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30年5月，南京曉莊師範學校學習。1931年，後參與編輯《生活教育》雜誌，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張勁夫193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上海國難教育社中共總黨團委員、中共戰地服務團特別支部委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10月領導上海戰地服務團在盧漢部雲南部隊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教育工作。上海淪陷後率戰地服務團轉入市郊打游擊。不久調到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機關工作。
1938年初，撤至武漢。4月任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
1939年5月，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並任中共鄂豫皖區黨委常務委員兼民運部部長。
1940年1月，任中共皖東津浦路東省委書記，兼任新四軍第五支隊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
1942年2月，起任新四軍第二師四旅政治委員，兼任中共淮南區黨委宣傳部部長。率部堅持淮南敵後抗日游擊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中共魯南第二地委書記兼魯南軍區第二軍分區政治委員，魯中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9年夏隨軍南下，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書記兼杭州市副市長。參加華東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務委員兼浙江省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地方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75年後，歷任國務院財政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省長，併兼任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82年，起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張勁夫同志是中共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在中共十三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2015年7月31日23時5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2015年8月6日，張勁夫同志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家庭成員
夫人：胡曉鳳兒子：張渤海、張茅（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
兒媳：劉燕遠（張茅之妻）
孫輩：張舜，張建衡、張建臨、張建寧
人物軼事
童年與祖母慈愛祖母啟蒙老師張勁夫的祖父，
張勁夫祖父不幸早亡，祖母接著挑起了支撐大家庭的重擔。祖母姓陳，為人和善，待人寬厚，在村子裡算得上是見多識廣的人。由於虎仔是長孫，聰明伶俐，著實討人喜歡，身體瘦弱，備受祖母的疼愛。他二、三歲時，就和祖母睡在一張床上，整日形影不離。白天，跟祖母下地，在田間隨老人幹些零活，或捉螞蚱玩耍。夏夜，祖母用一個大芭蕉扇，扇著讓他入睡。冬夜，他總是搬個小凳子，坐在祖母身旁，一邊看著祖母、母親、姑嬸們紡土紗，一邊聽著祖母講故事，包青天的烏盆記了，朱元璋放牛了，他聽得很入神。
祖母還常講些“世故經”，比如：“吃不窮，穿不窮，計算不到一世窮”，“寧做螞蟻腿，別學麻雀嘴”，“說的好聽，不如做的好看”，“謊話講不得，莊稼荒不得”，“忍人讓人，切莫害人”……這些使他終生不忘。祖母身上凝結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勤勞、善良、智慧，她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兒時的張勁夫。慈愛的祖母，也是他啟蒙的人師。
第一顆人造衛星深夜神思憶兒時，陰雲棘地雨如絲。
慈心呵護年繼歲，暖我弱軀哺我飢。
張勁夫後來知道祖母晚年眼睛失明了，沒有等到他回去見上一面就離開了人間，他悲痛至極。祖母是親人中最疼愛他的親人，也是他唯一沒有盡到孝心的親人，這給他留下了終生的遺憾。年屆80時，他寫了一篇長文《祖母的愛心》，文中說：“我雖已年屆80，但在祖母面前，我仍覺得是一個小孩。我最留戀的，是冬夜坐在祖母身側，陪伴祖母紡紗的夜晚。”他又一次寫詩作為眷念祖母愛心的寄託和遐思：
從來不信靈魂在，但願而今祖有知。
異日九泉重聚首，偎依膝側伴紡車。
重要事跡
投學曉莊
張勁夫手稿張勁夫出生不久，祖母與父親就訂有“協定”，無論如何也要供他讀書，以達出人頭地，給家庭帶來新的生計。他記得五、六歲時，在外做小生意的父親，每年冬季回家探親時，都請人教他讀書認字。八歲時進了本村新辦的國小讀書，這個學校實行的辦法，是學得快的可以多學。在國文方面，張勁夫一年就學完了四年的課本。後來改讀私塾，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背不出的要打板子，他從沒受過先生的懲罰，這使祖母非常高興。
1924年冬，家庭人口增多，生活日艱，父親與祖母商量，他這一房人口多，想遷居江浦縣租地耕種。為了生存，祖母忍痛答應了。少年的張勁夫不願離開慈愛的祖母。父親對他說：“不走，不但書念不成，連飯也吃不上。”他在嘗到了生活苦澀的同時，也懂得了他在這個大家庭里應當承擔的一份責任。遷居江浦，對張勁夫還有一層原因，就是按照老傳統，他被過繼給四祖父當孫子，繼承其在江浦的家產，延續那一支張家的香火。
張勁夫在江浦讀完四書五經，15歲進入縣城一所私立國文補習學校。靠租地種的父母，養活5個孩子，已經借了幾筆債，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還是交不起學膳費。在一個下雪天，他見到母親向學校送柴給自己抵膳費的情景，目不忍睹，決心要為父母分憂。他去求教於校長兼老師的鄧西亭先生。鄧先生向他推薦了陶行知在南京辦的曉莊師範學校，說那裡不收學費，吃住在農民家、費用低，很適合家庭困難的學生。
他抱著讀師範能夠將來當教師，以改變家庭的貧困狀況的目的，1930年5月，踏進了南京曉莊師範學校的大門。
曉莊學校末期生 山海工學團團長
隨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興起，二十年代的中國出現了一場平民教育和鄉村教育運動，其代表人物之一的陶行知先生，靠中華教育改進社的支持，於1927年創辦了曉莊師範學校。它不同於中國的正規學校，倡導“教學做合一”的理論與生活實踐。曉莊師範學校實際也是中共地下組織在陶先生“籬笆牆”里的一個秘密活動據點。
1930年夏季，張勁夫到曉莊學校時，學校已被勒令解散，師生正在進行護校運動。張勁夫在校學習三個月，成為曉莊師範的末期學生。進校時沒有見到陶先生的面，首先見到的是陶先生的《護校宣言》。他號召“大家起來保護曉莊，愛護人權，愛護百折不回的和平奮鬥，愛護教人做主人的革命教育，愛護向前上進的時代革命，愛護自由平等的中華民國之創造，愛護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會之實現。”這些話深深地打動了張勁夫。接著，他讀了陶先生寫的書，了解了陶先生是要在窮國家探尋辦教育的窮辦法，學生在“做”上學，老師在“做”上教，活學活用。他非常贊成陶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以及“即知即傳人”和“知識為公”等主張。陶先生認為書只是一種工具，是做學問的工具，因此提倡要活用書、用活書，而不要死讀書，讀書死。他極其重視德育，有一副流傳甚廣的對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此時的張勁夫，是像當年看待祖母的世故經一樣，來看待陶先生的真知灼見。
張勁夫演講稿曉莊學校被迫解散後，張勁夫到南京太平門外蠶桑試驗場作工讀生，兩年畢業後，當了蠶桑指導所主任，算是找到了工作。但是，“九一八”、“一二八”事件接連發生，對他刺激太大，“國之不存，何以家為？”他自覺地投入到了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中，但到底該如何救國，並不清楚，為此苦悶極了。當他得知對陶行知先生的通緝令被取消後，就去上海找陶先生，此後就在山海工學團工作。
山海工學團，是陶先生創辦的另一個很有影響的教育團體。1932年10月1日成立於寶山的大場，主要招收農民和工人的子弟，實行半工半讀。因為大場地處寶山與上海之間，故以“山海”名之，也兼有因日軍侵占山海關而表示誓死收復國土的意思。什麼叫工學團呢？陶先生說：“工”就是工作，“學”是科學，“團”是團結。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就是以大眾的工作，養活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科學，明了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團結力量，保護大眾的生命。
張勁夫跟隨陶先生在山海工學團學習、奮鬥了四年，他認為，在這一時期，陶先生進一步教會了他“怎樣做人，如何做人。”陶先生提出“人民第一，人民至上，一切為人民”，“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以及“愛滿天下”等等，這些用真情和真知凝鍊出來的格言，像火焰那樣溫暖人，像磁石那樣吸引人。陶先生的偉大品格影響了張勁夫的一生。古人云“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張勁夫後來在《思陶集》中深情地說，“他是我在舊中國遇到的一位難得的人師。”張勁夫還說：陶夫子“是促使我提著頭去找共產黨的重要推動力。”
1933年，張勁夫開始受到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影響，知道了“社會主義”思想。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功，使他更堅定了擁護共產黨的信念。他在陶先生鼓勵下用寫稿得來的300元稿費，還清了家庭的債務，把家安排好了，丟掉了後顧之憂，勇敢地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向曉莊學校時的同學、地下黨員王洞若提出入黨的請求，1934年先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新興教育工作者聯盟”（亦稱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1935年12月又經王洞若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他的公開身份是山海工學團團長（即校長）。
張勁夫入黨這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陶行知隨即請南下學生領袖到工學團作報告。12月27日，上海成立“文化界救國會”，山海工學團以集體的名義加入救國會。1936年1月23日成立國難教育社，陶先生被推舉為理事長，張勁夫擔任該社總黨團委員，公開身份是總幹事，參與了上海各界救國會的領導工作，為黨堅持上海的地下鬥爭做出了貢獻。
戰火青春 百鍊成鋼
張勁夫“七七”事變後，上海成為全國抗日愛國運動的中心。各地愛國青年，包括留日學生回國參加抗戰，都要找上海救國會。全國救國會決定，由錢俊瑞和張勁夫負責對這些青年辦短期訓練班，兩周一期。短訓班請著名學者講形勢，講哲學，講民眾運動等等，提高他們的認識，鼓勵他們做抗日的實際工作，參加者非常踴躍。“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應國民黨抗日將領張發奎的要求，救國會派戰地服務團到張部從事戰地服務工作，主要做政治動員思想教育工作。受張的影響，粵系部隊紛紛要求各救國會派戰地服務團去。張勁夫帶隊去了粵系66軍，任該部隊戰地服務團團長。
不久，中共江蘇省委成立軍委，時年23歲的張勁夫從地方轉到軍隊，此後的青春年華是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中度過的。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火中百鍊成鋼，成為我軍出色的青年高級政工幹部。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張勁夫撤到武漢，與長江局接上關係。當時安徽省的黨組織已被破壞殆盡，長江局派張勁夫回安徽開闢工作，先後任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區黨委常委。1938-1939年在皖西大別山地區，他通過安徽省動員民眾委員會，組織愛國青年成立了數十個工作團，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貫徹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方針，取得很大成績。1939年7月，他執行中央的指示，將大別山區黨員幹部及靠近黨的進步人士，分批撤退到新四軍活動地區，共撤出3000多人，這批人後來成為我黨開闢和建立華中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骨幹力量。
張勁夫1939年底，中央派劉少奇到皖東，貫徹執行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張勁夫被委以重任，歷任津浦路東省委書記、新四軍五支隊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江北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二師政治部副主任、新四軍二師四旅政委。其間，張勁夫參加了“半塔保衛戰”，開闢建立了黨領導的第一塊華中抗日根據地。不久，他奉命與羅炳輝一起，帶部隊主力打過南三河，開闢建立了維寶抗日民主根據地，牽制了韓德勤頑固派的部隊，迎接、配合陳（毅）粟（裕）大軍過江，在黃橋戰鬥中消滅韓頑數萬人，打開了蘇北的新局面。華中地區在建立淮南根據地之後，又相繼建立淮北、鹽阜、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約兩年時間，在劉少奇領導下，就完成了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1944年他又主動要求到華中黨校學習，結業後該校改為華中建設大學，張勁夫留校任副校長。這時，抗日戰爭勝利在望，這所學校為我黨培養的幹部，在後來接管城市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戰勝利後的解放戰爭中，張勁夫要求到基層鍛鍊，陳毅分配張勁夫到魯南二軍分區任副政委。1947年夏，敵軍重點進攻山東，魯南地區被數十萬敵軍占領。魯南地方政府、地方武裝撤退到魯中濱海，隨後根據區黨委書記傅秋濤的指示，張勁夫帶領魯南18團的三營及特務連，返回魯南打游擊，由張勁夫全權負責黨政軍工作。他率隊在雷雨之夜急行軍，一夜越過沭河、沂河，行程 100多里，通過了敵人封鎖線。部隊到達魯南後，有計畫地分批消滅還鄉團，基本上做到每戰必捷。數月之中，各縣鄉村都重建了基層政權。張勁夫又組織便衣隊，夜間進入棗莊市區，向礦區小煤窯、小炭窯的窯主交待政策：這裡是八路軍的地盤，暫時被國民黨軍隊占領，同意你們做兩面派，允許你們明著應付敵人，但對八路軍要暗中繳稅，表現好的，將來解放了受獎勵。他還召集商人夜間到山區開會，張勁夫親自向他們講形勢，講政策。因此，徵稅工作很順利，很快解決了幹部戰士的冬衣和醫藥問題。張勁夫部與主力部隊內外線配合作戰，年底即將魯南地區全部收復。張勁夫回憶往事時，認為回魯南打游擊，是他軍旅生涯中最有收穫的一次鍛鍊。
華中主力部隊七戰七捷後，成立華東野戰軍，簡稱“三野”，陳毅任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張勁夫被調任魯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負責支前工作，後來在淮海戰役中任華東支前司令部糧食部長、前方辦事處主任。山東人民提出，即便傾家蕩產，也要支援前線，解放軍打到哪裡，送軍糧的小車推到哪裡。陳毅司令員在淮海戰役勝利後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這其中也包含著對張勁夫工作的肯定。
在革命戰爭中，張勁夫也曾三度遭遇險情。第一次，是在炮火和子彈紛飛的戰場，馬夫朱大哥犧牲了，此刻他就騎在戰馬上；第二次，日寇飛機轟炸，他就近在牆跟趴下，不少同志就犧牲在他的眼前；第三次，是在魯南打游擊時過河，他不會游泳，騎在馬上過河，馬立起來用兩個前蹄刨著游泳，他被拋來拋去，張勁夫死死抓住馬鬃堅持到上岸，差一點被捲入山洪激流中。每談及此，他都說，“與千千萬萬個革命烈士相比，我是一個倖存者。”
杭州市封山育林 浙江省財委傳經
淮海戰役勝利後，中央決定成立安徽省委。宋任窮任書記兼省長，張勁夫任副省長，主要任務是動員安徽人民支援大軍過江，僅三個月，安徽省委即撤銷。他們又隨大軍過江接管城市，宋任窮去南京，張勁夫到達杭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張勁夫參加了接管杭州的工作，譚震林任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市長。張勁夫任副書記、副市長。他在杭州市任職後，很快就發布了封山育林的公告，禁止砍伐樹木，並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防止了水土流失。經過後來幹部和民眾的繼續努力，杭州市周圍樹木鬱鬱蔥蔥，使人間“天堂”更加美麗。這一點，至今仍然被當地人民傳為美談。
同年8月，浙江省政府成立。譚震林任主席，張勁夫任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書記，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成立省財經委員會，張勁夫任主任，他邊乾邊學。陳雲同志到杭州時，張勁夫陪他到街市上視察，陳雲提出，張小泉剪刀、汪星紀扇子、都錦生織錦，在全國都很出名，要注意本省特點，注意手工作坊，揚長避短，擇優發展。這給了張勁夫很大的啟發。他們在沒收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之後，對私營企業採取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辦法，促進其很快開工生產，穩定了物價，保證了供應。浙江黃麻多，他著手興辦了一個麻紡廠，很快成為全國最大的麻紡廠。他還領導興修水電站，有了電，又使化肥廠得見成效。接著，舉辦了一次浙江土特產品物資交流大會，人山人海，非常活躍，促進了物資流通，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在三反、五反中，張勁夫負責省直機關的運動。開始，他帶頭做了一個一般性的檢討，大家很不滿意。當時民眾反映“上邊有權浪費，下邊無權貪污”，這對他震動很大。他學習陳毅在南京軍區的做法，請秘書幫助將鋪張浪費的事例一一列出來，和盤托出，公之於眾，帶頭反掉自己身上鋪張浪費問題，民眾感到滿意了。他進一步分析，民眾反映有權的幹部鋪張浪費嚴重，貪污是個別情況，確實是這樣。因此，他在正己之後，在省直機關大抓反鋪張浪費，重點是領導幹部，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強了抵制資產階級腐蝕的能力。對反貪污中出現的過激現象，後期也進行了糾正。張勁夫將此寫了一個報告給省委，省委報到中央，毛澤東看後認為“ 很好”，作為經驗批轉全國。
由於張勁夫政績顯著，1952年秋調任華東局財委副主任。當時華東局由陳毅負責。中央統一全國財政後，華東是重點。抗美援朝，第一個五年計畫，華東出錢、出物最多。毛澤東對華東的工作非常滿意，有一次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他在吃飯時特意把張勁夫叫到自己身邊說：“華東有錢，有人才；你那個報告我批下去了，看見了嗎？”
公心虎膽 科學院黨組的好“班長”
中央決定取消各大行政區之後，張勁夫調到北京，先是任地方工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1956年春節，他接到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電話通知，中央決定調他出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作為郭沫若院長的助手，主持全院的日常工作。在新的崗位上，他經常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陳老總稱讚說他是“勁夫有勁！”
張勁夫有“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和“人生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的情操和志向，善良無私，又有知人之明，是科學院黨組的好“班長”。這突出表現在他團結院黨組一班人，發揮黨組織的集體領導作用方面。黨組成員中，原來的有秦力生、郁文，新來的有裴麗生（院黨組副書記）、杜潤生、謝鑫鶴。張勁夫堅持黨的原則，也用他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使院黨組朝氣蓬勃，極富戰鬥力。
他對郭沫若院長以及李四光、竺可楨、吳有訓副院長等科學家領導極為敬重。他牢牢記住了陳毅的話：在郭老的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運。郭老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作家，又擔任國家領導職務，國務活動繁忙，放心和放手讓張勁夫主持科學院日常工作。張勁夫凡是科學院黨組的重大事情，都親自向郭老匯報，取得他的支持，彼此建立了個人之間的深厚友誼。在文革初期郭老很緊張，他寫信給張勁夫講了自己的心情，張勁夫及時建議中央對郭老採取保護措施，得到中央的認可。張勁夫在文革中遭到迫害，身體患病，需要回家醫治的時候，他給郭老寫信說明情況。郭老請示中央領導同意，使他得到了及時治療和休養，比較快地恢復了健康。
在中央決定向科學進軍的時候，他是和山西省省長裴麗生，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同時調到科學院的。裴、杜年齡比他大。張勁夫很尊重他們，十分注意發揮其所長，後因工作需要，張勁夫建議中央將裴麗生升任為科學院副院長，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協助他主抓國防尖端攻關，抓有關國家下達給科學院“兩彈一星”任務的落實。他還將郁文提拔為科學院副秘書長。張勁夫明知杜潤生是在 1955年因為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被毛澤東主席批評為“像小腳女人走路”而降職來院工作的，但當他在參加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的過程中發現杜潤生有非同一般的才幹後，就建議中央把杜潤生留在科學院的領導崗位上，先是擔任副秘書長，後來又於1960年接替裴麗生任秘書長，在黨內，與裴麗生同為院黨組副書記。他的建議均得到了周總理、聶總和中組部的同意。
提升杜潤生，後來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事情是這樣的：1960年蘇聯撤退專家期間,蘇聯科學院有一個電報給中國科學院，要求派一個科學家來中國考察人參問題。中國科學院分管外事和生物學部的一位副秘書長未經向院黨組請示即擅自答覆同意。電報按中蘇兩國科學院交往的慣例是用秘書長杜潤生署名。毛澤東對科學院在蘇聯撤退專家的情況下還復電同意他們的人參專家來華，很惱火，要追究杜潤生的責任。知道毛主席發了火，張勁夫當時也很緊張，但表示“總之是科學院的事,我負責。”他了解了實際情況，就去找周總理匯報，因這事批評杜潤生是不公道的，並詳細說明了事情的原委。周恩來聽了以後，答覆說：杜潤生保留黨組成員、秘書長，但不得不撤掉他的黨組副書記。由於張勁夫據理力爭，這個蘇聯人參專家事件，就這樣化解了。這件事情的處理過程，像一面明鏡，照出了張勁夫的公心虎膽。
張勁夫的領導藝術還表現在他能夠團結和依靠各方面的骨幹開展工作。當時中央為了加強科學院，調進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副部級的、局級的、處級的，全都有。張勁夫安排他們皆各得其所，這批幹部也深深信任張勁夫，上下級關係相處得很融洽。
張勁夫既有軍人的果敢，又有文人的細膩。他總是“跑步”傳達中央的指示，創造性地執行黨的決議。他自己就像一塊煤炭，燃燒自己，給別人帶來溫暖和光明。他把科學家看成是“國寶”，是“縱通專家”，他自己則充當雜家，是起“橫聯”作用的。他把後勤工作看作是黨聯繫民眾的“思想的橋”、“感情的船”，要由此把科學家聯合起來搞“向科學進軍”。他抓政治、抓科研、抓後勤，三手都很硬。正是因為他團結好了黨組一班人，用好了這批骨幹，所以中國科學院這盤棋能滿盤皆活。
從1956年到1966年的歷史實踐證明：張勁夫率領院黨組一班人，調動全院科學工作者和廣大幹部、民眾的積極性，團結奮鬥，發憤圖強，創造了科學院的十年輝煌，不負中央期望，使科學院充分發揮了在全國科技事業中的“火車頭”作用。
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秘書長
五十年代中期，世界處在新技術革命的時代。蓬勃發展著的高新技術，一方面帶動了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少數大國以核武器威脅世界和平的局面。新中國的領導集體，在剛剛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之後，順應新技術革命發展的潮流，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及時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決定製定一個長遠的科學規劃。爭取在幾十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打破核威脅。並要求科學院成為新中國科學技術的火車頭。
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時年42歲的張勁夫，由陳毅舉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討論通過，出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同時，也被指定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秘書長。
“天降大任於斯人焉”，中央作出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張勁夫成為中國科學事業火車頭上的司機。這時正是他經過長期革命鍛鍊後的成熟時期，是他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時期。他以一個“國小生”的態度走上新的崗位，赴任之始即表示：“我不懂科學，來當學生，向大家學習，一起做好向科學進軍的工作。”他注意抓大事，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把科學院的日常工作託付給秘書長裴麗生，全身心地抓規劃。他重視發揚民主，制訂規劃完全採用科學家民主議事的方法。他有尊重科學家的誠懇態度，按陳老總的囑咐，不是把科學家當做下屬，而是作為科學工作的將帥之才，真心實意向他們請教。他知人善任，聞知剛挨過毛澤東的批評的杜潤生有鄧子恢之“小諸葛”的雅稱，就主動親自登門看望，從一開始就建立了親密共事的思想感情基礎。
《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是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意志和中國優秀科學家智慧的結晶，也滲透著張勁夫的心血。在帝國主義封鎖我們，在沒有前人經驗可以借鑑情況下，一個科學技術落後的大國，要制訂出一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長遠規劃，談何容易！為了在規劃中體現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戰略意圖，他做了非常出色的組織和協調工作，主要抓了四個方面。
第一，首先弄清什麼是世界先進水平和中國需要那些科學技術。他組織各方面的科學家講，組織各工業部門的領導講，組織了幾十次報告，像國小生聽課那樣，讓大家聽，使規劃一開始就建築在現代科技發展與國家的經濟建設需要緊密結合的基礎之上。
第二，組織對全國各地各部門上報的幾十個科學規划進行討論，廣泛聽取幾百名科學家的意見，然後和辦公室的杜潤生、范長江、武衡等進行收集，綜合、分析、歸納，解決了制訂規劃中必須解決的兩大問題：一是確定了“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的編制規劃的方法論，即通過國家重點和重大任務的解決，來帶動各學科發展。二是確定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戰略指導方針。
第三，建議中央請蘇聯派專家到中國進行幫助，並派代表團去蘇聯徵求對我國規劃的意見。蘇聯派來的18位“明星”科學家為制定規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他來華的蘇聯科學家也為規劃的完善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使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在世界科學技術的大棋盤上成功地投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的棋子。
第四，經過半年多的緊張工作，制訂出了一個全面的、先進的、可操作和可檢查的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這個規劃的制定，被公認為是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
曾經對中國科技政策做過專門研究的美國學者理查德·薩特米爾，在其所著《科研與革命》一書中，對我國十二年科學規劃有過這樣的分析：
這一規劃“反映了當時科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科學技術的創造力與大型組織（包括政府）的資源與目的的結合……首先，它闡明了許多研究部門中科學研究的重點；第二，指明了貫徹這一規劃的不同階段，實現規劃目標所需要的財力、人力、物力和技術服務；第三，科學規劃的制定同經濟計畫的制定和發展是緊密結合的；第四，中國科學院起了核心作用，規劃有許多科學家積極參與 。”
狠抓“四項緊急措施”
《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及其附屬檔案，總計600多萬字。規劃中提出57項重要任務，包括616個研究課題。明確的重點任務有12個。
當張勁夫帶著規劃向周總理匯報時，總理提出，這么多重點，國務院應該主要抓哪些呢？一向注重抓重點的張勁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當機立斷決定趁著參加規劃的科學家還沒有離開北京，又召集他們研究這個問題。科學家們情緒很高、各抒己見，提出了許多好意見。張勁夫等加以歸納，認為最重要最緊急的有六項，核子彈和飛彈這兩項屬於保密的軍工尖端技術，國家已經做了特別安排，此外還有四項：計算技術、半導體、自動化技術、無線電電子學，這些是重中之重，要擺在其它重點任務的前面來抓，就叫“緊急措施”。“四項緊急措施”因此得名。上報國務院，周總理立刻批准,說：“對！先抓這四項。”當時，這四個領域在國際上發展很快,我國還是空白, 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把它們搞上去。
為落實“四項緊急措施”，張勁夫認為需要集中全國可以集中的科技力量,也需要再從國外吸納一些專家回來,大家齊心合力搞。為此,科學院著手籌建這四個領域的研究機構。一時沒有工作的地方,周總理下了決心，從新建的西苑大旅舍（今稱“西苑飯店”）中撥出三座樓來給科學院,以便集中人馬，大幹快上。有周總理親自過問,工作進展得很快。比如，我國第一台計算機於1958 年就研製出來了，名字叫“八一”；然後是第二台計算機“109”,已經達到每秒10000次了。接著第二代的109丙機，已達到每秒數十萬次，成了“兩彈一星”的功臣。1964年3月12日，聶榮臻副總理在作“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執行情況”的報告時說，“如果拿世界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作比較的話，我們從極其落後的狀態出發，現在已經大體上趕上40年代的水平。”“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這樣巨大的發展，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上也是少有的。”
回顧“四項緊急措施”的提出和快速落實的歷程，可以看出它至少起了四個作用：一是帶動了規劃其他任務的提前完成；二是為“兩彈一星”提供了配套的尖端技術；三是在蘇聯撤走專家時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四是把一個科學技術落後的大國，推進到現代化的軌道之上。
這裡應該特別指出，為了培養大批新生力量，由於郭老和張勁夫的積極推動，1958年，僅僅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一所與十二年規劃確定的研究重點相關、有13個系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高速度地建立了起來。此“措施”也是“緊急”之至！
晉見毛主席 直言保“國寶”
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的時候 ,張勁夫的內心裡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反右鬥爭是中央的決定，全國都要行動，誰也不能違背；可另一方面從科學院的實際出發，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剛剛調動起來，弄不好就會把剛剛開創的新局面破壞掉，向科學進軍的計畫就會成為泡影。他坐臥不寧，經過一番冥思苦想，認為自己和黨組的水平要領導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反右派鬥爭有困難。他想提出這個學部的反右派鬥爭由中宣部直接領導；自然科學機構的反右派鬥爭由院黨組負責，並建議採取保護政策。他把這個想法提交院黨組討論，黨組成員都表示支持他的想法，只是對自然科學家採取保護政策的問題，必須毛主席親自認可才能夠實現。這樣，張勁夫就鼓起勇氣去晉見毛主席。
7月里的一天，張勁夫去見毛澤東。他心裡想，如果因為反右鬥爭處理不慎而傷害了科學家，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就很難做了。但是見到毛主席,只能講很簡單的話,講多了，講不好,豈不是又要挨他老人家的批評。
見到毛主席時，張勁夫開門見山，說：“主席啊,我來向你請示。你不是讓我們向科學進軍嗎？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物以稀為貴’，向科學進軍要靠科學家,中國現在科學家人很少。還要培養新生力量，現有的老科學家是寶貝,是‘國寶’啊！因此,我的意見是要採取保護政策。不然向科學進軍,十二年規劃就很難實現。”
毛澤東說：“你張勁夫竟敢講出這樣的意見,好哇！有道理。‘物以稀為貴’是這樣的嘛！”
結果是，毛澤東讓張勁夫到書記處談。總書記鄧小平很同意張勁夫的意見，對他說：“你們科學院黨組代書記處起草一個中央檔案,由中央發給全黨。”
因為哲學社會科學部歸中宣部直接領導了，科學院起草檔案主要是針對自然科學家的。起草工作是杜潤生帶領汪志華、吳明瑜幾個人搞出來的。經黨組討論後上報書記處,書記處同意了。檔案以中央名義發到全國。它劃清了幾個界限。比如,規定日內瓦會議以後回國的科學家不參加運動。當時有錢學森等好幾百人,他們回響祖國的呼喚,有的經過鬥爭,吃過苦頭,回來參加新中國建設。張勁夫說,檔案要寫上這些人他們剛剛從國外回來,國內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讓他參加反右派？如果你讓他們參加,他們感到不安或恐慌，其他人還怎么敢回來呀？再如，檔案還強調把政治與思想問題分開,一時分不清的,先作為思想問題對待。還有方式方法問題,有一些老科學家,自尊心強得很。你要他參加批評會,鬥爭會,他吃不消的,有的還可能自殺。所以檔案規定，對他們在平常講的一些不同意見談談話就算了, 個別談，不參加會，談而不鬥,談而不批。
張勁夫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們共產黨那時開會總是越左越吃得開，越激烈越英雄啊！”
院屬京外單位的運動是由地方黨委領導的，在中央下發的這個檔案中，明確規定院屬單位的科學家劃右派必須事先經院黨組同意。瀋陽金屬所葛庭燧,搞金屬內耗研究的,當時,所黨委向瀋陽市委匯報了他有很多言論,要定他為右派。張勁夫聽說之後,馬上坐飛機到瀋陽去制止。他與市委講,“中央有檔案的,科學院的直屬研究所的科學家我要負責,我們科學院不同意給他劃右派。”由於他憑中央檔案據理力爭，態度鮮明而堅決，終於使葛庭燧過了這一關。
在這次運動中，全院只有極個別的老科學家劃了右派,其他都保護住了。青年科學家中有幾個帶了右派帽子。張勁夫回憶起這件事時說，“當時,我們也有左的思想。”
說到張勁夫的無私無畏精神，還有一段他“斗膽”向毛澤東進言的往事。這一次“護”的不是國寶，而是“四害”之一的麻雀。
1959年9月，剛從廬山會議回來的張勁夫就遇上了一個極有可能會“冒犯”毛主席的難題。麻雀作為“四害”之一，要消滅是毛主席親自提出來的，而且，直到這次廬山會議，他仍堅持“麻雀還是要除。”然而，科學院中一些知名的生物學家則不同意消滅麻雀。他們認為麻雀吃稻穀，也吃害蟲，有害也有益。主張“控制雀害，不能消滅麻雀。”科學家的意見和提供的背景資料中，介紹了國外歷史上消滅麻雀的嚴重教訓。 1950年，法國濫捕麻雀發生蟲災，造成農作物大歉收；1744年，普魯士國王下令消滅麻雀，結果果子、樹葉都被害蟲吃光了。
張勁夫感到這確實事關國家重大利益，決定同意《科學簡訊》（院黨組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內部刊物）發表生物學家的不同意見。胡喬木得知後也予以支持，他和夫人谷羽一起把這期《科學簡訊》送給毛主席。1959年11月27日，張勁夫以個人名義寫了《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11月29日，毛主席在報告上批示：“印發各同志”，作為中央杭州會議上的一個檔案。那正是反右傾運動風聲鶴唳之時，此舉吉凶難測。
至1960年3月，好訊息終於傳來了，毛主席正式批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毛澤東採納了正確意見，科學院的生物學家、生物學部、計畫局，有關負責人杜潤生、汪志華、谷羽、過興先以及《科學簡訊》的編輯們，都盡了努力。但是，舉足輕重的卻是張勁夫敢於直接向毛澤東進言這一步。
帶頭檢查在大躍進中的失誤
張勁夫手稿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1958年2月15日，張勁夫提出了按部就班的大躍進計畫，強調貫徹這個計畫的“關鍵問題在於反保守。”4月，中宣部和科學院都發現，上海許多從事基礎研究的老科學家已放棄原有的研究方向而改做套用研究了，於是派人到上海進行聯合調查。中央領導專門聽取了上海分院匯報，科學院及時傳達了中央領導支持進行基礎研究的意見。4月14日，在科學院黨員所長會議上，杜潤生代表院黨組作了《關於自然科學的理論聯繫實際問題的報告》，特彆強調這是個根本問題，並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的思維。”
然而，到6月份時，面對全國急劇冒進的過熱形勢，科學院按部就班的躍進計畫已顯然“落後”，張勁夫立即召開了京區躍進動員大會，組織獻禮活動。他說：“我們要聞風而動，不能雷打不動。”10月份還在中關村舉辦了“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毛澤東於27日這一天來參觀，並接見了科學家。在此前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也來參觀了展覽。
一波三折，同年11月，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潑點冷水。”至1959年4月，中央的上海會議進一步提出對大躍進進行調整。同月，科學院黨組召開自然科學研究所所長會議，張勁夫檢查“主要是簡單化，對自然科學如何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研究不夠。”“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應成為黨組總結過去工作的重點問題之一”。張勁夫認識到政策研究的重要性，開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對科研成果把好鑑定關以克服浮誇，保證研究人員每周六分之五的業務時間，努力解決科學家的生活困難（如會商海淀區政府，請增加中關村副食供應；請農墾部支援黃豆、肉類）等等。
1959年7月初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定是要糾“左”的，但7月30日又急轉直下，因為要批彭德懷而變為反右傾了。此後再一次掀起了新的大躍進，以至於出現嚴重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到1960年年中已經難以進行下去。
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委的報告中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0月，毛澤東提出要“各行各業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遵循這一指示，科學院黨組抓調查研究，弄清問題，開展整風，總結經驗教訓。在1972年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之後，院黨組多次召開會議，黨組成員都檢查了自己在大躍進中的失誤。張勁夫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邀集院內科學家開會，他在會議上坦誠檢討，說當初“聞風而動，沒注意把傷風感冒也引進來了。”“如果說1958年大躍進由於沒有經驗，犯了浮誇和瞎指揮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話。那么，1959年問題已經暴露，本來這第二次失誤是可以避免的，又發生了，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原諒的。”
科學家們聽過張勁夫的檢討之後，說“共產黨的幹部第一不把東西撈到自己腰包里，遇到困難，同甘共苦；第二出了問題虛心檢查。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把工作做好，領導沒有經驗，我們也沒有經驗。”張勁夫帶頭檢查大躍進中的失誤，既為基層幹部承擔責任，又對科學家敞開心扉，所以能夠得到大家的諒解。
抓整頓 提出制定科學工作政策條例
張勁夫手稿在毛澤東於1960年9月提出要“各行各業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以後，張勁夫經常下到研究所了解情況，在北京每半月邀請科學家座談一次，廣泛聽取批評意見，商量改進措施。當時，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每次安排科學家座談時，由科學家自己出點兒錢，午飯都要改善一下生活。經過這一段工作，張勁夫更加認識到，科學院有必要制定一個政策，把大躍進搞亂了的工作秩序加以規範。
1960年11月底，張勁夫決定由杜潤生組織起草條例。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華與朱琴珊前往上海進行調查研究。上海分院此時正在召開聽取科學家意見的“神仙會”。
1961年2月，召開科學院黨組擴大會，聽取汪志華等的調查匯報和上海“神仙會”的情況，張勁夫聽後感慨地說：“真象吃了一付清醒劑！”在這個基礎上，杜潤生組織研究，提出了“對當前科學工作的若干意見”，初稿有15條，黨組召開京區所長和黨員副所長會議討論修訂為14條。4月初張勁夫向聶榮臻副總理匯報，聶總決定把它變成面向全國科研機構的檔案。為進一步修訂這個檔案，張勁夫和杜潤生於5月份兩次去上海，聽取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的意見。在北京，院黨組派出兩個工作組到化學所和微生物所進行整風試點，廣泛聽取科技人員意見。
十四條定稿後，上報黨中央。7月6日，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提議加按語後，經毛澤東主席審批。按語指出“這個檔案的精神適用於一切有知識分子的地方。”7月19日，《科學工作十四條》，發至全國。8月，院黨組向全院著名科學家致函，請他們提供國內外辦研究所的經驗，科學院還專門將他們的意見匯集成冊，出了科學家《筆談集》。9月3日，為把《十四條》在科學院進一步具體化，又頒發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暫行條例》，即《七十二條》。
張勁夫雖然把起草政策條例託付給杜潤生，但他在百忙中仍不斷提出重要意見。《十四條》的第一條，“研究所的根本任務是出成果、出人才”，在初稿上是沒有的，是張勁夫為了防止科學家政治和社會活動過多，擠占了科研時間而提出的。這一條現在看來平淡無奇，當時確實是個嚴重的問題，有些人確實忘了研究所是乾什麼的。“科研為中心，政治為保證”是張勁夫的一貫指導思想。這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裡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再有，張勁夫1961年3月黨組擴大會總結中提出，關於研究所中黨組織，把黨的領導權力集中在所一級，研究室黨支部起保證監督作用。他還支持搞科研要“大計畫，小自由”的提法。他說，陳老總教育我們要允許下閒棋，今天的閒棋將來說不定是個關鍵的棋子，科學史上常有這種事。如果科學家確有專長，想開課題，可以適當給予人力物力支持，當然主力應放在國家重點項目上。
《十四條》醞釀討論過程中，經常意見紛紜，甚至很尖銳，若沒有張勁夫的明鑑，是很難下決心的。張勁夫講話觀點鮮明、條理清楚、語言生動，說服力和鼓動性很強。聽到的人無不為之動心。
為貫徹《科學十四條》和《七十二條》，張勁夫下大力組織落實。為保證“六分之五”，他曾下令成立“時間辦公室”，成立過貫徹《十四條》、《七十二條》辦公室等臨時機構，以切實推動政策落實。還曾下達中國科學院“關於保證科學研究人員在五、六月份用六分之六的時間作科學研究工作的通知”。
1962年9月，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又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1963年全國興起學解放軍、學大慶，張勁夫為了保住科學院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防止重蹈大躍進的復轍，他和黨組其他成員一起採取樹立正面典型辦法，避免了新的折騰。1964年院黨組組織召開了科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會議。為加強對科研工作的管理，體現出中國科學院工作的特色，防止在理論聯繫實際問題上的搖擺，1964年4月，制定了《中國科學院工作條例》，即《三十六條》。
張勁夫和黨組一班人制定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來源於他們對黨的科學事業的忠貞不渝，來源於他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路線。即使是在大環境出現日益“左”傾的情況下，他們也始終緊緊抓住“出成果、出人才”這箇中心任務不放，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
從實際出發 以國防科技為中心任務
張勁夫視察尖端武器研製50年代中期，黨中央對中國科學院寄予厚望，要求科學院成為國家發展科學技術的火車頭。科學院黨組為了不辜負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希望，認真分析了世界上科學技術的發展情況，清楚地看到，美、蘇等國的科學技術，特別是二戰以來的尖端科學技術，幾乎都是由軍事需要帶動起來的；而我國的國防高技術幾乎是從零起步，因此，考慮科學院應該為國防建設服務，與國防部門緊密合作，一方面推動國防科技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使科學院自身得到迅速的發展。張勁夫根據上述分析毅然決定：科學院要緊密地與國防部門合作，同時兼顧國民經濟方面需要科學院解決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關鍵技術問題，以及自然科學中若干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因此，為了完成十二年規劃分配給科學院的任務，科學院從組織結構上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發展部署。
科學院黨組決定將國防科技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其中最主要的是核子彈和飛彈研製。張勁夫認為“這太重要了”，決定自己親自負責。黨組副書記裴麗生分管國防科研工作，組建新技術局，以谷羽為局長。計畫局主要分管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科研任務，在國家計畫中列在文教口。新技術局負責國防尖端科技，在國家計畫中列入國防口，科學院歸這個口的研究所數目雖然不占很多，但是力量很強，其人數占全院總人數的一半以上。而全院承擔國防科研項目的人數約占全院總人數的三分之二。
郭沫若院長囑咐，科學院“本位主義不可有，本位責任感不可無。”張勁夫深刻理解此話的含義，在實踐中時時處處從國家的全局出發思考和處理問題。譬如，國防部門把原子能所整建制地調出以後，也想把科學院其他與國防科研任務有關的研究所整建制划過去。張勁夫不同意，跟他們解釋說：“調人我完全支持，但不可能把整個所的人都調過去。科學中的各學科是互相配套的，而且對軍對民都有用，你們不可能把每一個學科都包括進去，它們在科學院可以更充分發揮作用。如果把它們都切斷了，既有害於科學的發展，也有害於對國防的支持。”後來的事實證明，張勁夫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
張勁夫為我國的國防科研事業的發展，主要做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從領導體制、思想政治工作、協作、計畫、工作和生活條件等各方面，為科技人員鑽研國防科技創造了寬鬆和高效的環境；二是為研製核子彈調兵遣將，組織與二機部協作，攻克關鍵技術；三是為研製飛彈請纓探路，與國防部五院分工合作，兩條腿走路；四是積極組織科學院研製人造衛星。第一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經講到，其他幾方面分述於後。
為研製核子彈調兵遣將
張勁夫與第一顆核子彈為了搞核子彈,中央專門成立二機部（部長宋任窮）, 科學院把原子能所所長錢三強和原子能所整建制地劃給了二機部。
核物理學家錢三強，是法國放射物理學家約里奧—居里夫婦的很優秀的學生，發現過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他沒到二機部以前,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此前還當過科學院的計畫局局長、學術秘書處秘書長，已經入黨了，調到二機部去擔任了副部長。原子能所“出嫁不離家”，錢三強經常找張勁夫要人。先是點名要科學院搞原子能的兩個楊:一個楊承宗, 從法國留學回來的。一個楊澄中, 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把放射化學家楊承宗等一批科學家調給二機部去了。搞核物理的楊澄中則留在科學院蘭州近代物理研究所，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
錢三強要求調鄧稼先,鄧稼先當時在數理化學部擔任學術秘書。張勁夫說，“可以。我已經給宋任窮部長說了，鄧稼先去了，我們為數理化學部另外找學術秘書。對稼先來說作學術秘書也沒有充分地發揮其所長。”後來,鄧稼先去了,在研製核子彈和氫彈的關鍵崗位上起了重要作用。
二機部要成立“九院”搞設計,要電子顯微鏡方面的人才，當時, 科學院中搞電子顯微鏡的只有李林。錢三強提出要調李林，張勁夫也答應了。二機部缺少搞核燃料的力量，按錢三強提出的要求，科學院瀋陽金屬所的副所長張沛霖帶一個研究室過去了，任務是把鈾做成反應堆元件。
後來又要搞快速攝影的，科學院決定由長春光機所副所長龔祖同帶一批科技人員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機分所,主要為二機部服務。
他們對核子彈和氫彈的研製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據張勁夫回憶，錢三強提出的要求, 不管是輸送人才,還是委託研製任務，科學院幾乎是全部答應的。他還請裴麗生副院長與錢三強一起，一個所一個所，一項任務一項任務地安排計畫，檢查落實，保證了科學院承擔配合核子彈研製任務的圓滿完成。
蘇聯撤走援華專家後，黨中央決心依靠本國的科學家搞核子彈。科學院全力配合二機部，科學院接受委託任務，影響最大的最緊迫的關鍵技術問題有三個：一是氟油，二是“真空閥門”，三是高能炸藥，全都由科學院組織有關研究所的力量，一個一個地解決了。錢三強很有感慨地說：科學院“在最需要時，做了最救急的工作。”
除上述之外，錢三強最感謝的就是科學院的研製出的計算機,對二機部幫助很大。所以,張勁夫當時說沒有“四項緊急措施”要搞核子彈也很難。二機部九院是搞設計的,那個計算量太大了,沒有這個計算機,幾年也算不出來。計算所研製的109丙機服役15年之後，被國防科委領導譽為“功勳計算機”。
為研製飛彈請纓探路
為了搞飛彈，國防部成立了“五院”，科學院力學所所長錢學森被調去擔任五院院長，五院後來發展為七機部。
錢學森是空氣動力學家，他是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最好的學生。五院建立了若干相應的研製機構,主要從科學院調一批科學家去。五院的工作在起步時，是搞仿製。張勁夫建議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科學院配合五院的工作；另一方面,科學院自己進行獨立研製，搞探路的工作,先走一步。聶總同意了這個建議。因為當時科學院人多,除了一些骨幹到了五院以外,科學院在這方面的研究所還有很強的綜合研究實力。
錢學森提出,搞飛彈，火箭的燃料很重要。火箭要做得大,射得遠，就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學院應該把重點放在開發我國的高能燃料上。張勁夫和錢學森商定,讓科學院力學所承擔這個探路任務，需要選一個實驗基地。當時民航也很支持,給了一架專機,他和錢學森坐在飛機上往下看,尋找合適建基地的地方。看了幾遍，就選定在北京附近山區的一片森林裡，在那裡成立力學所二部，由林鴻蓀負責。林是錢學森在美國大學教書時的學生,也回到力學所工作。另外,讓化學所與他們配套,成立化學所二部,主要研製高能燃料。除化學所之外，大連化學物理所,長春套用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所，也搞高能燃料。
科學院搞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氧、液氫、硼、氟等等。液氧,在零下180度左右就能夠形成,比較容易。液氫是零下250度,難度很大,研究了一段時間。液氧、液氫製備成功之後,力學所二部由林鴻蓀主持,在山區基地建成了兩個不同量級的火箭發動機試車台。做了100多次台架試驗,取得了成功。以後,按國防科委要求,全部試驗資料和數據轉交給七機部。這一重大成果對他們研製遠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鴻蓀研究員為我國火箭技術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有了高能燃料，還要研製耐高溫的材料，有耐高溫金屬材料、耐高溫有機化學材料和耐高溫無機化學材料等。科學院各有關所也承擔了任務。組織大協作，協同攻關，進展很快，滿足了遠程火箭的需要。
遠程飛彈分成幾級,自動控制問題也必須解決好。科學院在落實“四大緊急措施時成立的自動化研究所,配合國防任務研製彈上微型計算機,用來控制哪一節火箭什麼時候脫離。羅瑞卿指定要科學院研究、生產、供應彈上微型計算機。張勁夫親自派剛剛回國的黃敞博士到西北建廠，黃敞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科學院還根據國防部門的需要，為與升天的火箭時刻保持聯繫，要研製遠程雷達，對火箭進行遙測、遙控。
按照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科學院也搞火箭。科學家先搞了一個氣象火箭，探測高空氣象。另外研究超低空飛彈，叫肩扛式超低空戰術飛彈，可以人扛著發射,雖然體積很小,但是很有威力。
為了自己搞火箭,科學院建立了好幾個基地,主要基地在北京、上海。張勁夫氣魄很大，一次就從解放軍要8000名退伍技術兵，幾處試驗基地，主要是靠技術兵力量建設起來的。又從鐵道部要來許多老工人，支持一些研究所搞實驗工廠，研究所的好多工廠,可以把特殊產品生產出來。那時節，科學院是一派熱氣騰騰的興旺景象。
組織開創人造衛星事業
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 1958年大躍進中，科學院的科學家們曾提出“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發展星際航行技術，也就是到太陽系其他行星上去。入地，就是向地殼深部開發。下海，就是對公海資源利用。提出我們中國也要搞人造衛星的人中，最積極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張勁夫把科學家的意見反映到武昌會議上，中央書記處開會研究，同意科學院搞人造地球衛星。批准撥出兩個億,專門給科學院搞人造地球衛星。當時為了搞衛星，成立了581組，還分別以力學所、自動化所、地球物理所為基礎成立三個設計院。
當時打算發射一顆科學試驗衛星，構想“苦戰三年，實現上天。”後來， 因為遇到三年經濟困難,鄧小平、陳雲對張勁夫說：“衛星還要搞，但是要推後一點，因為國家經濟困難。”因此採取了積極的調整方針，著重打基礎、練兵。
1964年張勁夫到科儀廠（後來發展為衛星總裝廠）蹲點，明確提出了“兩化、三出”的要求。“兩化”，即革命化，現代化。“三出”，即出成果、出人才、出產品。產品就是衛星和科學儀器。
張勁夫回憶說，實踐說明，1958年提出要在1960年發射是一種熱情的想法，過於樂觀了，實際上還存在許多困難。能不能把衛星發射上天，首先，要看運載工具能不能把它送上去。我們1960年才發射成功一顆近距離的火箭，而放衛星還需要大推力的火箭。第二，衛星本身也遇到一些困難。主要是因為太空是近於真空的，需要在地面建立巨大的設備，模擬太空環境，工作量很大。送到衛星上的實驗生物，如小白鼠，小狗，要在地面真空環境下實驗失重等問題。這種特殊實驗設備需要科學院設計，請產業部門工廠加工製造出來，這都需要時間。再就是衛星在太空飛行，對著太陽的一面，溫度是零上幾百度，背著太陽的一面是零下幾百度。衛星本身需要有調控高溫和低溫的措施，才能保持自身的溫度平衡。
1964年我國中程飛彈發射成功，同年12月，趙九章上書周恩來總理，認為抓衛星工作已是時候了。周總理批示要科學院拿出方案。張勁夫、裴麗生、竺可楨迅速組織有關人員討論，經國防科委協調，中央專委批准，決定把人造衛星列入國家計畫，並決定由科學院負責衛星工程總體的技術抓總，並負責衛星的研製和衛星地面測控台站網的建設。為此成立了651設計院，即衛星設計院，院長是趙九章，副院長是錢驥。科學院用大量外匯武裝了科學儀器廠，即衛星總裝廠。此外，還有相當一批搞衛星的所、廠，技術力量很強。北郊的空間環境模擬設施一個一個地建立起來了，自動化所、電子所、地球物理所搞衛星控制、遙測、跟蹤、定軌，數學所和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對衛星運行軌道的設計和計算……科學院研製衛星的工作進展很快。
不幸的是，出現了文革浩劫。1968年以後，651設計院、科學儀器廠、各試驗基地和與研製衛星有關的基本隊伍，統統移交給了國防部門，1968年成立了空間技術研究院。因為要到軍隊去，所有人員都要進行政治審查，哪些能夠到軍隊的，哪些不能到軍隊的，把人員給搞亂了。這也耽誤了一些時間，影響了科學院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衛星上天的時間是會提前的。
陳伯達瞞天過海 張勁夫文革蒙冤
文化大革命開始，陳伯達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他在北京贊成劉少奇派工作組。1966年6月22日，在文津街科學院的小會議室里，當時聶總和其他幾個同志都在場，研究科學院剛剛發生的“應地所事件”。陳伯達當時批評張勁夫說：“王××把有核子彈爆炸資料的保險柜都撬開了，你還不抓他？要當反革命來抓！你太軟了，你失職了，你要坐牢！”張勁夫把陳伯達的指示編成了運動簡報上報下達，並且把王××作為反革命進行了行政看管。
毛主席回到北京，反對派工作組，把矛頭對準了劉少奇。陳伯達見風頭不對，馬上轉了。關於處理應地所抓人的事，他裝糊塗說：“我講過了嗎？”“我記不住哇，好象不是我講的。”
7月30日，經中央文革小組策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科技界萬人大會，他們讓王××上台控訴張勁夫和院黨組鎮壓科學院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民眾”，陳伯達坐在主席台上，雙手舉過頭鼓掌，表示支持。身在高層領導位置上的陳伯達，作如此惡劣的表演，把黨性原則很強的張勁夫和院黨組成員置於了困境。科學院也由此很快形成了對立的兩派民眾組織，陷入了持久的動亂之中。
對於陳伯達的表演，很多人是難以理解的。倒是張勁夫自己首先想通了：陳伯達怕我總申辯王××的事，如果我張勁夫有發言權，萬一把事實講出來，就會有人說他在科學院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就當不成左派頭頭了，當不成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了。因此，他非剝奪我的發言權不可，非把我打倒不行。
1967年1月風暴，張勁夫等院領導被打成“反黨集團”，奪了權，抄了家，人被關進了“牛棚”。 先是讓張勁夫在力學所工廠勞動，有紅衛兵監督。然後，又把他弄到地球物理所，再到北郊地理所。地理所有個造反派，是個復員軍人，曾對他拳打腳踢。在那段時間裡，他動不動就被拉出去批鬥，每個單位的造反派都不甘落後，科學院在京有幾十個單位，輪流批鬥了好幾年，他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有人計算先後達幾百次。造反派說他是劉少奇的人，審問他從劉那兒領了什麼黑指示，又是怎么樣在科學院販賣的，還要他交代同黨的名單。他從不上推下卸，說是他自己理解有錯誤由他自己負責。他也和他的老師陶行知一樣：“朋友我不賣”。
由於張勁夫在科學院多年來的工作成就突出，又具有的特殊人格魅力，因而深得人心，想在科學院的廣大職工的心中抹掉張勁夫的良好形象是不可能的。張勁夫患肩周炎，需要到中關村醫院理療，監督他的紅衛兵中就有人給予他儘可能的保護，不讓其他造反派隨便拉出去批鬥他。大夫對張勁夫也很好，把他的肩周炎治好了。開批鬥會時，經常有一批人保護他。工人們怕張勁夫不安全，有時有好多人跑到他的前邊去，組成一個保護圈，以免退場時被其他造反派搶走接著斗。就在張勁夫住地理所“牛棚”最難過的時候，在進駐科學院的工宣隊中，有一位老工人是從上海調到北京的，因為張勁夫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這位工人師傅對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對造反派講，你們說他這個那個的，你要有證據呀！沒有證據不行，我們工人可是實事求是的。並說“我看張勁夫將來還要工作，你們要把他的身體搞壞了，將來要負責的！”當時造反派只給張勁夫每月12元的一伙食費，每頓飯只準吃5分錢的菜。食堂的炊事員經常偷偷往他碗底下多加一個菜，吃炸醬麵時，就混著打兩份給他。
過了那一陣子，張勁夫被轉移到了通縣的科學院印刷廠勞動。通縣印刷廠的老工人主要也是上海調到北京的，他們對張勁夫更為了解，也有更多的關照。在廠里，人們教會了他打太極拳，每個星期讓他休息一天，還允許他看書學習。工人排版遇到拿不準的字，就向他請教，他也有求必應，和大家相處得滿不錯。樂觀豁達的張勁夫，認為自己在十年動亂中，能得到這么多民眾的保護，與其他人比較，就算是不幸中的幸運者了。
1974年國慶節，張勁夫在家養病的時候，應邀出席了周恩來總理舉行的國慶宴會。張勁夫的名字隔日見報，算是被解放了。被難時間長達7年又8個月。
出任財政部長 掃清中美貿易障礙
張勁夫恢復工作後，先是作為國務院聯絡員幫助鐵道部解決交通阻塞問題。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任命他為財政部部長，在任四年半。
這時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文革所造成的多年動亂，致使國家財政支大於收，欠帳尤多。職工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日子十分艱難。他在李先念副總理領導下，頂著“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從四大方面入手，狠抓財政工作的整頓。
第一，進行機構整頓，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財政部和人民銀行的司、局建制全部恢復。撤消“五七”幹校，將在那裡勞動改造的幹部大部調回機關恢復工作，恢復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分開兩個部門等。
第二，抓思想整頓，強調貫徹毛主席關於“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張勁夫提出“政治掛帥要掛到業務上”，要劃清“社會主義積累”與“利潤掛帥”的界線。清除“四人幫”鼓吹貫徹規章制度就是“管、卡、壓”的流毒，旗幟鮮明地糾正有令不行、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混亂狀態，理直氣壯地促生產，抓社會主義積累。
第三，抓財政業務上的整頓，恢復正常秩序。他親自主持起草了《關於整頓財政金融的意見》，即《財政十條》，要求扭轉企業虧損，加強基本建設撥款管理，加強銀行信貸管理，控制貨幣發行，嚴格財經紀律，以及改進財政和信貸管理體制等。儘管因為有“四人幫”的干擾，檔案沒有能夠下發，但是，其基本精神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貫徹。這對於促進我國財政復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第四，進行財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計算機中心，結束了我國長期人工管理財政金融的歷史。
正當國家財政情況有所好轉時，“四人幫”又颳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國家財政金融再度陷入一片混亂。財政部中有一小撮人也揚言要批判張勁夫，但是，由於部里絕大多數人採取了不與之合作的態度，他們未能得逞。
1976年10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持續了10年的一場浩劫宣告結束。張勁夫興奮異常，他在財政部黨組會上，用手敲擊著桌子侃侃而談，感到政治上得到了徹底解放。已經是年過花甲的張勁夫，勁頭十足，堅定地表示，文化大革命結束了，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和改革，大力扶持生產，與全國人民一道，促進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結果，1978年國家財政收入突破1000億元大關，1978年、1979年分兩次對全國職工的工資進行了大規模的提資。
更值得提到的是，在他領導下，成功地解決了中美建交後歷史上遺留的債務糾紛，掃清了兩國開展貿易的最大障礙。
中美資產問題產生於1949年兩國斷交之時，中國將1949年以前美國遺留在華的不動產全部收歸國有；美國宣布凍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機關和公民的在美存款。1972年中美建交後，雖然周總理與基辛格就曾經提出過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即以美國凍結中國的資產抵銷中國沒收美方在中國的資產；兩國民間資產，由兩國政府自行解決。但美方以美凍結中國存款分散在許多銀行而不易收回足額為由，將中方給他們的補償差額一再提高，致使會談擱淺。因為兩國資產問題沒有解決，使得中美直接貿易受阻。
為了突破中美貿易這道難關，1979年，張勁夫主動邀請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塞爾率團來華商談。因為美國仍然堅持原來的條件不變，北京會談沒有成功。之後，張勁夫應美國財政部長的邀請，率團飛抵美國繼續會談。會談的形式是雙方的財政部長各指定三、四名專家進行磋商，財政部長在幕後指揮。專家小組連續談判三天未能達成一致意見。
張勁夫為了打破談判僵局，組織專家進行了詳細測算，中方需要向美方支付的，包括已經從法國取回的美國凍結的3000萬美元，計8000多萬美元。他提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由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分三年共支付8050萬美元，了結美方全部資產要求。對於中方的資產，則由美國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凍結中國的銀行存款，由中方向各家銀行具體核對帳目，收回存款。
當中美專家小組再次談判時，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這時離中國代表團回國的日期還有一天的時間，雙方專家小組連夜進行中英文各條文的磋商與推敲，確定了最終文本。在張勁夫臨上飛機之前，兩國財政部長才在機場草簽了《中美兩國關於解決資產問題的協定》，至此，這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得以解決。
在這場不動聲色的較量中，充分顯示了張勁夫機智靈活與多謀善斷。以後的結果是，經過中國銀行兩年的積極努力，我國不但收回了本金，還收回了部分利息，總計一億多美元，即我方分文未出，還淨得2000多萬美元。這次談判的一個直接結果，是使中美貿易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1980年到1989年，中美貿易額每年平均增長10億美元左右，1987年雙邊貿易額達到了122．5億美元。
1979年3月，黨中央決定成立由陳雲主持的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姚依林和張勁夫為專職成員，在陳雲直接領導下，進行了清醒、穩妥的調整。
回故里任職 相信和支持民眾的創舉
1979年底，中央決定調張勁夫回故里任職，擔任安徽省省長、省委第一書記。張勁夫很高興接受這一任務，因為安徽是他的故鄉，抗戰八年又戰鬥在安徽，他對家鄉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很想為家鄉人民做點事情，以報答家鄉人民對自己的養育之恩。
張勁夫回到故里，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兒子，不是做官，而是公僕，要伏下身子為人民服務。他每遇到熟人來，總是在家裡加幾個菜，自己掏腰包。安徽雖有些土特產，他從未拿公家和民眾的東西向人送過禮。下去調查研究也是輕車簡從，他和秘書、警衛、調研人員坐一個車，沒有警車開道。有時做火車出行，他特意坐在硬席車廂，藉此機會接近民眾，了解民情。下到各地縣時，一律不搞迎送，不搞宴請。到民眾家裡看看談談，除有關人員相陪外，不搞層層陪同。他總說“咱們安徽是個窮省，不能窮廟富和尚。”他心裡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如果做不好工作就對不起家鄉人民。他這樣做，省委、地、縣的其他同志也大致要照他的樣子做。因此，在他任職安徽期間，全省除有少數進口的普通車外，縣級幹部都是坐老式北京吉普車。
他經常深入實際了解情況，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幾年中，他跑遍了全省的角角落落。司機老惠告訴他，每年跑一萬多公里，相當於一年一個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他下去調研時，發生過一個不僅讓安徽人民、也讓全國人民都很感動的故事：張勁夫有一次去馬鞍山，在離市區還有幾十里路的地方，看到路邊躺著一個有病的婦女。他立即下車，要司機送這位婦女到市區醫院看病，自己則步行到市區。此事很快傳開了，張勁夫說，“這是我應該做的。”
他在家鄉任職兩年四個月，相信和支持家鄉人民民眾的創舉，做了四件事：一是對農業，他積極贊成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對條件好的地區，則探索多種形式責任制，有統有分，不搞一刀切。二是提出淮河上、中、下游統一治理的建議，被中央採納。三是抓整頓黨風。四是倡導興辦地方工業。
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搞多種形式農業生產責任制。有這樣一件事情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一天，穎上小張家大隊支部書記半夜來找張勁夫，說他們隊的環境保護工作做得好，能減少乾熱風災害，還搞了一個綠化小公園。支部討論，有的主張分，有的主張不分。問他怎么辦？張勁夫說：“你召集農民大會討論，把利害說清楚，由農民決定。”結果大多數農民贊成有統有分，田地可以分到戶，環保綠化公園不分。後來，這個村成為聯合國承認的環境保護的好典型之一，聞名全世界。實踐使他認識到，人民民眾是歷史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遇到自己拿不準的事情時，要相信和支持民眾的創舉。在他工作的兩年多時間，糧食大面積增產豐收了，絕大部分農民民眾的吃飯問題得到了解決。張勁夫認為他和不少同志都是農業責任制的探索者。回顧這段歷史過程，他深有感觸地說，“我的思想認識，也是逐步提高的，這確實是一場深刻的改革。”
對發展安徽的地方工業，他提出要與上海聯合，他親自去上海聯繫，與上海在馬鞍山聯合辦了一個紡織品公司，生產出不少優質名牌產品。
總之，張勁夫回故里任職，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把安徽的經濟快點搞上去，使家鄉人民快點富起來。1982年夏，中央調他到國務院工作，家鄉人民也捨不得讓他走，他自己也不願意離開安徽，覺得為家鄉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積極推進企業經濟體制改革
張勁夫(右1)張勁夫接中央通知，到北京見到了趙紫陽，本來想說說留在安徽的意見，趙把寫給鄧小平的信和鄧小平的批示交給他看。信的內容是說，黨中央決定改革開放後，國務院任務重了，要張勁夫協助姚依林副總理管國務院的經濟工作，職務是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小平批示：“同意”。看了信以後，張勁夫覺得也不好再提意見了，只好回到北京任職。十三大以後，張勁夫被選為中顧委常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兼秘書長，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日常工作。直到1989年秋離休，歷時七年多。
這七年多時間，正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高潮時期，他經歷和處理的事情很多，其中主要的有：物價改革、企業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內河對外開放、關於特區是否發行貨幣、人才引進等新情況、新問題。尤其是物價改革成效顯著，企業經濟體制改革也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路子。
1982年他擔任物價改革小組組長，從抓產銷矛盾非常尖銳的紡織品價格改革做為突破口，進展順利、成效顯著。1983年，僅這一項，國家就比上年減少了46億元的財政補貼，且淨增19億元收入。特別是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沿用了30多年的布票，在改革大潮中退出了中國的流通市場。
積極推進企業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是繼農村改革以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全局中又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而且比農村改革複雜和艱巨得多。他堅持從實際出發，探索前進，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抓經濟效益。他針對很多國營企業只重視產值而不重視經濟效益的狀況，一針見血地指出：企業改革的核心問題是經濟效益問題，是要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也就是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問題。張勁夫是我國領導人中最早提出股份制的人。他認為股份制是中性的，資本主義可以利用它，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它。因為，要改變小而全、大而全的不合理經濟結構，須使每一個生產要素都要最佳化，所以，要打破地區部門界線，進行最佳化組合，組織企業集團。要政企分開，按經濟規律辦事，做到自願、平等、聯合。要採用股份制辦法，尊重各單位的合法經濟利益。
第二，抓技術改造。張勁夫經過到國外考察和調查研究，深感我國工業落後，與先進國家差距很大，須急起直追。怎么追？首先支持幾個沿海工業城市上一個新台階，國家要下大決心輸血。為此他建議從不多的8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中，每年撥給上海3億，天津2億，青島、大連各0．5億（包括人民幣配套），連續三年。對上繳財政過多者，中央要讓步，少拿多留，使他們能自己造血。再加上引進外資，使他們上一個新台階。對這個超越常規的特殊措施，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爭論很激烈。當時趙紫陽任總理，表示同意這么乾，不必爭論了，由三年後的結果做結論。三年過去了，這些城市果真上了一個新台階，天津形成了新氣候，小平同志要上海一年一小變，三年一大變，上海也真的做到了。
第三，抓技貿結合。當時，建設項目重複引進很多，如化肥已引進了13套，還要引進第14套。專家們意見很大，認為必要的引進是對的，重複引進過多是不好的。他們尖銳地指出：“四個現代化主要靠我們自己乾出來的，不是靠買來的。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時，應該讓我們自己的專家有機會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激烈，顧客是上帝，我們買誰的設備，這本身就是與他們講條件的有力籌碼，為什麼不藉此提出讓中國專家參加的要求呢？”張勁夫聽取了專家們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技貿結合”的方針。技貿結合，其內涵是要“三件”結合：設備是硬體，技術資料是軟體，人才是“活件”。最後這一條，就是要讓中國專家參加，共同設計、共同製造，尤其是關鍵設備要有中國專家參加，並同樣享受專家待遇，費用由賣方出。我國在寶鋼二期工程中率先實行這個方針，首先被德國接受，就由德國中了標。日本人檢討他們保守了，在寶鋼二期工程的連鑄項目招標時，他們也接受了我國的條件，中標了。此後，在引進比利時和美國貝爾分公司的程控電話時，都得到了順利推行。美國麥道公司的飛機，同意在我國上海合作生產，推動了波音公司讓出若干部件在我國生產，大大提高了我國的技術水平。總之，在技貿結合方面，明確提出：我讓市場，你必須讓技術，讓中國專家參加，在國際上公開招標，讓各家競爭，這是符合平等互利原則的。後來經貿委內成立重大設備辦公室，由林宗棠負責，所有要進口設備的單位要經過該辦公室的同意，一律採取“三件結合”辦法。這樣做，使“引進、消化、吸取、創新”的方針落到了實處。通過引進設備，提高了我們的技術水平，就可以用先進的技術提高我國產品研製的水平。後來，“重大辦”改成了“出口辦”。我國的機電設備產品可以出口了，而且由起初的每年出口10億美元，增加為出口數百億美元。出口設備產品的結構，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永遠的國小生 永遠的耕耘者
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以聶榮臻為組長的科學小組，張勁夫是成員之一；1962年他兼任國家科委副主任；1965年補選為中央專門委員會委員，文革前一直參與國家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高層決策。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1987年召開黨的十三大時被選為中顧委常委。從1934年在上海參加黨的外圍組織——中國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到1989年秋離休，他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奮鬥了65個春秋。
76歲的張勁夫開始過離休生活，光陰荏苒，轉眼十年過去。張勁夫因為操勞過度，離休後帕金森綜合症發作，嚴重時不能夠走路，也說不了話。但是，就是憑著他那顆奔騰的心，以驚人的毅力戰勝了病魔，奇蹟般地又站立了起來。經過藥物治療，特別是有他夫人胡曉風的悉心照料，他那個聰明的大腦又恢復了記憶，說話清晰如前，經過鍛鍊，走路也比較穩健，仿佛又獲得了人生的第二個青春。
恢復了健康、過著離休生活的張勁夫，並沒有躺在功勞簿上賾養天年。他把自己學習和工作的日程表安排得緊湊而又有規律。他嚴格要求自己，每遇到工作，還像一個拚命三郎，追求盡善盡美。他已寫出了一本《懷念集》，反映了一生中與他同行並曾經給了他教育和影響的親人、老師、首長，乃至他的馬夫等的感人思想和事跡，也折射出他自己“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五彩光輝。86歲的張勁夫正在潛心研究我黨、我國的兩個根本問題：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和中國的所有制問題。他雖然年事已高，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但仍堅持學習馬列主義的原著，仍然堅持鍛鍊身體，不時到外地看看。他親眼看到改革開放後的大好形勢，也看到一些消極現象。他認為我們國家總的形勢是越來越好。他寫了這樣一首詩，“長江之水勢激流，日夜奔騰那肯休。縱有關山攔去路，不到東海不回頭。”表達了他此時的心情。
人物評價
張勁夫張勁夫同志為我國和中科院的科技事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在他的領導下，中科院在制定“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參與“兩彈一星”研製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張勁夫同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當時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幫助解決科研人員的工作和生活困難，並敢於擔當，保護了一大批科學家免受政治衝擊。（中科院院長、黨組書記白春禮評價）
“張勁夫是中國科大的創校元老之一，和郭沫若一道，對中國科大的創建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他就談到，科學院能不能自己創辦大學。”（中國科大黨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