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客家民居

贛南客家民居

贛南客家民居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廳屋組合式”民居和“圍屋”民居。“組合式”民居分布於全區各縣市,是贛南民居的主流形態。“圍屋”則主要分布於河西片的定南、龍南、全南、尋烏、安遠、信豐等縣,是贛南客家一種特殊的民居形式。

簡介

贛南客家民居贛南客家民居
贛南客家民居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即“廳屋組合式”民居和“圍屋”民居。“組合式”民居分布於全區各縣市,是贛南民居的主流形態。“圍屋”則主要分布於河西片的定南、龍南、全南、尋烏、安遠信豐等縣,是贛南客家一種特殊的民居形式。

(一)廳屋組合式民居

贛南客家人一般稱堂為“廳”或“廳廈”,“堂”專指祠堂。稱一棟房子為“屋”,一間房子為“房”。廳是屋的中心,許多棟“正屋”和“橫屋”連在一起便組合成了一幢“大屋場”,這種民居實質上脫胎於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民居。贛南客家民居以此為主流,廣泛分布於各縣市,其中尤以“九廳十八井”最具典型意義。

1、結構特點

“廳屋組合式”民居最簡單的組合單元是:“四扇三間”,也稱“三間過”,即一明二暗的三間房。明間為廳,次間為室,廚房、牲舍、廁所等一般傍房搭建或另建,這是贛南最普遍的民居。稍富有者一般是前後兩棟,每棟三間或五間,之間隔一橫向天井,並通過腋廊將前後兩棟連在一起。兩棟屋的明間便成了前廳(門廳)和後廳(上廳),前後廳也合稱“正廳”。前廳次間為廂房,後廳次間為正房。這樣便構成了一幢封閉式的由兩個單元組合成的“正屋”,通稱“兩堂式”,俗稱“上三下三”、“上五下五”。
在此基礎上,如果以後需要擴大規模的,便在正屋兩側擴建“橫屋”。橫屋的進深與正屋等齊或前部凸出兩間,平面成倒“凹”字形。正屋與橫屋間留一通衢,稱“巷”或“塞口”,閩粵稱“橫坪”。通衢前後對開小門,巷中相應留豎向天井,以採光排水。橫屋各房間門均朝巷道開。正屋從腋廊處開門通往巷。這樣便以正屋的正廳為中軸線,加上兩側的巷和橫屋,構成了一幢通稱為“兩堂兩橫”式房屋。這種民居還需要擴建的話,便可在橫屋外側對稱繼續增加類似的巷和橫屋,這可相應稱兩堂四橫、六橫……也可在正屋之前隔以天井、腋廊,再建一棟三間或五間式正屋,使原來的前棟和前廳變為中棟和中廳,而後建的這棟則稱為前棟和前廳,同時再將兩側的巷和橫屋向前推齊。這種由三棟正屋和兩排橫屋組成的房屋,便稱“三堂兩橫”式。這是此類民居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隨著宗族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三堂兩橫式還可擴建為“三堂四橫”、“三堂六橫”等等,直至發展為民間所說的“九井十八廳”或“九廳十八井”這樣的大屋場。“九井十八廳”或“九廳十八井”雖說法不一,但從規模上說,都是進深和面闊方面的拓展,是贛南客家人建房追求的最高境界。
由於贛南處丘陵地帶,地廣人稀,商業不發達,“雖無凍餒之苦,亦鮮巨室之家”,所以,民居一般採用土木結構。土木結構,又可分為土磚(土坯)和夯土木結構,其中夯土結構民居南部又多於北部。磚木結構的民居一般見於富裕之家的住宅或祠廟建築。傳統的磚木結構民居,一般是青磚灰瓦,清水牆面(過去贛南不燒制紅磚)。其中又以北部的磚房多於南部。無論磚石牆還是生土牆皆承重。柱的使用不廣,主要用於廳內,因這種民居的廳是敞廳(後廳無前椽牆,前廳無後椽牆),且一般不設樓層,一些空間大的正廳或有門廊的廳為了支撐挑椽和天花,便在減了椽牆的位置上設兩根椽柱。
一般兩堂兩橫式以上的民居,屋前往往有因取土做磚而形成的水塘和禾坪。這水塘、禾坪既是居民洗滌、晾曬物件的場所,又自然成了其繼續朝前發展的勢力範圍。以兩堂或三堂兩橫式房屋為基本單位組合,向前後左右不斷擴建,可達數十百間,乃至形成一村一姓的大屋場。至今,贛南各地尚存不少古村落,就是這種民居的典型代表。
2、宅居風水
過去,贛南盛行風水觀念,每做宅居,既請地理先生擇基定向,還要選擇吉日動土、奠基、安門和上樑。房屋宅地大多取南北座向,俗云:“座北朝南,有食清閒(音han);座南朝北,神仙住嘸得”。地理先生所操風水術講究所謂,認為“龍主人丁,局主功名,水主財路”。所以每堪風水,首看龍之生旺死絕;水口在某字上,生山生水。看龍脈,又首看來龍之祖山,再看來龍,還有分龍、過龍等等。又說,龍要發脈雄壯,奔騰有勢。為接應來龍,後龍山必樹木成林,鬱鬱蔥蔥。局為總脈分出的支脈山峰,須重重環繞,似公堂格局,有旗有鼓,印案兼備,坐鎮宅地,猶如元帥升帳一般氣派。水即指前方水勢,不得直來直去,沖走財源。為使水口迴環,於是築壩、植樹等。所以,客家人的村落,一般都有水口和林木茂密的後龍山。
3、“門榜”文化
此外,贛南客家還盛行“門榜”風氣,即在廣大農村甚至一些城鎮保留著這樣一種習俗:在廳堂上方,畫一匾額,書之四字(有的三字),稱之曰“門榜”。這種現象尤以上猶等縣為最。門榜的內容各姓氏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大體上可分為如下幾類。一是昭示本姓氏家族的淵源。如黃姓的“江夏淵源”,昭示了黃姓的發祥地是古代的江夏郡;陳、鍾、賴、鄔、庾等姓的“穎川世第”,說的是以上幾姓均望出穎川郡;羅姓的“豫章遺風”,昭示了羅姓望出豫章郡。二是顯示本姓氏譜系的高貴家風或門第,如孔姓的“泥山流芳”,說的是春秋時期孔氏大思想家孔丘誕生於山東的曲阜尼山,其事跡和思想彪炳史冊,流芳千古。鍾姓的“越國家聲”,說的是唐睿宗時期,鍾紹京因助李隆基平定韋後之亂,爵封越國公的歷史事實。張姓的“曲江風度”、“相國遺風”,說的均是張姓先人張九齡的故事。張九齡為唐時韶州曲江(今韶關)人,唐玄宗時遷中書令。此外,某些姓氏的“大夫第”、“司馬第”等等,則是顯示其高貴門第的。三是反映本姓氏譜系中名人先賢的事跡。如鍾姓的“知音高風”、“飛鴻舞鶴”,前者記錄下了春秋時期鍾子期俞伯牙高山流水”覓知音的千古佳話,後者記錄了三國時期魏太傅鍾繇的書法獨樹一幟,其書“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的事跡。劉姓的“校書世第”“祿閣光輝”指的都是西漢劉向奉漢成帝之命校正五經異同於天祿閣。張姓的“金鑒千秋”指的是唐相張九齡向玄宗上《千秋金鑒錄》的史實。王姓的“三槐世德”敘述了這樣的事實:宋朝王佑曾在庭院中植槐三棵,預言子孫必然顯貴,後次子王旦果於太平興國年間考中進士,後出任宰相。田姓的“紫荊傳芳”說的是臨潼有個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財產均分後,尚剩屋前一株紫荊樹未分,約定次日斫分為三,各得其一。誰知次日早上,樹已枯萎待斃,田真對兩個兄弟說:“樹木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說完悲不自勝。兄弟相感,不再分家,屋前的紫荊又繁茂起來。四是顯示本姓氏譜系先賢品格高尚。如黃姓的“叔度高風”,反映了東漢黃叔度的高尚品行,其品行:“汪洋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楊姓的“清白傳家”敘述了東漢楊震為官清廉,一生清白。曾有人夜懷十金,向他行賄,楊震不接受。行賄人說:“暮夜無知者。”楊震回答說:“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終不受賄。曾姓的“三省傳家”取之於《論語·學而》中曾子所說的一句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以此垂誡後人要向曾子那樣嚴格要求自己。五是顯示門風純樸、吉祥、興盛。如書寫“忠厚傳家”、“耕讀傳家”、“勤儉持家”、“艱苦奮鬥”、“紫氣東來”、“和為貴”、“得我所”、“安其居”以及“春秋鼎盛”、“風華正茂”、“桂馥蘭馨”、“竹苞松茂”、“蘭桂騰芳”等等。
總之,“門榜”雖僅三四字,然其內容豐富,寓意深遠。首先,每一塊門榜都是一部“微型族譜”,其裡面蘊涵著大量的歷史信息,是客家人尊宗念祖、家族興旺的重要標誌,也是我們研究家族史、客家遷徙史,民族史的珍貴史料。其次,“門榜”是客家崇祖意識的產物,而分支別居的客家人,在他們離開了自己的親人和祖居地以後,不免感到空虛和孤獨。這時,門榜又起著激喚崇祖意識的作用,使分支別居的客家人感到自己的親人就在身邊,腳底下的這塊新居地就是祖居地,於是,大大堅定了在新居地乾一翻事業的決心和信心。第三,通過門榜來取得同宗群體的歸屬感,並提高分支別居者的社會地位。過去,“門榜”曾象一根紅線,把同宗同譜人的思想感情聯接在一起,不管分居多遠,他們總是心心相印;也不管是否相識,只要看見“門榜”並能道出點“本家”的世系源流來,就會受到東道主的熱情款待,勝若久久出門在外回到自己家裡一樣。而遠方的宗族來訪,東道主也倍感榮耀。來訪的宗親越多,說明他的家族勢力越大。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這一點對分支別居者非常重要,因為那是一個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的時代,家族勢力大,也就意味著後盾強大,而不至於遭受土著或別的姓氏的欺凌。當然,在那種矛盾鬥爭中,成為犧牲品的總是各宗族的貧民百姓。今天,舊社會那樣的土客矛盾、宗姓矛盾和階級矛盾已經消除,但是“門榜”作為聯絡同宗同譜系的人的思想感情這一個功能依然存在。第四,“門榜”具有教育後代的作用。如前所述,有些“門榜”是顯示其品格高尚、門風純樸、艱苦創業,用於垂訓後代的,門榜的這種積極意義,各個姓氏宗族都很重視,它在造就一代又一代人的優秀品德中,也確實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今天,我們可以將門榜的這種積極作用加以利用,把它納入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讓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因此,“門榜”文化也是贛南客家民居的一大特色。

(二)圍屋民居

圍屋,顧名思義,就是由厚厚的外牆包圍著的屋子。這是贛南民居的一種特殊形式,又稱“圍子”或“土圍子”。她與閩西土樓、粵東圍龍屋一起,構成了客家民居的一大奇觀。
1、分布狀況
圍屋主要分布在“三南”(定南全南龍南),以及尋烏、安遠、信豐的南部,其中以龍南縣最為集中;其它縣份則呈零星分布。據萬幼楠先生調查研究,龍南全縣現有圍屋200座以上,有些山谷村莊,往往一個自然村便有七八座圍屋。形制上,除大量方形圍屋外,還有半圓形的圍壠屋式圍屋、近圓形圍屋,以及八卦形和不規則的村圍;結構上,既有三合土和鵝卵石構築的,也有青磚、條石壘砌的;體量上,既有贛南最大的圍屋——關西新圍,也有最小的圍屋——里仁白圍(俗稱“貓櫃圍”,形容其小如養貓之籠)。定南縣幾乎各鄉鎮均有圍屋,但較零散,精品少,多用生土夯築牆體,故屋頂形式也多為懸山,此為別縣所少見。全南縣圍屋基本上採用鵝卵石壘砌牆體,為了爭取到多一層的射擊高度,大部分圍屋頂上四周砌有女兒牆和射擊孔,以便必要時上屋頂作殊死抵抗。安遠縣圍屋主要分布在以鎮崗、孔田為中心的南部各鄉鎮,現存100餘座。信豐縣圍屋較破殘,今多存見於小江鄉。尋烏縣屬珠江水系,一向受粵東文化影響,故這裡南部鄉鎮多是正面兩隅設炮樓的圍龍屋式圍屋。以上各縣圍屋,估計總數在600座以上。
2、結構與功能
典型的圍屋,平面為方形,四角構築有朝外凸出1米左右的炮樓(碉堡),外牆厚0.8~1.5米。圍屋立面高二至四層,四角炮樓又高出一層。外牆上一般不設窗,僅在頂層牆上設有一排排槍眼,有的還有炮孔。屋頂形式以硬山為主。圍內設有一至兩口水井。圍門一般為一孔,大者則有兩孔。圍屋平面主要有“口”和“國”字形兩種形式。前者即除四周圍屋外,圍內別無房屋,此數量較少,規模也較少;後者則在圍屋內,還建有一座帶祖堂的廳屋組合式主體建築,小者或一明二暗,但更多的是三堂兩橫中軸線對稱的廳屋組合式民居,大者面積近萬平方米。圍屋外牆體多採用俗稱為“金包銀”的砌法,即三分之一厚的外牆體用磚或石砌,三分之二厚的內牆體則用土坯或夯土壘築;也有的外牆用三合土壘築而成,即用石灰、黃泥和沙,或石灰、黃泥和鵝卵石相拌(有的還摻入桐油、紅糖、糯米漿等粘性物)築牆,此種圍屋牆體的堅韌耐久性毫不遜色於鋼筋混凝土牆。
圍屋具有極強的防禦功能。它的外牆厚1至3米,高三、四層約10至15米,四角向外凸出建有炮樓;炮樓和四周圍牆均設有瞭望孔和射擊孔。圍屋一層作廚房、柴草間、牛豬欄;二、三層為貯藏室和寢室;四樓即頂層樓是戰略用房,既不住人也不置放雜物,且間間有門連通;其走馬樓上下環行四通八達。一座圍屋一般只有一扇外門供進出(個別大圍如龍南關西圍有兩扇外門)。此門是整個圍屋的安危所在,故門牆特別加厚,門框亦為巨石製成,並備有橫豎柵欄桿,以防不測。厚實的門板包以鐵皮,有粗實門桿。板門後大多還有一道閘門,閘門之後還有一重便門。為防火攻,門頂上還設有水漏。如門一旦被攻破,可從兩側和炮樓予以夾擊,還可以在通往圍屋內一道道巷門窄路途中阻擊。圍屋中還掘有水井,設有專門囤積糧草的倉庫,其它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一旦有事,緊閉外門,可以堅守1~2個月之久。下面說兩個關於圍屋的故事:
一個故事發生於於都的上寶土圍。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贛閩粵湘邊區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當初,贛南河西片的於都、興國、會昌、瑞金、寧都、石城等縣的土圍子多被土豪劣紳和反動勢力所占據。於是,紅軍發動了攻打“土圍子”的系列戰鬥。
當時,上寶土圍是紅軍攻打的一個重要據點。上寶土圍位於于都縣馬安鄉,建於清鹹豐年間,牆高圍寬,占地0.75平方公里,易守難攻。圍內盤踞著鍾楷瑞的靖衛團和一些土豪劣紳,存有大量武器彈藥。1931年12月26日,紅三軍七師和九師包圍了上寶土圍,並展開攻圍戰鬥,遇頑強抵抗。於是,紅軍採取挖地道炸圍牆的辦法,組織大批赤衛隊員挖地洞。可是,當地洞挖近圍牆時,不料卻與圍的護濠接通,大水將地洞沖淹,許多赤衛隊員淹在洞裡,幸未死人,結果只好又放棄坑道爆破的進攻方式,改用長困久圍的辦法。
圍攻上寶土圍期間,在南昌的於都旅省同鄉會曾電請蔣介石飛機空援。但飛機4次空投彈藥物品,大部分落於圍外為紅軍所獲。1932年1月22日,在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圍攻,土圍才終於被攻破,俘靖衛團400人,土豪劣紳170餘人,繳獲槍枝400餘支,救出被裹脅的民眾5000餘人。
另一個故事發生於安遠的尊三圍。
尊三圍位於安遠縣鎮崗鄉,20世紀30年代,該圍是當時的鄉蘇維埃政府駐地。1933年7月初,國民黨軍陳濟棠部對安遠一帶的蘇維埃政權進行圍剿,以為尊三圍內駐著紅軍主力,於是用兩個團的兵力,實施重重包圍。時圍內只有赤衛隊員六七十人,居民百餘人,他們依託堅固的圍屋,用少量步槍和土槍土炮,進行頑強抵抗達44天之久。國軍在機槍大炮久攻不克的情況下,又派來飛機助戰,也未能湊效。後國軍收集四鄉稻草浸濕後,捆成大草垛,滾推前進才接近並攻入圍屋。8月14日,圍破之日,惱羞成怒的國軍官兵,將圍屋夷為平地,圍內除1小孩逃生外,其餘男女老少,全部虐殺。現在安遠縣鎮崗鄉尊三圍遺址處還留有一片斷壁殘垣,仿佛向人們訴說著那悲慘的一幕。
通過以上兩個故事,亦可見圍屋防禦功能之一斑。
3、產生背景
萬幼楠先生研究認為,贛南現存最早且有可靠年考的圍屋,均建於明末;查文獻,作為民居的“圍”,最早亦見於明末。康熙以後,攻圍的記載漸多。因此,圍屋的出現,應始於明代中期。圍屋在贛南大量出現,並開始形成規模和特色是在清代中晚期。現存圍屋約70%都是道光以後的。進入民國後,圍屋便少建了。那么,為什麼會產生圍屋這樣的民居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宗族發展及其經濟實力的增強
從唐宋以來遷入的客家族姓,至明代中葉,在贛閩粵邊區定居已歷六、七百年,繁衍數十餘代。他們的人口有了很大的發展,宗族的經濟基礎也不斷擴大。由於此時新經濟因素的萌芽,客家人除了從事傳統的農業兼營家庭手工業外,有部分人從事專門商業活動或外出以手工業謀生。不少宗族的經濟實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如:
上猶營前蔡氏,於南宋末從吉水遷來營前定居。因其祖宋時世代為官,為顯族,故遷居營前後,也很快成為地方名紳。有明一朝,蔡氏的發展達到了極盛時期,無論是其政治勢力還是經濟實力,都堪稱大族。以致明洪武間,六世祖本太公富於貲,“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敕旌表”。其孫朝權公又於景泰間捐谷一千五百石賑饑,亦奉敕建坊旌儀。七世祖仲智,好善樂施,出巨資重修本里妙樂寺大佛殿,備極壯麗。
同邑陳氏,於南宋紹興三年(1192年)由泰和遷居營前,宗支繁衍,至第七世(約當元朝後期),已經有了相當的經濟基礎,遂開始建宗祠,鏇又建分祠。明初又開始修族譜。明朝中後期,陳氏的宗族實力進一步增強,此時,不僅人丁興旺,而且“游庠食餼貢雍飲於鄉者共數十人”,(《陳氏支譜·營前陳氏祠堂記》)已經有財力來興辦公益事業。於是,明天啟四年(1624年),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猶縣令龍文光的倡儀下,陳氏合本里蔡氏共建文峰塔(後為紀念龍文光而改名叫龍公塔)於營前東面桃嶺之側峰的水口旁。兩姓紳士聯為文會,共捐塔會租田一百零五石,以為獎勵後進向學求功名之學田。
有了較強的經濟實力,才有可能興建象圍屋這樣的大型民居。
(2)兵燹和盜亂的頻繁
圍屋是以強調防禦功能為特點的民居,其發生髮展顯然與兵燹和盜亂有密切關係。贛南處贛、閩、粵、湘四省之相交地帶,“山僻俗悍,……是以奸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因此,宋元以來,這裡就不斷有山民暴亂或起義。進入明中葉以後,其勢愈熾。如,據清同治十三年版《贛州府志·經政·武事》統計:自明正德元年(1506年)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見於記載的兵燹便有148起。這還不包括贛南當時所屬的南安府和寧都直隸州所領縣地的兵禍數。在這148起中,起源或波及“三南”、安遠、尋烏一帶的兵火,就有92起,平均每四年就有一起。而在這一帶邊界山區盤踞出沒的“小股盜匪”,則還不知凡幾。這種動亂的形勢,是圍屋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動因。
在對圍屋的調查中,當問及圍屋居民他們的祖先為何建圍屋時,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防匪盜”、“防亂兵”。翻檢有關圍屋的姓氏族譜,也多有建圍起因的類似記載。如,於都馬安鄉的寶溪圍,據《寶溪鍾氏八修族譜》中的《寶溪圍序》載:“況邇年來,賊盜蜂起,舉境倉皇,或匿跡於深山窮谷,或寄食於別邑他鄉,受盡風霜,備歷險阻;迨寇退返舍,則室如懸磬,糗糧盡為賊齎,衣物皆為匪攫,連年遇寇,累歲不安。於是,學琚始思固族之謀,講求禦侮之法。”圍屋修成後,“從此日上竿無驚,白髮高眠長樂,一坊永保青山無恙矣”。
……
(3)城堡、山寨、村圍的影響
贛南圍屋之形成,與贛南歷史上的城堡、山寨、村圍等官民建築有淵源關係。
官民城堡的影響 明代中後期,官府為了對付“三南”、安遠一帶屢治不平的“盜賊”,採取的措施是設“巡檢司城”(由武將充任,隸屬州縣指揮,專司鎮壓反抗力量的軍事機構)和增設新縣城。自明嘉靖年間始,先後在安遠、龍南、會昌縣分別設定了黃鄉司城、下壢司城、羊角水堡司城。以後又增設了定南、長寧(今尋烏)和全南縣。又在這些縣屬下設定了高沙堡土城、新坪司城、觀音閣城等。這些司城以方形為主,或土築或磚砌石壘,一般只設一或兩孔城門。如黃鄉司城“周圍一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雉堞二百有零,門曰:鎮定”。其周長僅略大於關西新圍和東生圍。觀音閣城“周圍二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寬闊九尺,辟門二,城樓二座”,也只一般村圍大小。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築城堡是為了更有效地鎮防“盜賊”。而對於民間來說,這種動盪的局面,也給一些大戶之家提出了聚族自保的客觀要求。於是,官行民效,於是,一些大姓宗族紛紛建起了防禦性的“城”、“寨”等建築。如:
上猶營前蔡氏,因其之富聲名揚於外,而營前又處於地接遂川、崇義及湖南郴州、桂東的偏遠山區;加之明中葉後,江西、湖南、廣東等省交壤區常有饑民作亂,因而,蔡氏不得不考慮如何來保衛本宗族的生命財產問題。於是,明正德年間,九世祖歲貢元寶、元湘、元環等“因(營邑)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以藏奸,建議提督軍門行縣設立城池。爰糾族得銀六千有奇,建築外城。”(光緒十九年《上猶縣誌》藝文《營前蔡氏城記》)城初稱蔡家城,因建於太傅營前,後習稱營前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廣東寇民李文彪等攻掠營前,知縣吳鎬又與生員蔡朝佾、朝璜等議保障之策,鏇斂族得銀七千餘兩重築內城。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周圍三百四十四丈,自東抵西徑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真是蔚為壯觀,儼然一座大城堡!此時的蔡氏宗族,“同居營前城,廬舍鱗次,煙火千萬家;丙夜書聲徹閭里”(《蔡氏初屆聯修族譜·起渭公源流考》,)一派興旺發達之景象。
上述官府的“司城”和民間的“城堡”,必然會對後來的圍屋發生影響。從圍屋的狀貌看,大圍兩門、小圍一門,這與司城也是一致的。變城樓為圍屋角堡,變城牆和雉堞為圍屋房間和槍眼,這也是作為民居的圍屋考慮經濟實用、便於生活的結果。
山寨、村圍的影響 贛南古代屬邊遠山區,“山深林菁,易於藏奸”。自宋代以來,這裡就有山寨、村圍建築。如南宋陳三槍義,據“松梓山寨”與官府對抗。于都縣銀坑鎮的“岳飛寨”,為南宋岳飛奉朝命率軍赴虔州鎮壓周十隆起義時所壘,現為縣文物保護單位。百姓為了避“寇亂”,也往往在村子附近山頭壘寨。寇至舉家避寨中,寇去則返村。至今贛南一些偏遠鄉村,尚能見到許多廢棄的山寨。後來,為了更有利於保護生命財產,便出現了就村邊砌牆垣的“村圍”。所謂村圍,即將整個村莊都包裹在內的圍子,它與圍屋的區別在於:圍屋一般是由某一地主或富商獨立設計建造的,因此,構造較精工,整體性能好,圍內居民都是他的後裔。村圍則往往是先已有一個同宗(也有不同宗姓的)的自然村,後因安全的需要,而聚眾捐資出力做起的環村之圍。因此,它的面積一般較大,平面多呈不規則形,圍內建築大多雜亂無章,炮樓、門樓根據需要而定。這種村圍贛南幾乎各縣都有,盛行圍屋的地方,同樣也盛行村圍,有的圍屋還是在村圍之內。較早的村圍,如于都縣葛坳澄江村圍,其村圍設東、西、南、北四門樓,現縣博物館將其西、南、北三門的門額銘石收藏,其中“北門”題名落款是宋末文天祥。
總之,圍屋與贛南歷史上的城堡、山寨和村圍均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從山寨、村圍、圍屋三者的外形看,圍屋顯然脫胎于山寨、村圍;而從安全便利來看,圍屋顯然優於村圍,村圍又優於山寨;從圍屋的防禦功能看,圍屋又受到城堡建築的強烈影響。
4、圍屋文化
(1)構造藝術
圍屋雖是以防衛為主要特徵的民居,但因建圍者均是富商巨室或地方名紳,所以,他們在建圍時除考慮如何將圍屋建得堅固、易守難攻外,還著意於如何將圍屋建得氣派和富麗堂皇。因此,在圍屋的構造藝術上,往往竭盡精巧之能事,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藝術珍品。
圍屋的細部藝術,主要表現在圍內,尤其是“國”字形圍的廳堂建築中。因廳堂的好差或檔次的高低,往往代表著一圍或一姓一房的臉面或地位。因此,祖堂或廳堂中的梁架墊木、門窗額枋、柱聯柱礎、天花鋪地等,都會盡其資產之所及、畢其工藝之所能,精益求精地進行裝飾。如祠堂大門門面,一般為仿木構牌樓線腳裝飾或雕刻,額書堂號或其他標榜門第出處的文字。廳堂內均鋪磚,天井階沿皆用巨條石打制。祖堂或正廳一般不設樓層,祖位所在,其上按傳統是不敢置物住人的,因此,大多為徹上露明。梁架製作精美,下廳或前廳多用天花板,上繪民俗彩畫,高級的還設有藻井;朝廳堂開設的門,絛環板上均雕刻人物故事或花卉祥獸,風格近徽雕;天井兩側的廂房,則用六或八扇格扇門,窗欞多為各種拐子紋與雕花欞相結合使用。廳堂內用柱不多,有木質和石質之分,石質的往往四面題刻對聯,柱礎都有雕飾,且形式多樣。此外,圍內用卵石拼鋪的室外鋪地花樣,以及懸挑的走馬樓也頗有藝術特色。
(2)宗族文化
圍屋是“聚族而居”的民居。它集家、祠、堡於一體,住在圍內的居民,都是某一個姓氏共同祖先的後裔,圍內人相見,互以宗親長幼相稱。因此,圍屋維持著極強的“血緣性”,保存著較為完好的“宗族文化”。
每一座圍屋都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室內公共空間,這便是“祖堂”(或“祠堂”),祖堂是圍屋居民的聖殿,必位於中軸線上,這是人們舉行重要禮儀活動的公共場所,也是維持宗族血緣關係的紐帶,每年都要定時在此舉行隆重的敬宗祭祖活動。圍內實行族長管理,統一管理圍內諸如交通、衛生、排水、糾紛等事宜。圍民們平時各為家政,祭祖行禮時,便是一個大家庭;遇到外敵入侵,則整個圍民又是一個統一的戰鬥集體。
圍屋的日常管理非常嚴格,這一點在許多圍屋的族譜上均有所反映。因居圍日久必致“生齒日繁、萃處稠密”,出現占有公用場地等現象。因此,許多大圍都立有公約。如龍南武當鄉田心圍,在前廳側牆上便嵌有一方禁碑,上書:“祖堂乃先公英靈棲所,永禁堆放竹木等項;天井、丹墀永禁浴身污穢;圍內三層坪巷道,乃朝夕出入公共之路,永禁接檐截豎及砌結浴所、豬欄、雞犧等項。圍外門坪斗角周牆角,永禁架木笠廁,蔽塞外界。”此碑立於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當然,為了維繫和光大宗族,圍屋除了有莊嚴肅穆的一面外,還有親情融融的一面。如,每座圍屋一般都設有“圍門廳”,這是圍民們最愛聚集和休閒的地方。因為門廳不僅光線好、通風好,且還是進出圍門的哨口,因此,它成了圍民日常感情交流的主要場所。門廳兩邊多固定設有長凳或樹筒、石敦等以備坐,幾乎任何時候走訪圍屋,尤其夏天,這裡都會有人在談天說地或閒坐;若遇客人,他們便會“笑問客從何處來”,笑臉相迎,盛情款待。
此外為了滿足圍民們信仰的需要,圍屋內還設有“社官廟”,把“土地伯公”請進了圍屋。社官廟一般設在圍門內側,每月的初一、十五,圍內居民都要在這裡祭祀“土地伯公”。即使在長困久圍時,也不忘向神明祈禱保佑平安之事。
總之,每一座圍屋都是民間文化的“寶庫”!無怪乎2000年,日本東京藝術大學建築系主任、著名學者片山和俊教授在考察了贛南圍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大為感慨地說:贛南圍屋的構造並不複雜,但它的大尺度、大空間、大容量集居住、城堡、宗教信仰、議事廳和中心廣場於一體,如此宏偉多功能的民居為世之罕見,令人感到震撼!看了圍屋,就像讀了一本建築教科書,從中學到很多知識和得到許多啟發,這種感覺猶如日本人初看古羅馬建築一樣。羅馬建築影響了整個歐美建築,贛南圍屋是“東方的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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