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國會請願運動清末資產階級立憲派發起的政治運動。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後，一味敷衍拖延，毫無立憲誠意（見預備立憲）。資產階級立憲派外感於列強亡我的威脅日益緊迫，內鑒於反清革命的風潮不斷增長，更加急切地希望加快改制，以挽救危亡、消弭革命。他們認為，實行憲政的關鍵在於召開能夠限制和削弱君主專制權力的國會。為了統一輿論、造成聲勢、對清政府施加壓力，他們發起了國會請願運動。
過程
初次請願
國會請願運動1907年秋，著名立憲派首領之一楊度與在日本東京發起組織憲政講習會的會長熊范輿等，率先上書都察院，請開民選議院。接著，湖南紳民代表、部分京官或上書都察院，或專折上奏，力陳召開國會的必要。1908年夏，河南、江蘇、安徽、廣東代表先後入京；康有為領導的中華帝國憲政會以海外二百餘埠華僑名義上書，請開國會；梁啓超領導的政聞社致電憲政編查館，提出三年內召開國會的具體要求；張謇等領導的預備立憲公會則主張“以兩年為期”，並致電湖南憲政公會、湖北憲政籌備會、廣東自治會以及河南、安徽、直隸（約今河北）、山東、山西、四川、貴州等省立憲派首領，約以各派代表齊集北京要求“決開國會”；直隸、京師、八旗、吉林、山東、山西、浙江等紳民代表紛紛向都察院投遞了請願書。各省請願書都徵集了許多人簽名。據當時報刊的報導，請願書籤名的，八旗有一千多人，山東兩千多人，吉林四千多人，廣東一萬一千多人，江蘇一萬三千多人，浙江一萬八千多人，山西達兩萬人，此外，部分督撫和駐外使節也曾上奏“請速定年限”召開國會。
再度請願
國會請願運動清政府對請願運動十分疑忌，一面查封政聞社以示懲戒，一面宣布定九年為預備立憲年限以事敷衍。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即清德宗載□不久相繼死去，載灃任監國攝政王。載灃採取了表面上決心實行憲政而實際上厲行集權於滿族貴族的方針，從而使清政府與立憲派、中央與地方、滿與漢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立憲派對九年預備立憲本不滿意，1909年（宣統元年）各省咨議局成立後，遂以咨議局議員的合法地位，再度發起國會請願運動。
同年冬，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公開發表意見書，主張縮短預備立憲的期限，定於1911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並通電各省咨議局派代表組織聯合請願。於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廣東、廣西、福建、山東、直隸、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十六省咨議局代表五十多人齊集上海，經過討論，完全贊同張謇的倡議,決定分道出發,詣闕上書。1910年1月（宣統元年十二月）, 各省咨議局代表三十三人組成的請願國會代表團到達北京,由直隸代表孫洪伊領銜,向都察院呈遞聯名請願書,要求“期以一年之內召集國會”。清政府以“國民知識程度不齊”為理由加以拒絕，請願失敗。
第三次請願
孫洪伊等立即部署再次請願，組織請願即開國會同志會，設總部於北京，通告各省設立分會；商定由江蘇、直隸、廣東三省咨議局派人到鄰近各省及海外華僑中進行鼓動,一面向各省督撫請願,一面派代表進京請願；並決定在京召開咨議局聯合會，創設報館刊行日報。同時，民政部警官黎宗岳等發起組織國會期成會，也號召各省設立分會，派代表入京請願。各省在成立請願同志會分會時，即募集捐款、徵集簽名，推選入京代表。1910年6月,以直隸咨議局議員代表、商會代表、教育會代表、政治團體代表、紳民及旗籍紳民代表、東三省紳民代表、蘇州及上海商會代表、江蘇教育會代表、南洋二十六埠中華商會代表、澳洲華僑代表等十個團體的名義，一百五十餘名代表持號稱二十餘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一齊向都察
院呈遞。清政府又以“財政困難”為由加以拒絕，請願再次失敗。第四次請願
立憲派決定發動規模空前的第三次請願，把運動擴展到民眾中去。1910年 9月資政院開議前後，請願運動進入最高潮。直隸、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後舉行數千人集會遊行,要求督撫代奏請願呈稿。湖北數百人集會，倡議“不開國會，不承認新捐稅”。奉天各城鎮曾醞釀每城派一萬人入省城請願。北京方面,國會請願代表團迭向資政院和攝政王上書，資政院除代奏外並通過了陳請速開國會專折。在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壓力下，十八個督撫、將軍、都統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聯名奏請立即組織內閣、翌年開設國會。清政府震驚之餘，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宣統三年四月組成以奕□為首的“皇族內閣”）。第三次請願後，立憲派內部出現分裂。江浙立憲派遵旨停止請願活動，直隸、湖北、湖南、四川、東三省等其他省份的大多數立憲派堅持一年內召開國會原議，繼續在省內發動大規模請願遊行。年底，奉天在萬餘人遊行後派出第四次請願代表赴京，代表路過天津時，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倡議全國學生罷課回響。清政府下令將第四次請願代表押送回籍，溫世霖發配新疆。第四次請願流產。
歷史意義
國會請願運動是立憲派發動的爭取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的民眾運動。運動以承認清朝為前提，具有抵製革命、削弱革命勢力及其影響的性質。但運動的主要鋒芒是指向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在運動中，立憲派不斷揭露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虛偽和朝政的腐敗，客觀上有助於人民的革命覺醒。由於爭了幾年的結果只是縮短預備年限的空文搪塞和“皇族內閣”的成立，大多數立憲派從絕望而傾向革命，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激化，從而使少數滿族貴族徹底孤立，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
分化和鎮壓
國會請願運動清朝統治者估計到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很難靠一紙上諭平息下去。它一面確定對以後的請願實行鎮壓，一面立即著手對立憲派實行分化瓦解。
當時在民政部任左參議的資政院欽選議員汪榮寶，是個既受朝臣信任又與立憲派有聯繫的人。在上諭發表的前一天，資政院總裁溥倫即以朝廷意旨告訴他，要他在民選議員中做分化工作。汪當即找到幾個比較有影響的議員，如雷奮、羅傑、易宗夔、籍忠寅等密談，雷奮等答應與之合作。他們在資政院民選議員及常駐北京的請願團中展開活動，動搖了他們繼續請願的決心，使資政院在得旨後，未能作出任何有力的反應。請願代表團也遵旨解散了。只有已正式立案的國會請願同志會仍然存在。
統治者為了欺騙中外輿論，強令北京商民懸燈“歡祝”國會縮期召開；樂於為清廷捧場的外國使館也懸旗“致賀”。
江、浙立憲派的領袖張謇，於11月6日在上海得知京中訊息。第二天，江、浙兩省諮議局便發電給資政院，祝賀國會縮期召開。這一叛賣性的舉動使全國聯合的請願運動陷於瓦解。
以張謇為代表的江、浙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是立憲派中保守的一翼，與上層統治集團有較多的聯繫。他們認為，既然朝廷已經作出提前三年召集國會的讓步，請願運動就算有了具體結果。如不顧諭旨，繼續請願，就可能弄到與朝廷決裂的地步。而這是他們要竭力避免的。所以在關鍵時刻，他們首先妥協了。
與張謇等人相反，其他各省立憲派的絕大多數都對清廷上諭表示不滿。直隸、奉天、吉林、江西、河南、福建、湖北、陝西、山西、四川、湖南、黑龍江等省的立憲派都堅持明年即開國會的主張。他們有的致電資政院，有的致電請願團或請願同志會，有的分電各省，有的更組織大規模集會，繼續進行請願活動。江西省城南昌，在上諭發表後，曾舉行萬人集會，提出建立新的請願聯絡機構，繼續請願。稍後，湖北省諮議局等聯合三十九個團體的代表共二千餘人舉行大會，要求總督瑞微代奏，再請朝廷提前開設國會。四川省城成都，有六千人集會，也要求總督趙爾巽代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奉天省發動了第四次請願運動，顯示出相當悲壯的氣氛。奉天省人民深受日、俄等帝國主義侵略之苦，對於救亡圖存格外具有緊迫感。他們歷次所上的請願書都以救亡為唯一的理由。當第三次請願未能達到目的時，奉天的立憲派特別是青年學生異常憂憤，必欲拚死力爭。諮議局連次致電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要求進行第四次請願，但未獲具體結果。12月2日，省城有一群學生到諮議局面見副議長袁金鎧、張百斛，要求速派第四次請願代表進京。袁、張略有難色，當即有兩個學生割指刺股寫血書，以表繼續請願的決心。12月4日，有三千餘學生聚集督署請願，又有人割指血書。12月6日，諮議局出面組織省城八個團體及四十六州縣的代表，聚眾萬餘人，列隊再往督署請願。《商務日報》編輯張進治斷其左食指，用血書寫遊行的大旗。當時報紙載稱，請願民眾情緒異常悲憤，齊聲痛哭，錫良不得不答應代奏。這一天民眾集會請願的場面，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注意。第二天，錫良代奏摺上，其中扼要摘引人民請願書的內容說：“大意則以東省大勢……已岌岌不可終日。誠俟至宣統五年，而此土尚為我有與否已不可知。……其情詞迫切，出於至誠。萬餘人伏地悲泣，至有搏顙流血、聲嘶力竭不能自已者。”要求朝廷“俯允所請，再降諭旨，定於明年召集國會”。並說：“如以臣言為欺飾，請先褫臣職，另簡賢能大員，以舒邊禍。”清廷一方面申斥他“不應再奏”，一方面又不得不挽留他“力任其難，毋許藉詞諉卸”。
12月11日，奉天終於派出第四次請願代表啟程赴京，各界民眾集會送行，又有許多人寫血書激勵代表。同時有許多學生組織起來，分頭下鄉做國會請願的宣傳。
當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過天津時，天津學生積極回響第四次請願，出現了“帝國學生同志會”、“全國學界請願同志會”等組織。他們分電各省諮議局、商會、教育會等，倡議學生罷課請願。有些外省籍學生自動回省活動。12月20日，天津學界聯合諮議局、商會、縣董會，聚集三千餘人開大會，決請直督再次代奏請願書。當民眾隊伍往督署行進途中，遇督署調查局總辦的馬車直衝隊伍。學生一時激憤，將其馬車打毀。至督署，陳夔龍一再推拖不得，只好召見代表，勉強答應代奏。奏上，得旨要該督“剴切宣示，不準再行聯名要求瀆奏”。陳夔龍立即派人到處張貼告示，禁止請願活動。同時密電各省，稱直隸學生要聯絡外省學生罷課請願，請各省嚴加防範。有名的頑固派、兩江總督張人駿得電後，嚴加布置，在明孝陵、雞鳴寺、北極閣、掃葉樓等處加派軍警專伺偵探，嚴防軍、學界聚眾開會。
天津學生不顧朝廷禁令，繼續進行請願活動。12月22日，各校學生聯合行動，決定停課請願，並要求各學堂監督予以贊助。各監督懼“禍”，紛紛要求辭職。陳夔龍得知大怒，立即召集會議，派總兵張懷芝率隊以武力驅散學生。有些紳士害怕發生流血事件，搶先跑到現場將學生勸散。次日，清廷又諭令陳夔龍“嚴傷各員”，對請願運動“開飛彈壓，如有不服勸諭，糾眾違抗，……查孥嚴辦”。清朝統治者看到再三嚴令，仍無效果，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感。24日，悍然下令將東三省請願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軍機大臣徐世昌（曾任過東三省總督）官邸，準備請徐贊助請願。中途被軍警阻止，將他們帶到警廳，宣布當日剛剛發下的上諭，迫令代表們立即回寓收拾行李，準備出京。有幾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動，他們不飲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軍警把他們象罪犯一樣強押上車，解送回籍。押解東三省代表離京的訊息傳出後，極大地刺激了立憲派。這時，清朝統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憤，卻仍一意孤行。在把東三省請願代表押送回籍之後，又召見學部尚書唐景崇、民政部尚書善耆，要他們立即部署嚴密防範和鎮壓學生請願運動。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學堂監督、管理員等，要他們負責剴切曉喻：“如有教員從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學生抗拒不服，應即分別開除斥退。”步軍統領衙門則在京城加派軍警巡邏街市，分赴各學堂偵察，“如有不穩之學生，即請校長指名交出，帶歸衙門”。1911年1月2日，清廷發布鎮壓學生請願的命令，其中說到各地學生“輕發傳單，紛紛停課，聚眾要求”。要各省督撫“再行剴切曉諭，隨時彈壓，……倘再有前項情事，立即從嚴懲辦，並將辦學人員一併重處”。而且宣稱：如再有學生“滋生事端，定惟該督撫是問”。
陳夔龍是清末緊緊追隨朝廷意旨的少數幾個頑固督臣之一。
他在鎮壓天津學生請願運動的同時，還派兵包圍過保定師範學堂，禁止學生出入，搜查來往信件，造成了相當緊張而又恐怖的氣氛。得到1月2日的諭旨後，他更進一步策劃鎮壓行動，決定嚴辦請願活動的組織者。天津學界領袖普育女學堂校長溫世霖，在歷次請願運動中都很積極，在第三次請願失敗後，更不避風險，組織學生罷課請願。陳夔龍等官僚極端嫉視。1月2日諭旨發布後，夭津即出現匿名揭帖，影射攻擊溫世霖。不數日，陳夔龍即將溫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謂“結會斂錢”，“妄圖煽動”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將其發戍新疆。清廷迅即準其所請，於1月9日明諭發布全國。陳夔龍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張，引起全國輿論的憤怒。《時報》指出：這是“揭出假立憲面具之一鐵證”。至此，請願運動完全失敗了。
請願運動的失敗固然與清朝反動政府的分化瓦解和嚴厲鎮壓分不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憲派本身的怯懦。以張謇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憲派，一開始就抱定“秩然秉禮，輸誠而請”的方針，不肯對反動統治集團作更有力的鬥爭。所以，當清廷將開國會的期限稍為提前，而同時準備對請願實行鎮壓的時候，他們就先自妥協了，造成了立憲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較為激進的立憲派，雖然對清政府的反動性有一定的認識，對其反動政策表示相當的憤慨，也曾比較尖銳地揭露和抨擊清政府假立憲真專制的本質，提出過一些較激進的鬥爭口號，但他們在本質上也是脆弱的。一當需要把他們的鬥爭口號付諸實行的時候，他們瞻顧徘徊，畏首畏尾，表現非常卑怯。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了自己的軟弱，然而卻不願也不敢充分發動民眾來增強自己的力量。他們對民眾運動總有些提心弔膽，生怕發生激烈行動，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們只能在各省發動民眾性的請願活動，而在“輦轂之下”的北京，卻始終未能發動一次民眾性的遊行請願。
國會請願運動是由資產階級立憲派獨立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顯示出立憲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動性。但是這種主動性最終還是被其軟弱性所窒息了。他們本來知道“有強迫政府立憲之國民，無自行立憲之政府”，所以才發動請願運動。但多次請願失敗之後，他們還是不敢去強迫政府，而最後終於在政府強迫的暴力面前退卻了。這是改良主義路線必然導致的可悲結局。
請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的社會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立憲派發動國會請願運動的根本目的是為資產階級爭取參政權，帶有爭民主的性質。立憲派對腐朽的清朝專制制度的揭露和攻擊，從政治上打擊了統治集團，使其更加陷於孤立。國會請願運動是在禦侮救亡的口號下開展起來的。以開國會為救亡手段，誠然是幻想。但許多立憲派分子特別是受他們影響的民眾，確是抱著救國的真誠願望參加運動的。正是這種愛國性，吸引了廣大的民眾參加到運動中來。國會請願運動也是立憲派上層分子用來抵製革命的手段。他們極力宣傳，只要開國會就能救亡圖強，散布對統治者的幻想，並且詆毀革命，麻痹人民民眾的革命意識。這樣，國會請願運動吸引的民眾越多，對革命活動所造成的困難也就越大。因此它本身不是革命的運動。但反動而愚蠢的清朝統治者最後以暴力鎮壓請願運動，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民眾，提高了他們的覺悟，而且把一部分立憲派也逼上了贊助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