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司馬光宋朝“保任”制的形式，這其實是薦舉制的一塊翻版。不過，推薦者要對被推薦者負有法律責任，如被推薦人犯罪，推薦人連坐同罪或罪減一等不等。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薦舉分為十科，如第一科為；“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中、高級官員每年必須於十科內薦舉三人，於中書省登記入冊，以備選用。如無推薦或推薦人數不夠的官員，酌情降職或另行處分。如推薦不當者，則連坐處罰。這在司馬光時代，這一舉措對負有推薦人才的官員壓力很大，你不推薦人才，相應降職或作其他處分，你推薦錯了人，一起連坐法辦。
歷史起源
宋朝建國後，為了革除唐五代以來軍閥割據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宋朝設定賣官制度，雖有進納授官、進納補官、進納出身、進納買官、進納官、進納官人、進納出身人、進納人、進納、納粟、納粟補官、納粟授官、納粟得官、入貲補官、納貲授官、獻助補官、獻納補官等各種名稱，含義稍有差異，實際上則是一回事，只作為“權宜之制”。
《宋史》卷158《選舉志》說：“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可知當時尚沒有把進納作為一種入仕門徑。另據《宋會要》職官55之29，宋朝最初施行制度性賣官，是始於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正月：“諸州軍經水潦處，許有物力戶及職員等，情願自將斛斗充助官中賑貸，當與等第恩澤酬獎。一千石賜爵一級，二千石與本州助教，三千石與本州文學，四千石試大理評事、三班借職，五千石與出身、（三班）奉職，七千石與別駕，不簽書本州公事，一萬石與殿直、太祝。”此處的“有物力戶”較易解釋，即是富民，“職員”估計即是“衙前職員”之簡稱，是指富民當衙前者。其它如三班借職、三班奉職、殿直屬低等武官，而助教、文學、大理評事、別駕、太祝屬低等文官。“與出身”則是特授科舉出身，等同於對科舉末等者的恩賜，而非正式及第者。據後引的記載看來，應是科舉的科目之一的同學究出身。
可知北宋前期至中期的賣官仍分文、武兩類，文官中的主簿、縣尉到大理寺丞都屬寄祿官，而非實職差遣。宋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規定在河北、京東、京西和開封府： “許諸色人進納稈草，等第與恩澤。雜稈草每束濕重五十斤。一萬五千束與本州助教，二萬束與司馬，二萬五千束與長史，三萬束與別駕，四萬束與太廟齋郎，四萬五千束與試銜、同學究出身，五萬束與（主）簿、（縣）尉、（三班）借職，六萬束與（三班）奉職。稈草每束濕重一十五斤。二萬束與攝助教，三萬束與州助教，四萬束與司馬，五萬束與長史，六萬束與別駕，七萬五千束與太廟齋郎，八萬五千束與試銜、同學究出身，九萬五千束與（主）簿、（縣）尉、（三班）借職。”
這是進納飼草的實例。“試銜”即“試銜官”。如宋神宗時，“剡人黃庸世以貲雄里中，納粟，得試將作監主簿”。25胡宿《文恭集》卷１８就保留了兩份制詞，一為“進納梢草空名助教制”，二為“在京進納斛斗，楚州等第戸房旺可將仕郎、守本州助教制”。當時的將仕郎屬文散官，而非元豐改制後之寄祿官。
北宋末年，金軍兵臨開封城下，無能的宋廷企圖奉獻金銀，而求金人退兵。城中“收簇大金犒賞金銀”，“有廣福坊李隸，已納金六百七十四兩，銀一萬四千七百四兩九錢，葛關金六百兩，銀三千五百七兩”。宋欽宗“御寳批李隸與成忠郎，葛關與保義郎。凡此同日數百戶，以勸來者”。這是進納金銀賣官的實例。然而增加了數百名進納人，卻仍無補於皇朝的滅亡。
北宋末到南宋初，因財政異常拮据，又先後規定並降低了進納貨幣的賣官價，當時由於在元豐改官制之後，故官名與北宋前期、中期有異。宋高宗紹興末，有“右奉直大夫葉灼男右迪功郎葉均，獻錢一萬二千貫，循右文林郎”。奉直大夫已是正六品的文官，當時用“右”字代表非進士出身，其子葉均可能是蔭補出身的迪功郎，獻錢數與上引表中相合，而超升四階，為右文林郎。另有“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為右從事郎”，超升三階。已故名將楊政“妻崇國夫人南氏獻助錢引十五萬道，二子楊廈、楊庥特補成忠郎”。這是入貲四川紙幣錢引，而補武官。此類都是官員入貲後升官的實例。
南宋初，財政窘急，不僅賣官，也賣實職差遣。紹興末宋金再戰，洪适上奏說：“戎車旣動，支費倍増，賦入有限，生財極難。納粟入官旨揮，今巳半年，縣邑至有計苗一石，斂錢一千，以資貼上戶者。”強迫上戶買官，而又以“計苗一石，斂錢一千”的方式，由其它人戶“資貼”買官的上戶。宋孝宗時，王師愈說，“無見錢以為糴本，或給官告、度牒”，“令州縣變轉現錢，不免強敷之於民”。如何“強敷之於民”的詳情，已不得而知，但強制賣官，無疑在民間造成頗大的騷擾。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腳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餫”。強制進納人運輸米綱。南宋晚期，紙幣楮券嚴重貶值，如“進納迪功郎十七界（東南會子）十萬貫”。文天祥在中舉的《御試策》中說：“自獻助迭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當時強迫“豪家巨室”“獻助”，也對他們為害甚烈。
南宋末年，賈似道推行公田法，向浙西富豪買田。由於官府根本無力支付錢財，故“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郎）、將仕（郎）、校尉、承信（郎）、承節（郎）、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如安人和孺人的外命婦封號也予以出售，倒是一項新發明。這與和糴時將官位向民間強制出售，如出一轍。
相關制度
進納人的階級成份和進納法：宋代能出錢買官者一般是“豪猾兼併之徒，屠酤市販之輩”。進納人按其階級成份，無非是鄉村戶中的地主、坊郭戶中的富商等。
劉攽《江南田家》詩諷刺說：“不如逐商賈，游閒事車航。朝廷雖多賢，正許貲為郎。”50如“宿州臨渙縣栁子鎭市戸進納斛斗人朱億”屬鎮坊郭富戶，因“能輸積，以助有司”，“賙恤阻飢”，其弟朱傑“褒賜一官”，為“本州助教”。51在北宋一些金石題名中有“市戶、守本州助教成公濟、陳士敏”，“市戶、承信郎楊名”。他們無疑都是進納人。又如《夷堅支癸》卷６《尹大將仕》說：“秀州廣平橋尹大郎將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雖無田莊，而浮財頗裕。”他沒有田產，大約是單純由商人進納入仕，而得將仕郎。
在強調科舉出身的時代，就士大夫輩看來，對進納人採取各種限制和裁抑的規定，是理所當然的。故歐陽修說： “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巳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併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
宋仁宗慶曆時，李覯致范仲淹信中說： “且時賣官，雖大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只費十萬緡，亦當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當臨民，以為萬戸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為十萬戸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蘇軾說：“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一時之欲，無所不至。”針對進納授官者作為官場特殊群體，宋朝還專門制訂了“進納法”。其用意無非是儘量壓低他們的地位，減削他們的特權，並加以各種限制。歷代還對進納法作了不少修訂和補充。
宋代的官戶自然是與民戶身份有重大差別，官戶“謂品官，其亡歿者有蔭同”，“諸稱品官之家者，謂品官父、祖、子、孫及同居者”。但對“進納買官”者而論，卻大大提高了官戶的門檻，“系有正法，惟因軍功、捕盜，或選人換授，至升朝官，方許作官戶”。升朝官即朝官，在元豐改制後，須至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方能算是官戶。故杜純說：“入貲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為官戸，葢嫌其逃賦役，困平民也。”從九品的承務郎是文臣京官的最低一階，即使當了京官仍不算是官戶。
宋朝歷代對進納人作了許多專門的限制性規定。宋真宗時已規定，對進納人“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詔富民得試銜官者，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曽應舉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此處的“富民得試銜官者”無非是進納人。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詔吏部流內銓，縁邊州軍地臨兩界處，自今毋得注進納人”。翌年又“詔吏部流內銓，進納授官人舉縣令者，須及五考，有所部升朝官三人同奏舉，乃聽施行”。這是對他們任官地區和充任縣令所作的限制。慶曆七年（公元1047），又詔“應納粟授官人不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考深，無過犯，方注主簿、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録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臨監物務”。嘉祐時，“詔凡入貲為郎，至升朝者，戸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余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増置田產直五千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傭代者聴之”。66包拯曾為進納人與皇親議婚而上奏：“臣竊聞舊開礬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卺。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台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闒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又太常禮院勑，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
到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又對婚姻有作一步規定：“宗室緦麻以上親，委主婚者擇三代中有二代非諸司出職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子孫，方許嫁娶。”宋哲宗時又重複此規定。這是在與宗室女子通婚方面，所作的岐視性規定。
宋神宗時，“詔進納出身人，有旨落進納字者，不以官戶例減役錢”。即使在名義上改換了進納出身，仍不得與其它官戶那樣，減除一半役錢。至晚在熙寧時，“進納授試銜，入下州判、司，中、下縣簿、尉；授太廟齋郎，入中州判、司，中縣簿、尉”。“進納出身三任七考，曾省試下第二任五考，入下州令、錄，仍差監當”。但前引宋仁宗慶曆七年進納稈草的規定，試銜的地位是高於太廟齋郎，而此處則是低於太廟齋郎。史稱“元豐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換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71這是在升遷和差遣上有嚴格限制，判、司、簿、尉、令、錄等都屬文官選人，“該磨勘者換授”武官“降等使臣”，只能任低等的管理稅收等雜務的監當官，並且不得免除科率，即科配的雜稅。
南宋初，宋高宗“詔進納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又詔：“今後應納粟別作名目補官人，不得注親民、刑法官。見在任人罷任，到（吏）部別作注授，仍不注司理、司法（參軍）”，又重申北宋的差遣限制。紹興四年（公元1134），又規定“應納貲授官，武臣至大夫日，遇郊方許封贈”。
南宋初，李綱在一份公文中說：“竊見都督行府札子，頒降官告，勸誘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敎郎至迪功郎，武臣自修武郎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內宣敎郎六萬貫，迪功郎一萬貫，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千貫為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薄、尉，遇有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此處所謂“進納文臣，止於判、司、薄、尉”，是沿用元豐改制前的官名，包括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相當於元豐改制後的迪功郎。前引宋真宗時的賣官規定，當時最高可以出售大理寺丞，高於“薄、尉”十一階，已經屬京官之列，又按前引宋仁宗慶曆時李覯所說，出售大理評事，也屬京官。但後來為了“清流品，重名器”，不再出售京官，而將賣官限制在文官判、司、薄、尉，即迪功郎一階，再要轉官，就升入“右列”，即改為武官。李綱之說實際上沿用了前述宋神宗時的規定。
陳傅良說，按規定，“進納人至從義郎止”。所謂“止”，是指“止法”。“止法尤為嚴密”，75進納人官至從八品的武官從義郎一般情況下就不得升遷，但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繼續升遷。《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１４《進納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記錄了南宋時對進納人升官等限制性的規定如下：“凡進納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移注。歷任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即因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其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奨。如不願換使臣，比類循資，至承直郎止。郎（即）因軍功、捕盜而轉至升朝，非軍功、捕盜而轉至大夫者，聽免差科，科配如官戶。”
此處所說的從八品承直郎是文官，屬低等文官選人的最高一階，也屬進納人的“止法”。“即因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文官從事郎屬選人第四等，使臣是十階小武官的通稱。從事郎再要升官，即改為武官。這與前引李綱之說大致相合，說明進納人一般不得升京官。然而“因軍功、捕盜”等特殊情況，仍可突破止法，繼續升遷至京官和朝官。“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宋史》卷169《職官志》所載相同，可知至晚是熙寧時即是此。
《燕翼詒謀錄》卷５說：“納粟補官，始以拯飢，後以募民實粟於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於邊頗艱，應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歴四任十考，増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職司”是指需要有轉運使之類作舉主奏舉，而“常員”一般是指某機構的常設定額官員，但在奏舉中是作為有別於職司的“常員舉主”。76此說與前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說的考數和舉主有所出入，其實是反映了北宋熙豐之制、元祐之制與南宋之制三者的差異，宋代在理論上還是對官員一年一次考課。關於薦舉，按照規定：“諸進納出身人系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許薦舉。”這又是薦舉方面的限制。
宋理宗端平時成書的《朝野類要》卷３《進納》說： “有因納粟賑糶及助邊者，有隻納粟，則得不理選限文資者，俗謂之買官。此不可以就試出身也。” 文字雖短，卻不易理解。所謂“不理選限文資”，乃是指進納人到吏部侍郎左選參與銓選委任沒有期限，其實是不得參與銓選委任。“不可以就試出身”，似指當時已取消了北宋前期至中期進納“與出身”的舊制，但不應理解為進納人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南宋時記載說：“銓法，進納人年二十五以上試中，方許注闕。”說明對進納人還是有正常的銓試製度。南宋中期的韓元吉《措置武臣關升札子》說：“武臣則惟有關升親民（官）一節，其法頗異。故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出身人止用兩任四年。餘人皆用兩任六年，雖有考第之差，而無舉主之限。惟進納人用七考，有監司、知州、通判三員奏舉，始得親民。”
這表明當時已改變了宋高宗時進納人不得出任親民官的禁令，但他們如果出任親民官，也比武舉、軍班、武藝、特奏名等其它出身的官員麻煩。
一般說來，宋朝並不限制進納人參加科舉考試。但也有個別限制。如宋高宗時，規定博學宏辭科，“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贓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宋寧宗時，規定科舉明法科“禁雜流、入貲人收試”。
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83這當然是反映了“進納入官犯贓”者過多的史實。淳祐十一年，又規定“納粟人雖有考第、舉主，並不聽闢為（縣）令”。從殘存的《吏部條法》看來，當時對進納人的差注、辟舉、關升、磨勘等，較前代或有所修改和補充，今分別介紹於下。
（一）辟舉：《淳祐令》明確規定：“諸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宋理宗寶祐四年（公元１２５６）的聖旨還強調：“進納人亦當遵守條格，不得妄行辟差，不應受辟而輒行求辟。”這可能是淳祐時的新規定，斷絕了進納人通過辟舉而升遷之路。
（二）差註：“應三色官，謂流外、進納、攝官，有舉主貳員，聽與選闕”。“三色官並無舉主人，不得權注”“諸廣南遠地闕”。“諸職田優厚處，非奏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許連任。其進納及曾犯贓罪，若入小處者並不占”。“諸職田中等以上闕，不注曾犯贓罪及前任停替若進納人”。
“諸獨員縣令闕（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贓罪、私罪情重，兩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並年陸拾以上，若流外、進納及未成考人”。又引淳熙九年（公元1182）敕，吏部奏：“司理（參軍）窠闕，進納人在法不許差注。緣有本是進納，而不以進納為名，與無出身同者，近年有授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詳欲將不曾發舉試下，實是進納賑濟，而不以進納為名之人，並依條不注司理。”得到批准。紹熙三年（公元1192）敕又強調了“司理與錄參（錄事參軍）”，“進納”等“皆不在此選”。“應進納人，不注縣尉差遣”，進納人“不注鹽場、鹽倉、支鹽關”。排岸司“應注”“進納出身經任，無贓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甲”。作院“應注”“進納先親民，次監當經任人，不限年甲”。巡轄“應注”“進納經任，識字，年未六十人”。緝捕盜賊“應注”“進納經任，年未五十人。如無人就，仍差不識字，年未六十人”。指使“應注”“進納，不拘已未經任，並聽注，仍不注贓罪人”。“進納得官，及不係試中材武人，而辟巡檢、知縣，須入未滿辟通判與帥機”。“進納、特科人不許辟縣尉”。
“應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寶慶元年（公元1225）規定，“吏部措置選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條應避之親證條”，“其進納人證恩科、吏職，法不許與人對換”。
（三）關升和磨勘：“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91“應選人進納出身，歷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改合入官”。對照前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１４《進納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可知南宋後期，對舉主的要求更為具體。“應進納人叄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升從政郎”。 “應進納使臣（校尉同），監當滿柒年，無遺闕，內須歷名色伍考，有監司或知、通奏舉升陟者，有叄員，年叄拾以上，許到部關升親民。如侍從所舉者，謂當監司員數”。這是對進納人不得任親民官有所鬆動。另一條有所補充，“諸進納人監當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叄員，同罪奏舉升陟者，與親民。其磨勘自參部後，承信郎肆年，承節郎以上伍年，各經住程幹辦叄年以上，有上項官貳員保舉，許磨勘，以後即依其餘使臣條例”。“住程”一詞相當費解，可能是指在相當年限內任同一差遣。“諸流外、進納人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奏聞，降等與使臣。諸獻納補官人，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與比類循〔資〕，至承直郎”。“諸進納出身人磨勘，至從義郎止”。“諸省試下舉人，因進納授官，於元補文書內不坐進納名目者，舉、改官職官、縣令，即依進納例”。“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陸年，住程到任叄年，舉主貳員”。“進武校尉初該磨勘，除進納出身人合理陸年，住程叄年，舉主貳員，其餘人合理伍年，住程貳年。雖於校尉上理年已滿，住程未及，或住程已及，年限未滿，自不該磨勘”。“諸蔭補、進納，因鎖試並賜出身者，並同有出身，理為磨勘”。101這是允許進納人參加貢舉，改變官場出身，“有出身”即是指科舉出身。
“致仕擬官：從事郎以上，右改合入官，進納循資；從政郎、修職郎，右改合入官，進納、流外循資；迪功郎，右改合入官，進納陸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循資，餘守本官致仕”。
從科舉到聯考
| 科舉制度始於隋朝，歷唐、宋、元、明、清而不廢。時至今日，則演變成為所謂的聯考制度。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結，也是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個結。“學而優則仕”，歷代讀書人莫不以此為一條光明大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中國的教育制度在這數千年中發生過什麼變革？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探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