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寓言詩又稱詩體寓言，它以蘊涵發人深思的鮮明寓意（哲理或教訓）為主要特徵，是以寓言的形式來敘事的詩。寓言詩最早是以動物為對象的，比如《詩經》中的《豳風•鴟鴞》。然而，以非人為主要對象的寓言詩在漢代以前數量很少，到《焦氏易林》的出現，中國文學中才有了大量以動物為對象的寓言。所以陳良運說：“古代寓言詩真正的興起，則是遲到漢代，焦延壽在所著的《易林》四千零九十六首四言詩中，始有大量的寓言詩。”我國古代寓言詩的創作到唐代達到了高峰時期。結尾部份
它常用諷刺與誇張的手法，突出漫畫式人物形象，具有詩的凝練含蓄的意境氛圍。語言精練而理智，有韻味而又富於哲理。法國拉.封丹著有《寓言詩》。
特點
（一）故事性、寄寓性是寓言詩的基本特點。寓言詩由於是詩的形式，所以故事情節會顯得簡略，但它也有一定的情節與形象。如漢樂府中的《艷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三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躊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趨）。”白鵠雙雙飛翔，忽然雌白鵠病了，不能相隨。雄白鵠非常難受，“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它想銜雌鵠、背雌鵠同行，但都不能實現，最終只好帶著無窮的遺恨飛走了。相戀相顧的雌雄白鵠就是人間的恩愛夫妻形象，艱難痛苦的訣別，寄寓了夫妻離別之悲。
（二）常見的藝術手法。寓言詩往往以動物來比人，在奇特的想像中，魚鳥花木等也會作人言，擬人法創作寓言詩，是最普通最常見的技巧，如上面的《艷歌何嘗行》。寓言是一種“比喻的藝術形式：自覺的象徵表現”，故寓言詩也多用比興雙關象徵的表現手法。因為比興雙關象徵使詩的寓意加深，更具含蓄蘊藉、耐人尋味的藝術效果。如劉禹錫《聚蚊謠》：“沉沉夏夜蘭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聽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床。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詩人大膽地揭露了宦官和大官僚的醜行，把他們比作渺小而又可惡的蚊蟲：伺暗出動，“利嘴迎人”，“聲如雷”，氣勢囂張，窮凶極惡，但是“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既在痛罵政敵中表達了政治鬥爭的勝利信念，也是對那些死到臨頭還洋洋得意的政敵們可恥下場的嘲笑。
（三）寓意的準確把握。寓意是寓言詩的關鍵、生命和靈魂，而起著諷喻、勸誡、啟迪作用的寄寓正是寓言詩與其他詩歌相區別的重要標誌之一。要把握寓意，首先要抓住詩中的關鍵情節和所託之物的特點，再結合時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等相關內容，作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的聯想，在具體的形象中感悟詩人的用意所在；其次要抓關鍵句，有的寓言詩在詩中有點明寓意的詩句，找到這個關鍵句，也就好把握寓意了。
詩詞舉例
秋，蒲公英老了
兒女問
有什麼遺產
母親默默地
在兒女頭上
戴了一把遠飛的傘
我不要遠飛
我要高飛
高高地
蝸牛拉關係
蝸牛居住的地方，
黃牛擔任行政長官。
他專程拜訪，
臉上笑得燦爛：
都是牛的家族，
關係非同一般。
今後，還請多行方便。
蝸牛居住的地方，
烏龜擔任行政長官。
他專程拜訪，
臉上笑得燦爛：
都有一副甲殼，
關係定非一般。
今後，麻煩多行方便。
蝸牛居住的地方，
山羊擔任行政長官。
他專程拜訪，
臉上笑得燦爛：
頭上都有長角，
關係絕非一般。
今後，務必多行方便。
《寓言詩》
《寓言詩》是拉封丹窮畢生精力寫成的不朽之作，據學者研究，總數達12卷242篇的寓言詩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每一篇寓言詩都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寓言故事裡的主要角色約有12類，即男人、女人、神、鳥類、狼、狐狸、獅子、老鼠、驢、猴子和水生動物等，它們活動的主要地點也有12個左右，即森林、田野、懸崖、河流、大海、道路、城市街道、店鋪、宮殿、茅屋等。這些寓言形成了一個由人和動物組成的世界，構成了以宇宙為背景、以人類為角色的“百幕大喜劇”，似乎可以說是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雛形和先聲。
拉封丹的寓言詩雖然大都取材千古代希臘、羅馬和印度的寓言以及中世紀和17世紀的民間故事，但是它成功地塑造了貴族、教士、法官、商人、醫生和農民等的典型形象，涉及各個階層和行業，描繪了人類的各種思想和情慾，因此是一面生動地反映17世紀法國社會生活的鏡子。
17世紀的法國社會表面上王權十分威嚴，實際上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矛盾重重，明爭暗鬥，社會上等級森嚴、特務橫行、租稅繁重、民不聊生。拉封丹由於為富凱鳴冤叫屈，加上他的《故事詩》內容不雅，因此長期受到路易十四的冷遇，成了與王權關係最為疏遠的古典主義作家。他雖然在寫作寓言時已躋身上流社會，但畢竟是寄人籬下，他一方面對上層社會的黑暗耳聞目睹，另一方面對民間的疾苦也較為關心，因此他能夠得心應手地利用古代的題材來揭露當時的社會現實。例如《群獸獻給國王亞歷山大的貢品》暴露了國王的貪婪；《患瘟疫的野獸》及《狼和小羊》抨擊了強權政治；《吹噓家譜的騾子》嘲笑了妄自尊大的貴族；還有不少寓言諷刺了僧侶、神甫和法官的偽善與貪心，而《農夫和他的孩子們》、《死神和樵夫》等則讚揚了勞動者的勤勞誠實，或對他們遭遇表示同情。
古代的寓言往往過於簡短和淺顯，要使之成為完整的故事，就必須按一定的道德觀念來增加情節和人物（往往是動物）。正是在這方面，拉封丹顯示了他無與倫比的藝術才華。他不是簡單模仿古代寓言，而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加以革新。在短短一則寓言中，他不僅要同時描寫情節和人物心理的發展，而且還要寄託自己的寓意，例如《烏鴉、羚羊、烏龜、老鼠》讚頌友誼的珍貴；《蟬和螞蟻》批評了懶惰的惡習；《烏鴉和狐狸》告誡人們切勿愛慕虛榮；《狐狸和仙鶴》闡明了對壞人要以牙還牙的道理。
這些寓言的內容早已人所共知，因此改寫必須要有新意。拉封丹不愧為描寫禽獸的大師。在深刻觀察大自然和社會現實數十年的基礎上，他以極為豐富的想像力和高深的藝術造詣，用優美的自由詩體栩栩如生地描繪出動物的外貌神態，細緻入微地刻畫了它們的心理活動，加上勾畫得恰到好處的自然景色，使寓言詩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能讓人充分感受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正因為如此，前人的題材到他筆下就別開生面，煥然一新，後人對他的作品常常嘆為觀止，望塵莫及。
當然，由於社會和歷史條件的限制，拉封丹的《寓言詩》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在《獅子出征》、《獅子和一同打獵的驢子》、《狐狸、猴子和群獸》等篇中都讚頌了國王的英明和威嚴，在《老了的獅子》、《獅子和老鼠》中也是善意地向國王提醒要注意的問題。此外，他所塑造的被壓迫者的形象也大多逆來順受、軟弱無力，例如《死神和樵夫》的結論便是“好死不如惡活”。但是這些無損於《寓言詩》的光輝。我們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