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
鍾惺
竟陵派鍾惺，字伯敬，號退谷，又號退庵。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著作有《隱秀軒集》、《史懷》等。他的文學主張與公安派有近似處，也反對擬古，但強調從古人詩中求性靈，在詩文中開眼界，與公安派的”性靈說“有明顯不同。鍾惺在《詩歸序》中說：”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虛懷定力，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這種藝術審美品格，形成了這一派文學上”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鍾惺工詩能文，自己更以文自負。他的一些論史之文，能”發左氏|班、馬之未竟，鉤其隱深而出之“（陸雲龍《鍾伯敬先生合集序》）；所作諷時小品或題跋等，文筆犀利，語言簡練，極具個性特點，如《夏梅說》、《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等；紀游之作，為人稱道的有《浣花溪記》。
譚元春
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場不利，天啟七年（1634） 始舉於鄉，崇禎十年死於赴進士考試的旅途中。有《譚友複合集》。鍾、潭曾編選《詩歸》（單行稱《古詩歸》、《唐詩歸》），在序文和評點中宣揚他們的文學觀，風行一時，竟陵派因此而成為影響很大的詩派。
性靈說
性靈說的核心是強調詩歌創作要直接抒發詩人的心靈，表現真情實感,認為詩歌的本質即是表達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說好詩應當“情真而語直”（《陶孝若枕中囈引》）,“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序小修詩》）。性靈的本意是指人的心靈。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說：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於自然界的“無識之物”,即在於人是“性靈所鍾”,有人的靈性。《《文心雕龍》·序志》中所說“歲月飄忽,性靈不居”,亦是指人的心靈。《原道》篇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說文章乃是人的心靈的外在物質表現。其後鍾嶸在《詩品》中突出詩歌“吟詠情性”的特點，強調“直尋”，抒寫詩人“即目”、“所見”，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讚揚阮籍詩可以“陶性靈，發幽思”等，和後來性靈說的主張是接近的。
竟陵派性靈說雖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但是作為明清時期廣泛流行的一種詩歌主張，它主要是當時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文藝思想鬥爭的產物。因此它和歷史上這些有關論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時期詩歌理論批評中的性靈說的主要特點如下：
①性靈說是在李贄童心說的直接啟發下產生的，是當時反理學鬥爭在文學理論上的具體表現。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封建專制制度走向崩潰，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學術思想界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和鬥爭。李贄在著名的《童心說》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學的最大特點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對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張文學要寫“童心”,即“真心”,是未受過虛偽理學浸染的“赤子之心”，認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體現。文學要寫“童心”，實質就是要表現“真情”，反對描寫受儒家禮義束縛的“偽情”。這就為性靈說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②性靈說的提出，也是針對當時文藝上反對復古模擬的風氣而發的。明代前、後七子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給文藝創作帶來了嚴重的惡果,使詩文普遍陷入了模擬蹈襲的死胡同。李贄在《童心說》中就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的問題,認為只要寫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這是對復古主義文藝思想的有力的抨擊。公安派正是進一步發揮了李贄這個思想，提出了一個“變”字，指出每個時代文學都有自己的特點,必須具有獨創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濤閣集序》中所提出的“窮新極變”的原則和前、後七子的蹈襲擬古，從創作原則說，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變”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靈說的理論基礎上的。因為詩文都是性靈的表現，而性靈是人所自有，不同時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樣，所以評論文學作品的標準，不能以時代論優劣，而應以能否寫出真性靈為依據。
③性靈說從真實地直率地表達感情的要求出發，在詩歌藝術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暢之美,反對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對以學問為詩。公安派強調詩歌的“真”、“趣”、“淡”，認為這是“真性靈”的體現。他們提倡質樸，反對鉛華：“夫質猶面也，以為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園存稿引》）主張文學語言要接近口語：“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袁宏道《敘梅子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論文》）
藝術風格
提出重“真詩”重“性靈”
竟陵派繼公安派之後，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於文壇，並產生較大的影響。鍾、譚均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
在文學觀念上，竟陵派受到過公安派的影響，提出重“真詩”，重“性靈”。鍾惺（1574～1625）以為，詩家當“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詩歸序》）。譚元春（1586～1637）則表示：“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詩歸序》這些主張都是竟陵派重視作家個人情性流露的體現，可以說是公安派文學論調的延續。儘管如此，竟陵派和公安派的文學趣味還是存在著差異。首先，公安派雖然並不反對文學復古，他們只是不滿於仿古蹈襲的做法，但主要還是著眼於作家自己的創造，以為“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與丘長孺》）。而竟陵派則著重向古人學習，鍾、譚二人就曾合作編選《詩歸》，以作詩而言，他們提倡在學古中“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詩歸序》，達到一種所謂“靈”而“厚”的創作境界。其次，公安派在“信心而出，信口而談”的口號下，不免存有淺俗率直的弊病，對此竟陵派提出以“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予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的創作要求，來反對“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所為，即在總體上追求一種幽深奇僻、孤往獨來的文學審美情趣，同公安派淺率輕直的風格相對立。這樣的文學趣味在竟陵派作品中不難發現。鍾惺《宿烏龍潭》詩：
淵靜息群有，孤月無聲入。冥漠抱天光，吾見晦明一。寒影何默然，守此如恐失。空翠潤飛潛，中宵萬象濕。損益難致思，徒然勤風日。吁嗟靈昧前，欽哉久行立。
詩所描繪的是一幅萬籟俱寂、孤月獨照、寒影默然的宿地圖景，一切都給人以幽寂、淒涼與峻寒的感覺，這大概就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幽情單緒”、“奇情孤詣”的創作境界吧。難怪錢謙益說竟陵派詩風“以淒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鍾提學惺》）。
提倡學古要學古人的精神
應該說，竟陵派提倡學古要學古人的精神，以開導今人心竅，積儲文學底蘊，這與單純在形式上蹈襲古風的做法有著很大的區別，客觀上對糾正明中期復古派擬古流弊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再者他們也較為敏銳地看到了公安派末流俚俗膚淺的創作弊病，企圖另闢蹊徑，絕出流俗，也不能不說具有一定的膽識。但是，竟陵派並未真正找準文學發展的路子，他們偏執地將“幽情單緒”、“孤行靜寄”這種超世絕俗的境界當作文學的全部內蘊，將創作引上奇僻險怪、孤峭幽寒之路，縮小了文學表現的視野，也減弱了在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種直面人生與坦露自我的勇氣，顯示出晚明文學思潮中激進活躍精神的衰落。
重要意義
竟陵派的文學理論在文學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它實際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新的社會思潮在文學領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贄反對以儒家經典規範現實社會與人生，袁宏道等反對以前代的文學典範約制當代的文學創作，而提倡一種具有時代性、個人性、真實性，能夠表現內在生活情感與欲望的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著對舊的精神傳統的破壞。
相關連線
公安派鍾惺譚元春李贄
中西文學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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