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詞派

常州詞派

常州詞派是清代嘉慶以後的重要詞派。康熙﹑乾隆時期﹐詞壇主要為浙派所左右。浙派標舉南宋﹐推崇姜(夔)﹑張(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詞的內容漸趨空虛﹑狹窄。到了嘉慶初年﹐浙派的詞人更是專在聲律格調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詞人張惠言欲挽此頹風﹐大聲疾呼詞與《風》﹑《騷》同科﹐應該強調比興寄託﹐反瑣屑飣餖之習﹐攻無病呻吟之作。一時和者頗多﹐蔚然成風﹐遂有常州詞派的興起﹐後經周濟的推闡﹑發展﹐理論更趨完善﹐所倡導的主張更加切合當時內懮外患﹑社會急速變化的歷史要求。其影響直至清末不衰。

社會背景

常州派發軔於嘉慶初年,“盛世”已去,風光不再,各種社會矛盾趨於尖銳激烈,朝野上下產生“殆將有變”的預感,濃重的憂患意識使學者眼光重又轉向於國計民生有用的實學。在詞的領域,陽羨末流淺率叫囂,浙派襞積,把詞引向淫鄙虛泛的死胡同,物極必反,曾致力經學研究的張惠言順應變化了的學術空氣和思想潮流,“開山采銅,創常州一派”。

創作特點

他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譚獻《篋中詞》卷三)﹐但他並不囿於張氏的立論﹐“論詞則多獨到之語”(王國維《人間詞話》)﹐深化了張氏詞論。周濟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上﹐著重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他認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

品評詞作

這就證實了張氏提倡比興寄託的內容﹐要求詞作能反映現實生活﹐發揮其社會功能﹐而不僅僅是個人情思的抒寫﹐實為有識之見。另外﹐周濟還指明了詞作如何寄託的門徑﹐提出了“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之說﹐並且以精麗的語言﹐描繪了詞人在“觸類多通”以後﹐“驅心若遊絲之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的構思﹑創作過程﹐使“萬感橫集﹐五中無主”的濃郁感情通過“鋪敘平淡﹐摹繢淺近”(同前)的藝術形像體現出來﹐所論也較精闢。但他實際品評詞作時﹐與其立論常有矛盾齟齬之處。

《詞辨》從他早年所著《詞辨》僅存的“正﹑變”兩捲來看﹐把周邦彥9首﹑史達祖 1首﹑吳文英5首遣興﹑詠物﹑應歌之作﹐劃為“正”體﹐而將26(李煜^李煜)9首﹑辛棄疾10首﹑陸游1首列在“變”體﹐就令人難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分領一代。並主張“問塗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雖想博觀約取﹐仍不免囿於“婉約”一派。

正文

清代嘉慶以後的重要詞派。康熙、乾隆時期,詞壇主要為浙派所左右。浙派標舉南宋,推崇姜(夔)、張(炎),一味追求清空醇雅,詞的內容漸趨空虛、狹窄。到了嘉慶初年,浙派的詞人更是專在聲律格調上著力,流弊益甚。常州詞人張惠言欲挽此頹風,大聲疾呼詞與《風》、《騷》同科,應該強調比興寄託,反瑣屑飣餖之習,攻無病呻吟之作。一時和者頗多,蔚然成風,遂有常州詞派的興起,後經周濟的推闡、發展,理論更趨完善,所倡導的主張更加切合當時內憂外患、社會急速變化的歷史要求。其影響直至清末不衰。

常州詞論始於張氏編輯的《詞選》。其書成於嘉慶二年(1797),所選唐、宋兩代詞,只錄44家,160首。與浙派相反,多選唐、五代,少取南宋,對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張炎僅收1首。雖失之太苛,但其選錄的辛棄疾、張孝祥、王沂孫諸家作品,尚屬有現實意義之作,說明詞在文學上並非小道,以印證張惠言在《詞選序》里所申明的主張。他竭力推尊詞體,援引《說文》“意內言外”來論述,指出詞作近於“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用“敷衍古體以自貴其體”(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抬高詞的歷史地位。張氏比較注意詞作的內容,能尋繹詞作“感物而發”、“緣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詞人“低徊要仚”的寄託用心。由此出發,他批評了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諸家詞作是“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見其持論之嚴。但他亦有過分尋求前人詞作的微言大義而流於穿鑿附會的弊病。比如解說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還認為“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這種無根臆說曾遭到王國維的譏議。他又勇於立論,疏於考史。對一些詞作的解釋有失實之處。儘管如此,張氏強調詞作比興寄託,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顯然在格調上高出一籌。張惠言的同調者有張琦、董士錫、周濟、惲敬、左輔、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恆、陸繼輅、金應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聲勢大盛。

其中周濟最為突出。他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譚獻《篋中詞》卷三),但他並不囿於張氏的立論,“論詞則多獨到之語”(王國維《人間詞話》),深化了張氏詞論。周濟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上,著重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他認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這就證實了張氏提倡比興寄託的內容,要求詞作能反映現實生活,發揮其社會功能,而不僅僅是個人情思的抒寫,實為有識之見。另外,周濟還指明了詞作如何寄託的門徑,提出了“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之說,並且以精麗的語言,描繪了詞人在“觸類多通”以後,“驅心若遊絲之飛英,含毫如郢斤之蠅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的構思、創作過程,使“萬感橫集,五中無主”的濃郁感情通過“鋪敘平淡,摹繢淺近”(同前)的藝術形象體現出來,所論也較精闢。但他實際品評詞作時,與其立論常有矛盾齟齬之處。從他早年所著《詞辨》僅存的“正、變”兩捲來看,把周邦彥9首、史達祖 1首、吳文英5首遣興、詠物、應歌之作,劃為“正”體,而將李煜9首、辛棄疾10首、陸游1首列在“變”體,就令人難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分領一代。並主張“問塗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雖想博觀約取,仍不免囿於“婉約”一派。

常州派詞人對於創作,態度比較嚴肅。比如張惠言〔木蘭花慢〕《楊花》和周濟〔蝶戀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詞精密純正,似別有意蘊,但比較晦澀。實際上也並無十分深刻的思想內涵,與其立論尚有距離。這是他們詞作的主要傾向,也是整個常州派詞人的局限。

常州詞派對清詞發展影響甚大。近代譚獻、王鵬運、朱孝臧、況周頤這四大詞家,也是常州詞派的後勁。雖然他們創作同樣走向內容狹窄的道路,境界並不恢宏,但他們的詞學整理研究頗有成績。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匯刻《花間集》以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餘家為《彊村叢書》,都收集了大量的詞學遺產。

近人龍榆生《論常州詞派》材料翔實,可資參考。

中西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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