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官制楊堅建立隋朝後，按照內史崔仲方的建議，廢除北周實行的仿照《周禮》的六官官制，建立以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以及尚書省六部為核心的朝政機構。正如《隋書·百官志》所說：“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朝之眾務，總歸於台閣。”隋代朝官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集東漢以來朝官制度發展變化之大成，並使其規範化和固定化。
五省機構
尚書省
尚書作為官職，始設於秦代，但僅是少府屬官。西漢武帝時，開始提高尚書的權力，賦予其決策的職能。到東漢光武帝時，尚書增加為六曹，並稱為尚書台，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政務中樞機構，“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到三國兩晉時期，尚書台從少府中獨立出來，稱為“尚書省”，正式成為總理全國政務的最高機構，結構也逐漸複雜。但直到南北朝末年的北齊和陳時，尚書省的下層機構與官吏配置，仍未穩定和規範，如陳朝的尚書省設定尚書五員，郎官二十一員。而北齊尚書省設定尚書六員，但下轄二十八曹，其中的都官尚書則統轄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其設官數量不等，管轄職權和範圍也不同，差異甚大。
隋代的尚書省地位很高，管理全國政務。《隋書·百官志》說：“尚書省，事無不總”。這句話說明了尚書省在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中權力之大，地位之尊。當然，這並不是說尚書省包攬一切。尚書省的總官署名叫尚書都省，置尚書令、左右僕射各1人，總領吏部、禮部、兵部、都官（開皇三年改刑部）、度支（開皇三年改民部）、工部等六部。六部長官是尚書，與尚書令、左右僕射合稱“八座”。吏部掌文官選授考課，吏部尚書絞吏部侍郎2人，主爵侍郎1人，司勛侍郎2人，考功侍郎1人。禮部掌學校、禮樂。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1人，主客，膳部侍郎各2人。兵部掌軍籍輿馬，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2人，駕部，庫部侍郎各1人。都官掌刑政司法，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2人，刑部，比部侍郎1人，司門侍郎2人。度支掌財稅出納，度支尚書統領度支。戶部侍郎各2人，金部、倉部侍郎各1人。工部掌工程建造，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2人，虞部、水部侍郎各1人。六部共24曹36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尚書省的長官為尚書令，實際上一般不授人，隋代只有煬帝時的楊素因為有翊戴之功，又平定了漢王諒，方進位尚書令。但是煬帝對他“外表殊禮，內情甚薄”。他有病，煬帝雖然頻頻遣名醫賜藥，“然密問醫者，恆恐不死”。所以隋代尚書省長官實際上是左右僕射（從二品）。其中左僕射判吏部，禮部，兵部，兼掌糾彈；右僕射判都官，度支，工部，兼知財政用度。僕射的屬官有左右丞各1人，都事8人。煬帝時把都事撥到六部去了，另增設左右司郎各一人來代替，他們就是唐代左右司郎中的前身。隋代尚書是一個機構完整的中樞政務部門，與前代大不相同。“侍郎”掌一“司”之事，與後代的“侍郎”不同。
中書省
中書也為漢武帝時所設定，以宦官擔任，在內廷幫助皇帝傳達詔令。曹魏時正式設立中書省，其“掌贊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成為獨立的為皇帝起草詔令的機構。歷兩晉南北朝，“國之政事，並為中書省……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形成了中書決策，尚書執行的格局。但南北朝後期的北齊、北周的中書省兼職太多，如修國史、管理宮廷伎樂、判理刑獄等，不利於決策的專門化。門下省來源於秦代的皇帝侍從官，漢代作為外朝官吏的加官，還未形成官署機構。到曹魏時始稱為“侍中省”和“散騎省”，到南北朝時期，才開始稱為“門下省”。門下省由掌管對皇帝詔令的傳達，逐漸擁有對詔奏的封還與駁正之權，開始形成與尚書、中書兩省對朝政決策權力鼎足而三分的態勢。由於門下省從漢代皇帝侍從官演變而來，所以到南北朝末期，仍然負有侍奉皇帝生活起居，如飲食、醫藥、車馬等事務，其宮官性質十分濃重。如北齊的門下省，下轄有尚食、尚藥、主衣、齋帥、殿中諸局，這些完全是侍奉皇帝的機構。到南北朝末期，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機構及其在朝廷決策行政系統中的職權地位，雖已基本定型，但其職權的專業化及機構的規範化過程，則還未最後完成。隋文帝正是在這一歷史演變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三省制度進行調整使其規範化。
門下省
在隋初是侍奉諫議機關，掌審查政令及封駁諸事。其長官有納言二人（正三品），它本是侍奉內廷，以備皇帝之顧問。《隋書·柳機傳》載，柳機在文帝開皇年間為納言，“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所以不久就出為華州刺史。次官有給事黃門侍郎4人，負責糾正奏章得失。《隋書·柳雄亮傳》載，雄亮任給事黃門侍郎時，“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煬帝時去“給事”二字，另加置給事郎4人，這就是唐代給事中的前身。此外，還有錄事、通事令史各6人。隋初還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4人、諫議大夫7人，都是諫官。煬帝說他生性不喜人諫，所以把諫官全部罷廢了。隋初，門下省還掌皇帝衣食供奉等日常生活事務，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設校尉2人，直長4人。尚食局：設典御2人，直長4人、食藥4人。尚藥局：置典御2人，侍御醫、直長各4人，醫師40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置監各2人、直長各4人。
內史省
後來改為內書省，為中樞的制令機關，專司起草皇帝詔令。隋初置監、令各1人，後來廢監，置令1人（正三品）。內書令，本稱中書令，在漢代本是掌禁中書記的，所以稱“中書”。漢武帝時，司馬遷受腐刑出獄後就當過中書（謁者）令。魏晉以來，中書令掌出納王命，南朝多以諸公兼之，至隋代才以專人任其職。煬帝時，內書令已不常置，往往以其次官內書侍郎行其職。內書省的屬官還有舍人8人，掌起草制令；通事舍人16人，掌宣奏。不過，在隋代也偶有內書侍郎親自草擬詔敕，如《隋書·薛道衡傳》載：高祖時薛道衡任內書侍郎，“每至構文，必穩定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勞心焦思若此，所以文帝讚揚他說：“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
秘書省
這是掌握具體事務的官署，秘書省掌圖書籍藏整理。這個官署一般比較清閒，長官為秘書監（正三品）1人，次官有秘書丞1人。屬官有秘書郎4人、校書郎12人、正字4人、錄事2人，領著作曹、太史曹。著作曹掌國史修撰，有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書郎、正字各2人。太史曹掌天文曆法，置太史令、太史丞、司歷各2人，監候四人。隋煬帝大業年間，又新置儒林郎10人，掌明經顧問，唯詔所使。文林郎21人，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
內侍省
是內廷的侍奉機關，隋初由宦官擔任。置內侍（從四品上）2人為其省長。次官有內常侍2人。屬官有內謁者監6人，內寺伯2人，內謁者12人，寺人6人，伺非8人，統領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仆、內府等六局。煬帝時改內侍省為長秋監，有長秋令、少令、丞等皆用士人，低級役使人員則用宦官。
以上是隋代中樞機構的“五省”，朝廷內外政務皆由其統轄，為中央最高執政機關。
御史台
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又增設了謁者、司隸二台，合稱三台。御史台的長官為御史大夫（從三品）1人，次官為治書侍御史2人。屬官有侍御史8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12人，錄事2人。御史職掌糾察彈劾。如《隋書·李孝貞傳》載：隋初李孝貞為內史侍郎，不稱職，文帝欲免其官，就先“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御史還出使巡察，監諸軍旅，如《隋書·柳彧傳》載：開皇時，柳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巡察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仁壽初，又持節巡察太原道十九州。煬帝時設定了謁者、司隸二台後，便分割了御史台的職權。謁者台的職掌是奉詔出使，慰撫勞問，並持節察按，遇有冤獄則受而奏之。長官為謁者大夫1人（正四品）。司隸台職掌巡察京畿內外，長官為司隸大夫1人（正四品），屬官有別駕2人，分察畿內，一人管東都洛陽，一人管京師長安。有刺史14人，從事40人副之，掌巡察京畿以外的全國郡縣，其職責是“激濁揚清”，若遇貪黷的郡守則有權免職，有功則上報其事跡，加以旌勉。不久，司隸台被廢，改派以京官清明者掛司隸銜頭出使巡察。
隋初的都水台和太常以下十一寺，到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演變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大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九寺”，以及國子、將作、都水、長秋和從太府寺分置的少府等“五監”，統稱諸寺、諸監，也都是中央具體的事務機關。由於各寺、監長官都得親自處理事務，所以往往選派懂得該方面事務或有專長的人擔任，如將作監掌土木工程，長官稱將作大匠。據《冊府元龜》卷602《卿監部·選舉》記載，宇文愷從小好技藝之事，有巧思，因受株連除名在家。楊堅建造仁壽宮時，特地徵召他代理將作大匠，以總其事。又如司農寺是掌屯田種植的，長官稱卿。據《隋書·樊叔略傳》載，樊叔略在任司農卿時，“凡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再如太府寺在開皇時兼掌手工業，據《隋書·蘇孝慈傳》載，蘇孝慈在任太府卿時，“征天下工匠，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隋代因設六曹尚書，所以寺卿的權力比秦漢之九卿為輕。
楊堅出身軍事貴族，又憑藉軍政權力攫取了帝位，深知集中軍權對於鞏固統治的重要性。北周時期，強迫漢族官員改用鮮卑姓，兵士也要隨將軍改姓。楊堅下令恢復群官舊姓，也就相應地改變了兵隨將姓的宗法隸屬關係。以後，在北周府兵制的基礎上，建立十二府：即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統領全部內外禁衛部隊。每府設大將軍1人，將軍2人，下轄驃騎、車騎府。十二府的大將軍直隸於皇帝，軍人總稱侍官。隋初兵府各級將領的數目比北周時增多，而品位則普遍降低二、三級。這些改變大大加強了以楊堅為首的隋朝中央政權對軍隊的控制。到煬帝時，把隋初的十二府變為左右翊衛、左右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御衛、左右侯衛等十二衛和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府等四府，統稱十六衛府。各府所轄之驃騎府改稱鷹揚府，軍人改稱衛士。十六衛府為中央軍事宿衛機關，統領全國軍隊。這與尚書省兵部僅掌軍事行政，而無一兵一卒之權不同。十二衛各有大將軍1人，將軍2人，分統府兵。四府不統府兵，各置郎將1人，直齋或直閣若干人。備身府掌左右侍衛，監門府掌門禁守衛。
史書稱“皇儲”，置太師，太傅，太保及少師，少傅，少保，專司訓導。此外，在其府下還有一套文武人馬，其制擬中央官制，門下坊擬門下省，置左庶子2人，內舍人4人，錄事2人，主事令史4人，統領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司經局置洗馬4人，校書6人，正字2人。宮門局置宮門大夫2人。內直局置內直監、內直副監各2人，監殿舍人4人。典膳、藥藏、置監、丞各2人。藥藏又有侍醫4人。齋帥局置吏員4人。典書坊擬內史省，置右庶子2人，舍人、通事舍人各8人，錄事2人，主事令史4人，內坊典內及丞各2人，丞直4人，錄事1人，內廄置尉2人，掌內車輿之事。家令寺、率更令寺、仆寺，制擬中央諸寺諸監。家令寺置丞2人，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率更令寺置丞1人，掌伎樂漏刻。仆寺置丞1人，掌宗族親疏，車輿騎乘。家令寺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令。仆寺領廄牧令員。此外，東宮還置有十率府，即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虞候、左右內率、左右監門，其制擬十六衛府。但實際上其職事都比較清閒，而且往往由他官兼領。如楊堅的長子楊勇為太子時，高祖“多令大臣領其職”，據《隋書·蘇孝慈傳》載，兵部尚書蘇孝慈就曾掛名兼領太子左衛率、太子右庶子等職。
隋文帝採用北周之制，設“勛位”十一等，即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等，以酬答有功之臣。又設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等散官之號，以加封給品德高尚、聲名著稱但不理事的官員。隋代規定，有具體職責的官員稱“職事官”，無者為“散官”。
發展歷修改目錄程
官制地方官制在秦漢時，本來只有郡、縣二級，後因地方權力不斷擴大，就增置刺史或州牧，直屬丞相，以制約太守，於是地方官制就由二級變為三級了。隋初地方制還是州郡、縣三級，據《隋書·地理志》載，楊堅即位時，有州201個，郡508個，縣1，124個。州、郡、縣均分為上上至下下九等。一般都有兩套職官，一套由吏部直接任命的官員，州除刺史外，還有長史、司馬、錄事參
軍事、功曹、戶曹參軍事等；一套由刺史直接辟置的官員，如典簽、州都、郡正、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等。郡也是如此，除郡太守、郡丞、郡尉由吏部直接任命外，還有光初光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諸曹，均由郡太守自行辟置。縣除主官由吏部任命外，其僚佐也由縣令自行辟置。這套州、郡、縣地方行政機構十分龐大，上上州額定官員323人；上中州311人；就是下下州也有156人。上上郡額定官員為146人，上中郡為141人，下下郡也有97人。上上縣額定官員99人，上中縣95人，下下縣也有47人。州、郡、縣如此之多，官吏設定如此之濫，出現了“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的狹小區域，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地方行政機構。楊堅接受了楊尚希的建議，按照“存要去閒，並小為大”的原則，於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對地方行政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精簡整頓，把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罷天下諸郡，以州直接統縣。州設刺史，縣設縣令。縣下五家為保，五保為閭，四閭為族，分置保長、閭正、族正（京畿以外置里正、黨長），對人民進行嚴密的控制。
隋文帝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一項重大措施，是完全廢除了漢代以來州郡長官可以自行辟署置僚佐的制度。州郡牧守自辟僚佐，是形成地方割據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屬吏和舉主之間，由於形成了牢固的封建依附關係，往往唯主之命是從，而置封建國家的利益於不顧。自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世家大族壟斷了品第人物；薦舉官吏的權力，州郡僚佐的辟署，實際上又為世家大族所左右。這種情況，不利於中央集權。北魏末年和北齊時期，州郡僚佐大多由吏部銓授，但州郡長官自署僚佐的制度並未廢除。隋文帝把州郡僚佐的任命權，完全收歸吏部，全國九品以上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命，吏部考核。同時規定縣佐必須迴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連任。這樣就大大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
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又易州為郡，地方官制變成郡縣二級。郡分上中下三等，各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則俱置尹，俱為正三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後改為丞）為次官。後來，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居贊務之上。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以前，凡有駐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銜以統之。煬帝時則別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副都尉正五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為正五品。其餘諸縣根據其政務之繁簡及地域之主次以定縣令之等級。各縣均置丞及主簿如故。根據《隋書·地理志》的記載，大業五年（公元609年）的統計，全國有郡190個，縣1，255個。諸郡每年年終太守或佐貳都要進京述職，稱為朝集使。朝廷不定期地派司隸台官員或別使到地方巡察，以溝通中央與地方的密切聯繫。
除州（郡）縣以外，隋代地方還有兩類機構。一是行台省，全稱行台尚書省，相當於中央尚書省在地方的派出機關。總統某方面的軍政事務，凡管轄內的州縣皆受其節制，事權極重。開皇二年（公元582年），置河北道行台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台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置河南道行台於洛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不久，又廢罷了。行台省的主官是尚書令，次官為僕射（左、右任置）。其下置兵部尚書、度支尚書及丞各1人，都事四人。又有考功，禮部，膳部，兵部，駕部，庫部，刑部，度支，戶部，金部，工部，屯田等侍郎各1人。每行台還置食貨、衣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1人。二是總管府。隋初依北周舊制於諸州置總管府，分為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掌一州或數州的軍政事務。如秦王俊為秦川總管時，“隴右諸州盡隸焉”。《隋書·高祖紀》載：開皇八年（公元588年），晉王廣曾奉命統九十路總管，領五十一萬大軍伐陳。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廢除總管府。但這個制度對唐代的地方官制仍有一定影響。
隋文帝為了貫徹他的政策，非常注意官吏的選拔，並且實施法治，嚴明賞罰。如開皇元年（公元581年）下詔，表揚岐州刺史梁彥光，後來又表揚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縣令房恭懿。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因臨潁縣令劉曠的考績名列天下第一，被升為莒州刺史。五年以後，汴州刺史令狐熙於吏部考績第一，賜帛三百匹，布告天下進行表揚。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齊州有個小官王伽，執法認真，關心民眾，使歸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報到。這件事感動了隋文帝，他立即召見王伽，同時，令全國官員學習王伽的榜樣，詔諭各級官員以誠待民。
隋文帝不僅獎勵良吏，還勵行法治，嚴懲貪官污吏。他經常派人偵察內外官員，發現犯法行為者便加嚴懲。他的兒子楊俊因生活奢侈，私造宮室，被他發現後，即敕令歸第禁閉，並廢為庶人。有的大臣勸諫，隋文帝說：“法不可違”。又說：如果照你們的意見，“何不別制天子兒律？”楊俊死後，他的僚佐請為之立碑，隋文帝也不允許，說：“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發現太子楊勇奢侈好色，便把楊勇廢黜，立楊廣為太子50000470_0243_0①。由於隋文帝厲行法治，一般官員有所畏懼，貪污行為相對減少，對人民民眾多少是有利的。
隋文帝出身軍事貴族，“不悅詩書”。但作為一個封建皇帝，他也免不了要提倡禮樂教化，用以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隋書·高祖紀》載，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陳以後，他下令：“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侄，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又說：“制禮作樂，今也其時。”於是命牛弘、許善心等議定禮樂。仁壽元年（公元601年），他在詔書中斥責國子學和州縣學的生徒雖然人數很多，但“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范，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因而決定國子學只留學生70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對於留下的生徒，“明加獎勵”，量才授官。
隋代品官祿秩，據《隋書·百官志》載：京官正一品，祿900石，其下每以100石為差，至正四品，為300石，從四品，250石；其下每以50石為差，至正六品，為百石，從六品90石；其下每以10石為差，至從八品，為50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以及九品，除春秋二季外，皆不給祿。刺史，太守，縣令，依其所治人口多寡，計戶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620石，其下每以4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300石。大郡340石，其下每以3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100石。大縣140石，其下每以10石為差。至於下下則60石。地方官只有刺史，二佐，太守，縣令給祿，其他吏員不給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