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簡介
《蘇軾詩集》蘇軾詩集，宋代流傳的主要有全集本(收在《東坡前集》卷一至十九，《東坡後集》卷一至七及《東坡和陶詩集》中)、集注本(包括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等)、分類注本(王十朋《百家注分類東坡詩》二十五卷)、編年注本(施元之、顧禧合撰的《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以及《超然集》、《黃樓集》等選本。元、明兩代，全集本與分類注本迭經翻刻，集注本與編年注本未見流傳，選注、選評蘇詩成為社會風尚。
清人宋葷、邵長蘅、馮景、查慎行、翁方綱、沈欽韓、馮應榴、紀昀、王文誥等，分別在蘇詩編年、箋注、評論、考訂、刊行方面儆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而馮應榴與王文誥可以說在清朝中葉做了總結。
新版說明
新版《蘇軾詩集》正是歷代流傳的各種蘇詩刻本的合情合理的延續，尤其是繼承了清人的校訂成果而又有所發展，進行了新的整理加工。本書在校訂文學古籍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也留下一些有待探討的問題，頗引人注目，特加以評介。
一、底本的選擇
清人段玉裁云：“校書定是非最難。”又云：“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校點古籍首先必須慎重挑選底本，這是校點工作的基礎，有時關係到一部古籍整理的成敗。底本選得好，校訂整理，事半功倍；底本選不好，則會帶來一系列麻煩。
《蘇軾詩集》用清王文誥(1764一?)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韻山堂王氏刊本，以下簡稱集成)作底本，而不用久負盛名的清馮應榴(約1740-1800年)《蘇文忠公詩合注》(以下簡稱合注)，這是一個十分大膽的抉擇。
校點者孔凡禮同志在本書《前言》和《點校說明》中陳述了選用集成做底本的理由。認為集成比合注問世晚二十年，“它比較合理地調整了查注①、合注中一些篇目的次第”；“刪去了合注中繁冗的部分，增加了紀昀的一些評語和他自己的案語(即[誥案])”，“詩注部分的篇幅，略減於合注十之二，比較簡明”。
但是前人對集成也有過截然相反的評價。最早的責難來自馮應榴之孫馮寶圻，他說集成對合注“陰據之而陽熬之”，進而批評王文誥：
考核事跡，排次年月，自謂於論世知人之學加密，而多失之鑿且固。元刊《王狀元集百家注》本，宋刊《施顧注》本及影鈔本都未目睹，但據此書(合注)所采，翦截移易，自謂簡明該括，而多失之陋且略。至於《南行集》及“他集互見詩”、“補編詩”，恣行刪削，一變查注本來面目，顧詡詡然以為搜剔淨盡，永斷葛藤，又何其專輒僭妄耶?②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擺在面前，從而要求我們必須對集成與合注的得失認真加以考查比較；也只有對兩書各自的優劣短長做到心中有數，才能揚長避短，合理地綜合地利用它們。下面就此做些初步的探討。
首先，王文誥確實沒有廣搜異本，更未曾目睹宋、元諸善本，這一點馮寶圻說對了。王文誥對蘇詩正文，自注及各家箋注的采輯彙編，主要依賴合注提供的資料，他確實是坐享其成，只搞了些“翦截移易”的編輯加工。他在蘇詩的校訂方面絕少建樹，充其量不過在查注、合注提供的異文之間做出自己的取捨。於是，合注自身的某些疏誤，集成往往因襲不改。例如《梅花》(其一)“一夜東風吹石裂”句③，合注誤“石”為“破”，致使句意難通，集成竟從誤仍作“破”。本書據諸本校改為“石”是對的。更有甚者，由於王文誥刪略不當，“翦截”失誤，還增添了某些新的訛謬。例如《百步洪》(其一)“描四山眩轉風掠耳”句④，合注原本有雙行小註：“(施注)《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目眩轉而意迷。’風掠耳‘用’耳後生風’意，見後卷二十《安國寺尋春》詩施注。”這裡的“風掠耳”云云，是馮應榴的說明文字，做敘述口氣。王文誥見不到施注原刊本，無從校核，對合注採取注文互見的體例亦未加辨析，竟將馮應榴所說"風掠耳"云云兩句話，刪後句存前句，合併到該條施注中。除此類荒唐的合二而一外，刪改舊注乃至蘇詩正文的現象，在集成全書中亦不乏其飼。因此，用集成做底本，必然在校勘方面留下更艱巨的任務。
不過也應指出，王文誥生活於清朝乾嘉年問，他從公開流傳的《蘇詩合注》中，無所顧忌地轉錄有用資料，也是無可非議的。況且他直接採用“榴案”(馮應榴的“補註”)時，一般也標明所自(集成改稱“榴案”為“合注”)。合注也同樣“合”進了施注、類注(王注)、五家注、邵注、查注等各家注文，並有所“翦截”。這不是抄襲。通讀集成全書，王文誥掠前人之美而不標出處者實不多見，因而也談不上“陰據”。唯有上述王文誥因治學粗疏而“翦截”失誤者，應由他本人承擔“陋且略”的文責，不應委過於前賢。幸而此類失誤並非大量存在。
公平地說，王文誥對合注的“翦截移易”，大體合情合理。例如《雙鳧觀》詩“王喬古仙子”句(卷二，82頁)，合注先引馮景注《後漢書·王喬傳》云云，說明蘇詩原句化用了古老的傳說故事，本已經夠了。但它接下去又引查注，據《列仙傳》、《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學林》等書，考訂《後漢書》有誤。這種考訂，於闡明東坡詩旨無補益，徒增篇幅，浪費筆墨。集成只保存馮景注而刪查注，確實比較簡明。又如合注中對“區區”、“歷歷”、“書生”、“苦辛”等詞語，亦加注日“字習見”，這類無聊的注釋均被集成翦除，也是理所當然的。
合注資料翔實，某些考訂亦頗見功力，為校注蘇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但在清朝考據學風影響下，馮應榴對諸家舊注兼收並蓄，務求詳備，不避重複，有些脫離詩旨的考索甚覺乏味。誠如前人所說：“徵引太繁，往往喧奪。”⑤將讀者的注意力引進煩瑣舊注的汪洋大海，對蘇詩的意境主旨的理解反覺淡薄了。比較起來，集成創見不多，也有失於煩瑣處，但比合注簡明，切合實用。特別是遞補了紀昀評語和“誥案”，充實進新見解新資料，校正丁包括合注在內的前輩注家的某些錯誤，確有勝於合注處。校點者從節省篇幅，務求詩注之簡明、減少印製負擔著眼，舍合注而取集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說到“考核事跡，排次年月”，一向被認為是王文誥的一大專長。王文誥有《蘇詩編年總案》四十五卷，就是擴編的東坡年譜，提供了調整部分蘇詩編年的史料依據，受到人們的重視。例如《贈上天竺辨才師》(卷九，464頁)，宋嘉定刊《施顧注蘇詩》將它編為卷十首篇；而卷十所收詩乃“時守高密作”。蘇軾守密州在熙寧七至九年間(1074-1076年)。可是，這首《贈上天竺辨才師》題注又云：“疑悴杭日所作，誤置此卷”。施注對此詩編年似乎舉棋不定，故兩說並存。查注卷七引《鹹淳臨安志》等書，考出“東坡■杭時，辨才正住天竺，贈詩必於此時”，並說：“宋雕本及施氏本俱載此詩於密州卷中，訛矣。”④合注從查注，將此詩移編於熙寧五年(1072年)《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進而指出查慎行“刪施氏原注⑦，而為己之考證，非也。”體現了尊重事實，不掠他人之美的學術道德。王文誥獨闢蹊徑，先據詩中“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等句，確認此詩應是蘇軾於次子蘇迨(長頭兒)四歲那年所作。《蘇詩編年總案》卷九援引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赴登州時《與楊康公書》云：“某有三子，其次者十六歲。”上溯十六年，則蘇迨當生於熙寧三年(1070年)，他四歲時(虛歲)應是熙寧六年，故《贈上天竺辨才師》寫於這一年(1073年)。由此可知，王文誥考核蘇詩編年時，千方百計求內證，即從蘇軾詩文本身的內容聯繫上找線索，這無疑是細密可靠的方法。因而他的意見有較大參考價值。他比施注、查注、合注高明之處，正在於此。仍以上詩為例，合注編者馮應榴同樣看到過蘇軾《與楊康公書》中的自述，他在合注卷首《東坡年譜》內的一條“榴案”中，據《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誤算出蘇迨應生於熙寧二年(1069年)。明知這與《與楊康公書》推導出的生年(1070年)有矛盾，卻據查注“考《贈辨才師》詩為熙寧五年作”，認定“以二年生為確”，進而疑《與楊康公書》，“安知非六字有訛耶?”總之，寧信蘇過不信蘇軾，寧信查注對編年的考證，不信東坡自述，未免本末倒置。王文誥對合注的疏誤發出"此是何見解耶"的反詰⑧，駁正有力，令人信服。
我們承認王文誥對蘇詩編年的考訂“大體可信”，但也不應盲從。集成武斷臆改、“失之鑿且固”的情況也是有的。如《和陶雜詩十一首》(卷四一，2272頁)，查慎行編為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作，合注從之。集成曰：“查注於《和陶》全未了，又以此三年⑨詩少，概以《和陶》填入輳數。合注知之，又以逐首拆改，難以藉手，故不肯明言其事，但朦朧委過於查也。”王文誥將《和陶雜詩》定為“丁丑秋冬海外之作”，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斷不能誤。”可是宋慶元間黃州刊本《東坡先生和陶詩》卷三，在((和陶雜詩十一首》後，附載了蘇軾弟蘇轍(子由)的“繼和”十一首，子由繼和之詩題下有注云：“時有赦書北還。”題注與詩內容是相合的。子由“繼和”之詩，總是在得到東坡新作後即次韻唱和，兩者的寫作時間不會差距三年。東坡的((和陶雜詩))顯然也應作於子由繼和《和陶雜詩》的稍早，即元符三年(1100年)赦書下達時。王文誥未做考訂，無根無據，硬把《和陶雜詩》寫作時間提前到紹聖四年(1097年)，又厚誣查注、合注，實不足取。
通過以上對比可知，馮寶圻說集成“陰據陽豁”，不全屬實。合注原有誤編、誤收、誤校、誤刊，並非盡善盡莢。集成也有立論不周密，武斷自信的弊病。兩書各有所長，又瑕瑜互見。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片面性。重要的是破除門戶之見，設法取長補短，綜合利用。
集成刪去合注所收的絕大部分補編詩、他集互見詩及見於《南行集》的某些早年詩作，馮寶圻斥此為"專輒僭妄"，強烈不滿。其實這部分作品中，只有少數詩可定性(確係東坡作品或定非蘇軾所作)，更多的詩還待考辨研究。王文誥企圖快刀斬亂麻。一刪了之，其刪詩體例，確如《前言》所說：“不夠謹嚴”。為了彌補底本的這一缺憾，同時也“為了使讀者看到蘇詩的全貌，掌握有關蘇詩的比較完備的資料⑩”，校點者回收了被王文誥妄加刪削的這些詩，單編一冊(第八冊)。其中卷四十七收入一至四十六卷已見合注而集成未收諸詩；卷四十八收入除已編入集成外的全部合注“補編詩”；卷四十九和卷五十收入合注“他集互見詩”。這四卷還參照集成體例，採用合注注文，一樣詳加校核。只是排版格式上與“王文誥輯注”的前四十六卷稍有不同，這四卷的輯注者題名也改為“馮應榴”了。換言之，本書最後四卷暗用合注作底本而重新編排，並使之成為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於是新版的《蘇軾詩集》，既有集成的詩注較簡明、編次較合理的優點，又有合注的資料較豐富，收詩較完備的特長。這種新穎獨特的處理方式，可謂校點者選用底本方面的新嘗試。
王文誥的《蘇詩編年總案》，是自可單行的詳細東坡年譜，它對東坡一生立身行實，進退升沉，考訂頗詳。其中有新見解，也有謬說。鑒於《蘇軾評傳》已有專著，《東坡年譜》有待重編，《蘇詩總案》也需再訂補校正，故此次整理《蘇軾詩集》暫不收總案部分，我以為是明智的。今見集成詩注部分與總案聯繫密切的可互為發明的內容，校點者已酌情摘引了總案相關條文附於注後，這何嘗不是行之有效的"補救措施"，同時也從總體上照應了集成體例之統一。
在收詩範圍和編注體例上，做了上述兩方面"善後處理"，再用集成做底本，就比較妥當了。
二、關於校勘
新版《蘇軾詩集》的最大特點和優點，在於它審慎細密地校訂了全部蘇詩的正文和東坡自注。校勘古籍首先應廣徵異本，詳緬占有資料。在這方面，《蘇軾詩集》的成績是顯著的。該書使用了今所知見的(包括美國、日本公私藏書在內的)十餘種極珍貴的蘇詩宋、元刻本及有參考價值的部分明。清刻本，做為主要校本；又參考了存有蘇詩真跡的金石碑帖與著錄金石詩文的專著；還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訂蘇詩的成果。全書採用匯校方式，整理出四千餘條校勘記，分載各卷之後。這些校勘記忠實錄存下各種蘇詩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異文資料(惟缺台灣獨存的宋刻蘇詩殘卷的異文)。這就使本書在資料價值、學術水平上超過以往任何一種蘇詩版本。
本書《校點說明》列舉的校本和校勘資料中，有些特別值得重視。如集甲--《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二十卷，宋孝宗時刊刻的十行大字型，是今存最早的較完整的東坡文集。傳世者僅兩部：一藏北京圖書館，殘存前集的三十卷(詩缺卷三)，沒有後集，存者亦有漫漶處；一存日本內閣文庫，前、後集全，雖亦有殘缺處，但與北圖藏本互為補充，便得到一份比較完備的宋版《東坡集》異文資料。又如施乙——施元之、顧禧合編《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宋景定問鄭羽補刊本，出自怡王府，今由翁同和玄孫翁萬戈(現居美國紐約)收藏，存三十四卷(在各施本傳世諸書中，此本存卷獨多)。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曾目睹之，嘆為人間奇寶”。馮應榴知有鄭羽補刊本而未見過。此書是今存較早的編年注本之一，可補嘉定原刊殘帙(清人宋犖獲見者)之佚缺。今用此書訂正了清人校編施注時的諸多疏漏。再如類甲=二宋黃善夫家塾刊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是今存最早的蘇詩類注本，與通行的四部叢刊影印所收的元虞平齋務本書堂本頗多不同，富有校勘價值。……總之，本書使用的校本，大都成為秘籍珍本，其中某些書專家也無緣得見，更無機會通讀通校。本書校點者以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在中華書局編輯部協助下，獲睹諸多善本，細心比勘，汲取了各家之長，收集了各本有參考價值的全部異文，從而在蘇詩正文及其自注的訂誤、補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足以為本書增輝。單從減省讀者翻檢之勞這一點看，也已功德無量了。現在讓我們略舉數例以說明本書的校訂成果。
《九月十五日……進詩一篇》(卷二十九，1541頁)，是蘇軾應制詩的代表作。詩題與正文的“紫薇花”，眾本多作“紫微花”。按“紫薇花對紫微郎”，出自自居易《紫薇花》詩《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九)。紫微郎為唐中書郎的別稱，唐開元元年(713年)改中書省為紫微省，蓋取象於紫微星。後又於省中種紫薇花，白詩遂有此句。“紫微郎”或作“紫薇郎”，亦本於此。但“紫薇”是落葉小喬木，夏開紅紫花，至秋方謝，故又名百日紅，可供觀賞。“紫薇花”的“薇”不能寫作“微”，各本多誤，本書據集甲校改，是。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詩：“筆老詩新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卷二十八，1505頁)。“詩新”原作“新詩”，不合律詩對仗法則。本書據類甲等校改，好。
《獄中寄子由》是蘇詩名篇，結句原作“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此詩異文頗多，唯“世世”二字，各本皆同。著名書法家啟功教授鑽研蘇詩有獨到見解，他據文義及佛教因果之說指出：子瞻與子由只能今生此世為兄弟，怎能說“世世為兄弟?”事理不通，中必有誤。他懷疑第一個世字是“此”字因形近而誤。我們覆核了十幾種善本，雖無作“此”字者，但施乙此句作“與君今世為兄弟”，也使啟先生的高見有了版本依據。本書據施乙將“世世”改為“今世”，從而糾正了諸本的誤刊。
東坡在其詩作中留下某些自注，那是研究蘇詩編年或進行考索箋注的直接依據，是第一手資料，因而受到人們的珍視。可惜歷代刻本中自注往往與它人箋注或編者校語相混，因而標明“自注”、“坡雲”的雙行夾注文字，是真偽雜糅的，有時拙劣的箋注家還故意偽造自注，竟能以假亂真。為了鑑別出真實的東坡自注，校點者花了不少心血。其中一項重大發現是：全集本、分類注本及底本中的某些所謂自注，在施顧編年注本中，時有不標“坡雲”字樣者。它們是否蘇詩原有的自注，很值得懷疑。這有時可能是施乙漏標了“坡雲”二字，有時則確屬後代箋注家及書賈所添補。添補的依據，不外乎東坡題跋、宋人詩話，筆記雜說之類。有關自注的各本異文情況，詳細保留在本書校勘記中。讀者有志於辨偽時，可參考利用這些校記提供的線索。
匯校雖有利，並非人人皆贊同，有人就認為匯校是煩瑣而多此一舉的。本書的校勘實踐證明了匯校方式對某些文學古籍的必要性。研究蘇詩的前輩學者中，清人馮應榴所見善本最多，但他引為自豪的校本，不外乎宋刊《施顧注蘇詩》(影鈔本)與元刊《類注東坡詩》劉辰翁批點本，皆為殘帙。我們今天可以獲見的宋版《東坡集》、《和陶集》、《類注東坡詩》等，絕大多數馮氏都未見過。因而合注中"某一作某"的校記，遠不能令人滿意。本書校點者在掌握資料之全面豐富方面，超越前人，因而能在校勘方面有所前進，有所突破，解決一些疑難問題。為了勘定是非，某些校記順便做出簡略的考證，寫進了校點者的研究心得，對讀者很有啟發。
不足的是，校記分條過於細碎，一句詩或一句詩注，有時出兩條校記；一卷的校記，有時多達二百多條。既占篇幅，又隔裂正文。個別校記旁徵博引，長達千餘言，簡直成了考據短文，有悖於校記必須簡明扼要的慣例。還有些校記，是多餘的，如《點校說明》已交代過異體字、避諱字、明顯誤刊，徑改不出校，但從校勘記中看到仍有出校的。如：1141頁校記(五七)的"■"一作"■"、1418頁校記(九七)的"裙"一作"■"、1419頁校記[一二二]的"版"一作"板"、1520頁校記(九二)的"歡"一作"■"、1518頁校記(六三)的"■''一作"愧"……都是異體字出校。又如：1727頁校記(四一)云："新芽，原作'新茶'。各本作'新芽'，集成目錄亦作"新芽'。'茶'，誤刊。刀這樣明顯的誤刊，徑改就是了，何必出校?諸如此類的校記有損於本書校勘體仞j之謹嚴，違背了《點校說明》自定的條規。
校點者對使用的校本和校勘資料用簡稱是必要的，唯應在《點校說明》中有所交代。本書這方面有疏忽，如校記中常見的《法書贊》是岳珂《寶真齋法書贊》的簡稱，用的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但在《點校說明》中沒做說明，而是在卷二十校勘記(三二)中順便指出。又如將《鹹淳臨安志》省稱為《志》，是在卷七校勘記(五七)予以點明的。如果不是自始至終通讀校勘記(還得細心查找，粗枝大葉不行)，猛一見到個《志》或《鑒》，簡直不知是何書。對偶一用之的校勘材料，這種省略書名的做法，實無必要。因為徒添混亂，利多弊少，為省幾個字，反增讀者負擔。
《點校說明》第四條列舉的集丁(宋黃州刊《東坡先生後集》和集戊(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是分藏兩地的同版書(宋慶元間黃州刊本《東坡全集》中的兩種)；施甲和施丙又都屬於宋嘉定刊《施顧注蘇詩》。仿集甲(包括北圖、日本分別收藏的同一刻本)標名體例，均應合併。以上兩處的"一分為二"的分標方式，說明校點者對所使用的某些善本之版刻源流似未全搞清。
三、注文的整理
新版《蘇軾詩集》是校點本，不擔負補證和新注的任務，故不能、也無必要逐條覆核諸家舊注。注中存在的思想性、科學性、技術性的局限，只能一仍其舊，這是無可奈何的。有識別能力的讀者，也不會因此而苛求於校點者。
舊注中有些涉及史料和史實的明顯錯誤，造成“詞句和事理難通”(見《點校說明》)，甚至影響句讀標點。凡此，校點者查閱有關資料後做了校改，一般也反映在校勘記中。如卷二十《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河水渺綿瓜蔓流”句(1017頁)，下引“（王注子仁曰)：《水衡記》”云云，底本原作《永衡記》。史無《永衡記》其書。校點者經過考訂，知有《水衡記》，乃“記一年中各月雨水之特點並因以區分之書”；再查施乙、類本，“永”正作“水”，遂據以改正。又如卷一《竹枝歌》“滿船哀唱似當年”句(25頁)，底本引“(合注]《史記·司馬遷傳))”云云，事理難通，司馬遷怎能為自己在《史記》中立傳?校點者將《史記》改為《漢書》，糾正了錯誤。類似這樣的校改，我以為很有必要。
本書整理舊注的成績之一，是將注中涉及十三經、李白詩、杜甫詩的條目，基本補齊了篇名。這就更便於讀者使用舊注了。但是，注中常見稱引的還有韓愈詩文等，其篇名未做添補，因為缺乏相關的索引，不具備校補的便利條件。底本據合注援引的施注注文，原有闕文，王文誥曾妄加添改。這次由校點者據施乙做了校訂，未全寫入校記。類注中同樣的脫誤，則不校改，大約是由於類注有四部叢刊影印本，較通行習見吧。總之，以上兩項增補，均屬盡力而為，對讀者有利，值得歡迎。可惜在校改體例上還不夠嚴密。
反之，校點者對舊注的某些刪削，可能招來非議。譬如“誥案”中妄自尊大、誹謗前賢的那些話，校點者以“占篇幅”、“於詩義闡釋沒有補益”、“對讀者則可能有不良影響”等理由而予以刪削，又不出校記，很多人就不贊成。因為王文誥的文風和集成的特點，正在於“誇大嚕哧而絕少新見⑾。”刪去這些引人生厭的文字，客觀上反而美化了王文誥，拔高了集成的水平。況且按照上引刪注的“理由”，集成中“占篇幅”、“有不良影響”的話還很多，如侮罵王安石變法，攻擊農民起義的那些議論，都沒有刪，保留原樣。可見刪注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實這些議論，只要在適當場合(例如《前言》)中做出總的概括的批評，原話照錄也無；妨，讀者決不會持異議的。刪了，反而使讀者不放心。這牽涉到整理古籍與研究古籍(校點與評論)的關係，在技術性的校點工作中，不應摻進個人的好惡之感，是非之見。如對校點對象_古籍，想有所議論，應通過撰寫專著或評論文章等方式表達出來，而不必刪書改注。處理今人著述強調文責自負，對待古籍亦應如此，替古人改文章豈不是越俎代庖，節外生枝?
與上述不必要的刪削恰成對照的，還有一種不必要的校補。卷二十三《歧亭五首》其三“合散更主客”句下，底本原有小字夾註：“更，平聲”(1207頁)。這個音注究竟是東坡自加還是後人添注，已難確改。本書卻在正文中插入“集本施乙原注”六字括注，殊無道理。正文中的雙行夾注，除作者自注外，均為古代箋注者所加，插進校點者的括注，就混淆了校、箋的界限。其實把此六字括注改為校勘記置卷宋，也就可以了，不宜徑改正文。此外又見到一種校補，是在舊注中括注校點者按語。如卷四十八《過濰州驛》詩，將翁注攔腰斷開，中間插入長達一百二十字的按語(2614頁)；又《讀後魏賀狄乾傳》詩，查注末附長達八十來字的按語(260l頁)。這些都是校點者的話，今竟混在舊注文字內，也不倫不類，損害了舊注本身的體例完整。校點者在正文和舊注中穿插括注，是超越校點職責範圍的，因而是多餘和不必要的。
四、標點及其它
點斷蘇詩並不難，難的是為一百幾十萬字的舊注加新式標點。《蘇軾詩集》的標點，基本正確可靠。但也有不少可商榷處，分舉如下。
1．書名號的使用致誤例：
603頁第七行：“王安石《次韻》詩”；倒數第一行“《欒城集．次韻》詩”。這裡的“次韻”二字不應視為省略的詩題，也無必要加書名號。它如“詩敘”(引)之類，亦以不標書名號為佳。
2621頁第九行：“《古樂府》：木蘭詩。”古樂府是文體名，不是專書，無須標號；“木蘭詩”則是樂府名篇，應加書名號。正確標法應是：“古樂府《木蘭詩》”。
1881頁倒四行：“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這可能使人誤以為東坡寫過《和陶詩引》了。其實東坡只寫了“和陶詩”，而由其弟蘇轍撰寫了“詩引”，收在《欒城集》卷二十一。按《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是可以單行的宋刻蘇詩善本，即本書《點校說明》提到的主要校本“集戊”。故這裡的正確標法應是：“《<東坡先生和陶淵咀詩>引》”。
2．因不熟悉佛學知識而致誤例：
1245頁第十行：“《法華經解》：‘世尊十號具足世出，世間之所。宗主，故名世尊，’”有人指出第一個逗號應在“具足”後，因為“世出世間”是世間和出世間的意思。而校點者可能不很精通佛教術語，遂出現失誤。
3．因不熟悉古代地理、名勝而致誤例：
1267頁第九行：“先住江州之承天，繼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州之金山、焦山。_”按“開先”下應頓，“歸宗”下應逗。校點者未核《廬山志》等書，不知歸宗寺在廬山下，誤以為它與潤州有關，因而點破。
4．因不熟悉古代官制而致誤例：
1591頁第九行：“趙清獻奏留之，入為三司驅磨官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漕廣東。”施注系節引《宋史》，刪去了“從副使”前的幾句話，又將原文“磨勘”引作“驅磨”。這一點已被校點者發現了，但仍將“從副使”連上讀，似以“從副使”為“三司驅磨官”的副職。這是不應有的失誤，也說明校點者不熟悉吏制。
5．因誤解文義而致誤例：
1303頁第六行：“黃■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據《宋史》，“召用”對象是黃■，而曾布阻之。“曾布”後的逗號應移到“召用”後面。校點者誤以為“哲宗議召用曾布”，而黃定阻之了。
2354頁第一行：“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按“擔簦”本義是背著傘，引申指奔波、跋涉。這裡“擔簦萬里”宜連讀，不應從中點斷，致使文氣不順。
綜上所述，我們感到《蘇林詩集》整理者似把主要精力花在校勘上，而標點斷句方面稍欠功夫。上列各項失誤舉例中，有些顯然是不應出現的(如1591頁、1881頁)，有些似又難於避免（如2145頁)。標點古籍是一項枯燥乏味而又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兢兢業業者亦難免千慮一失。因此有些專業作者不敢涉足其間，或不屑於此道。這是很令人遺憾的。我們指出《蘇軾詩集》標點上某些可議之處，旨在協助校點者尋找致誤原因，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改進工作。決不想輕率否定該書標點上的功績。
本書所收蘇軾詩，若包括他集互見詩與補編詩，則有二千八百二十多首，為目前收詩最全、資料最富的一部蘇詩全集。
校點者見各本坡詩均有漏收者，又千方百計收集到"輯佚詩二十九首，"做為"增訂"，附於卷末。其中見於《永樂大典》的若干首，與欒貴明《蘇軾蘇轍集拾遺》(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五期)不謀而合，其餘皆首次披露。由此可見出校點者在輯佚方面的專長。校點者為佚詩所作的校注和考訂，很有參考價值。如剔除了見於((永樂大典》的《游南嶽》詩，以其"不可信"，就是言之有據的。當然這方面還有不少資料有待挖掘和鑑別，本書的輯佚還只是初步的，難免有漏輯者。
近接友人欒貴明函告：“近來偶然發現我所輯蘇詩中，《寄汝陰少師》和《和南郡趙少師》二首，見於《蘇魏公集》卷八。故應予註明或刪除。”準此，本書增訂部分，似應刪去這二首詩，或仿《游南嶽》之例，在校注中予以說明。校點者的疏失顯然是由於未查《蘇魏公集》，由此也可知輯佚之難。
蘇詩數量多，查起來不方便。本書附了《蘇軾詩集篇目索引》對讀者使用該書，當有裨益；但還不夠用。如能再編制出蘇詩人名地名索引，以及"堪靠燈"式的字詞索引，更可造福於蘇軾研究者，加快研究步伐。我們期待著更詳密的東坡集索引早日問世。
【注】
①指查慎行《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②引自同治九年(1870年)《新刻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
③見《蘇軾詩集》卷二十、1026頁。以下凡引本書只註明卷頁數。
④卷十七，892頁。⑤見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辛集上五七。
⑥宋雕本指宋嘉定六年原刊本《施顧注蘇詩。施氏本指清宋犖重刻的《施顧注蘇詩》。
⑦指施本此詩題注"疑■抗日所作"等語。見上引。
⑧見《蘇詩編年總案》卷一。⑨指的是戊寅至庚辰1098-1100年。
⑩見《點校說明》。
⑾引自錢鍾書《宋詩選注》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新版《蘇軾文集》書後
《蘇軾文集》七十三卷，孔凡禮點校；《蘇軾佚文彙編》七卷，孔凡禮輯錄。二者的合編本，最近已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
鑒於《蘇軾詩集》已經出版，《蘇軾詞集》準備另編，這部《蘇拭文集》便成為只收東坡散文、韻文的專書，並與詩集、詞集配套。
點校者經過深思熟慮，選用了明萬曆間茅維編印的《蘇文忠公全集》做底本，不失為一項比較明智的抉擇。
久負盛名的蘇軾詩文全集當推許“東坡七集”，今所見足本有明成化間程宗刊本，其《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等采自宋刻，《續集》十二卷乃明人新編。此書刻印精良，然有三點不足。其一是收文不全，如題跋雜記“或者具有比較高的文學價值，或者在其中就歷史上的、現實中的、以及其它領域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卓有見地的解釋和論斷，是蘇軾散文的必要的和有機的組成部分”(引自《點校說明》)，可惜“七集”中此類文字收錄太少，缺佚過甚；又如尺牘系考查東坡交遊與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七集”也收錄不全，舉《與程正輔書》為例，《東坡續集》只有二十四篇，底本卻保存七十一篇。其二是編次欠佳，由於“七集”是分集合編，致使賦、記、銘、贊、碑、傳、書、啟及雜文等散見於《前集》、《後集》和《續集》，不按時序排比，又不以類相從，分隔數處，查找起來，頗為不便。其三是版刻有誤，校訂任務太重。
此外，明刻一百十四卷本《蘇文忠公集》及清蔡士英刊一百十五卷本《東坡全集》，皆分類合編的蘇軾詩文全集。前者因"編輯無法"而受到《四庫提要》的貶斥；後者是《四庫提要》著錄之本，但取材不足(如尺牘較通行本少數百篇)，體例不純(如題跋、志林分類失當又有重出)，且原本難覓，因之皆不宜做底本。
茅維刊本也曾被《四庫提要》斥為"陋略尤甚"，點校者認為這是偏見。按茅維刊本印製不精，誤字較多，也有脫題漏句重出現象，這是明版書的通病。經過校對，可知茅維刊本有兩個長處：一是資料齊全，尤以題跋、尺牘收錄最多，乃至清初以來廣為流傳的《東坡尺牘》、《東坡題跋》等專書，皆據茅維刊本相關內容抽印單編而成。二是編排大體合理，全書按文體及內容分類，大類下又列細目，同類文章多數還能按寫作時問排比(如尺牘)，便於尋檢和研讀。點校者認為茅維刊本"瑕瑜相較，瑜遠勝瑕"，是有一一定道理的。
本書的校勘比《蘇軾詩集》又有所發展。詩集主要用不同版本對校。文集情況複雜，除採用九種主要校本通校外，還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別集、年譜、筆記等多方面資料以解決個別篇目的疑難問題。文集中的制、奏議、尺牘、題跋雜記各類，又尋覓了各自的參考校本如《宋大詔令集》、《歷代名臣奏議》、《蘇長公二妙集》、《東坡志林》等等。總之，點校者將傳統的本校、對校、他校、理校諸法綜合利用，融匯貫通，從而訂正了底本的某些誤脫衍倒，錄存下大量有參考價值的異文資料，並對部分篇章的寫作時間乃．至重出疑偽問題做出了簡要交代。茲舉二例：
《後赤壁賦》有云：“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指出：“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朱子語類》卷一三0亦疑“二”字系“筆誤”。但是《東坡集》作“二”，況且“東坡親跡亦然”(朱熹語)，雖於事理不合，一般選家仍不敢遽改。後點校者看到《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及《宋文鑒》皆作"一"，遂據改，於是文義始暢通。
《議學校貢舉狀》首句：“熙寧四年正月口日。”底本和《東坡奏議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等書均同。點校者依據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四年正月”應作“二年五月”。雖未敢徑改正文，但在校記中有所交代，對讀者研究本文很有參考價值。
由於進行了全面認真的校訂，《蘇軾文集》從文題到字句各方面都優於通行本，可以說已向蘇文“定本”的目標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大步。當然，該書的校勘並非盡如人意。其校勘體例稍嫌繁瑣，某些校記寫得不夠精煉，表達方式也不盡統一。對底本的個別改動以及不影響文義的文言虛詞的出校，總令人感到點校者對所謂墨跡刻石資料有所偏愛和偏信。
本書對互見於《蘇軾詩集》的篇目採取了刪文留題的處置辦法，這是因為點校者視二者為姊妹書，避免重複。只是給未備詩集的讀者增添了閱讀上的困難，或許這些讀者會認為這種"互見"不一定是最佳處理方案。對於另外的一些疑偽或互見的篇目，點校者在校記中大都做了交代，這是完全必要的。偶爾也有漏校者，如《鳳味硯銘並敘》(550頁)，又見於《欒城集》卷十八，未能出校。
《蘇軾文集》內容包羅萬象，涉及經學、史學、佛學、水文地理、中外關係、政治經濟、典章禮儀等專門知識，標點起來頗多困難。幸賴社會各界人士關注，諸多名家協助把關，因而該書標點當比詩集更趨準確完美。但仍不敢確保萬無一失。至於因對文義理解不同而產生句讀上的差異．更有待於進二步探討了。
《蘇軾佚文彙編》是孔凡禮先生費數年之功潛心搜輯的結晶，他翻查過上百種文獻和文物資料後，輯得東坡佚文(包括殘篇斷句)約四百篇，遵正集體例，按類編排，厘為七卷。各篇文末註明其出處，又在校記巾交代寫作時間，考定文章標題，匡正誤字謬句，並對兩存疑似之作加以必要的說明。《艾子雜說》、《漁樵閒話錄》、《續雜纂》等有爭議的作品則編為附錄。由於《彙編》的宗旨是"期於全而後已"，所以歷史上凡傳為蘇軾作品者，包括零章斷句在內，已大體搜羅齊全，庶幾省去研究者翻檢之勞。
這裡確實蒐集了不少珍品，值得重視。如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的《乞致仕狀》，諸家年譜均曾言及，正集卻未收入。今從《東坡外集》覓得此文，彌足珍貴。又如《與錢穆父書》，正集只存二十八篇，今於《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發現另外的二十九篇；總數長出一倍有餘，這對考查蘇、錢交遊及東坡思想必將大有裨益。尤其是《西樓帖》保存的幾十篇文章，內容比較可靠，更富參考價值。可以預料，《蘇軾佚文彙編》對有關專家學者將有更強烈的吸引力，更使人感興趣。
《蘇軾佚文彙編》尺牘部分內容豐富，題跋雜記稍嫌蕪雜。有些見於詩集注文或校記的敘跋短文，均予回收。而按照正集體例，這類文字是該刪文留題的，到了《佚文彙編))中改為擬題以存文，大約是為了求“全”。出於同樣的考慮，某些疑似之作也被採錄了。筆者認為，當個人的校訂考辨不足以做出最後案斷時，先將它們收入文集，是行之有效的簡便措施。而其為偽存真，只能留待各路學者其同承擔了。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佑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存世書跡有《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等。畫跡有《枯木怪石圖》、《竹石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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