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評傳》:本書重在總結王國維貫中西、兼通古今的特點，書中運用大量第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提要

王國維（1887－1927），字靜安，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在中國文化轉型的近代，王國維作為書香世家的後代，從一位感情濃烈的詩人和西方學術文化的介紹者，天才的成長為現代中國詩學、中國戲曲史、甲骨學、敦煌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中國上古史、西北歷史地理和蒙古史、元史等眾多學術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從而成為獲得廣泛國際聲譽的一代學術宗師。
本書重在總結王國維貫中西、兼通古今的特點，闡明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不迴避有爭議的問題，真實的展現他的友朋交往與生活情趣。書中運用大量第一手材料並首次刊出《人間詞話》手稿。

總序
重寫近代諸子春秋
英文提要
第1章尋找新路
1.1錢塘江邊
1.2不再走科舉之路
1.3體素贏弱，性復憂鬱
1.4憂患意識
1.5編輯《教育世界》雜誌
1.6第一篇文章：《哲學辨惑》
1.7獨學的時代
1.8從哲學轉向文學
第2章早期美學思想
2.1美育思想
2.2美的本質和文學的起源
2.3天才和美的創造
2.4古雅美
2.5喜劇觀
2.6中國的天才作家
第3章《紅樓夢評論》
3.1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的價值
3.2《紅樓夢》的美學價值
3.3《紅樓夢》的倫理學價值
3.4批判舊紅學，建設新紅學
3.5學術論文新文體的創造
3.6《紅樓夢評論》的不足之處
第4章《靜庵詩稿》與《人間詞》
4.1《靜庵詩稿》
4.2《人間詞》
第5章《人間詞話》
5.1《人間詞話》的發表與版本
5.2自編《人間詞話》選
5.3《人間詞話》的結構
5.4境界討論中提出的問題
5.5《人間詞話》中境界的涵義
5.6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
5.7隔與不隔
5.8自然與理想
5.9民族文化本位的觀念
5.10從西方文化中汲取創造的動力
5.11以境界衡詞
第6章中國戲曲研究
第7章從京都到上海
第8章所謂南書房行走
第9章與國內外學者的交往
第10章清華園中的教授生活
第11章國學研究的歷史性貢獻
第12章學術研究的方法
第13章以身殉學術
結束語王國維——中國廿世紀的文化巨人
王國維學術行年簡表
後記
附錄：《人間詞話》手稿

導語

王國維，字佰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人。近代中國著名學者，傑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學家，詩人、文藝理論學、哲學家。世代清寒，幼年苦讀，為秀才。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千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
王國維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其學識博大精深，著述宏富，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短暫的51年生涯中，他先後從事哲學、文學、戲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漢晉木簡、漢魏碑刻、漢唐史、敦煌文獻以及西北地理、蒙元史的研究，著述60餘種，在諸多學術領域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是現代中國學術傳統的重要奠基人。

前言

中華學術，源遠流長。春秋戰國時期，諸子並起，百家爭鳴，呈現了學術思想的高度繁榮。兩漢時代，經學成為正統；魏晉之世，玄學稱盛；隋唐時代，儒釋道三教並尊；到宋代而理學興起：迨及清世，樸學蔚為主流。各個時代的學術各有特色。綜觀周秦以來至於近代，可以說有三次思想活躍的時期。第一次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競勝。第二次為北宋時代，張程關洛之學、荊公新學、蘇氏蜀學，同時並興，理論思維達到新的高度。第三次為近代時期，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凌侵，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於是志士仁人、英才俊傑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說，期於救國．形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
試觀中國近代的學風，有一顯著的傾向，即融會中西。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對於中國學人影響漸深。深識之士，莫不資西學以立論。初期或止於淺嘗，漸進乃達於深解。同時這些學者又具有深厚的舊學根柢，有較高的鑑別能力，故能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從而達到較高的成就。
試以梁任公(啟超)、章太炎(炳麟)、王靜安(國維)、陳寅恪四家為例，說明中國近代學術融會中西的學風。梁任公先生嘗評論自己的學術云：“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輩，……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清代學術概論》)所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現了融合中西的傾向，不過梁氏對西學的了解不夠深切而已。梁氏自稱“適成為清代思想史之結束人物”，這未免過謙，事實上樑氏是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誠如他自己所說“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梁氏雖未能提出自己的學說體系，但其影響是深巨的。他的許多學術史著作今日讀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薊漢微言》中自述思想遷變之跡說：“少時治經，謹守朴學……及囚系上海，三歲不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乃達大乘深趣……既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鞅掌余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凡古近政俗之訊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為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這是講他兼明華梵以及西哲之說。有清一代，漢宋之學爭論不休，章氏加以評論云：“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為玄談者，亦有言理密察、實事求是者，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志爾！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為而不息乎？”這是表示，章氏之學已超越了漢學和宋學了。太炎更自贊云：“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侷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謂專志精微，反致陸沉；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余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太炎自負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評論云：“其所自述．殆非溢關。”章氏博通華梵及西哲之書，可謂超越前哲，但在哲學上建樹亦不甚高，晚歲又回到樸學的道路上了。
王靜安先生早年研習西方哲學美學，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學的觀點考察中國文學，獨闢蹊徑，達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後，專治經史，對於殷墟甲骨研究深細，發明了“二重證據法”，以出土文物與古代史傳相互參證，達到了精確的論斷，澄清了殷周史的許多問題。靜安雖以遺老自居，但治學方法卻完全是近代的科學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受到學術界的廣泛稱讚。
陳寅恪先生博通多國的語言文字，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多所創穫。陳氏對於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見，他在對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中論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沉歇絕……在吾國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實在是精闢之論，發人深思。陳氏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但是他的學術成就確實達到了時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適之在文化問題上傾向於“全盤西化論”，而在整理國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馮友蘭先生既對於中國哲學史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又於40年代所著《貞元六書》中提出了自己的融會中西的哲學體系，晚年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表現了熱愛真理的哲人風度。
胡適之欣賞龔定庵的詩句：“但開風氣不為師。”熊十力先生則以師道自居。熊氏戛戛獨造，自成一家之言，讚揚辯證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論。馮友蘭早年擬接續程朱之說，晚歲歸依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這些大師都表現了各自的特點。這正是學術繁榮，思想活躍的表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有鑒於中國近現代國學大師輩出，群星燦爛，構成中國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躍的時代，決定編印《國學大師叢書》，以表現近代中西文明衝撞交融的繁盛景況，以表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術的豐富內容，試圖評述近現代著名學者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凡在文史哲任一領域開風氣之先者皆可入選。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編輯部同志建議我寫一篇總序，於是略述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特點，提供讀者參考。
1992年元月，序於北京大學

後記

近二十年來，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里，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漸漸被重視起來。我們將在文化走向繁榮的氣氛中邁進二十一世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與此同步，研究王國維也熱了起來。不在這個文化氛圍中的外國學者朋友悄悄地問：“王國維為什麼在大陸這么熱？”我總回答：“不是出於直接的政治原因；而是因為在重新研究中國文化時，人們處處會發現王國維。，，比如，研究敦煌學，“文革”剛結束時有人競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的確，由於“文革”史無前例的橫掃，許多學術領域一片荒蕪。對此，季羨林先生睿智地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屬於全世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人們會自然地想起王國維目睹敦煌卷子大量流失時的心境。第一位提出敦煌學的陳寅恪就同時認為這是傷心學。季羨林先生回憶說：“陳先生在1929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系學生，詩日：‘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大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歷史系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季先生的意見使我豁然開朗，不只是認識了王國維．更重要的是認識到文化的真諦。
我能接觸到王國維，得益於北京大學的科學、民主的學術氣氛。我於1955年就讀北京大中文系．王國維的學術生命似乎到處都活潑潑地存在著。當時無論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中國文藝批評史，文學理論的課程都少不了王國維的名字。宗白華先生講《中國美學史》，境界自然是他經常的話題。我私下覺得，他的知識結構、審美情趣很像王國維。講《西方美學吏》的朱光潛先生其實也喜歡王國維。一次，他認真地告訴我：“我自己的理論著作，其實只寫了一部，就是《詩淪》。”於是，我去讀《詩論》，才發現境界正是《詩論》的中心，其中談到中西思想方法的對比，從概念到語氣，都與王國維有異曲同工之妙。以後，我留在北大當助教，楊晦先生曾經指導過我。一次，我剛在他的客廳里坐下，他劈頭就問：“你看中國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代表是誰？”我摸著剛沏了龍井的發燙的茶杯，還沒有進入境界，’有點漫不經心地說：“胡適吧。”他卻追問說：“你怎么知道是胡適？”我心裡以為這是常識，其時，文史哲和其他方方面面都在深入批判胡適的影響，就回答說：“全國都這么說吧。”哪料到楊晦先生忽然嚴峻起來：“全國都這么說？你在全國調查過了？”我一時語塞。他連連說：“真是的，真是的。”並轉而告誡我：“做學問切忌人云亦云，自己知道一點就說一點。”一邊說一邊使勁掰著自己的手指頭，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這時，我才猛然記起他上次輔導我時曾著重指出：學術批判不等於學術評價。這回顯然是檢查我領會到什麼程度了。於是，我複述了他的意思，現在批判胡適不等於就這樣評價胡適。但是，他對我的回答仍不滿意。情緒緩和一些後，又繼續指導我說：“搞文藝理論，就怕架空；架空了，什麼都是空的。”這次談話使我知道，楊先生評價王國維的學術成就高過於評價胡適。他不說王國維是“封建遺老”，而稱之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代表”，這在當時是很高的評價了。楊先生追求學術上的純真，即“相向默然，瞭然於懷”的境界(《唏露集序》)，有點像禪。我卻悟性太差，常懷遺珠之憾。他因為常有與流行的看法不同的精闢見解而受到學生尊敬。與此相聯繫，那時候，“反右傾”已擴展到文化領域，楊先生正在挨批判。他的嚴峻，大概不只是對我的。我卻有幸隨後能從王國維著作中領悟到一點什麼叫治學“不要架空”。想起我的老師，挨著批判仍要教好學生，冒著政治風險去信任後輩，心靈常受震動。待到文化大革命時，王國維的名字就不見了。真理是顛撲不破的。歷史意味著對過去的不斷地重新發現。“文革”一過，王國維又重新顯露出他的人格魅力。其時，中文系唯一當過王國維學生的，是王力先生。他一當完“反動權威”，就著急地尋找王國維給他寫的條幅。事情是這樣的：“文革”伊始，王先生將著作交出去了，手稿也上交了，家裡被抄過多次。在這種情況下，他卻冒險將掛在書房裡的王國維寫的條幅悄悄藏了起來。此後的艱難歲月中，當然顧不上去看它。待到陰霾散盡，要讓它重見天日之時，卻翻遍書架也找不到。於是才想起王師母將這幅字疊起來藏在字紙簍底里了。事隔多年，早已忘記到底是哪個紙簍，最終也沒有找到。王力先生對我講起這件事時，盡力保持著一種克制下的平靜，只說：“這真是最大的損失。”此情此景，一直使我深為感動。身處危難之中，唯獨想到要冒險去保存王國維的墨寶，這說明王國維的人格力量實在太偉大了。我開始理解王國維，倒是因為受魯迅《狂人日記》的啟示。那個時代，麻木的人顯得知足常樂，而在鐵屋子裡最先覺醒的人是痛苦的。黑暗使他痛苦，痛苦催他覺醒；覺醒之後一時打不破鐵屋子，就有更深的痛苦了。魯迅寫的“狂人”是誰，沒有必要查究；但我相信，王國維是比魯迅寫的“狂人”更早一代的覺醒者。這一批人所承受的精神壓力，當然也比“狂人”更深重了。然而，王國維卻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作出了舉世矚目的學術貢獻。他自己走不出這個鐵屋子，致使靈魂被毒化，生命被吞食；但另一方面，他又掙扎著用自己的生命化成的學術成就，奉獻給未來。他的堅韌不拔的毅力，這種忍辱負重的犧牲精神，是中國人民長期被剝削、被壓迫，又長期奮鬥、自強的過程中鍛造成功的。王國維崇尚天才，天賦甚高，然而我認為，他身上凝聚的這種民族精神，閃爍著光彩，更令人神往。他犧牲了，他作出了他可能達到的對中國文化的最大的貢獻。他的人格的光彩將因此照亮學術，照亮後來人的路。我從1983年開始給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進修教師和高年級學生開《王國維美學思想》專題課，中間講過幾次，最後一次是1995年講的。我感到研究王國維應從整體上把握他的學術人格，如果將他前期美學思想的研究和後期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截然分開，或者將他的學術成績與思想分析截然分開，就容易各執一端。王國維聯繫著中國文化的古代和現代，是中國現代將西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成功交匯的一個範例。總結王國維的完整的學術經驗，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切近的意義。基於這一點，需要全面地研究整個王國維。我堅信我的理論意圖，但卻因學力不逮，備受其苦。即使寫完了書，仍感忐忑不安。本書只能說在全面研究王國維的開始階段，提供一些材料和見解。我能完成這本書，靠天時、地利、人和。我感謝王國維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接受過我的訪問。走在我前面的湘潭大學肖艾教授首先完成《王國維評傳》給我以啟示。北京大學圖書館幫助我訂購了大量有關資料。待我要訪問趙萬里先生時，他已臥床而不能說話。感謝北京圖書館陳杏珍教授的幫助。在趙萬里先生之後，她是第一位親自校閱《人間詞話》手稿原件的學者。我的朋友清華大學孫敦恆教授、北京大學李醒塵教授、洪堡大學梅薏華教授、早稻田大學岸陽子教授給予了親切的幫助。顧建平、方生、莫常紅、劉天一諸君幫助校閱校樣，最後由史海音幫助校定。百花洲出版社，特別是“國學大師叢書”總體編輯錢宏先生有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同時有具體策劃、組織的實幹精神，給我許多啟發和促進。本來，稿子都是催出來的；我特別對發稿過程中給予我的許多照應，銘感在心。1996年冬補記在本書完稿之後，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校準備在王國維先生誕生百周年之際舉辦國際學術討論會，以便進一步研究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及其當代意義。我受命徵求王國維先生的公子王登明教授的意見，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表示秋天來京赴會。那時他正在病中。不久，他聽說我也得了病，又來了一封信。他在新年賀卡中還說希望我早日康復，並說“我身體亦好”。不料突然來了晴天霹靂，“訃告”稱：“王登明教授於1997年3月4日因腦外傷醫治無效逝世。”我和登明教授只有幾次交往，深感他謙和敦厚、周到內向，按說是長壽的性格，酷似王國維先生。悲痛的時刻，謹記此表示永久的悼念。劉炬北京大學燕北園學步齋1997．3．12

精彩頁（或試讀片斷）

王國維於1877年12月3日(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城內雙仁巷王宅。現屬海寧市鹽官鎮。
提起海寧，人們會聯想起觀看錢塘潮。海寧扼錢塘江口的北岸，自古是觀潮勝地，享譽中外。相傳唐代詩人駱賓王被貶杭州時，寫過“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的詩句。劉禹錫吟詠錢塘潮：“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足證錢塘觀潮的歷史頗為悠久。海寧背山面海。北面的山是：花山、菩提山、黃山、鵑山、紫微山等。傳說劉禹錫登紫微山時，曾立碑誌念，今半山處尚有石碑存留下來。可是，王國維在家鄉時考證過，此碑不是劉禹錫所立，他是否登過這座山也不可考，倒是自居易登過紫微山，因為萬曆《杭州府志》載：“唐中書舍人白居易登此山。”家鄉的山光水色和許多人文歷史緊密聯繫，這早就吸引了王國維。
“鹽官一線潮”，是說明鹽官鎮是觀錢塘潮的重要地點。海寧離杭州45公里，離上海160公里。錢塘江海口如同喇叭口，海水從百公里寬的海口突然湧入，驚濤澎湃，一齊匯集到鹽官鎮南，那裡的江面寬僅2公里，大潮至此，拍岸豎起，聲似響雷，潮頭白色的浪花蜂擁著一線排開，與水天相接，十分壯觀，故名“一線潮”。王國維童年的時候，看到錢塘潮狂濤拍岸，有力量，有氣魄，有不斷奮鬥的勇氣，感受到一股不屈的力量，王國維對故鄉的景色，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就該是“海寧潮”了。
王國維出生於雙仁巷王家舊宅，附近是原海寧城內四大鬧市肆之一。其確切地點為“現在縣前街至南門段人民路東旁，與人民路平行”。這條巷原以“雙仁祠”而得名。雙仁祠祭祀兩位姓顏的仁人：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及其從兄顏杲卿。杲卿的氣節著稱於史。他曾起兵討伐安祿山，戰敗被俘，不屈，罵賊而死。文天祥《正氣歌》中曾加以讚頌：“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這樣的文化氛圍，曾感染過當地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1886年，王國維之父王乃譽在鹽官鎮西南隅周家兜建了新的住宅。新宅北依小河，南鄰城牆，隔城相望，便是錢塘江，離海塘只有幾百米，環境清幽。這所住宅，是木結構庭院式建築，寬三問，共兩進；前為平房，後進為二層樓。兩進房之間有天井和兩廂；前有台門，圍牆從四周衛護著。王宅的後進正廳，是待客、祭祀的公關場所，臥室在樓上。這是一個小康家庭的居住格局。
王國維，初名國楨，後改為國維，在家族排行中是“國”字輩，字靜安，亦字伯隅，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他出生的1877年日曆上，鴉片戰爭已過了37年。清皇朝的腐敗無能一天比一天暴露了，一天比一天更發展了。19世紀的殖民主義在全世界形成高峰，侵略步步深入，中國人民的命運十分艱險。1877年的中國歷史人物，黃遵憲已40歲，康有為20歲，羅振玉12歲，孫中山11歲，蔡元培10歲，章太炎8歲，梁啓超5歲。龔自珍已去世36年，如果他在世是85歲。過了4年以後，浙江又誕生了魯迅。以上的龔自珍、蔡元培、章太炎、魯迅，與王國維一樣，都是浙江人。近代作家、思想家的地理分布，以浙江、江蘇、廣東為最多，其中，浙江省的作家、思想家更顯得有思想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