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國青銅器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的青銅器。周武王滅商後,封召公於北燕。西周燕國的青銅器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及遼寧喀左馬廠溝等地均有重要發現。春秋以後,隨著燕國地方經濟的發展,國力增強,到了戰國時期,已成為北方大國,是七雄之一。青銅器的生產也有了很大發展。在河北易縣燕下都發現了鑄造兵器及錢幣的青銅手工作坊遺址;在燕下都、北京呼家樓和韓家潭、承德八家子等地發現了燕國的刀幣,甚至有的窖藏多達數百斤,這些都是當時燕國青銅冶鑄業高度發達的反映。1966年燕下都老姆台出土的青銅饕餮紋鋪首,形體巨大,高達74.5厘米,寬 36.8厘米。1970 年燕下都東貫城出土的青銅樓闕形飾件,下部方銎四面飾以浮雕鏤空獻禽、庖廚等紋飾,上部呈樓閣形,中為坐人,其側有樂人,屋頂中間立二鳥,四脊有伏獸,結構複雜,生動地反映了燕國貴族的生活。尤其是1982年江蘇盱眙南窯莊出土的戰國中晚期燕國青銅器重金壺,肩腹部有鏤空螭龍糾結狀銅套,上面飾梅花,其上還有一道橫箍及4個伏獸、4個鋪首銜環,細部飾以錯金雲紋,精巧富麗,代表了燕國青銅冶鑄業的較高水平。

燕國青銅器簡介

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的青銅禮器在燕下都、北京通縣中趙甫、唐山賈各莊、淶水永樂店、承德平房等地均有發現,傳世品有郾侯載簋、豆、重金區及氏壺等。而燕下都、北京昌平松園、懷柔水庫等地燕國墓葬出土的陶質仿銅禮器也反映了當時燕國青銅禮器的情況。綜合上述發現,可見春秋、戰國時期燕國的青銅禮器與中原地區器物的類別和組合、器形與紋飾有著很大的一致性,如燕下都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墓 M31隨葬銅鼎 2件、豆 1件,唐山賈各莊戰國初期墓 M18隨葬銅鼎、豆、壺、簋、勺、盤及匜各 1 件。它們的紋飾均以蟠螭紋為主,與中原地區相同。
由於所處地域的不同,燕國青銅禮器也有著自身的特點。首先,由於燕國地處北方,離成周較遠,因而保存西周以來青銅禮器的傳統特點較多。這種守舊的作風在紋飾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在鼎足的上部、鼎耳及盤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飾以饕餮紋。象燕下都M31∶1銅鼎、M28∶42 銅鼎及唐山賈各莊 M18∶5銅盤均是如此。這種仍舊喜歡飾以商周以來饕餮紋的作風,在燕下都及北京韓家潭等地出土的半瓦當上也有鮮明的反映。其次,在器形上也有其自身的特點,例如銅鼎,一般腹部較深,三足較高,但又與楚國的細高足不同;鼎蓋較平而中部微凸,下部斜折成鈍角,又與齊國的折為直角的平蓋鼎不同。且鼎的附耳多外侈,有的上端外折呈平耳。尤其是在唐山賈各莊及燕下都出土的平面呈橢圓形、頸部有兩個圓環形附耳的鼎(或稱為敦形鼎)以及雙環耳圈足簋,均為其他地區所少見。第三,在紋飾上,春秋、戰國時期燕國青銅禮器鑲嵌的人物紋,其題材內容主要是狩獵紋,例如唐山賈各莊M5出土的狩獵紋銅壺,與中原地區的水陸攻戰紋就不同。再有,在銅器上還常飾以紐結之綯紋以及蹲獸紋、鳥紋、魚紋等,這些可能與燕國和內蒙古、東北地區毗鄰,受到北方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有關。從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青銅禮器相比較而言,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戰國初期青銅器與燕國青銅器比較接近,因此,可以劃分為一個類型,而和三晉、齊魯、秦、楚的青銅器存在著較大的區別。
戰國時期燕國青銅兵器出土與傳世品較多,例如燕下都第23號遺址南部 1號灶的東部火膛中出土 108件銅戈,其中 100件有銘文,其特點是器體厚重,胡部多有1~3個倊,內部較長,有的內下緣呈凹刃,有的內下端呈缺角狀。銘文大多為鑄銘,且多為燕王(侯)監製,例如Z1∶58戈,胡部鑄銘:“郾王喜造御司馬”。Z1∶2戈,內部鑄銘:“郾王職作萃鋸”。又如1958年燕下都出土的戈,銘為:“郾侯載作仺萃”,將戈稱為鋸、或,也是燕國青銅兵器的特點。
此外,在燕下都高陌村東等地還出土了銅鏡及四山鏡范,在燕下都第22號遺址、北京懷柔水庫戰國墓、天津張貴莊戰國墓等均出土了銅帶鉤,說明戰國時期燕國青銅服飾器的生產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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