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1898)

譚嗣同(1865~1898)

正文

譚嗣同(1865~1898)末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父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幼年喪母,受父妾虐待,備遭封建綱常抑壓之苦。少年時先後師事歐陽中鵠、塗啟先、劉人熙等瀏陽學者,並結交義俠大刀王五,深受他們學術思想與行為的影響,好任俠,喜詞章,富于思想。他博覽群書,研讀過張載、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著述,從中汲取了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重民思想,為日後提倡變法維新奠定了某些思想理論基礎。二十至三十歲間,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試,因不喜科舉時文,屢考不中。在此期間,他來往於直隸(約今河北)、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等省,遨遊萬里,開闊胸懷視野,目睹了清朝統治腐敗,災民流離、哀鴻遍野的景象,益想奮發有為,立志救國救民,故自名"壯飛"。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慘敗,次年簽訂《馬關條約》,喪權失地,群情憤慨。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揭開資產階級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在民族危亡與維新思潮的激盪下,譚嗣同在思想上發生劇變,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於考據詞章,無補於事,決心拋棄舊學,致力於維新變法。遂與唐才常等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並撰《興算學議》、《報貝元征》等文,提出變法主張,首開湖南維新之風。為追求新思想,學習新知識,他於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北游訪學。先後至上海天津北京,訪問英美傳教士,購閱西方書籍,看到機器、輪船、火車、電線,參觀煤礦、金礦,還看到西方傳入的計算器、愛克斯光照相等科學儀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然科學發生興趣。在訪學中,還遍交維新之士,尤其是結識了梁啓超,並通過梁進一步了解到康有為的維新思想觀點,對康有為非常欽佩,自稱為康的"私淑弟子"。北游訪學及與維新派的交往,使譚嗣同變法維新信念更為堅定。1896~1897年,他以父命入資為候補知府,在南京待委,此間時往上海與梁啓超討論學問,研究變法理論。還潛心讀書,與楊文會研討佛學,撰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學》。該書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權、平等學說,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痛斥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皆大盜也",歷代專制君主都是"獨夫民賊",指出維護君主專制的三綱五常"慘禍烈毒"。他不僅批判封建君主專制,而且大膽揭露清朝統治的罪惡,提出"廢君統,倡民主",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梁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範圍。譚嗣同在《仁學》中,對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也力求提高到哲學理論上進行概括。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的哲學思想顯得龐雜,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以及延年會、群萌學會等,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當這些維新活動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和攻擊時,他與之堅決鬥爭,認為"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
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布變法。譚嗣同被薦,奉召於8月21日進京。9月5日,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林旭、楊銳、劉光第同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反對新政,陰謀政變。在緊急關頭,譚嗣同等維新派欲說服握有軍權的袁世凱,幻想得到袁對變法維新的支持。但迅即被袁世凱出賣,促使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對維新派殘酷鎮壓。譚嗣同拒絕出走,矢志為變法獻身,毅然表示:"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24日,被逮下獄。他在獄中賦詩題壁,曰"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28日與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同被殺害,世稱"戊戌六君子"。臨刑絕命詞書:"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著作編為《譚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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