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魂志》

《冤魂志》

《冤魂志》共三卷,南北朝人顏之推(531-591後)撰。原書已佚,今所見者為後人輯本。現存六十則故事,部分或出自作者見聞,大多則見於史傳,而內容均為冤魂復仇。顏之推另著有《顏氏家訓》,有“家訓之祖”之譽,流傳甚廣。

 

作品概述

冤魂志》作為一部“釋氏輔教之書”,宣揚佛家思想和教化是其主旨。圍繞這一中心,《冤魂志》在內容上重點突出因果報應說,主要描述了因諸般惡行而遭受的報應,用以強調佛教冤報論信而有徵。顏之推本人命運多舛,“一生而三化”,經歷了諸多家國變故和人生磨難。心態的微妙變化,家族學佛的傳統,使得顏之推一方面自覺地著書為佛教服務,推行教化;在另一方面,又尋求佛教中積極的一面,使之與儒家傳統思想相融合。

《冤魂志》志怪小說插圖

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無前世也無來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莊子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莊子·大宗師》)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的觀念,因果、輪迴的觀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觀念。這樣就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的想像世界也擴大了。人活著不但要考慮今世,還要考慮前世尤其是來世,今世的善惡是因,種下了來世的幸與不幸是果。用因果報應的觀念解釋人世間的許多現象,遂有了《幽明錄》(劉義慶)、《冥祥記》(王琰)、《冤魂志》(顏之推)等筆記小說。維摩與觀音的形象在這時建立起來,並對後代的文學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很值得注意。

《還冤記》,志怪小說集。顏之推著。實際上它在最早的著錄中,稱為《冤魂志》,宋以後改稱《還冤志》,後代始通稱為《還冤記》,可見此書的題名一再改變。敦煌寫本伯3126號抄錄冤魂索報故事十五條,末題「冥報記」。此《冥報記》顯然不是唐代唐臨的《冥報記》,而是顏之推《還冤記》。然而,《還冤記》原本並不是題為《還冤記》,其題名一再改變,故亦不可遽謂此書較早並無《冥報記》的題名。

《還冤記》的故事次序。今本《還冤記》,較早者如《漢魏叢書》本及《寶顏堂秘笈》本等,皆後世依據《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書所輯者,未必盡合原書之舊。持敦煌本以校各條故事的次序,與今本相去甚遠,敦煌本既抄於唐代,距原書著成時代不遠,當更接近原本。

內容簡介

潁川有個姓庾的,宋孝建年間得病死去,但心口還溫熱,一夜沒有殯葬,忽然甦醒過來。他說剛死之後看見兩個穿黑衣的人來綁了他,趕著他來到一座大城,城的門樓很高,防衛很森嚴。他被帶到一個大廳前,一起被帶來的人不少。只見堂上朝南坐著一個大官,周圍有好幾百名侍從,都稱那位大官為府君。府君手拿著筆,查點被帶來的人。點到庾某時,府君說,“這個人陽壽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還陽。一個人走上台階帶庾某出去,來到城門前,告訴把守城門的門官趕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陽間。門官卻說,“我得回府君那兒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這時城門外有個女子,年紀有十五六歲,長得端莊秀麗,對庾某說,“你有幸能夠生還,但門官卻卡住不放你,這是向你要東西哩。”庾某說,“我被抓來時身上空空的,什麼東西都沒帶,拿什麼給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叄只金鐲子扔給庾某說:“就把這給門官吧。”庾某問女子姓什麼,女子說姓張,家在茅渚住,昨天因為得了霍亂病死的。庾某說,“我死前曾準備了五千錢,是準備買棺木的,如果我能復生,一定用這錢還報你。”女子說,“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門官面前為難。金鐲子是我私房的東西,就不麻煩你到我家去還了。”庾某把叄個金鐲子給了門官,門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說複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來。庾某和那女子告別,女子長嘆一聲哭泣起來,庾某就恍恍然地甦醒了。後來他到茅渚去尋找,果然有個張家的少女得病後剛剛死去。

《冤魂志》《冤魂志》校注

羊聃,字彭祖,是晉朝廬江的太守。其人性情粗暴,依仗和皇上有姻親的關係,非常放縱,只要有極小的怨恨,就立即將對方殺害。征西大將軍把羊聃全部的罪狀稟報了朝廷。右司馬上書說羊聃枉殺了簡良等共二百九十多人,應判死刑,但考慮到他是皇親國戚特請示是否赦罪。顯宗最開始下詔說:“應下獄叫他自盡。”羊聃的外甥女山太妃一再哀求皇上赦免羊聃的死罪,顯宗駕不住太妃哀求,不得已只將羊聃廢去爵位貶為平民。羊聃被貶為平民後,慶幸逃過一死。可不久,羊聃就得了重病,一天眼前突然看見被他殺害的簡良等人向他討命說:“我們的冤屈難道就這樣算了嗎?現在就來抓你到黃泉去”。第二天羊聃就死了。羊聃雖得皇上赦免逃過死刑,可是卻逃不過善惡報應,還是難逃一死。

北齊張和思,審理獄中囚犯時,一定要使犯人遭受枷鎖刑具的懲罰。囚犯痛苦到了極點。每當看到他,就嚇得膽破魂飛。給他起外號叫活羅剎。張和思的妻子前後生了男女四人,臨產前都悶絕得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著,手腳都有肉鏈子束縛著,連著肉拘繫著一起落地。後來張和思因為犯法被杖刑打死。

唐虔參軍崔進思,依仗郎中孫尚容的力量,押送進貢的金錢去京都。送去五千貫,每貫裡另收叄百文作路費。百姓怨恨嘆息,哭天號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風,沉了船,一點東西都沒有留下。為了賠償,家裡的財產田園全部賣光,被解除了官職,落到無處求生的下場。這就是他橫徵暴斂的報應。

後周宣帝時後宮裡禁忌很嚴,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談論說話,還分別設定了監督官,記錄罪過。左皇后下邊有一個婢女因為伸懶腰打嗬欠流出眼淚,因此被揭發,說她心中有所不滿,於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詔書令人訊問拷打她。開始擊打她的頭部,皇帝就頭痛,再次打她,還是這樣。於是皇帝發怒說,這是個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斷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宮,病情逐漸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騎馬,就坐著車回來了。殺那個婢女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狀,當時認為是血,隨即將那地方沖刷乾淨,不久又像先前一樣,就這樣一連幾回的出現,官吏挖去了那個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夜之後又同以前一樣。這樣過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瘡爛而死。等到停床的時候,許多床腳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這個婢女所睡的床,能夠移動,於是就用它充當靈床

創作背景

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到五世紀,釋迦牟尼在古印度創建了佛教。“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國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歷史坐標。大約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傳說明帝夢見金神,於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陸一帶)求法。永平十年(67),史傳天竺僧人竺法蘭、迦葉摩騰以白馬馱《四十二章經》及佛像到達洛陽,明帝以禮相迎。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讖到洛陽弘佛,後譯出《道品行經》等,大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建和二年(148)安息國僧人安世高到洛陽弘法,數年後譯出《人本欲生經》等,小乘佛教經典得以系統傳入中國。此後,在漢末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經大量譯成中文,出現了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道安、鳩摩羅什、法顯、佛陀跋陀羅、曇無讖、求那跋陀羅、菩提支流、真諦等眾多的翻譯家。其中竺法護共譯佛經159部,鳩摩羅什共譯佛經35部,成績尤為卓著(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統計)。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經415部,1919卷。這些佛經中有許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侶與漢人共同翻譯的,在翻譯過程中彼此切磋,不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語言文字的交流。許多佛經的譯本具有文學性,如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佛陀跋陀羅譯《華嚴經》。除以上所舉譯經的名僧外,慧遠和達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響也十分重大。

《冤魂志》佛教思想

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的大量翻譯,在當時引起了震動,其震動所波及的文化領域(思想政治經濟文學繪畫建築音樂風俗等)和階層(從帝王到平民)極其廣泛。僅從佛寺的修建情況,就可以看出佛教影響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剎中有許多是建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如甘露寺、靈隱寺、雲岡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萬二千七百餘人;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餘座。北魏末,寺院約三萬餘座,僧尼約二百餘萬人(見唐法琳《辯證論》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齊一朝,在僧官管轄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萬人,寺院四萬餘座(見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這么多的古寺名剎、石窟摩崖,充分證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況。再從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方面來看,南朝歷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篤信,曾四次捨身入寺。東晉名僧慧遠與許多權要都有來往。北朝雖然有禁佛事件,但總的看來歷代帝王還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經為魏晉南北朝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

文人與佛教的密切關係也值得注意。相傳曹植曾為月氏人支謙詳定所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又游東阿魚山,忽聞岩岫里有誦經聲,清通深亮,即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世稱魚山梵唄(《異苑》卷五)。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晉書·謝安傳》)。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詩人,今存詩18首。他與許詢、孫綽、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劉遺民、宗炳等許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他受竺道生影響著《辨宗論》,應慧遠之請撰《佛影銘》,又撰《慧遠法師誄》、《曇隆法師誄》、《維摩詰經中十譬贊》。(梁)慧皎《高僧傳》卷七《慧睿傳》載:“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乃咨睿以經中諸字並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十四音訓敘》是他參加佛經的“改治”,向慧睿請教後所撰。張野也是“學兼華梵”(《蓮社高賢傳·張野傳》)。齊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討論佛儒,吟詩作文,並造經唄新聲。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無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約本人也是篤信佛教、精通內典的。著名的文學理論論著作《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曾“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梁書·劉勰傳》)。編撰《玉台新詠》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江總曾從法則受菩薩戒,後又曾棲止龍華寺。楊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記述北魏洛陽佛寺,是這個時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作者簡介

顏之推(公元531—約595年)字介,原籍琅邪臨沂(今山東臨沂縣),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於士族官僚家庭,世傳《周官》、《左氏春秋》。他早傳家業,12歲時聽講老莊之學,因“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生活上“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他博覽群書,為文辭情並茂,得梁湘東王賞識,19歲就被任為國左常侍。後投奔北齊,歷20年,累官至黃門侍郎。

《冤魂志》顏之推

公元577年,北齊為北周所滅,他被征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隋滅北周,他又於隋文帝開皇年間,被召為學士,不久以疾終。依他自敘,“予一生而三化,備苶苦而蓼辛”。嘆息“三為亡國之人”。傳世著作有《顏氏家訓》和《還冤志》等。《顏氏家訓》共二十篇,是顏之推為了用儒家思想教訓子孫,以保持自己家庭的傳統與地位,而寫出的一部系統完整的親職教育教科書。這是他一生關於士大夫立身、治家、處事、為學的經驗總結,在封建親職教育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影響。後世稱此書為“家教規範”。

顏之推任官四朝。公元548年,發生侯景之亂,梁元帝蕭繹在江陵自立,顏之推任散騎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顏之推被俘,後來在北齊任官。此後在北周和隋任職。他結合自己從國小的親職教育和切身經歷,寫了一本《顏氏家訓》(420年—581年),主張早教。他認為,人在小的時候,精神專一;長大以後,思想分散,不易學習。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周作人對顏之推和《顏氏家訓》極為佩服,《夜讀抄》里寫了一篇《顏氏家訓》讀書筆記。《欽定四庫全書》雜家類有顏氏家訓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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