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新中間階層二、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工作；
三、以工資薪金謀生；
四、對社會公共事務有一定的發言權及影響力；
五、強調自我成就、自我實現，對社會意識形態有相當的影響力；
六、擁有生活必需的體面財富、閒暇時間。
七、月收入2000元以上（2007年之前經濟收入標準）。
劃分標準
一是以工薪收入或經營收入為謀生手段，合法的年收入相當於一般產業工人的若干倍（3到15倍為宜）；二是具有職業教育或高等教育經歷，並能以此實現穩定而體面的就業；
三是具有較多的權利意識和一定的現代公民素養；
四是對社會公共事務或政治、文化生活具有一定參與意識和能力。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公民素質，可以作為基本變數；
在此基礎上，可細分若干指標。
特點
即在社會消費及生活方式上，講究獨特品味，唯西方文化格調馬首是瞻；開始形成特有的私生活領域的行為規範及交往準則，以不同程度的個性化行為抗衡傳統價值評價，張揚個性；關注自我的社會形象，追求社會成就，並具有一定的“精英化”、“貴族化”心態；身心緊張，精神壓力大，存在較強的“地位焦慮”；關心並一定程度地投身社會公益事物；對社會政治生活淡漠，熱心社會經濟改革，行為上既求穩、務實，又積極進取。
思想狀態
在物化的指標和社會意義的評價之間，不同的視角得出差異相當大的結論。在社會學者和經濟學家的研究中，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談，中產階層實際上是一種思想狀態，而不是經濟狀態，起碼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狀態。地位聲望、教養、職業、經濟收入、社會交往，這些統統都是不能迴避的指標。如果過分關注收入，可能會丟失人生最本質的東西。
生活狀態
一、擁有“體面財富”與“閒暇時間”讓他們覺得幸福
北京慧源心理中心的資深心理諮詢師李玲指出，這批人覺得幸福的最大原因是擁有了“生活必需的‘體面財富’與‘閒暇時間’”。
“體面財富”是個人身份價值與消費能力的直接證明。人們通過運用自身的知識體系及綜合素質，獲得某種比較理想的工作所提供的物質保障，能夠滿足個人對於社會“認同感”的心理需求。
當“新中間階層”收入達到“5000～7000”元的範圍之內，這個數字為額外的物質享受和娛樂消遣提供了比較可靠的經濟保障。與此同時，薪金與職務的大幅度提升使自我價值感空前高漲，更加穩固了人的自信心與進取心。比起其他的階層，他們可能更多閒暇時間。除了下班後的時光、周末及法定節假日，他們還追求一切進行個人心理調適放鬆的零散時間，能夠緩解壓力與緊張感。
二、“新中間階層”幸福感發展有三種時態“新中間階層”需要一個成長過程。在這個歷程的不同時期，新中間階層的幸福感並不相同。一般而言，作為典型新中間階層，他們的幸福感一般都經歷三個階段：
幸福感的積累時期
當你正處在職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儘管目前的薪金可能不算優厚，但已經基本能夠維持大城市的物質需求。這個階段的幸福感來自於生活初步穩定後自我“存在價值”的證實與提升，它會隨著薪金的增加或職位的升遷而持續壯大。幸福感的膨脹時期當你成為一個典型的“新中間階層”，收入屬於“5000~7000”元的範圍之內。這個時期的幸福感實際上是物質與精神同時達到相對最佳和諧狀態的一種心理體驗，因此又被稱為“最幸福”的時期。
幸福感的沉澱時期
當你的收入和職位已經處在高於“新中間階層”的程度之上，由金錢所營造和提供的幸福感與成就感逐漸趨於穩定和沉寂。隨著物慾需求空間的逐步縮小，自我內心需求則開始日益龐大，但由於暫時缺乏對於未來清晰明確的構思和規劃，使得伴隨當前高收入所本該享受的寧靜與平和被打破，幸福感反而會變得模糊與不確定。
“新中間階層”並不安於中間狀態
在北京博愛心理諮詢中心的資深心理諮詢專家劉鐵剛看來，“新中間階層”有別於大眾以往認知的傳統“中間”狀態。“中間”在此時，並不意味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尷尬境遇，而是一種職業生涯承上啟下的進取階段。“新中間階層”並不只是針對“薪金水平”的一種概念劃分，它在更多意義上包含了與當代生活觀念相匹配的精神因素及心理因素。
劉鐵剛表示，“新中間階層”中的很多人，並不會懶散地安於“中間”現狀，他們非常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看重社會角色賦予自身的發言權及行為能力。對於未來，他們大多有著清晰的規劃安排，並竭盡全力地向目標不斷邁進。
三、新中間階層的幸福秘籍
在越來越重的社會競爭壓力下，新中間階層之所以能保持幸福感，只因為他們有著自己的幸福秘籍。
學會就事論事。在做事之前，首先明確這份工作是否是自己真心嚮往並值得全力付出的。如果答案確定，那么就專注投入，而不摻雜過多的內心需求，保持純淨的工作心態，增強成就感。
不要苛求完美。不無休止地追求完美，不當做不到最好就不罷休的“拚命三郎”，因為他們都因為無法超越極致的壓力和困擾而疲憊不堪，幸福感更無從談起。
了解金錢的價值。懂得人的幸福體驗實際上來源於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富足感受，因此，努力工作的同時不會忘記在周末去看一場心儀的電影，在假期計畫一次陽光海灘的旅行。
理直氣壯地發泄。再優越的工作也會有說不出的壓力與困擾。聰明的白領，不會把自己逼到忍無可忍時再暴跳如雷或焦慮抑鬱，有著及時發泄不良情緒的生活習慣。
承認變化。在蛻變的過程中，可能會一帆風順地升職加薪，也可能會遭遇到意外的變故和打擊。懂得學會承認“變化”的存在，不在失意時懷念曾經的成就和安穩，也不在得意時忘卻潛在的危機和挑戰。
想像成功。幸福感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心理狀態。即使還沒有實現理想中的職業目標，甚至正在受挫與失敗中煎熬，也會嘗試想像成功，並儘量細化“成功後”的喜悅感受。這些東西會在無形中刺激創造力與進取心，弱化“艱苦”奮鬥感受，提升動力。
形成因素
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是，本世紀初的10年到20年間，北京、深圳、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將迎來“新中間階層”形成的重要時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培林指出，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50％時，“中產階層”才有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群體。而中國社會現階段城市化水平尚不足40％，第二產業占主導，第三產業的比重仍較小，“新中間階層”賴以生長的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等的社會環境仍為初級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指望“新中間階層”能夠成為“中間的大多數”，而不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少數派”似乎是不現實的。
“新中間階層”形成的最初因素是社會職業結構的變化，根據西方發達社會走過的歷程，只有在社會職業結構逐漸發生轉型的過程中，才形成了那些以專業技術和知識技能為主要職業內涵的職業類別，其中的決大多數人被看成是“新中間階層”。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職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中國以專業技術和知識職能為主要特徵的職業類別發展的非常快，與此同時，從事這些職業活動的人群的收入在9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上升到社會的中上等水平，而在過去，這個群體的收入低於社會平均水平。而且高等教育的發展也源源不斷地供給了這些職業大量的後備力量。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新中間階層”擴大的基礎條件———職業結構的變化還僅僅是開始，因為過去這個職業類別非常小，同時還應該看到中國的整個社會職業結構的另一個特點：有龐大的6億多的農民，轉移這些勞動力需要花很長的時間，而農業職業技術的提升還有很多限制，這就意味著以簡單的體力勞動為特徵的職業類別在中國職業結構當中還會相當長時間的存在。他們在總量上總會大於我們所說的那些正在成長起來的“新中間階層”職業人群。以專業技術、知識技能為特點的職業人群固然不斷地擴大，但是很難想像在未來的20年當中這個職業類別和從事它的人群能夠成為社會職業人群中的最大多數。所以，從狀態描述上來看，“新中間階層”是社會的收入、職業聲望和地位的金字塔當中的中間部分，它會緩慢地橫向發展。
“新中間階層”人群擴大的另一個基礎性條件是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專業技術、知識技能為特徵的職業類別，需要從事這個活動的人群接受過系統的教育，也就是說，要進入這些職業的門檻是必須接受過相當程度的專業的高等教育。在中國，1998年以後，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數開始擴大，政府在不斷加強中高級的職業技術教育，這些努力為一部分社會人群獲得中高級知識和技能提供了條件，他們是“新中間階層”的後備軍。但還是因為中國人口結構的原因，教育所能輸送到那個階層的合格的人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會緩慢地增長但不會爆發性地增長。
此外，我們現在可供消費的產品和服務還沒有達到一個成熟的階段，有各種各樣的因素阻止了“新中間階層”人群按照他們的意願進行消費，譬如說消費信貸系統特別不發達，而在一些已開發國家，中等收入人群基本上可以依靠成熟的消費信貸系統來買車、買房或從事一些投資活動。而在中國，這方面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這就意味著“新中間階層”人群所獲得的收入，在他們有限的生涯當中，轉化成為自己樂意的一種消費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還有一些障礙。
最後，“新中間階層”自身共同體感覺也是剛剛才形成。現在，整個社會對這部分人群的共同體感覺主要是在一些廠家和商家的廣告中，一些住房、汽車和其它中級產品的銷售廣告都打出中等收入、白領專業人士這樣的旗號來招徠注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新中間階層”人士經常是只在消費的時候才有共同體感覺，才意識到自己是屬於哪一個收入等級上的人群，而在其它社會生活領域譬如說關於社區事務的參與方面，遠不充分，他們為自己的權益和利益採取共同的行動還很少。從另一方面來講，“新中間階層”人士共同體的感覺的形成還取決於相互的交流，譬如說關於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體的共同關注，關於某種生活方式的共同評論等等，這就需要我們的媒介、媒體還有通訊手段等等的支持。
面臨問題
月收入2000元在廣州大概是很難“擁有生活必需的體面財富”的，因此新中產階層概念甫一出爐即受到痛批。何況，這電價、水價一個勁地看漲。即使新近的電價聽證會要延期，但延期並不等於電價不漲了，反正壟斷企業想漲價，總能找出一大堆光榮正確的理由來，至於滔滔民意，於他們而言，不過是些唬唬人的紙老虎，大抵是不用太當真的。
不信，看看近年來的價格聽證會，特別是水、電、煤氣這些帶有壟斷性的公用行業的價格聽證會，其結果只有一條:提價。而據說挑選出來參加聽證的代表大多以新中間階層為主，多是公務員、教師、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等。至於失業的、沒有穩定收入來源的低保群體，以及手頭並不寬裕的農民和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多半是沒有機會參加到聽證會這樣一個“民主事業”中來的。
然而，新中間階層不要以為能參加聽證會就可保證利益了，無效果的漲價聽證會也只能促使新中間階層的利益受損，並逐漸促使這一階層弱勢化。
拋開無時不在的工作壓力不說，新中間階層們看著一路飆升的房價，一邊痛罵黑心房地產商，一邊不得不勒緊腰帶爭先恐後加入“房奴”行列，在賺得盆滿缽滿的房地產商們面前，新中間階層既無話語權，又無法制衡對方，早已淪為相對的弱勢群體。此其一。
好不容易，小孩要上中學讀大學了，學費又高得嚇人，如果孩子成績不是太好又想讓他讀個好學校，一大堆的贊助費、擇校費就更加讓人緊皺眉頭了。在樓越蓋越漂亮收費越來越高的學校門前，新中間階層又是相對的弱勢群體。此其二。
人吃五穀雜糧難保不生病，有個頭痛腦熱就得上醫院，看次感冒花去幾百元已不新鮮，因患重病而變賣房產淪為赤貧的也見諸報端。在醫藥價格屢次下調後，很多人仍不敢輕易涉足的醫院門前，新中間階層還是弱勢群體。此其三。
住房、教育、醫療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新三座大山”。當然，不獨於此，由於缺乏對壟斷行業的制約權，新中間階層在很多公共事務上其實是處於任人宰割的境地。這導致在一系列的油價調整、銀行跨行查詢收費等事件上，新中間階層缺少強有力的聲音。
其實，月收入起點多少已經不是關鍵，沒有話語權，再多的金錢也無法保證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如果相對的弱勢越積越多，性質就有可能發生變化。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弱勢群體和新中間階層都面臨著如何確保自身權益的問題。換句話說，如果社會無法形成對壟斷特殊利益集團的制衡力量，那么，新的弱勢群體只會輪番登場。
雅虎描述的圖譜
1·他們中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在萬元以上；
2·他們開著標緻307或奧迪A42．4轎車；
4·使用IBMThinkPad或索尼、三星等筆記本電腦辦公；
5·用索愛P910c、S700或摩托羅拉V3、諾基亞7280手機；
6·經常出入於中國大飯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錦江大飯店這樣的五星級豪華酒店；
7·無論是購物還是娛樂，他們都習慣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長城卡這樣的銀行卡刷卡消費；
8·他們去年最嚮往的旅遊地點是“法國、東南亞以及東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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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指出，與那些暴發致富、有權有勢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新中間階層”在生活態度與人生觀上更具有進取心。
蕭功秦說，由於自己的切身利益往往受到錢權交易與官僚系統中的非法行為的侵害與阻礙，因此，“新中間階層”希望社會制度和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希望中國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建設，來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機會，他們是支持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新的社會基礎中的一種重要力量。如果說，暴發致富的特權階級滿足於體制的不健全，並從現有體制的漏洞中大量獲取食利機會，那么，知識型“新中間階層”則未必滿足於這種現狀。他們更傾向於體制改革，有著更強的改革要求與願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李春玲指出，對“新中間階層”的評價，現在大部分是強調他們在社會發展當中的正面作用。“新中間階層”追求進步，在政治上也比較溫和，他們希望社會平穩發展，比較支持穩健的改良主義道路，即我們所說的漸進式的改革。“新中間階層”追求進步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新事物、新現象採取比較開放的、寬容的態度，能使社會即向前發展又不會出現大的震盪。
蕭功秦說，正如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凡是“新中間階層”在社會分層中占較大比重而上層與下層占較小比重的“橄欖型社會”，將會是一個既具有進取潛力而又較少激進心態的社會；相反，“新中間階層”較少，上層與下層之間充滿對立與衝突的“工字型社會”則往往成為激進革命的溫床。
李春玲認為，中國目前的“新中間階層”狀況有點類似於美國上世紀50年代、日本70年代的狀況。在西方國家，“新中間階層”現象是二戰以後出現的。那一時期，是西方國家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很多人有了錢，然後他們就買車買房，但那時的“新中間階層”和現在的“新中間階層”有很大不同，那些富起來的人們還只是滿足於追求金錢和物質利益。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那些人的物質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然後就有了精神追求。
所以，李春玲說，到了60、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的“新中間階層”開始有更多的精神上和價值觀念上的追求。他們開始倡導平等、環境保護等運動。和西方國家成熟的“新中間階層”相比，中國目前的“新中間階層”還只是過多地關注自己的生活，他們還處於追求更好的物質享受這個階段，他們對窮人的關注比較少。對此，李春玲說，“當然，這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