,塑造各種各樣人物的典型形象,成為許多作家共同的藝術追求。作品題材趨向多樣化的發展：除傳統的農村題材繼續受到一些作家的重視，並獲得了新的表現角度外,知識分子題材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工業題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平時期的軍事題材有了新的開拓，歷史題材的作品出現了初步繁榮的局面。文學作品在各階層人民民眾中引起的強烈反響，顯示了文學與時代、人民更加緊密與廣泛的結合。
中國現代文學是以革命現實主義為主體並包有多種創作方法、流派的文學 “五四”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引起的另一個歷史性變革，是大大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打破“瞞”與“騙”的封建文學原則和方法,按照生活本來面目去反映現實生活,揭示現代中國社會真實的矛盾運動，以激發人民民眾變革現實的熱情，這一歷史要求貫串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全過程，使革命現實主義成為現代文學文藝觀和創作方法的主流。
當代文學20年代末與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得到了有力的倡導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向文學的現實主義提出了加強與工農大眾實際生活的聯繫、自覺地揭示歷史發展趨向、表現無產階級理想等要求，並有了“新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理論的介紹與提倡。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面臨著全新的課題：如何把無產階級的思想要求即傾向性，與作品的藝術真實性的要求統一起來；如何認識與解決無產階級文學必須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對工農生活不熟悉之間的矛盾。革命文藝界為從理論與藝術實踐上解決這一歷史課題作了巨大努力，同時產生過理論的失誤與背離現實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
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正是在不斷克服自身錯誤的過程中日趨成熟,在創作實踐上獲得了新的突破,產生了茅盾《子夜》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現了巴金、老舍、曹禺、丁玲、張天翼、沙汀、艾蕪、吳組緗、李□人、葉紫、蕭紅、蕭軍、殷夫、蒲風、艾青、臧克家、夏衍等一大批有著鮮明藝術個性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他們都以具有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藝術上比較成熟的力作，為現實主義藝術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沈從文、戴望舒、施蟄存、何其芳等作家各自為吸取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藝術養料，發展多種藝術流派，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探討，其理論與藝術實踐的得與失，都對現代文學豐富多樣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當代文學同一時期，革命根據地的作家長期地深入工農兵民眾生活，參加實際鬥爭，初步解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所面臨的表現工農兵的歷史要求與作家不熟悉工農兵生活的矛盾，獲得了創作上的新成就。趙樹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李季《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在表現工農兵，並努力達到鮮明的思想傾向性與藝術真實性的統一上，為社會主義時期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等作品則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結合的趨向。
新中國成立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人民當家作主、創造歷史的自覺努力，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生活基礎。新中國的作家堅持真實地、歷史地、在現實的變革和發展中反映生活，自覺地把革命現實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最根本的創作原則與方法。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在50、60年代逐漸形成了代表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學的主導性風格與特徵，即注重題材與主題的重大性與時代性，自覺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與“廣闊的歷史內容”的史詩性，對民族性格進行具有歷史的縱深度的開掘，創造雄渾壯闊的藝術境界，以及從歷史進程中所汲取的昂奮的戰鬥精神。思想上藝術上的這些特點，在《紅旗譜》、《創業史》、《紅岩》、《茶館》等優秀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鮮明和突出。儘管這一時期的文學在多樣性發展上有所不足，並存在著粉飾現實的偏差，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及時代特色的主導性風格的初步形成，無疑表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日見成熟的趨向。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轉，人為地遏止了正在發展著的上述文學趨勢，粉飾與歪曲現實的文學逆流卻獲得惡性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後，經過撥亂反正的艱苦努力，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獲得了恢復與發展，以題材的廣闊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與塑造人物性格的豐富性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徵。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功能與歌頌功能得到了辯證的統一；作家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揭露與鞭撻阻礙民族振興的腐敗和消極的事物和現象，歌頌和讚美振興中華、建設四化的偉大事業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
作家傾心於人物內心世界的開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寫出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豐富性與獨特性，在歷史的縱深運動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發展趨向；喬光朴（蔣子龍《喬廠長上任》）、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陸文婷（諶容《人到中年》）等藝術形象的成功塑造，就顯示出了作家們的這種追求，表現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化。
王蒙等一批作家還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從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等多種流派中吸取藝術養料，以豐富、發展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力，作品的表現手法、藝術形式有了新的開拓，進行了多方面富有創造性的探索，充分顯示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生命活力。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吸收外來文學營養使之民族化、繼承民族傳統使之現代化的過程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近代中國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衝擊;中國現代文學產生於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直接關係著現代文學的發展。現代文學在發展初期，為打破抱殘守缺的國粹主義的思想統治，進行文學的徹底革新，曾對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藝思潮、文學流派，包括各種文學形式、表現手法，作了全面介紹與廣泛吸收，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學遺產進行重新評價。這對打碎封建舊思想、舊文學的枷鎖，促進思想與藝術的解放，促進文學的現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的偉大奠基者魯迅曾經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的要求，一方面則是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且介亭雜文?〈草鞋腳〉小引》），他自己開始進行創作時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但由於中國現代作家自身與中國人民生活，特別是與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運動的天然聯繫,對民族心理、習俗、語言的熟悉，以及中國傳統文學的修養，外來文化必然經過有意識地借鑑、汲取、消化的過程，逐步實現民族化。
中國現代文學各個領域的早期開拓者，無論是小說領域的魯迅、郁達夫、葉聖陶，詩歌領域的郭沫若、聞一多，散文領域的周作人、朱自清、冰心,戲劇領域的田漢、洪深，他們的創作幾乎是從一開始就顯示出了現代化與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徵。與此同時，作為發展過程中的歷史現象，也曾經出現過對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義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學）上“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一些創作存在著脫離民眾、脫離民族傳統的“歐化”傾向。
魯迅與瞿秋白 徐悲鴻作
20年代末、3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進一步傳入及其與中國文藝運動實踐結合的結果，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同時，蘇聯及西方左翼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也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日益明顯的影響，使中國左翼文學成為世界“紅色的三十年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前後，進步文藝界又進行了長達10年之久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確認文藝的大眾化方向的前提下，這次討論涉及了文學語言的通俗化、舊形式的利用等問題。魯迅所提出的必須“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以促進現代文學自身創造與發展的主張，即是這次討論的理論成果。在創作實踐上，則出現了魯迅的《二心集》、《偽自由書》等雜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駱駝祥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等中外影響熔為一爐，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與藝術個性的現代作品，標誌著現代文學藝術上的日趨成熟。左聯時期為克服創作上的“歐化”現象，促進現代文學的民族化、民眾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於左聯本身所帶有的“五四”形式主義向“左”發展的成分，也妨礙它去徹底克服同是根源於形式主義的“歐化”傾向。
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現實突出了新文學運動與普通工農兵民眾生活仍然存在著距離的矛盾，更為迫切地提出了文學民族化與民眾化的歷史要求。毛澤東在理論上首先明確提出必須“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地位》），並由此展開了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見民族形式問題論爭）。1942年延安文藝整風運動（見延安文藝座談會）對“五四”
以來現代文學中所存在的某種程度上的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的文學教條主義與藝術教條主義傾向進行了理論上的批評和研討。在解放區小說、詩歌、戲劇創作中,出現了深入民眾生活,研究民眾（首先是農民）藝術趣味，學習民眾語言，批判繼承民族傳統，特別是民間藝術傳統的文學潮流，出現了一批在內容和形式上都鮮明地民族化、民眾化的作品，也出現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深深紮根於農民民眾和民族文化傳統之中的人民藝術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人民政權的建立，為更廣泛地吸取與借鑑中外文化遺產提供了精神與物質的可靠保證。50、60年代，曾有計畫地廣泛介紹了東西方古代和18、19世紀的文藝理論與文學作品；由於複雜的內外原因，對西方現代派文學則相對隔膜。對50、60年代新中國文學創作起著重大影響的仍然是俄羅斯、蘇聯和西方進步文學。由於作家貫徹黨的文藝方向，長期深入工農兵民眾的生活，從理論到創作實踐上都努力追求文學的民族化與民眾化。批判地吸收與借鑑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包括民間文學藝術）的精華，反映中國人民的歷史與現實生活，成為許多作家藝術探索的中心，並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老舍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以及賀敬之、郭小川等的詩歌，巴金、楊朔等的散文，顯示了新中國的人民藝術家為創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文藝所達到的水平。40年代在延安抗日根據地開始的戲曲改革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得到了新的發展；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的方針指導下，大量傳統戲曲劇目經過整理、改編，獲得了新的生命，運用傳統戲曲形式反映現代新生活，也取得了重要進展。
70年代中後期，在擺脫了思想與文化的10年禁錮之後,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和深入：不僅包括西方現代派在內的各種創作方法、流派、風格的作品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中國現代文學藝術也越來越為世界文壇和各國人民所關注。
在現代文學面向世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中一切好的內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藝的血液之中,以豐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藝,成為新時期作家藝術探索的重要課題。歷史的發展正在糾正這種探索中出現的選擇不慎和消化不力的現象，使之走上健康、積極的道路。與此同時,作家在探索文學民族化道路時,較多地注意了深入開掘由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所決定，在民族文化長期薰陶下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描繪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風物習俗，在選擇與吸收民族傳統藝術表現形式、創造民族風格時，也表現了多樣化發展的特色，民族風格與個人風格得到了更好的結合與統一。
周揚、茅盾、郭沫若在第一屆“文代會”期間合影（從左至右）老舍、周揚、郭沫若、巴金在第二屆“文代會”閉幕式主席台上（從左至右）
中國現代文學是在積極的思想鬥爭中向前發展的 現代中國面臨一個動盪的大變革的時代，處於這樣歷史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呈現出不同階級、不同趨向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潮紛然雜陳，彼此衝突而又互相影響與吸收的複雜面貌。這種情況決定了現代文學在尖銳激烈的鬥爭中取得自身的辯證發展。在現代文學的歷史發軔期，新文學即是通過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在對封建傳統文學的猛烈批判中,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此後,新文學每前進一步，都遇到舊文學的頑強反抗。從20年代封建主義的國粹派、學衡派、甲寅派、鴛鴦蝴蝶派文學，到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直至40年代的戰國策派、“勘亂文學”，以及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漢□文學，構成了新民主主義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與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學逆流的鬥爭，決定著新文學的命運。
新民主主義文學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性質,決定了其內部各種成分的文學之間,存在著既團結又鬥爭的關係。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文藝思想同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之間，展開過反覆的討論和鬥爭。從20年代的現代評論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種人”、論語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義文學，儘管政治傾向十分複雜，就其文藝觀而言，則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通過這些討論和鬥爭，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主義的文藝從理論上和創作實踐上都獲得了更健康的發展，為文學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開闢了道路。
當代文學的主流
當代文學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發展，同時是在內部鬥爭中實現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鬥爭呈現著更加複雜的情況：既有在歷史轉折時期由於對客觀形勢認識的不同而產生的革命戰略、策略問題的爭論，更有為克服因對馬列主義掌握的偏差而產生的革命幼稚病所進行的艱苦鬥爭。這種革命幼稚病在中國現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主要表現為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以及忽視文學的藝術特徵、否定藝術規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傾向。堅持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展開必要的內部思想鬥爭，促進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內部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團結，並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實踐日益密切的結合。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面臨在舊的基地上進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任務。歷史的發展要求文學界從思想上澄清對於舊事物、舊文化與新事物、新文化之間界線的認識。但一些片面性、絕對化的觀點，也帶來一些偏頗和失誤。1955年錯誤地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以及1957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進一步發展了極左傾向。60年代又進行了一系列過火的錯誤的學術批判和文藝批判，終於由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所謂“批判”構成了爆發“文化大革命”
的直接導火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文藝界在黨的正確方針指引下，科學地總結了歷史經驗，針對長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其影響，在一系列理論問題上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工作，同時實事求是地批判了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右的傾向，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為新時期文學的健康發展廓清了道路。
對現代文學的研究與評價 中國現代文學雖然已有了60多年歷史,卻還比較年輕。對這種年輕的文學作出真正系統的歷史考察，開始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及其他理論著作，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及他為一些現代文學作品所寫的序言及有關論述，茅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及一系列作家論,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及馮雪峰稍後寫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都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現代文學的最初嘗試。在此以前發表的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同時期出版的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等著作,在學術界也產生過一定影響。40年代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關於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文學的一系列論述，更為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是最初的成果。50年代後期與60年代初,出現了一些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由於受政治上“左” 的思潮影響，普遍存在研究範圍縮小、用政治結論代替歷史評價與藝術分析的傾向。1978年以後公開出版的多種集體編著的現代文學史,分別由唐□與嚴家炎、林志浩、田仲濟與孫昌熙等主編。同時出現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文學發展歷史的專著，如張鍾等的《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等10所高等院校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等。這些著作力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對現代文學史上紛紜複雜的文學運動、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作出科學的評價，並著力於揭示現代文學發展中的歷史線索，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達到的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