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際與吳派並稱、以古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為安徽休寧人而得名。皖派最早源自婺源江永，致力於《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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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 |
經》研究，主攻漢代經學，以避免宋儒之“鑿空”。章太炎認為吳派“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皖派則“分析條理，皆全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
作為地域性學派，皖派的主要成員都隸屬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學者，如程瑤田、金榜、洪榜、汪紱等，然其空間涵蓋面也涉及到江蘇金壇、揚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等。因此，皖派實際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區作為核心，由戴震弟子為骨幹的漢學研究群體。
起源
皖派開創於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序》中說：“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不過，皖派的真正導尖源於是出生於徽州婺源的江永。江永少年時因受明代丘浚《大學衍義補》一書多引自《周禮》的啟迪，一生致力於《禮》經研究，被譽為“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與儔匹”。一時戴震、鄭牧、汪肇隆、方矩、汪梧鳳、程瑤田、金榜等皖派學者結集在他的周圍。然而，皖派的漢學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吳派的學術宗旨。如戴震三十五歲至揚州雅雨嘗結識惠棟後聲稱經學研究在於“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這裡戴震雖然誇大了文字與義理之間的關係，但他對漢經的認識與吳派一脈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吳派以古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
“皖派”成立的依據
有清學術，以乾嘉學術為中堅，吳皖二派並世出現，儼若鼎立之雙峰。皖派是相對吳派而存在的學術流派，因其初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安徽人而得名。這種以學派創始人的籍貫為依據而劃分學派的做法自有其依據，大致來講，這種以空間分布作為區分學派畛域的作法，濫觴於南北朝。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使空間差異和學派傳授相結合的編撰形式，成為學術史的典範。因此，以皖派作為命名皖派學術的一個要素是符合學術史編纂的傳統的。另一方面，“皖派”的得名，又有其一定的必然性。戴震自言其學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5，又以“定宇求古，吾求是。”6自許。王引之論惠吳之學，則云：“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來書言之，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1可見，王氏以惠定宇之學為“株守漢學而不求其是者”。如果說，這仍是戴學中人從治學態度層面區別皖學與惠學的認識，戴震更從義理學的角度作出了區別。他說：“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2且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3由上，“皖派”的稱法既與傳統的學術史編纂傳統一致，又能從學派中人將本派學術與惠吳學術區別開來的自覺中找到依據，此為“皖派”分稱的必然性。從根本上說，“皖派”一詞作為正式的學術規範，是在清代滅亡以後。我們認為，吳、皖學分野之說由章炳麟首揭其櫫，中經劉師培的發揮闡揚，至梁啓超的反覆論說，終成定格。章炳麟論清代學術有云：“（清）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4章氏此論以惠吳之學“好博而尊聞”，皖南江戴之學“綜形名，任裁斷”為區分“吳”學、“皖南”學的依據。章氏弟子劉師培撰文進而闡發乃師之說，其論吳學有云：“東吳惠氏……執注說經，隨文演釋，富於引伸，寡於裁斷，……掇次古誼，惟篤於信古”5，論皖學則云：“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可謂無徵不信者矣。”6可見，劉氏所云遵從乃師從治學方法角度區分“東吳惠氏”學、“江戴之學”的作法，雖於前者不無補苴罅漏之功，但所云仍不出乃師所論的範圍。吳皖分野之最後之成立，乃不得不專表梁啓超的貢獻，其論清代學術有云：“乾隆、嘉慶兩朝，漢學思想正達於最高潮，學術界全部幾乎都被他占領。但漢學派中也可以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吳派以惠定宇棟為中心，以信古為標誌，……皖派以戴東原震為中心，以求是為標誌”。7梁氏此論直以“吳派”、“皖派”來名學，超越章、劉二氏以“吳”學、“皖南”學或“東吳惠氏”學、“江戴之學”名學的拘囿，至此，吳皖學派分稱塵埃落定。
皖派宗旨
皖派以研究漢經為宗旨，在強調漢代經學的家法師法的同時，並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漢以來經師研究語言文字的傳統。如戴震在通讀了《十三經註疏》後認為一字之義，必須貫通群經，他說：“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皖派與吳派也有明顯的區別，皖派對語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韻方面。如戴震將古韻分為九類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聲韻獨立，以之與陰聲韻、陽聲相配，指出陰陽均可對轉，入聲是韻類通轉的樞紐。同時戴震又根據古文字的音與聲，推求出“故訓音聲相表里”的規律。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為十七部，被認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說文解字注》對許慎《說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餘字詳細作注，闡明音訓，改正訛誤，創通條例，被譽為“一千七百年無此作矣”。皖派學者對漢儒訓詁學的執著，同樣體現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戴震明確表示：“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運用國小訓詁方法，重新研究經注，將程朱附會於經的註解，一一加以破除，恢復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這是皖派漢學與吳派漢學研究的共同特徵。
研究內容
除了研究語言文字之外，對名物、制度、古文獻的校勘、考證，也是皖派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戴震《考工記圖》，便是以《考工記》本文和鄭康成注的“圖與傳注相表里”。又如程瑤田所撰《通藝錄》其中包括《禹貢三江考》、《儀禮喪服文足征記》、《釋蟲小記》等二十四種，對經書中的有關制度，輿地、名物等專題考辯，不囿於經傳註疏，多能旁搜廣徵；為了方便理解尋找，常常繪以圖畫、表格，是研究經書名物制度極有價值的參考書。盧文弨是皖派中最精於古文獻校勘的的學者，如他所校《荀子》，為清代鹹豐、同光以前最善之本。《逸周書》則集王念孫以前各家之說為後來研究《逸周書》的學者必據之本。此外，《春秋繁露》、《顏氏家訓》、《經典釋文》、《呂氏春秋》、《墨子》等都經盧文弨手校而成善本。皖派學者的經學研究，雖偏重於音韻、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釋方面，但對中國傳統數學也進行了重點研究。戴震在四庫館工作期間，利用《永樂大典》對《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輯古算經》、《數術記遺》等十部古代數學名著進行了發掘、整理和復原，並且藉此對儒家經籍《儀禮》及《大戴禮記》進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這種精神為後來的揚州學者所繼承。
特徵
皖派學者的漢學研究，與吳派學者一樣重視經籍的注釋工作，卻更多地闡發個人的思想。戴震強調讀經，強調語言文字的考證訓訪，強調領會經言的本義，把握古代聖賢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以及《與某書》、《答彭進士允初書》等都是援引經言，全面闡發他的哲學、倫理、政治的思想觀點和主張。段玉裁評論戴學指出：“先生之治經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確表示與專宗漢儒的“漢學”有所區別，“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篤。”(《東原集》卷九《答鄭丈用牧書》)認為這種“專守一師以精其業”都是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又如程瑤田的《論學小記》、《格物慎獨說》、《述敬》、《述靜》、《述義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惡論》也都是闡發人性論思想的。
例子
章太炎通過對吳派、皖派學術的比較研究後，認為吳派“學好博而尊聞”，皖派則“綜形名，任裁斷”；吳派“篤於尊信，綴次古義，鮮下己見”，皖派則“分析條理，皆全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章太炎《九言書·清儒》)。章太炎作為清末民初最後的經學大師，從巨觀的角度粗略地區別了吳派、皖派經學研究“求古”與“求是”的相異學風，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倘能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吳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內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為基準。並且，從時序演變來看，吳派是由“求是：而變“求古”，皖派則是由“求古”而趨“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處，都是有鑒於宋儒說經的“鑿空”，轉而求之更為近古的漢代經注。它們嚮慕三代，遵循訓訪古字古義，傳言古代文獻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際求古求是學風的傾斜混融。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理解，吳、皖兩派的純漢學研究，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凸顯出漢代經學傳統在清代的延伸。
其他
然而倘能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吳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內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為基準。並且，從時序演變來看，吳派是由“求是：而變“求古”，皖派則是由“求古”而趨“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處，都是有鑒於宋儒說經的“鑿空”，轉而求之更為近古的漢代經注。它們嚮慕三代，遵循訓訪古字古義，傳言古代文獻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際求古求是學風的傾斜混融。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理解，吳、皖兩派的純漢學研究，在保存和傳遞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凸顯出漢代經學傳統在清代的延伸。
皖派中西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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