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891年10月18日生於安徽歙縣西鄉黃潭源村一個貧寒的教師之家。籍貫安徽歙縣，祖籍浙江紹興。新安陶氏族譜現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族譜的封面上明確記載了新安陶氏祖先於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由紹興府會稽縣來徽州，舉家定居歙縣城西古溪村。《新安陶氏族譜》封面的原文如下：大明正德五年，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陶家堰分支遷居江南徽歙之西，曰古溪，後移下黃潭源。故確定陶氏先祖為500多年前由浙江紹興遷居徽州。
1897年，曾在鄰居家廳堂玩耍，看見廳堂牆上掛著對聯，坐在地上臨摹起來，被鄰村方庶鹹秀才看見，免費為其開蒙。後入家鄉蒙童館吳爾寬處就讀。
1905年，進入歙縣基督教內地會所辦的崇一學堂，他在宿舍牆上，揮筆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出一些貢獻來"的豪言壯語，抒發他滿腔的愛國熱情並激勵自己為祖國早日走向現代化而發奮學習。”
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想通過學醫來解除廣大勞動人民的病痛，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志向。但是，因這所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他不願意自己思想受外國人的隨意擺布，入學僅三天，他即憤而退學。
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次年轉入金陵大學文科，讀大學期間，受辛亥革命影響，在校積極參加愛國活動，主編《金陵光》學報中文版，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號召全校同學，努力學習和工作，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報效祖國，"使中華放大光明於世界"。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曾回鄉投身革命運動。
1914年，他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後他赴美留學。他先是在伊利諾大學學市政，半年後便毅然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孟祿、克伯屈等美國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開始他富於創意而又充滿艱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並結合中國國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理論。他特別重視農村的教育，認為在3億多農民中普及教育至關重要。
1917年年底，與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收教育權利，推動教育改進。
1923年與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後赴各地開辦平民識字讀書處和平民學校，推動平民教育運動。
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7年創辦曉莊學校。1932年創辦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學團。構想以教育為主要手段來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運動後，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影響下，積極宣傳抗日，參加民主運動，進一步認識到教育應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務。
陶行知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範學校曉莊學校，創辦第一個鄉村幼稚園燕子磯幼稚園。
1930年4月遭國民黨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國的思想。
1931年回國開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創辦自然學園、兒童科學通訊學校。主編《兒童科學叢書》等。
1932年，他又創建了山海工學團，提出“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將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進行軍事訓練、生產訓練、民權訓練、生育訓練等，還開展小先生運動。
1934年，他在《生活教育》上發表《行知行》一文，認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並改本名為陶行知。雖然王陽明學說含有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陶行知卻從中悟出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且終生以此自勉。
1935年，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一二·九運動後，與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胡愈之、鄒韜奮、李公朴等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1936年初，成立國難教育社，被推為社長，張勁夫任總幹事，擬訂《國難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鬥爭結合起來。
1936年5月，他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委和常委。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宣 言，主張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毛澤東覆信表示支持。
1936年7月，受救國會派遣，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宣傳抗日救國，介紹中國大眾教育運動。在布魯塞爾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並當選為中國執行委員。期間當得悉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的訊息，十分氣憤，立即聯絡杜威、愛因斯坦、羅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聯名通電蔣介石，營救七君子。
1938年參加國民參政會，致力於抗戰期間的教育活動。積極回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的號召，成立了中國戰時教育協會。
1938年8月，倡導舉辦了“中華業餘學校”，推動香港同胞們共赴國難。
在哥倫比亞大學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創辦育才學校，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兒童。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合川縣古聖寺創辦了主要招收難童入學的育才學校。
1941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
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同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5年1月，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並任校長，李公朴任副校長兼教務長。社會大學的宗旨是“人民創造大社會，社會變成大學堂”、“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動了民主教育的進程。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推行民主教育。培養出革命人才。並曾幫助一些進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據地。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著名口號，被毛澤東和宋慶齡等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和“萬世師表”。
1946年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在他生命的最後100天，他在工廠、學校、機關、廣場發表演講100餘次。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長期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受好友李、聞事件的刺激又過深，突發腦溢血，周恩來、鄧穎超、沈鈞儒等聞訊趕往探視。但搶救無效，不幸逝世於上海，享年55歲。
人物軼事
人物鬥爭
針對蔣介石以“剿匪”之名進攻蘇區，陶行知在《申報》連發時評稱：“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蔣介石大發雷霆，下令“申報禁止郵遞”
陶行知在投身平民教育時，也時刻關注社會上的政治運動。1930年春，曉莊師範師生為抗議英商和記洋行工人被毆，舉行遊行示威。時值蔣馮大戰，因陶行知與馮玉祥有私交，蔣介石斷定曉莊
事件是回響馮玉祥的反蔣行動，遂怒令關閉曉莊師範並通緝校長，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後通緝解除，過了一年陶行知才回到上海，從此更立志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滬期間，陶行知經黃炎培舉薦被聘任為國內有名的《申報》的顧問，曾化名“不除庭草齋夫”發表了大量雜文和時評。當時，蔣介石以“剿共”之名進攻共產黨領導的蘇區，陶行知連續發表了《剿匪與造匪》等三篇時評，語驚天下地指出：“今日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國民黨當局很快查明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蔣介石大發雷霆，批示：“申報禁止郵遞”。為申報館的生存計，總經理史量才忍氣吞聲，表示今後不再續登陶行知的文章，蔣介石方解除禁令。
面對外患日深和國內的黑暗統治，陶行知感到不能只坐在校園書齋。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他與宋慶齡、鄒韜奮等著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7月，他擔任了救國會的“國民外交使節”出訪歐亞非26國，爭取各地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鬥爭。途經香港時，他與沈鈞儒、章乃器等聯合發表《團結禦侮宣言》，贊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一宣言震動國內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熱情支持。出訪期間，國內發生國民黨政府逮捕救國會領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緝。沈鈞儒後來說：倘若陶行知留在國內，一定和我們在一起，“七君子之獄”就變成“八君子之獄”了。
李公朴、聞一多遭暗殺後，聽說特務已經把他列為下一個對象，他馬上表示“我等著第三槍”，並給育才師生致信：“為民主死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
在爭取民主並為民眾爭取教育權利的長期奮鬥中，陶行知閱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檔案，在思想日益一致的基礎上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出訪歐洲期間，陶行知曾三次拜謁馬克思墓，並賦詩曰：“光明照萬世，宏論醒在下”。他在重慶主辦育才學校時，又邀請鄧穎超對師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
抗戰勝利後，陶行知作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員會的主任，與共產黨密切合作，積極投入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他在重慶創辦的社會大學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壘。1946年4月，陶行知來到上海，三個月後傳來李公朴、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訊息。陶行知聞訊異常激憤，到處演講譴責。當社會上傳說特務已把他列為下一個暗殺對象時，周恩來派秘書陳家康去報警，要他提防特務的無聲手槍。陶行知當即毅然表示：“我等著第三槍！”他還給育才師生留下了一封信，發出“為民主死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的錚錚誓言。
四糖故事
陶行知有這樣一則教育學生的故事：有一個男生用泥塊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長陶行知發現制止後，命令他放學時到校長室去。放學後，陶行知來到校長室，男生早已等著挨訓了。可是陶行知卻笑著掏出一顆糖果送給他，說：“這是獎給你的，因為你按時來到這裡，而我卻遲到了。”男生接過糖果。隨後陶行知高興地又掏出第二顆糖果放到他的手裡，說：“這是獎勵你的，因為我不讓你打人時，你立即住手了，這說明你很尊重我，我應該獎你。”男生驚訝地看著陶行知。這時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顆糖果塞到男生手裡，說：“我調查過了，你用泥塊砸那些男生，是因為他們欺負女生；你砸他們說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壞人作鬥爭的勇氣，應該獎勵你啊！”男生感動極了，他流著眼淚後悔地喊道：“陶校長，我錯了，我砸的不是壞人，而是同學……”陶行知滿意地笑了，他隨即掏出第四顆糖果遞過來，說：“為你正確地認識自己的錯誤，我再獎給你一塊糖果，我沒有多的糖果了，我們的談話也可以結束了。”
最後演講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阻撓和迫害，育才學校已難以在四川重慶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風塵赴赴來到上海，一方面尋找新的育才學校地址，一方面為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奔走吶喊，他在三個多月內演講一百多次，並積極籌組“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學講演《國小教師與民主運動》，24日，在儲能中學召開的上海教育界歡迎會上演講。在大任國小、聖約翰大學、大同中學、滬江大學……到處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6月23日，上海各界爭取和平反對內戰代表團赴京請願，陶行知在北站五萬人歡送大會上發表演講。陶行知大聲呼籲：“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們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裝的民主太醜了，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6月25日，陶行知在國際飯店代表54個人民團體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上，要求美軍立即撤退。6月29日，陶行知與郭沫若、沈鈞儒等發起《致美國人民書》。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先後遭國民黨特務暗殺，陶行知亦被列為黑名單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著第三槍”的犧牲準備，一面繼續堅持鬥爭，視死如歸，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最前列。他寫信激勵育才師生為民主鬥爭“再接再厲，前仆後繼，屢敗屢戰，以底於成。陶行知因長期勞累過度，健康過損，受李、聞事件的刺激又過深，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愛棠路愛棠新村13號突然去世。驚悉噩耗後周恩來匆忙趕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溫。許多民主人士猜測這可能又是特務暗害，經沈鈞儒行醫的兒子診斷判明還屬因腦溢血病亡。不過，聽說蔣介石得知這一眼中釘除去曾竊喜不已。去世當日下午，周恩來便向延安發電評價：“陶先生一直跟著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的路線走，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假使陶先生臨終時能說話，我相信他必繼韜奮之後請求入黨。”8月11日，陶行知的靈柩由全國五十三個人民團體公葬於南京曉莊勞山之麓。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萬國殯儀館擠滿了前來悼祭的民眾。中共代表團的輓聯是：“中國人民教育旗手，民主運動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禮堂也舉行陶行知追悼會，毛澤東送的輓詞是：“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主要作品
| 作品名稱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中國教育改造》 | 上海亞東圖書館 | 1928 年4月初版本 |
| 《齋夫自由談》 | 上海《申報》館 |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
| 《教學做合一討論集》 | 上海兒童書局 | 1932年10月初版本 |
| 《中國大眾教育問題》 | 上海大眾文化社 | 1936年8月初版本 |
| 《普及現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 生活教育社 |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
| 《行知書信》 | 上海 亞東圖書館 | 1929年1月初版本 |
| 《行知詩歌集》 | 上海兒童書局 | 1933 年7月初版本 |
| 《行知詩歌前集》 | 上海兒童書局 | 1935年12月初版本 |
| 《行知詩歌三集》 | 上海兒童書局 | 1936年11月初版本 |
| 《古廟敲鐘錄》 | —— | —— |
| 《創造宣言》 | —— | —— |
| 《手腦相長歌》 | —— | —— |
| 參考資料 | ||
人物貢獻
陶行知先生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對我國教育的現代化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不僅創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論體系，而且進行了大量教育實踐。細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創新猶如一根金錢，貫串於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個部分。創新在這裡指革除不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舊”，創立與社會、歷史進步相符的“新”。創新還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掙脫教條的束縛，從僵化習慣性思維中走出來的含義。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創新，也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他針對舊教育把培養“人上人”作為目標的現象，指出新教育應培養全面發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創辦南京安徽公學時就為這所學校提出三個教育目標：研究學問，要有科學的精神；改造環境，要有審美的意境；處世應變，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
人物評價
陶行知以赤子之忱表達的思想和實踐，代表了近代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近代中國的危機多難，又使“教育救國”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為中國教育探尋新路。最可貴的是，他不僅在理論上進行探索，又以“甘當駱駝”的精神努力踐行平民教育，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其精神為人所同欽，世所共仰。在長期的艱難跋涉中，陶行知逐步認識到，不改造舊中國黑暗的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繁榮中國的文化教育。因此，在四十年代中期他發表了《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揭露和抨擊國民黨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針，這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教育。這一思想，同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已是精髓相通。由於思想上的一致，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起不約而同地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一邊，成為周恩來所讚譽的“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陶行知古代的孔子開私塾提倡“有教無類”，首開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的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又出現了一位努力踐行平民教育的人物，並根據“生活教育”的理論創辦了各類新型學校。這位被人們尊稱的“當今聖人”，就是被毛澤東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
萬世師表。—— 宋慶齡
當今一聖人。——董必武
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 郭沫若
“陶行知不僅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個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鬥士。”——泰戈爾（印度詩人、哲學家和民族主義者）
“陶博士的主義與理想是世界性的，……他的事業對於世界歷史中的進步傳統具有巨大的貢獻。陶博士是我們這個紊亂霸道的世界經過多年所產生的少許文化人物之一。世界上像陶博士一類的人物實在太少了。”——傅理曼（美國學者）《悼陶行知》
“一代偉人，名揚千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僅是中華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幟。”——布萊恩·庫朋（美國東南聯合大學副校長）《給重慶社會大學紀念陶行知誕辰110周年大會的電文》
“陶先生的死，顯然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不只是他手創的生活教育社與育才學校的損失；海內外教育界的損失；整個民族國家的損失；尤其是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爭取獨立、自由、解放，實現民主、團結、和平戰鬥陣營中無限巨大的損失。”……“他創造了生活教育顛撲不破的理論體系，他反對過去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法；並且反對由上而下的‘訓’育制度；他主張跟人民學習，跟小孩學習；他主張教職員、學生、校工一律平等，他更主張中國人民大眾要過民主生活。他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尤其是對國家民族的正義感與為人民大眾謀利，數十年如一日的奮鬥精神，是值得每一個有良心的人所敬佩。願他的精神永遠生活在每一個活人的心裡。”——楊靜桐（菲律賓華僑）《悼陶行知先生》
人物紀念
陶行知紀念館陶行知紀念館始建於1951年曉莊師範復校時，附設於曉莊師範校園內，館內收藏保存陶的一批照片、手稿、遺著和遺物。1980年3月，該館經整理後重新開放，共展出照片120幅，遺物、遺著200多件。1985年，紀念館展覽室擴建，陳列面積400多平方米，充實了展品內容，展出照片429幅，實物319件。為了進一步弘揚行知精神，繼承並發揚行知教育思想，1993年，紀念館從校內遷出，在勞山腳下建造了新館，新館占地面積達800平方米。
屋頂為水泥澆制，仿茅草頂，顯得古樸端莊。門樓高達25米，大門上方掛有張勁夫題寫的“犁宮”和陸定一題寫的“陶行知紀館”兩塊銅匾。門廳內有一尊陶行知全身銅像，背景是毛澤東題寫的“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3個金色大字。館內有兩個展廳，展出內容分為八個部分：青少年時期，提倡教育改造時期，鄉村教育時期，普及教育時期，國難教育到戰時教育時期，全面教育時期，民主教育時期，紀念陶行知、學習陶行知。展廳共展出了近400幅珍貴圖片，200多件陶行知的遺著、遺物、遺稿等，真實生動地反映了陶行知偉大而光輝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