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文物
正文
存留在社會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有關戲曲的歷史文化遺物。包括墓葬遺物、碑銘題記、繪畫雕刻、手寫的和版刻的劇本、戲台建築或遺址等。這些實物資料，有的已經發現和出土，有的則尚待發現和發掘。考察這些實物資料，對於認識戲曲發展的歷史面貌，探索戲曲藝術形態的歷史成因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戲曲實物資料很多，大體上可分為5類。演出用具 這類戲曲文物包括曾經為戲曲藝人用以表演的遺物，如戲衣、服飾、砌末、面具、樂器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清兩代宮廷演戲所用的戲衣和砌末，某些藝術家如梅蘭芳的專用戲裝，西藏地方的藏劇、各地儺戲的臉譜化裝的面具等，都屬此類。這些文物展示了某個時期某些藝人的演戲活動，有助於考察它們所表現的戲曲面貌以及服飾、化裝的特徵和戲曲表演形態演變的過程。
繪畫雕塑 宋代以後，戲曲藝術在中國傳統的繪畫和雕塑藝術中有所反映。這些繪畫與雕塑作品為考察和印證宋雜劇、金院本、元雜劇和明清傳奇與雜劇的舞台演出、服飾裝扮和腳色行當的發展變化等等，提供了形象資料。近來出土的一些文物，如河南偃師宋墓雜劇磚雕、山西侯馬金代董墓院本演出俑、山西芮城永樂宮元代潘德沖墓槨石刻演劇圖；地上遺存的文物，如山西洪洞明應王廟正殿元代雜劇壁畫；還有傳世的兩張宋雜劇絹畫、宋代雜劇藝人丁都賽磚雕像等，都是研究宋、金、元時期北方雜劇藝術的極為珍貴的資料。它們雖屬不同的時代，但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在藝術上繼承的關係。另如金代早期的磚雕,是淨醜居中(見稷山馬村金代段氏墓群雜劇磚雕),而金晚期磚雕則以末色居中（見侯馬董氏金墓戲俑）與山西洪洞明應王殿元雜劇壁畫相似。從這些文物所描繪的演出形象來看，雜劇藝術的腳色裝扮已經形成一定程式化的規格，說明自北宋末年的雜劇演出到金院本、元雜劇的演出形式基本上已經固定下來，形成一種經過提煉的、帶有誇張性和滑稽諷刺意味的表演藝術特點。
元代以後,特別是到了明代,中國木版印刷技術高度發展,明版戲曲劇本大量出現,作為劇本插圖的版畫藝術，在描繪舞台演出的情景和雕板的精美方面，均已臻於圓熟。明弘治戊午年（1498）刊行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定奇妙注釋西廂記》等數量較多的戲曲劇本，大都有相當精美的版畫插圖。明崇禎年間刊本《盛明雜劇·義犬記》插圖中，繪有兩個腳色在紅氍毹上扮演《葫蘆先生》，反映了明代弋陽腔在廳堂中演出的情況。又如崇禎年間刊本《荷花盪》插圖版畫中有一幅演出崑山腔《連環記》的場面。在描繪明代南京商業繁榮景象的大幅繪畫《南都繁會圖》中，有一處描繪用蓆棚搭成的卷角舞台上正在演戲的情形。這類繪畫對研究興旺發達的明代戲曲很有幫助。
著名的西藏拉薩布達拉宮的藏戲壁畫，繪製於17世紀中葉，反映了當時藏戲演出的實況，對於藏戲歷史及其服裝、面具等藝術成就均有研究價值。清代宮廷中主管御用演劇班子的昇平署，專門繪製有色彩鮮艷的戲曲腳色扮相譜，為研究清代宮廷演出劇目和腳色、服飾提供了珍貴的形象資料。除此之外，在豐富多采的民間年畫中，如北方的楊柳青年畫和南方蘇州桃花塢年畫，有很多反映清代民間戲曲演出形態的作品，對於研究清代梆子腔、皮簧腔等地方戲的演出劇目和藝術形式，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古戲台遺蹟 各個時代的戲曲藝術在民間和宮廷演出活動的歷史遺蹟，是研究古代戲曲的發展演變及其流傳情況、聲腔、劇種的興衰及舞台建築藝術的十分重要的文物資料。宋、金、元時期古戲台遺蹟和遺物，近年來在平陽（今山西臨汾）一帶發現多處。如宋景德二年(1005)修建的萬泉縣(今萬榮縣)橋上村后土廟舞亭（見萬泉后土廟碑），金大定八年(1168)重修的洪洞縣伊壁村東嶽廟“露台”，金興定二年(1218)修建的臨汾東亢村聖母祠戲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修建的萬泉縣太趙村戲台，元大德五年(1301)修建的萬泉縣柏林廟戲台，元至治元年（1321）修建的臨汾東羊村東嶽廟戲台等等。這些古戲台都是中國傳統的木構建築，有的距今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修建這些戲台大都與寺廟關係密切，有的古戲台本身就是寺廟建築的一部分。當時在這些戲台進行的戲曲演出活動，起著酬神、娛人的雙重作用。這些古戲台遺蹟和遺物的發現，對於考察這一歷史時期北方雜劇藝術在平陽地區普遍流行及其藝術成就，有著重要的價值。
清代戲曲出現了兩種特殊的現象，一是地方劇種普遍的興起，商業性質的專業戲班大量增多；二是戲台建築的大型化，形式也更趨精美。康熙、乾隆年間各地建立的戲台，就明顯地帶有這種商業的色彩。當時以棉布業、典當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業勢力向外擴展，出現了沿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東進局面。山陝公會到處建立會館，大多以關帝廟的形式出現。太原、西安、洛陽、開封、毫州以及山東聊城等交通要道，均有大關帝廟的興建。興帝廟內多附建戲台，如毫州花戲樓等。陝南漢水流域，有著名的賒旗鎮(今社旗縣)大關帝廟戲台。沿川陝路到四川各地，也是如此，著名的有自流井（今自貢市）山陝會館戲台。這些戲台的規模都非常宏麗。隨著這些戲台的建立，山陝地方興起的梆子腔也在各地演出。與此同時，江蘇、安徽的鹽商勢力也以蘇州、揚州為中心向北方延伸。鹽商重視崑山腔，這與以官商結合為特點的鹽業經濟勢力很有關係。蘇州老郎廟是清廷扶持的崑山腔的大本營，一時成為官府承認的全國戲曲中心，號稱“梨園總局”（見蘇州老郎廟碑）。蘇州織造府利用梨園總局，經常向清廷輸送演員和戲裝，北京清宮內也建造了多處大型精美的戲台。此時，沿海的福建、廣東也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在著名的佛山鎮道教祖廟中興建了宏偉奇麗的萬福台(見佛山祖廟戲台)，在潮州建有外江戲會公所，在福建莆田建有瑞雲祖廟戲台。清代在全國各地建立的戲台為數甚多，這些戲台的建築及其碑文，為研究清代戲曲，特別是清代地方戲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古劇本的遺存 古代刻印和手寫的戲曲劇本，反映了戲曲藝術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和雕刻印刷的成就。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古劇本，迄今尚無發現。元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民間坊刻本《元刊雜劇三十種》，為現存最早的戲曲劇本，它是研究元代雜劇藝術的珍貴文物。至於宋元南戲，迄今只能見到明本。除《永樂大典》寫本《張協狀元》、《小孫屠》和《宦門子弟錯立身》 3種比較接近原貌的劇本外，近年來又陸續有新的發現。其一是明嘉靖年間的寫本《蔡伯喈》（即《琵琶記》），這是一部罕見的明代戲曲舞台演出本，1958年出土於廣東省揭陽縣西寨村明墓中；其二是明成化年間的民間坊刻南戲劇本《白兔記》，1972年出土於上海市郊一座明墓中；其三是明宣德七年(1432)寫本《劉希必金釵記》，即宋元南戲《劉文龍菱花鏡》在廣東潮州流傳的藝人演出本，此劇早已失傳,這本罕見孤本的發現,為宋元南戲填補了一處空白，1975年出土於廣東省潮安縣西山溪的一座明代墓葬中。這3種劇本的出土,為研究宋元南戲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流傳發展提供了實物資料。1954年曾在山西萬泉縣百帝村發現了青陽腔的4個劇本:《三元記》、《黃金印》、《湧泉記》和《剔目記》，這是難得看見的清道光、鹹豐年間的重寫本，對於研究明代南戲青陽腔在清代流傳於北方的歷史，具有很高的價值。近30年來,全國各地發掘整理傳統戲曲的同時,發現了不少珍貴的古老劇本，如福建莆仙戲就保存了不少清代戲曲演出本，福建梨園戲亦發現了宋元南戲失傳的劇本如《朱文鬼贈太平錢》、《劉文龍菱花鏡》等多種清代藝人手寫本。福建等地古劇本的大量遺存，實為中國戲曲古籍的大寶庫。至於清代宮廷中專供皇帝御前看戲的劇本，從乾隆以來各代都有，工楷精鈔，封面以金黃裝裱，華麗典雅。這種劇本是宮廷的演出本，名叫“安殿本”，如乾隆年間的安殿本題為《太平祥瑞》，現存有《海岳效靈》、《方朔偷桃》、《萬國呼嵩》、《瑤池集慶》等10種，今藏中國藝術研究院。
還有一類戲曲文物是具有某種紀念意義的實物資料。其中有古代遺留下來的有關戲曲的碑刻，如蘇州老郎廟碑、北京精忠廟碑，各地戲曲藝人以往供奉的祖師圖像和紀念物品，古代戲曲作家和藝人的手跡和遺物等。現代具有紀念性質的革命戲曲文物，如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的題字“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手跡，周恩來等有關戲曲的題字手跡，還有各種紀念檔案等實物，都是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寶貴資料。
由於戲曲是一種民眾性的藝術，在封建統治階級眼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有關戲曲的材料往往為一般史乘文獻所不載。史料的缺乏，造成歷史考察的困難。重要的戲曲文物則可以補充史載之不足，糾正某些文獻記載中的錯誤和不實之處。因此，對於戲曲文物的考察，不僅要運用考古專業的知識和方法，同時也要考慮戲曲的歷史狀況，鑑別其真偽，考訂其價值，對它進行歷史的科學的綜合分析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陸續發現和出土的戲曲文物逐漸為學者們所注意,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今後有可能成為戲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運用考古手段來研究戲曲歷史的一門新的學科。隨著近年來戲曲文物有了較多的重要發現，給戲曲史研究也帶來許多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它必將促進中國戲曲史研究工作出現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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