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6年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民眾示威遊行，隨後演變為流血衝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蘇聯兩次派兵鎮壓，史稱“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發生的政治事件。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內、社會各界人士和人民民眾中，要求批判中央第一書記拉科西·馬加什的情緒日益強烈。1956年7月，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全會宣布解除拉科西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由格羅·艾爾諾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勢日趨惡化。布達佩斯從10月23日清晨起，先是由幾千名大學生，隨後增加到大約10餘萬市民舉行和平示威遊行。
大多數參加者要求糾正以前的錯誤，實行新的經濟政策，要求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格羅·艾爾諾發表廣播演說指責示威遊行，進一步激化了矛盾。當天夜晚，一批暴亂分子武裝襲擊國家廣播大樓，隨即攻占電台以及一些武器倉庫和警察哨所，進而襲擊公安部隊人員和共產黨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組，由納吉·伊姆雷出任總理。納吉·伊姆雷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聲稱這次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請求駐紮在匈牙利的蘇聯部隊協助平息叛亂，要求鬧事者放下武器。
此後，暴亂波及全國。10月28日，納吉·伊姆雷在廣播講話中宣布蘇軍將撤離布達佩斯，解散國家保全局，成立新政府。
事件背景
1947年以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即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後的名稱，事件後改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主要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不顧本國的歷史傳統與現實，一味照搬蘇聯模式，並且大搞個人崇拜和極權政治。拉科西的所作所為不僅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更傷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1953年3月，史達林逝世後，在蘇聯新領導人的推動下，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調整。在匈牙利，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納吉·伊姆雷實施了“新方針”，比其他東歐國家更早地開啟了“非蘇聯模式化”進程。
但由於蘇聯的干預，“新方針”實施了22個月就被迫中斷。此後，納吉以著述的方式進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會主義道路取代蘇聯模式、以主權獨立與民族平等反對蘇聯控制，這些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共鳴。“新方針”中斷後，匈牙利向舊政策復歸，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隨之惡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但拉科西等人不僅對過去的種種錯誤一味加以掩飾，甚至打算用暴力手段鎮壓黨內外要求改革的聲音。
事件起因
1956年匈牙利事件：布達佩斯街頭爆發血腥衝突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蘭統一工人黨二屆八中全會召開，波蘭頂住了蘇聯的壓力，選舉了主張走波蘭式社會主義道路的哥穆爾卡為第一書記。這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在22日的集會上，他們提出了以反對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為主要內容的“十六點要求”，同時決定在23日舉行靜默遊行聲援波蘭人民。
10月23日，布達佩斯的大學生拉開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下午3點，10000多名學生從藝術學院和技術大學出發，向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蘭將軍約瑟夫·貝姆的紀念碑行進。沿途不斷有人加入，到目的地時人數已高達二十萬。遊行人群高呼“是匈牙利人就站到我們這邊來”、“俄國佬滾出去”、“把拉科西投入多瑙河”、“我們要納吉”等口號。遊行隊伍到國會大廈後，人群要求納吉出來講話。經反覆勸說納吉勉強來到了遊行人群前面，勸說人們保持冷靜。
但接替了拉科西·馬加什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第一書記的格羅·艾爾諾於晚上8點在電台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他把幾十萬示威民眾稱為“匈牙利人民的敵人”，將人們對匈蘇不平等關係的指責斥為“卑鄙的謊言，懷有敵意的杜撰”。這番講話令示威人群由不滿轉為憤怒，9點30分，人群推倒了位於布達佩斯市中心史達林廣場上的史達林銅像。隨後示威者衝進電台，要求向全國廣播他們的要求。遭到拒絕後，他們開始向電台大樓發起攻擊。流血衝突開始了。
事件的性質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國際帝國主義集團和國內反革命勢力內外勾結，形成暴動的骨幹力量。因此，把10月23日以後的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是完全正確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這樣分析的。1956年12月匈黨的決議對10月事件作了明確定性。決議指出：“匈牙利10月23日的武裝暴動從根本上來說帶有什麼樣的性質，它是革命還是民族革命，對於這個問題，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只有一個回答：這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這是反革命。”決議強調：“雖然我們知道，參加我們國家這次事件的絕大多數人民民眾，無論是在目的、意圖和感情上，都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正直的勞動者，真正的愛國者、忠實於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兒女”，但是，“反對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和機構的武裝暴動即使是由沒有懷抱反革命目的的人舉行的，這種武裝暴動也是為反革命目的服務的。”這實際上是作出了三點論斷：－、l0月事件是反革命；二、參加事件的大多數人不想搞反革命；三、但是他們的行動助長了反革命。
根據現有材料所進行的分析表明，1956年12月匈黨中央決議所作出的歷史結論基本上是客觀的。它正確分析了事件的起因，並且強調只有這四個原因一起才導致反革命。它也指出了事件開始時是合理的民眾運動，但從事件的性質、演變和後果來看，應該說是反革命的。
中國共產黨對於匈牙利事件也曾做過分析。1956年12月依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積極性受到破壞，而反革命分子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間能夠很容易地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這就說明了過去時期的匈牙利還沒有認真地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時過半個多世紀，這些論斷在現在看來還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的。
分析了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性質，我們就可以回答納吉問題了。誠然，納吉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曾有自己的見解，在10月事件以前，他反對拉科西錯誤的方針政策，也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但是，在10月事件中，納吉卻轉到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一邊，成為國內外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幫凶。正當反革命暴亂分子叫囂推翻人民民主制度，並在行動上實行衝擊黨和政府領導機關、血腥地迫害共產黨人的白色恐怖的時候，掌握政權的納吉卻宣布要取消國家保全局，成立有暴動者參加的新的公安軍。納吉的這些舉措為反革命的全面復辟打通了道路。
反革命的暴行達到高潮，他們繼續進攻各地黨委會，逮捕共產黨員和國家保全隊員，並且攻占了布達佩斯市黨委大樓，屠殺了25名黨的幹部和保衛人員。他們還逐漸掌握了國家治安機構的領導權。與此同時，各反對黨派紛紛建立，一些早被取締的反動黨派又死灰復燃，與政府分庭抗禮。在這種情況下，納吉不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卻在11月1日得知蘇軍開進匈牙利的訊息後，立即作出匈牙利退出華約組織並宣布中立的決定，同時還請求聯合國的保護。顯然，這時納吉已經不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戰士了，而站在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那一邊去了。
那些仇視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起初還在革命的口號下隱蔽著，但很快就暴露出了真面目：他們肆無忌憚地攻擊黨和政府的領導機關，占領大量的重要設施和要害部門；他們喪心病狂地打開監獄，釋放了9000多名刑事犯和3000多名政治犯，其中許多人都成為暴動的骨幹；他們慘無人道地屠殺積極分子和共產黨人，布達佩斯市委書記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慘遭殺害，大約有3000多共產黨人被捕關押；他們駭人聽聞地實施野蠻獸行和血腥恐怖，許多共產黨人甚至年輕士兵被他們砍頭，挖心，倒吊在樹上。他們甚至擬定了1萬多名幹部的死亡名單，準備“勝利”之後大開殺戒。如果說民眾的示威遊行是為了清算拉科西的錯誤，如果說同蘇軍的衝突還可拿維護民族利益來辯解，那么，反革命分子的上述血腥暴行則鐵一般地證實了：匈牙利確確實實地爆發了反革命暴亂。
這些武裝暴動者的成分十分複雜，他們中有許多是前霍爾蒂軍官、警官、箭十字法西斯黨徒以及形形色色的刑事案犯、流氓分子。參與事件的，也有些是青年工人和學生，但隨著事態的惡性演變，反革命分子和仇視社會主義的犯罪分子越來越占多數。
武裝暴亂得到國際帝國主義集團的公開支持。自由歐洲電台改為晝夜24小時播音，他們不僅從政治上出謀劃策，而且還直接給予具體的軍事建議。就連西方的報紙也說：“這個無線電台整天對匈牙利廣播，目的在於鼓動聽眾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情緒，這些廣播的主題是吹噓美國的威力和它援助受奴役人民的使命……在暴亂過程中，大概有很多人是回響了‘自由歐洲’電台的號召的。”（1956年11月22日巴黎《世界報》與此同時，大批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被秘密運進匈牙利，許多武裝的匈牙利僑民被派遣到國內參加暴亂。就連西方的報紙也承認：“在匈牙利的流血事件中，有受過訓練的匈牙利流亡分子參加，這一點現在已經成為確實無疑的事實。”
因此，把10月23日以後的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是完全正確的。
當時的社會因素
1956年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造成的，既有人民內部矛盾，又有敵我矛盾，兩者交織在一起。我們知道，戰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匈牙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實行大工業國有化和農村的土地改革。當時的工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共產黨在民眾中贏得了威信。特別是1948年同社會民主黨合併為勞動人民黨之後，黨的力量明顯壯大，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一度出現可喜的局面。但是，這時黨的某些領導人，特別是當時任黨的總書記的拉科西•馬加什盲目驕傲自大，實行了一系列錯誤的方針、政策，越來越脫離廣大的黨員和民眾。他在國內大搞個人崇拜，唯我獨尊，排斥異己，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在經濟建設方面，他不顧本國國情，機械抄襲蘇聯的作法，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不切實際地提出要把鐵礦極其貧乏的匈牙利變成“鋼鐵國家”，使得對重工業的大量投資遠遠超過國民經濟的承受力。他錯誤地實行農產品超高收購，強迫推行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造成大量耕地荒蕪，畜牧業停滯不前，城市食品供應匱乏。他忽視改善人民的生活，認為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消耗掉我們的將來”。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第一年取得重大成就以後，他不切實際地修改了原定指標，例如把製造業生產由原計畫增長90％提高為200％，將投資總額由原計畫的509億福林增加到850億福林。這種做法導致人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1951—1953年職工實際工資與1949年相比分別下降了11％、17.8％和13％，從而引起了人民民眾極大的不滿。這種情緒也反映到黨內，一些黨組織公開提出，拉科西已喪失民眾的信任，建議中央委員會撤銷其職務。各種類型的討論會在民眾團體中也明顯增多，參加者常達數千人。在這種情況下，加上當時的國際形勢（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波蘭的波茲南事件等）的影響，到10月中旬，匈牙利國內的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緊張程度。有組織的或民眾自發的辯論會和集會到處出現，許多新的組織相繼成立，最終發展成為民眾性的示威遊行。
應該指出，人民民眾鬥爭的矛頭是指向拉科西集團的錯誤政策的，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否定黨的領導。這種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處理得好的話，完全可以避免惡性事件的爆發。遺憾的是，匈牙利黨沒有正確地對待這種矛盾，及時地糾正錯誤，使得矛盾積累起來，越來越尖銳化，以至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應該認真加以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也是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教訓（包括匈牙利事件的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對於引發匈牙利事件的這方面的因素，人們談論得很多了，而且分歧也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匈牙利事件中，尤其是在10月23日以後爆發的暴力事件中，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的活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此，我國有的人卻往往避而不談，諱莫如深，而這恰恰是分析匈牙利事件原因的分歧焦點所在。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批人民民主國家的誕生，逐漸形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面對世界格局的這種重大變化，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加緊了活動，它們力圖顛覆這些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削弱其經濟，破壞社會主義思想在人民中的威信。早在1947年，美國便相繼拋出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畫”，它宣稱共產主義“危害著自由世界和美國的安全”，美國負有“援助”某些國家復興的“使命”。美國當時撥出巨款，借援助西歐各國復興戰後經濟為名，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對某些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封鎖，以達到分化東歐的目的。
1951年，美國制訂了所謂“向世界共產主義發動政治進攻的綱領”，加緊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破壞活動。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從國家預算中撥款一億美元用於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進行破壞活動。許多妄圖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反動僑民組織，如“匈牙利民族委員會”，“旅美匈牙利人同盟”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這些經費維持的。
在反對匈牙利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中，美國極其重視意識形態方面的破壞活動，他們稱之為“心理戰”。資產階級的宣傳家通過電台、用氣球散發傳單、由外交使節分發書刊及其他各種方法，宣揚西方文化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甚至對人民民主制度進行直截了當的誹謗。在這些活動中，“美國之音”和“自由歐洲”兩個電台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美國之音”每天都用匈牙利語播音14次，宣傳反對社會主義的觀點。1951年開始播音的“自由歐洲”電台，則更加赤裸裸地公開號召採取恐怖行動，進行武裝鬥爭，推翻人民民主制度。“自由歐洲”電台專門辟有“自由匈牙利之音”的節目，該專題廣播的編輯人員中有許多是逃亡國外的法西斯分子。
在唆使匈牙利人民進行武裝暴動的同時，“自由歐洲”電台還加緊進行間諜破壞活動。它在奧匈邊境建立起一個擁有強力無線電收發報機的指揮所，專門蒐集匈牙利奸細送來的情報。據統計，匈牙利有關部門在1954和1955年對215名諜報分子進行了審查，在1955和1956年先後挖出15個較大的和30個較小的敵特組織，僅1956年上半年便抓獲40名搞聯絡的特務分子。
匈牙利國內的反動勢力為了復辟資本主義制度，也一直進行著地下活動。早在1946年12月，匈牙利保全機關便破獲了一起陰謀叛國案。這是一起由法西斯地下組織首腦、宗教領袖和小農黨頭目同國外特務機關和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顛覆匈牙利共和國的陰謀案，此案被揭露後，美英等國對匈牙利實行了經濟制裁，並企圖阻止匈牙利加入聯合國。
從1949年起，國內的敵對組織紛紛活動，他們的基本力量是霍爾蒂時期的舊軍官、舊憲兵、舊警察、舊官吏，箭十字法西斯分子以及地主富農。當時猖獗一時的組織有：箭十字、白色衛隊、博通德師、白色游擊隊員、血盟、匈牙利抵抗運動、教官學員組織等。
一些舊的資產階級黨派和政治組織也在秘密進行反革命活動，如小業主黨、農民黨、斯巴達克自由社會民主聯盟、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基督教黨等。為了改變社會制度，它們私下串聯，炮製各種新的綱領。這些組織的特點之一是在青年中進行秘密活動，其中基督教黨是它們的指導核心。這個黨從1950年開始活動，其目的是利用宗教信仰向青年施加影響，引誘和煽動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該黨的兩個秘密網點“瑪利亞教派”和“瑪利亞之國”在傳單上赤裸裸地叫囂：“……你們從上帝那裡得到旨意的時機已到：殘殺！掃蕩！摧毀！”這些組織的大量物資是從西方特務機構那裡得到的。不難看出，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猖狂活動，直接起到了顛覆破壞的作用。如果沒有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這種活動，是鬧不出10月事件這樣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的。
匈牙利事件是由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引起的，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但是這些矛盾在整個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樣的，如果不分主次，勢必如墮煙海，不能把握事情的內在聯繫和本質。應該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質決定的。在匈牙利事件中，哪種矛盾是主要的呢？應該說，不同階段主要矛盾是不一樣的。在10月23日以前，人民內部矛盾是主要的，但以後就逐步轉成敵我矛盾為主了。
事件過程
匈牙利事件中向布達佩斯行進的蘇聯坦克納吉上台
為了緩和矛盾和穩定局勢，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構的人事做出了調整：黨的第一書記仍由格羅擔任，納吉取代了赫格居斯重新出任部長會議主席。24日中午，納吉在通過電台發表的“告匈牙利人民書”中向人民承諾：政府將在“1953年6月決議”的原則基礎上，全力實現國家在黨的生活、國家生活、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徹底民主化，“走符合我們民族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匈牙利道路”。
蘇聯的第一次干預
23日事件發生不久，格羅就向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請求蘇聯派軍隊對付遊行示威。23日晚10～11點，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多數成員同意立即出兵。24日下午，在沒有獲得匈牙利政府正式邀請的情況下，蘇聯發動了代號為“行動波”的第一次干預行動。檔案記載，根據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決定，由第128步兵師和第39機械化師編成的蘇軍部隊於2時15分越過國境線進入匈牙利境內。
與此同時，由蘇共領導成員米高揚、蘇斯洛夫、謝洛夫組成的三人代表團趕赴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他們到後發現，局勢並不像格羅所描述的那樣到了“災難性”的地步。但此時蘇軍已經進入匈牙利，事件變得更為複雜。一些工廠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許多工人參加到抵抗蘇軍干預的行列，匈牙利軍隊紛紛倒戈，大批武器流向社會。“一場匈牙利和蘇聯之間的衝突開始了”。25日，布達佩斯發生兩起流血事件：其一，當大批民眾在議會大樓前集會時，有人從附近的屋頂向蘇聯士兵射擊，蘇軍的一輛坦克被燒毀。蘇軍隨即開槍還擊，打死了60名匈牙利人。其二，在匈黨中央大廈前，蘇軍坦克兵把走近的匈牙利警衛部隊當成叛亂者開槍射擊，又有10人被打死。此後，布達佩斯市內槍聲不斷，其他城市的形勢也緊張起來。全國各地掀起了總罷工，要求蘇聯軍隊撤出的呼聲越來越高，遊行示威演變成了騷亂。
當日，納吉在電台再一次發表廣播講話。他說，匈牙利政府將與蘇聯就兩國關係，特別是蘇聯軍隊撤出問題進行談判，匈牙利局勢一旦恢復正常，蘇軍就應被立即召回。蘇聯代表團卻發表聲明說，蘇軍撤出匈牙利是不現實的，“但可以宣布在布達佩斯恢復秩序以後，蘇軍回到自己的駐地”。
事件擴大
25日流血事件發生後，經蘇共同意，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罷免了格羅的職，由卡達爾·亞諾什繼任第一書記，當天局勢也趨於平靜。納吉期待著匈牙利事件能有一個“波蘭式”的解決結果。然而此時，蘇聯模式和蘇聯控制帶來的痛苦和怨恨刺激著匈牙利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吸引著他們，波蘭的成功鼓舞著他們，西方的宣傳煽動著他們，蘇軍的坦克威逼著他們，多年來壓抑在心頭的民族屈辱感在激勵著他們。因此，人們越來越激進。納吉從上任的第一天起就試圖以談判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他開始不停地接待一波又一波的代表團。
此時，匈黨黨員紛紛退黨，人數由87.1萬驟降至不到3.8萬，匈牙利社會主義的名譽也受到很大破壞，民眾提出了各種各樣混亂而激進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10月26日，納吉向米高揚和蘇斯洛夫表示，鑒於前來與政府談判的各類代表團越來越強烈地提出更換政府的要求，匈牙利黨和政府目前最可行的是改組政府，具體來講，就是從過去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以及知識分子、大學生和工人中，吸收五至六名擁護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參加政府。這一選擇經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全體通過，也得到了米高揚等人的認同。27日，納吉宣布了新政府的組成名單。
新政府成立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定性這場騷亂。鑒於參與者中雖有一些舊軍官、刑事罪犯，但絕大多數是學生、倒戈軍人以及工人和市民。所以，在當晚召開的內閣會議上，納吉要求改正對該事件性質的提法，承認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具有人民和民主根源的運動”，建議與騷亂者進行協商以穩定國內局勢。
28日下午17點25分，納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認為這是一場民族民主運動，是“不久以前的嚴重罪行引發了這次聲勢浩大的運動”；他還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綱要；做出了兩個有關時局的決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實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蘇兩國政府將就蘇軍儘早撤離達成協定。
29日，停火令正式生效，蘇軍開始撤離。然而，這一切來得太晚，近8000名刑事罪犯捲入到混亂之中，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得到了武器，四處打砸搶劫。
與此同時，民眾對納吉新組成的政府也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一個吸收了幾個非黨派人士的政府仍然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他們要求必須在自由選舉的基礎上由多黨聯合組成新政府。
蘇聯的第二次干預
蘇聯領導人在如何處理匈事件問題上意見並不統一。莫洛托夫等強硬派主張立即派兵鎮壓；米高揚等溫和派則主張依靠納吉來控制局勢；赫魯雪夫則採取調和立場，一方面迅速派出武裝力量，同時對納吉政府採取了密切關注但暫不干預的政策。但28日以後蘇聯領導人的態度明顯轉變，赫魯雪夫在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宣布，蘇聯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在匈牙利整頓秩序”。
根據歷史檔案等史料，導致蘇聯態度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西方的關注以及各媒體報導產生的負面影響；二是中共和意共的支持；三是匈牙利局勢的惡化。30日清晨，布達佩斯共和國廣場發生了一周以來最為嚴重的慘案，國家保全局新兵被活活打死，國防部兩名上校被殘酷殺害，布達佩斯市委書記也不幸遇難；四是蘇共中央領導層對事件和納吉的看法漸趨一致，認為這是一場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暴亂，納吉已背棄了社會主義。蘇聯領導人決定再次對匈牙利進行干預。
31日晚些時候，納吉獲悉蘇軍正大規模地越過邊境，向布達佩斯方向行進，就向蘇聯駐匈使館提出抗議。11月1日19點40分，納吉發表廣播講話，代表政府正式宣告匈牙利中立，同時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通報匈牙利政府立即廢除華沙條約，要求四大國給予援助來保衛這個國家的中立。
匈牙利政府宣布國家中立後，接到了蘇方同意立即就撤軍進行談判的口頭照會，納吉隨即派代表團與蘇方開始談判。蘇軍入境的訊息使匈各政黨和社會各階層與政府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與此同時，納吉開始著手改組政府。11月3日早，新的多黨聯合政府在團結一致的氣氛下組成。共產黨、小農黨和社會民主黨分得三個部長席位，裴多菲黨占兩個部長席位。但名單中的共產黨員部長之一、匈黨第一書記卡達爾已於11月1日晚“失蹤”。
3日晚10點，帕爾將軍率領的匈牙利代表團與蘇方開始談判。史料表明，談判進行一半即被蘇聯克格勃主席薩羅夫率人打斷，匈代表團成員被抓。4日凌晨，以卡達爾為首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一刻鐘後，納吉向全國人民發表了最後一次講話，“今天黎明時分，蘇聯軍隊開始進攻我們的首都，其明顯的用意是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匈牙利軍隊沒有進行抵抗。15分鐘後，蘇軍以17個師的兵力向布達佩斯發動了代號為“強風”的軍事行動，並迅速地控制了匈牙利全境。
事件結果
歷時13天的事件給匈牙利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人員傷亡。據不完全統計，經濟損失200億福林，相當於匈牙利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1991年匈牙利當局公布了一份當年的絕密報告：事件中死亡人數總計2700人，其中體力勞動者1330人，大專院校學生44名，中學生196人。約13000人受傷，另有約20餘萬匈牙利人成為難民。而蘇聯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傷的慘重代價。
納吉及其政府成員攜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駐匈使館尋求政治避難。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將納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並保障其安全的承諾後，南斯拉夫同意納吉等人離開使館。可是，納吉等人坐的車剛駛離使館就遭到蘇軍的劫持，23日納吉被送至羅馬尼亞，軟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別墅。1958年1月28日，“納吉案件”的審理在布達佩斯正式拉開帷幕。納吉被指控犯有“發動並領導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國罪”。1958年6月16日，媒體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法務部關於判處納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謀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
AK47步槍也是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首次用於實戰。
事件評價
遇難者墓區關於匈牙利十月事件，冷戰時期有兩種基本的看法。西方認為這是一場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對蘇聯的控制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是為了實現從“集權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歸；社會主義國家則認為，事件是匈牙利國內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勢力與國際帝國主義相互勾結、裡應外合的結果，目的是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在匈牙利本土，這一事件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被定性為“反革命案件”，但在東歐劇變後又被稱為“人民起義”，“與1848年～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鬥爭具有同等的意義”。
最近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關心和重視。這次事件是在10月23日開始的。那一天，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十多萬青年學生和其他民眾舉行了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和政府擴大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加強國家的獨立，並進一步改善全國人民的生活條件。匈牙利人民的這些正當要求，是在過去幾年來國家工作和經濟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沒有得到及時糾正的情況下提出來的。
應該指出，在解放後短短十一年多的時間內，由於勞動人民已經推翻地主、資本家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匈牙利在經濟文化建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經過三年計畫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建設，1955年的工業產值已經比戰前1938年增加了兩倍半。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已經改變了匈牙利的面貌，使它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工農業國家。勞動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改善，文化教育事業獲得蓬勃的發展。在法西斯統治時代，匈牙利曾經被稱為“三百萬乞丐的國家”，今天在匈牙利不僅找不到一個乞丐，連失業的現象也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匈牙利過去的一些領導人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在過去的年代中，特別在1953年以前，作為國家的執政黨的勞動z人民黨的領導上在實行人民民主方面犯了許多錯誤。黨的一些領導人沒有認真依靠民眾和發動民眾，對民眾關心和信任不夠。今年7月間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曾經對這些錯誤作了檢查，指出：黨的工作人員“往往用行政措施和手段來代替政治教育工作”，“對各聯盟的勞動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代表採取了宗派主義態度。”在1949—1952年間，更發生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情況，許多無辜的和正直的勞動者、革命幹部、共產黨員和工人運動的老戰士受到迫害、拘禁甚至被處以極刑。這一切都大大地損害了黨和民眾的聯繫，引起了廣大民眾對黨和政府的嚴重不滿情緒。
在匈牙利的經濟建設中是存在著一些客觀上的困難的：第一，匈牙利雖然有發達的工業，但本國的原料和動力資源卻十分缺乏，大部分原材料需要依靠進口。第二，在作為主要工業部門的機械工業中，許多產品由於本國市場容量小，大部分都要出口。為了適應國外訂貨需要，生產的品種複雜，單件小批生產多，因而使產品成本不易降低，並造成了對外貿易上的依賴。但除了客觀困難外，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和政府過去在經濟政策上也有一些偏差和錯誤。例如在1951年到1953年6月期間，曾經發生過工業化速度過快的錯誤。1953年6月開始糾正這個錯誤，但後來又犯了忽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錯誤，以致在1954年間工業生產停滯不前。在過去的年代中，農業的發展沒有得到重視。1953年以前，曾經把許多中農錯劃為富農。在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中，有些地方發生強迫命令的現象。農業合作社的經營管理不善，產量不高。政府對於個體農民缺乏幫助。這些都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妨礙了農業的發展。而工農業發展不平衡又勢必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同時，黨和政府對於不斷提高人民生活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實際工資提高得很少。加以不少消費品供應不足，價格高昂，使一部分勞動人民感到生活困難，使廣大人民要求進一步改善生活條件的正當願望不能實現。
此外，過去在蘇聯和匈牙利的關係中，也曾經存在過一些偏差和缺點。這些偏差和缺點造成了兩國之間的隔閡和誤解。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匈牙利人民要求擴大民主、進一步改善生活和在平等基礎上調整匈牙利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呼聲有了更大的高漲。各地人民紛紛舉行集會，表達了他們的要求。但是匈牙利過去的黨和政府對於人民民眾這些廣泛的呼聲和迫切的要求卻採取了官僚主義的態度，在糾正錯誤的工作上表現得遲疑和緩慢，因而激起了民眾更大的不滿。隨著波蘭民主運動的迅速發展，匈牙利人民在10月23日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布達佩斯這次民眾性的和平遊行，很快地就被早已準備乘機而起的反革命分子所利用。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因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和政府過去工作中的錯誤而引起的不滿情緒，在遊行隊伍中進行了反人民民主、反蘇的煽動，並且在當天晚間製造了武裝暴亂。反革命分子從秘密地點拿出了武器，嗾使許多有不滿情緒的青年學生和勞動人民參加暴亂，對國民議會、國家機關、電台和工業企業進行襲擊。
從這次暴亂中的事實可以看出，在匈牙利有著一支受到外國帝國主義援助的、擁有大量武器的和由昔日法西斯軍隊中的幹練軍官指揮的反革命勢力。美國合眾社駐維也納記者寫道：“不然，怎樣解釋一書夜之間、甚至叛亂髮動幾小時之內，就出現了飄揚著大主教十字架的綠、白、紅旗幟呢？又怎樣解釋暴亂者臂上的三色臂章呢？更不用說武器了，而‘奪取’是不能解釋武器的來源的。”合眾社記者塞路斯10月25日自維也納報導：“叛亂者看來武裝配備良好。”義大利安莎通訊社記者也指出：“參加叛亂的人是由在戰術方面極幹練和有經驗的人領導的。”
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是由帝國主義經過長期準備而乘機策動的。在美國政府正式撥作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復活動的一億美元中，資助匈牙利反革命地下組織的款項占有一個不小的比例。就在美國這個撥款一億美元的“共同安全”法案通過後三天，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接見過美籍匈牙利人的二十名代表，表示“希望全世界人民享有同我們一樣的個人自由（？）。”幾年以來，美國不斷地對匈牙利派遣特務、投放宣傳氣球、以“自由歐洲”電台進行反動廣播。僅在今年上半年，匈牙利就逮捕了四十名派進來的帝國主義特務。在布達佩斯暴亂開始的那一天，所謂“美國匈牙利民族委員會”主席貝拉·瓦爾加在紐約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承認，10月初當他在歐洲時，他同匈牙利的“地下活動者”取得了聯繫，並且從他們那裡獲得了關於“即將來臨的事件”的情報。在匈牙利的武裝暴亂發生以後，帝國主義者更加加強了對反革命分子的援助。受著帝國主義豢養的數以百計的霍爾蒂分子從西德等地跑回匈牙利參加叛亂。從帝國主義特務活動的中心西德薩爾斯堡放出了許多美國的宣傳氣球，派來了大批的間諜破壞分子，並且運進了武器和彈藥。吉厄爾和莫松馬喬羅瓦市的反革命“自由電台”，也是從西方運進來的。
在納吉政府的妥協和叛變政策下，反革命分子的氣焰更加高漲，各地的武裝暴亂愈演愈烈。暴亂很快地從首都布達佩斯蔓延到全國許多城市和鄉村。
由於匈牙利政府過去在實行革命專政上也犯了錯誤，反革命勢力和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沒有肅清，於是他們就都乘機大肆猖獗起來。許多曾被人民政權解散的反動黨派組織都恢復了活動。他們公然叫囂從勞動人民手中奪回工廠和土地，在匈牙利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為了實現復辟陰謀，反革命分子首先集中力量摧毀各地勞動人民黨的組織、殺害公安戰士、勞動人民黨幹部和黨員。許多愛國者也遭到慘無人道的殺害。在布達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反革命分子把監獄中的盜賊、流氓等各種罪犯都釋放出來，這些社會垃圾出獄後更加大膽地進行混水摸魚的搶劫、姦淫，助長了各地的恐怖和混亂。反革命分子放火焚燒機關、企業和公共建築，布達佩斯國立藝術陳列館、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辦公大廈、“自由人民報”社大廈以及其他許多建築物都被暴徒燒毀或搗毀。在從10月２４日到11月3日的十天中，反革命分子血腥的白色恐怖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勞動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的損失。這種情況曾經使匈牙利的社會主義成果和國家的獨立主權面臨極大的危險。
但是，獲得了自由和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是決不會讓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得逞的。許多忠於人民政權的公安戰士、共產黨員和愛國人民自始至終地堅持了同反革命分子的英勇鬥爭。特別是當反革命分子的血腥恐怖越來越加強之後，許多因受騙而誤入岐途的善良的勞動人民迅速地看清了這些人民公敵的兇惡面目，因而紛紛退出了暴亂。
在這個緊急的關頭，為了挽救匈牙利民族的命運，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四位政治活動家於11月1日毅然退出納吉政府，並於4日成立了代表匈牙利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工農革命政府，同時納吉反動政府宣告瓦解。為了匈牙利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工農革命政府請求蘇軍司令部幫助制止反革命暴亂、恢復社會和國家秩序。在蘇軍的正義援助下，匈牙利人民革命力量終於迅速地粉碎了反革命的復辟陰謀。現在，在全體愛國人民的擁護下，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已經控制了全國局勢，並且正在勝利地進行肅清反動勢力殘餘和恢復秩序的工作。匈牙利人民在同反革命勢力的嚴重鬥爭中終於獲得勝利。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和世界進步人類都為匈牙利人民的這個偉大勝利而感到慶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