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本書為“世界經濟論壇”之一
《國家與市場》本書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開拓和發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深受西方學術界的好評，並已成為全世界許多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首選教材。
蘇姍·斯特蘭奇被譽為20世紀“一位偉大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她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到40年的短暫歷史上，她成為最傑出的三位西方學者之一。她始終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當作理解世界的一種方法，在本書中，她指出，除了關係性權力，權力還存在於結構之中；而結構性權力是在特定領域形成遊戲規則的能力，確定遊戲規則的人也就是決定過程和結果的人。
本書著眼於分析市場怎樣決定在不同的空間格局下生產什麼，以及國家是如何試圖對生產布局施加影響的。本書由19世紀、20世紀工業化進程的異同比較入手，探討了英美兩國在確立與維護國家對市場的創造、控制地位過程中形成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霸權地位的路徑及其演進過程。中文版譯自其第二版，更有針對性地論述了以下觀點：全球化僅僅是市場的再度勃興，而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殃中，市場一度為國家所壓制。這些市場與國家間的國際體系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因而也使得國家致力於以市場來服務於國家自身的目標。亞洲工業化需要類似於19世紀西歐工業化期間的國家政策。美國正是憑藉對國家強有力地創造市場這一悠久歷程的延續，才得以在20世紀末恢復了自身的霸權地位，而沒有像英國那樣喪失霸權。
推薦
《國家與市場》將對國際經濟運作的原始闡述與16世紀以來國際經濟發展調查融為一體．本書發人深省、深刻全面，顯著深化了我們對全球政治經濟的認識。
——傑弗里·弗里登（JeffryFrieden），哈佛大學
與諸多過分簡單化的全球經濟論著不同，《國家與市場》令我們清晰地認識了“全球化”如何誕生與來自何方，以及“全球化”空間意味著什麼，施瓦茨沒有迷失在對信息革命、國家政府的終結或市場的自然擴張的含糊歸納中，他輕輕地揭穿了上述現象及其他神話的謊言，針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當局和政策，以及在特定社會與政治背景下經濟競爭的動力，由企業和國際組織視解，提出了連貫一致的“顛覆式”解釋，第二版是對首版優點的延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改進，它不僅是引人入勝的學術著作，更開啟了愉快的閱讀之旅。
——傑弗里·R·D·昂德希爾（GeoffereyR.DUnderhill），阿姆斯特丹大學
融經濟地理、歷史、國際關係洞見於一體，《國家與市場》為當下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性質、軌跡的討論做出了突出貢獻，這部振奮人心、離經叛道的傑作引起了來自課堂內外的讀者的廣泛關注。
——路易斯·W·保利（LouisW.Pauly）多倫多大學
精彩欣賞
第一部分國家、農業與全球化
第一章現代國家的興起：從街頭幫派到黑手黨
國家形成所受到的農業局限
歐洲之外的國家建設
中華帝國（Imperialchina）建立起了這樣一種君主政體：國王完全擊敗其他兩個對手，並且創造了一個比任何歐洲已經發現的專制政權都更加專斷獨裁的專制政體。再簡要解讀一下印度洋上的商貿經濟，在那裡商人成為勝者並且開創了一個以貿易為基礎的世界。這樣的概覽給了我們一種與歐洲經驗的有益比較。
就像威廉•斯金納所說明的那樣，中國擁有高度商業化（貨幣化）的經濟，這種經濟形態中的大部分微觀經濟體都與一套等級複雜的市鎮體系相關。在這個等級體系的頂端端坐著由城牆護衛著的各個行政城市，它們負責收集專供國都的稻米，這些稻米取道某條大江大河或是連線這些江河的大運河（GrandCanal）運往國都。因為這種經濟是高度貨20幣化的，對於農民所生產的剩餘產品，君主政權可以自其中獲得相當大的份額並以之為支付手段，然後用它來僱傭經考試選拔出的文官團隊，讓他們統治每一個郡縣，而不同於西歐那種君主不得不授權於收取實物好處的貴族的治理方式。
一如歐洲，中國的中央政權也面臨著種種內憂外患。然而，當這些敵人獲勝之後，他們卻傾向於恢復前朝的中央權力結構。正是中國的官僚體系所具有的卓越的管治能力使它在使用暴力追求金錢的過程中，比起苦思冥想地去找更好的方法，複製舊體系反而更容易些。入侵中國的“野蠻人”被中國的行政精英同化了。從國內來看，中國高度商業化的經濟——在整個15、16世紀都比歐洲的商業經濟更加先進——使得中央政權很容易地就能集中起粉碎來自那些自詡為貴族者的挑戰所必需的資源。而這種高水平的貨幣化並沒有幫助商人建立起一種保障財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因此，不管我們是人類學家，研究在所有方面都與大家熟悉的事物十分遙遠的社會；也不管我們是比較政治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市場國家進行比較，還是我們屬於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研究一種世界體系，它既是單一的全球社會經濟體系，又是與其同時共存的一系列民族社會，無論哪一種情況，我們都可以套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問，這些安排把哪種價值觀念放在第一位?把哪種價值觀念放在最末位?其次還有政治分析時總要提出的幾個老問題：“誰從中得到什麼?”“誰受益，誰受損?…‘誰承擔風險，誰不用承擔風險?”“誰得到機會，誰得不到機會——不管是得到商品和勞務，還是從根本上說分享所有的價值觀念，不僅是財富，而且還有安全，為自己選擇的自由，以及與社會其餘人相對而言的某種程度公正?”
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下的定義是，這門學科是研究影響到全球生產、交換和分配體系，以及這些體系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組合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安排。這些安排不是天賜的，也不是偶然機會帶來的。它們是人類在自己確立的體系和一套套自己確定的規則和慣例中作出選擇決策的結果。
於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不能迴避對因果關係的密切關注。對國家、公司或個人來說，今天的結果是昨天的原因所導致。如果不作出一些努力去追根溯源，仔細觀看昔日帷幕背後已經發生的情況，你就不可能理解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當然也就沒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解釋。任何歷史學家都不會是一個不偏不倚、完全中立的觀察家，無論在證據的選擇，還是對歷史的闡述，他總歸會有傾向性。但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忽視歷史。我們也不應目光非常狹隘地看待歷史。歐洲人和北美洲人從印度、中國或日本的政治經濟史中可以學到的東西，也許正好與他們從歐洲和北美洲的政治經濟史中學到的東西同樣多。當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或經濟思想史——與以事件為經緯的政治史和經濟史分離開來時，經常忘記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對歷史的看法總是會對現存問題和將來解決方案的看法產生強有力的影響。我覺得，幸而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範疇的清醒認識已經在美國學者中牢牢地紮下了根，其堅定程度和歐洲學者一樣。由於歐洲人生活的地點環境處處令人回想過去——不只是追溯幾百年，如同美國最悠久的白人定居區那樣，而是可以追溯幾千年一一歐洲人很容易關注這門學科的歷史範疇。現在這一代美國政治經濟學家也具有了歐洲學者的那種歷史感。
第三，除了現有的安排和歷史的原因之外，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關注未來的可能性。我認為，未來無法加以預測，但也不能加以忽略。政治經濟學家應當提問，國家、企業或個人將來會面臨什麼樣的選擇?世界能變得富裕一些嗎?世界能變得比較安全、穩定和有秩序嗎?會不會比以前好一點?這些都是重要的和合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這門學科的許多學者的興趣。其中有些人在他們認為找出答案之前不甘罷休。其餘人信心不大足，僅滿足於澄清問題和選擇，他們知道自己關於最理想的解決方案的意見不一定會獲勝，但又感到不管怎樣他們在精神上負有責任，應當在閱讀資料、傾聽意見和思考問題的基礎上作出冷靜明智的分析。儘管在現實世界中最後的決定是根據價值偏好和權力關係作出的，但思想觀念也可發揮一些作用，至少可以影響對不同選擇的成本和風險作出合理的闡述，在我看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規範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與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間的差別，只在於各人的興趣、經驗和訓練等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無所謂正確與謬誤之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如同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樣，可以兼容這兩種方法。
管理事情的方法，即如何用特定的方法使事情井然有序，在現實中這為未來留下了什麼樣的選擇，政治經濟學的這三方面或三個問題已經包含在“經濟學”這個詞的語義起源中了。這個詞源自希臘字Oikonomia，意指農戶，這是古代世界很典型的社會基本單位，它不是指小家庭，而是指一個由家長管轄，包括大家庭及其奴隸在內的居民戶，他們依靠在周圍田地上種植莊稼和豢養牲畜生活。因此，對農戶的管理包括了種植和飼養方面的抉擇、防禦襲擊和搶劫的安全措施、男女老少之問的慣常關係、對兒童的教育以及對有爭議事情的公正仲裁。換句話說，農戶管理主要是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
快到18世紀末，“政治經濟學”逐漸比較嚴格和具體地意指與國家繁榮和國家“經濟”事務有序運營——我們通常這么說——相關的部分政治管理時，這個在法語、義大利語和英語中新出現的詞才被普遍使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發表於1776年，他正是在這種比較限定的意義上(同現代民族國家有關係)來理解這個詞的。其實在亞當·斯密之前，法國人對政治經濟學已經顯示出比英國人更加濃厚的興趣。法國統治者和作家已經看到了國家的財富和國家的權力之間密切的關係。像美國的托馬斯·傑斐遜(ThomasJefferson)一樣，18世紀法國重農主義者認為，農業是國家財富的基礎，農業管理是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研究課題。相反，亞當·斯密認為貿易和工業是國家財富的基礎，狹隘的重商主義是財富增長的主要障礙，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應當是如何最妥當地實現財富增長，同時又保衛好領土和管理好貨幣。歷史證明亞當·斯密是對的，而重農主義錯了，所以19世紀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論戰在蘇格蘭和英格蘭展開，而不是在法國進行。
同時，也是英國人要對直到大約20世紀60年代之前聽任“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廢棄不用達一個半世紀以上之久承擔主要責任。該學科變得十分複雜和神秘，以致1890年一本開始用人人能懂的日常簡單辭彙解釋經濟狀況的著作問世時，它的作者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創造了一個新詞，以便使該書與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他稱這本書為《經濟學原理》。直到20世紀60年代，政治經濟學研究(除了激進的左派之外)才再一次合法流行。當時這主要因為人們對世界經濟管理的關注超過了對某一國家經濟管理的關注。美國經濟學家理察·庫珀(RichardCooper)寫的一本名叫《相互依存經濟學》的創新開拓性著作於1968年出版。這本書提出了多邊合作的論點，特別是贊成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自由民主國家進行多邊合作。其理由是，如果未能協調各國政策，以找到管理世界經濟的一種有效和一致同意的方法，國際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與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全部好處就會喪失。
評析
《國家與市場》這其實是一本現代政治經濟學導論，而作者Przeworski也是此領域中重要人物之一。19世紀末以來的經濟學，可以說是從政治－經濟的決定性分離中誕生的，而此種學術品格最早可以追朔到古希臘對“家庭”和“政治”所做的截然區分。而經濟的本意正是這樣一種“非政治”的“家庭管理”。在自由主義氣息濃厚的現代經濟學中，“國家”和“政治”這樣的辭彙被消解了，所剩的只是一個政治無涉的，貌似自在運動的有機經濟體。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終極理想始終是把政府逐出他們的理想市場；有勉強退一步的，也無非是和斯密一樣把國家限定於一組最小限度的功能。即使現代經濟學的死敵，馬克思，又何嘗跳出了這一窠臼。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裡，政治也始終是膚淺的，表面的現象，而國家無非是“階級意志”的體現。決定資本主義最終命運的是經濟自身運動的規律，政治在此只是經濟的傀儡，一個反映經濟力量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表象罷了。
而Przeworski及其相關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真正把政治作為了一種實在的因素。在他們的模型中，政治過程不再是無足輕重的次要現象，而是真正進入了模型的核心建構過程。具體的政治過程和程式，及其帶來的隨機性，實在地影響了最後的均衡結果。這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關心的並不是理想政治環境下的均衡（完全的民主制，或最小的政府規模），而是現實政治約束下的均衡。正如Przeworski自己所說：“就像用完全市場條件來評價市場缺失的真實世界中的資源配置是沒有意義的一樣，離開政治過程來評價政治上達成的資源配置方案也沒有多大意思。我們必須要問，一種配置方式是否是在政治約束下有效率的，即在給定的政治過程中，是否在無人受損的情況下有人得益。”
作者簡介
《國家與市場》蘇珊·斯特蘭奇（1923-1998）是當代西方著名的國際關係問題女專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和權威之一。
她當過英國《經濟學家》和《觀察家報》記者，接著在倫敦的大學學院教國際關係，後來到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
1978年起先後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歐洲大學研究生院等校擔任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還歷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顧問，英國國際問題學會會長，以美國為總部的國際問題研究副會長、會長等職。
1970年在《國際事務》雜誌發表《相互忽視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係》一文，最早明確提出要從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的視角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強調尋求一種新的分析世界經濟的方法，代表作是《國家與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