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職官管理制度
正文
中國封建時期關於官員的銓選任免、考課獎懲、監督彈劾以及休致等制度，形成較早，有的並有法律規定。戰國時，各個封建國家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統治，掃除舊貴族殘餘勢力的羈絆，進行激烈的兼併戰爭，都加強了國家機器，初步形成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以國王為首的封建官僚政府。隨著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職官的管理制度也日趨嚴密。職官的任免銓選 戰國時期 中國從戰國時起，就有國君任免文武官吏的制度，任官時發給印璽，免職時收回；同時建立了酬勞官吏的俸祿制度。俸祿的計算單位各國不同，衛國用“盆”，齊、魏用“鍾”，秦、燕用“石”，楚國用“擔”。
秦 秦始皇吞併六國，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封建官僚制度，官吏由皇帝任免,凡能闢地、勝亂和力農者,可以仕進為官。除皇帝擇能任官外，官吏之間也可以薦舉，但要負連帶責任，“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記·范雎列傳》）。
漢 漢代任官主要採取察舉和徵辟兩途。察舉是兩漢選拔官吏的常設制度,始於高祖十一年（前196）求賢詔。惠帝(前195～前188在位)、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也先後下詔求“孝悌力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武帝（前141～前87在位）初令郡國舉“孝廉”各1人。徵辟始於西漢而盛行於東漢,除了由皇帝下詔徵辟，公卿、州郡長官也可以征辟士人為官。但如舉非其人，要負連帶責任。此外，也有經過考試被任命為官的,如:翟方進、何武均以射策甲科為郎。公孫宏、董仲舒也以臨軒對策，擢入高第，叫作“郎選”。至於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滿3年可以保舉子弟1人為郎，稱為“任子”，蘇武、劉向均以蔭襲為郎。漢武帝時，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實行賣官鬻爵，又為大商、富賈“貲選為官”開闢了途徑。
漢代中央、地方官吏都按品級由國家統一發給俸祿。官吏不僅享受俸祿，而且免除各種賦役。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除軍賦外免除全家人一切徭役。漢代對官吏的任用方式有“守”，是試署性質；有“假”，是攝理的意思；有“行”，指尊官行卑官之事；有“領”，類似兼任；有“平”，助理之意；有“兼”，一身任二官以上；有“待詔”，即候補。
西漢銓選官吏很少籍貫限制，如朱買臣以會稽人任會稽太守。東漢實行“三互法”，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互動為監臨官。漢初官吏還有身份限制，如商人不得為官，宗室子弟不得擔任公位高官。兩漢官吏的任期沒有限制，皆重久任，如於定國任廷尉17年，馮為郡太守27年。
魏晉南北朝 實行九品中正(見古代職官考選制度)的選官制度。其制始於魏文帝（220～226在位）時吏部尚書陳群所立九品官人之法，就是在州設大中正，郡設中正，由他們按門第將本地人物評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定其高下，報朝廷錄用。凡出身上品的，可以任高官，因此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吏部雖掌銓選，卻完全根據中正官評定的品第決定。但晉時任官比較重視基層工作經驗，“不經宰縣，不得入為台郎”。北朝初期還保留氏族選舉制，沒有確定的任官制度。不久也仿效南朝在州、郡設定中正，推行九品中正制。有時也兼行考試之法。如北齊時“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通考·選舉考（一）》）。北周宣帝於大成元年(579)下令各州推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秀”者為孝廉。北周對官吏的銓選辦法是，刺史的僚佐和州吏，由長官自署，府官則由朝廷任命。
魏晉南北朝時期俸祿制度，或者以石計算，或者就近給公田，比較混亂。
隋 九品中正制經過360年至隋始廢。隋文帝（581～604在位）廢除郡縣之辟和鄉里之舉，建立秀才科,令諸州每年選定3人。 煬帝（604～617在位）時建立進士科，科舉取士制度開始確立。
唐 適應封建經濟與官僚政治的高度發展，擴大了科舉考試的選官制度。分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定期分科考試，制科是皇帝臨時設定的考取名士的科目。唐科舉制度的實行，為中小地主參加政權開闢了廣闊途徑。但唐時科舉登第還只是取得出身，並不授予官職。授官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銓選。著名文學家韓愈，“三試於吏部無成，十年猶布衣也”(《明夷待訪錄·取士》)。唐朝對於文官的銓選權，由吏部統一掌握，武官則歸兵部。凡是科舉及第取得出身者，須經吏部再試宏詞拔萃入等，方可入仕，授予九品官。不應此試者，可由吏部按期召集試以“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詞辯證）、“書”（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優長）,合格者注授適當的官缺。除中央掌握銓選權外,地方州縣長官也有任命僚屬的權力，一經地方任用，吏部即給予銓選合格的待遇。此外，五品以上的京官和諸州總管、刺史,均有薦舉人才的義務,但如“貢舉非其人”，或“應貢舉而不貢舉”，要判處一至三年徒刑。
宋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擴大統治基礎，積極網羅人才，宋代進一步擴大了科舉制度，不僅取錄的名額較唐增多，而且一經錄取便可為官，按名次的高下定官品的等級。宋初，仿唐制每歲一舉，英宗（1063～1067在位）時起改為三年一舉,自後遂成為常法。除科舉外,還實行恩蔭法。凡皇族宗室和高官的子弟、親屬都可以恩蔭授官，數量多而濫。
宋朝對官吏的銓選,開始由中書省、審官院分掌,神宗元豐(1078～1085)改制,文官銓選之權悉歸於吏部,武官歸兵部。
遼、金、元 雖仍實行科舉考試的選官制度，但主要是對漢人。遼、金對本族人實行世選、世襲制。元朝對蒙古人、色目人實行薦舉制。蒙古人、色目人如參加科考，只考二場（漢人考三場），另立一榜，以示與漢人、南人有別。
明 於吳元年(1364)定“文武科取士之法”，洪武十五年(1382)定製每3年開科取士,考中進士即授與官職。明朝取士雖嚴，但任官卻較寬，除科舉外，薦舉和充當吏員，都是任官的途徑。但從明初起就強調舉非其人連坐。至仁宗（1424～1425在位）時下詔：“中外舉賢才，嚴舉主連坐法”。此外，文臣有功可以任子，武官亦可世襲。從明代宗（1449～1457在位）起，捐納草、粟亦可得官。至穆宗(1567～1572在位)又實行納銀入監，即所謂“例監”，使得吏治大壞。明朝對官吏銓選，也按文武職分屬於吏部和兵部。由皇帝直接任用叫“特簡”，吏部銓注叫“聽選”，由推官知縣補授科道叫“行取”，舉、貢、推官、知縣考科道叫“考選”。適用於三品以上大臣的還有推舉，如廷推和部推。官員任用有資格限制和籍貫限制，吏員雖可升為官，但從永樂七年(1409)便禁吏員為御史。郡縣守令一般不得在本地為官。任官的方式，除實授外，有署、試、兼、攝、理。兼職者亦可兼俸祿。
清 仍以科舉為選任官吏的“正途”。正科之外，有時增加特科， 如“博學鴻詞科”、 “經濟特科”等。有些官職如詹事府、翰林院、吏部、禮部各司郎官，必須科甲正途出身始能充任。清代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員叫“特簡”，由大臣互推任用的叫“會推”，功臣或殉難官員的子弟可以襲蔭得官，賢能廉潔之士也可經薦舉入仕。乾隆(1736～1795)時曾多次下令命廷臣密舉賢能，薦舉有時須迴避，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諭：“九卿薦舉、毋得保舉同鄉及現任本省官吏”。有時不須迴避，如雍正二年(1724)諭：“令京官主事以上，外官知縣以上舉品行才猷，備佐使，親戚子弟不必引避”。但薦舉不實，薦主負連坐之責，所謂“得人者優加進賢之賞，舛謬者嚴行連坐之誅”。
清朝還實行捐官制度。康熙十三年因平“三藩”叛亂，實行捐納制度，以補軍費之不足,3年內捐納的知縣500餘人。 為防止冗官擾民，規定：“捐納官到任三年，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清史稿》卷87選舉志七），但在實際上無法貫徹。雍正(1723～1735)時，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擊。捐官制度雖然為清政府補充了一項臨時財政收入，但是使封建官僚機構惡性膨脹，成為招致清朝吏治敗壞的一大弊政。
清朝官吏任用的方式有以下幾種：①署職：初任官試署2年（後改3年），稱職，再實授。②兼職：大學士例兼尚書,總督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③護理:低級官兼高級官。④加銜：於本官外另加品級稍高的官銜。⑤額外作用：是皇帝特殊的優遇。
在任官時,為了保證滿族官員的優先權,創製了“官缺制”，分滿官缺、蒙古官缺、漢軍官缺、漢官缺四種，根據固定的官缺任用各族官吏。宗人府、理藩院及管理錢糧、火藥、倉庫和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參贊大臣均屬滿官缺；地方知府以下，多由漢官充任。漢人不許補任滿官缺，但滿人卻可補任漢官缺。同時，禁止本省人在本省為官，即使不同省，離原籍500里以內者,也須迴避。地方官員中不歸吏部銓選者，由督撫選拔，報請批准。清代內外官可以相互升轉，並有一定的任期。
職官的考課獎懲 戰國時代 從戰國起便以"上計"來考核官吏，就是將一年的賦稅預算收入事先寫在木券上，然後剖而為二，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年終時臣下至國君處報核，由國君親自考核，即所謂“上計”。考核的優劣決定官職的升黜。戰國雖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初創時期，但已開始形成了一套職官考績制度。
秦 奉行“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法家思想，從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出發，強調嚴明賞罰。《為吏之道》規定“五善”（即忠信敬上、清廉毋謗、舉事審當、喜為善行、恭敬多讓）畢至，“必有大賞”。“五失”（夸以迣,貴以泰，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賤士而貴貨貝）犯一，則予重罰,甚至處死。特別是要求官吏奉法守法,官吏斷案不當或有意失輕失重，分別為“失刑”罪、“從囚”罪和“不直罪”，各“致以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曾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史 記·秦始皇本紀》）。
兩漢 對官吏的考績，仍以上計為主，“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通典·職官·縣令》）。 每3年考課治績1次，以定黜陟。 官吏的升遷，有循序而升的“平升”，有踖等而升的“巨升”。中央官吏多由地方官升任，宰相多由御史大夫升補。考課中沒有治績的官吏，輕者申誡，重則罷降。漢代對於枉法受賕的官吏懲罰也較嚴，郡縣守令貪贓枉法常處死刑。九卿一類高官，犯重罪雖可處死，但不加捶撲，小吏則不在此限。
魏晉時期 對官吏的考績，大體因襲漢制，而有所變通。如改3年考課為1年。《晉書·杜預傳》說：“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考課由尚書、侍中負責，所謂“掌建六材，以考官人”、“綜理萬機，以考庶績”（《藝文類聚》卷48，引王昶考課事）。至南朝戰亂紛離，士族擅權，考課之法成為虛文。
南北朝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改革，實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六品以下,由尚書重問,五品以上，由孝文帝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魏書·帝紀》）。
唐 對於官員的考績，按功過分 9等，流內官考核的標準是“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四善”之外還有屬於公務方面的“二十七最”，如：“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等等。凡屬“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新唐書·百官志一》）。 流外官的考核分為4等:“清謹勤公為上，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為下,貪濁有狀為下下”（《文獻通考·選舉考》）。考核之後，依照等級,或進階加祿，或保留原階原祿,或予解任。唐負責考績之官有處分權,但如“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依“貢舉非其人”法減一等論罪（《唐律·職制律》）。
宋 實行三年一考核,並改唐時“四善”為三等,但宋代考課一般重視年資,官員只要在任內不發生過錯,就加以升遷。因此，官員大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以老成持重相標榜，唯恐承擔責任，以致腐朽的官氣暮氣籠罩整個宋朝政府。
明 明初，鑒於元末官吏貪瀆，危害百姓，促起民變，因此強調吏治。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課朝覲官，“稱職而無過者為上……有過而稱職者為中……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明代考課分考滿與考察。前者三年一考，九年三考，分為三等：稱職、平常、不稱，以定黜陟。後者按八法：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考察內外官吏。京官三年一察，四品以上官自陳政之得失，以候上裁。五品以下分別優劣或降調，或致仕，或閒住，為民，具冊奏請，叫作“京察”。州縣外官由布政司考核,每3年冊報吏部，以定去留，謂之“大計”。地方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鹽運司五品以上，任滿黜陟，也由皇帝裁決。因大計而受處分的官員，永不敘用。明朝由吏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主持考績，結論不當者可以辨白，任情毀譽失實者，連坐。
清 “京察”和“大計”均仿明制。考核的方法是：京官三品以上和地方總督、巡撫自陳政事得失，以下由吏部、都察院考核。考核的標準為四格：守、 政、 才、年；八法：貪、酷、罷軟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考核一等加一級，二、三等照舊任職。罷軟無為、不謹者革職，年老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者降三級調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級調用。大計則由藩、臬、道、府、州、縣逐級查其所屬，申報督撫。大計分卓異與供職兩種。卓異者自知縣以上，引見候旨。犯八法者或劾或特參，因大計而受處分不得還職，在考課中如有冒濫徇私,按保舉連坐法治罪。清朝對官吏的處分,一般由吏部或都察院擬定，特殊的由皇帝降旨裁決。最重的處分是交刑部治罪，或斬、或遣戍邊疆。初遣戍者經一定時間可以釋回起用。其次是革職,其中較重的加“永不敘用”4字，輕者加“留任”2字。再次是降職調用，自一級至五級不等。督撫對屬員可以隨時參劾、調動。
職官的監督彈劾 戰國時，御史便握有監督百官的職能,《史記·滑稽列傳》中淳于髡說：“執法在旁,御史在後，”不敢放量飲酒。至秦漢，監督彈劾制度初具規模，《通典·職官一》載：“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又置御史大夫,秦、漢為糾察之任”,並以“御史監郡”。漢代由御史中丞（後改為御史大夫）執掌監督彈劾權。漢武帝劃分全國為十三部作為監察區，派御史負責監察不利於中央集權的地方豪強勢力，京師地區設司隸校尉執掌監察。東漢時期，每逢朝會，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和相當於宰相的尚書令各據一席，被稱為“三獨坐”。至唐代，監察機構的規模更加擴大，以御史台為中央監察機關，下設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別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監察御史組成，而統轄於御史大夫。台院侍御史負責彈劾糾舉違法的官吏，“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新唐書·宗楚客傳》）。殿院侍御史負責糾彈殿庭供奉中違反儀式禮節的事件。察院監察御史“分察巡按郡縣”，並可處理地方獄訟等事務。由於御史“臨制百司，糾繩不法”，“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唐會要·御史台》），所以唐睿宗說：“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之職也。政之理亂，實由此焉”（《唐大詔令集·令御史錄奏內外官職事詔》）。明時，朱元璋以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認為“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明史·職官志》)。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為都察院,並設定十二道監察御史，清襲明制,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參維綱紀”（《清史稿·職官志》）。
封建時代對官員進行彈劾的形式主要有面劾、奏劾、復劾、案劾、重劾、共劾、覆劾、自劾等。如涉及重大事情，允許被彈劾者與彈劾者“於帝前爭論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但對於彈劾是否有效，由皇帝掌握決定權。或者“嚴旨譴責”、或者“有詔勿劾”，一般說來，在政治開明時期，御史行使彈劾權的阻力較小，敢於對不法官吏進行彈劾。御史的監察彈劾權是附著於皇權的，它所起的作用大小，都取決於皇帝，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職官的休致 史書中關於官員休致的記載，略於官員的銓選、考績和彈劾。從漢朝起，官吏的致仕、休假開始形成一定的制度。休假曰“告”,有“預告”和“賜告”。至於致仕，一般官吏和高官均可致仕。唐時關於官員的養老、致仕制度進一步完備。據《舊唐書·職官志》記載：官員年七十應退職，叫“陂土”。五品以上官退休可得半祿。六品以下官退休雖不拿祿米，但額外賜永業田。對於陂土官一般由皇帝特加官階，以示優崇褒獎,功臣也可以賜全祿。明初洪武元年(1368)令:“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其有特旨選用者,不拘此例”。洪武十三年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明史·太祖紀》）。致仕者仍名列官籍。繼續享受免徭役的特權，但如削籍為民，則不得享用，明朝致仕不純因年齡，親老亦許歸養，但從萬曆(1573～1619)時起，十官九缺，致仕制度陷於廢弛。
清朝致仕的官吏，無論滿漢大臣或以原品休致，或晉秩，或乘傳還鄉，或官其子孫，或給原俸，均出自特恩，不為定製。四品以下官告休，則以原品休致。但年老有疾戀職曠官者糾參，勒令休致。
配圖
封建職官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