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分析
當現行利率過高時，人們預期利率會下跌,便放棄貨幣而持有債券，即減少貨幣需求，這樣不僅可以獲得較高的債券收益，而且當以後利率下跌時還會因債券升值獲得額外的資本盈溢。當現行利率過低時，人們預期利率會反彈，便放棄債券而持有貨幣，即增加貨幣需要量，這樣可使收益損失和風險降至最低。因此,投機性貨幣需求是利率的反函式,同利率的高低呈反方向變動。以L3代表投機性貨幣需求，i代表利率水平，其函式式可表述為：
。投機性貨幣需求還可能有兩種極端形式：①當利率高到一定限度時，投機性貨幣需求為零，人們相信利率非下降不可，債券價格不會降得更低，而且現行的高利率將抵消任何可能產生的資產損失，這時，任何人都願意持有債券。②當利率低到一定限度時投機性貨幣需求將無限大，人們認為利率不會再降，債券價格不會再提高，這時,任何人都只願意持有貨幣。如果保留債券,利率上升便要蒙受資產損失，因而，在這一利率水平上,無論貨幣供給多少，都會被全部吸收，貨幣政策無效。這就是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
投機性貨幣需求
投機性貨幣需求穩定性
市場投機炒作活動貨幣主義學派更為細緻地分析了影響貨幣需求的規模與機會成本變數。他們認為，規模變數主要是總財富，總財富可分為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機會成本變數包括貨幣自身預期收益率、股票預期收益率、債券預期收益率、預期通貨膨脹率。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較為複雜。但是在簡化分析中，他們將上述影響因素簡化為永久收入和市場利率，並且在實證分析中發現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接近於1，利率彈性接近於零，這樣貨幣需求的變數關係具有穩定性。弗里德曼則明確指出，貨幣需求函式是高度穩定的，他在《貨幣數量說的重新表述》一文中說“貨幣需求函式是高度穩定的”，這裡的穩定是指“貨幣需求量與決定此需求量的諸變數之間的函式關係的穩定”。弗里德曼進一步斷言，貨幣需求函式甚至比消費函式還要穩定。弗里德曼的斷言意味著貨幣政策對經濟的穩定有著巨大的影響。貨幣主義學派的布倫納和梅爾澤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中發現，貨幣需求函式在長期內是穩定的，無論採取狹義的還是廣義的貨幣定義，也“無論制度方面的、社會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變化有多大，貨幣需求函式都是相當穩定的”；戈德菲爾德則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74年的數據做出實證研究，支持了貨幣需求函式具有穩定性的結論。
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凱恩斯學派也基本認可了貨幣主義的上述研究結論。就在貨幣需求函式的穩定性幾乎成為一個公認事實的時候，從1974年起，貨幣需求函式卻開始在預測貨幣需求中出現嚴重的偏差。“就美國來說，20世紀70年代似乎表現出貨幣需求函式下移，而80年代則相反。在20世紀70－90年代的30年裡，現實貨幣持有量明顯偏離了大多數貨幣需求估計模型的預測。在流通速度方面，M1的流通速度在20世紀70年代的提高和在80年代的降低根本沒有被這些模型預測到。”戈德菲爾德將貨幣需求函式表現的這一不穩定現象稱為“貨幣失蹤”之謎，即根據貨幣需求函式所預測的貨幣需求量大大超過公眾持有的實際貨幣量。
這一事實對貨幣政策如何運作，以及如何估價其對經濟的作用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函式變數
投機性貨幣需求對中國來說，變數的內容和表現形成尤為重要。一方面，有很多制度變數難以設定，科學地探索並設定這些變數無疑將大大推進中國投機性貨幣需求不穩定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轉型又使得有很多變數的數據要么不連續，要么不準確，還有可能是無效的。
比如，作為因變數的貨幣量中國是通過對各層次的金融資產用簡單加總的統計方法獲得的，這種統計方法顯然與貨幣的金融資產特性是不相適應的。各種金融資產的“貨幣性”或者說“流動性”是一個程度問題，而不是有和無的問題，在現實經濟運行中，所有的金融資產都有某種程度的“貨幣性”，就是說都有某種程度的流動性，這使得任何資產都有某一部分在發揮著貨幣的功能。這就是說，某種金融資產不是簡單地可以判斷為是不是貨幣，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是貨幣。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提出的迪維西亞貨幣總量概念對貨幣量的度量是非常有價值的。這種指標與金融資產持有者的決策行為相一致，而且包含了金融創新與制度變化對貨幣範圍的影響，它能夠在制度變化過程中較準確地反映貨幣的基本屬性，因而更能對社會總需求、價格總水平作出更為及時的預測。大量的經驗研究表明，用該指數估計的投機性貨幣需求函式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預測精度；相對於簡單加總的貨幣總量，加權貨幣總量對美國的GDP和GDP平減指數的預測具有較高精度。
貨幣術語
| 薩繆爾森在其名著《經濟學》有關貨幣的章節中，引用了金·哈伯特的一句名言：“在一萬人中只有一人懂得通貨問題，而我們每天都碰到它。”由此看來，貨幣貌似簡單，實際上卻極其複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