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學史料
正文
隋唐五代文學史的資料，除文學家著作外，重要的一部分是官編及私撰的斷代專史中的作家傳記、文壇概述、創作著錄等傳志篇什，如《隋書》、《北史》、兩《唐書》、新舊《五代史》及《十國春秋》等史書中的有關志傳。但史書所寫，大部分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經過史學家根據多種材料審擇處理過的。此外還有一部分重要資料是唐五代人所著的筆記小說及後代學者所著有關隋唐五代的考訂著作。唐五代人所著的筆記資料，大部分屬於傳統四部分類中的子部小說家類，如《朝野僉載》、《唐國史補》、《隋唐嘉話》、《大唐新語》、《因話錄》、《劉賓客嘉話錄》、《杜陽雜編》、《唐摭言》、《闕史》、《北里志》、《北夢瑣言》、《鑒誡錄》等；也有屬於集部詩文評類，如《本事詩》等。這些著作都屬於第一手材料，保存了大量隋唐五代文人的遺聞逸事，唐代貢舉制度的情況，當時文人所運用的典故，寫作傳奇的資料等等。宋代以後學者撰著的有關資料則分屬於子部雜家類，如《容齋隨筆》；史部職宮類，如《登科記考》等；也有屬於子部小說家類的，如《唐語林》。這些著作，對唐五代文學的評論考訂，採摭輯佚，頗有裨益。
在這些資料中，有的直接提供了文學史的知識。如“元和體”這一名稱，嚴羽《滄浪詩話》根據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說是指“元、白諸公”之作。而《唐國史補》卻指出它包括詩文兩方面，即由韓愈、樊宗師文筆的奇詭、苦澀,張籍詩的流蕩,孟郊詩的嬌激，白居易詩的淺切，元稹詩的淫靡等共同構成的時代風尚。並指出：“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盪，元和之風尚怪也。”雖然語含貶義，但也從某種角度觸及了盛唐中唐不同時期的詩文趨向。《唐語林》載：“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又載李珏奏言：“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聲名,謂之元和體。”也可證明《國史補》的說法,而且還提供了唐代帝王能詩的材料。這對研究唐詩興盛的原因，顯然是有用處的。
更多的資料，則載錄了有關作者的遺聞逸事及作品的背景材料。如《鑑戒錄》記載杜荀鶴《時世行》的背景，對研究杜荀鶴寫詩的動機和作者前後態度的轉變非常重要,而現在各種文學史都沒有接觸到。有些內容,近人著作中雖然涉及，但系採用後人所述，如關於《花間集》詞人波斯胡人李珣的事跡和尹鶚作詩嘲笑他的故事，往往只引用清人的《十國春秋》，簡略異常，而《鑑戒錄》有“斥亂常”一條，記載既詳，且載尹詩。這些記載，由於是同時代人所述的第一手材料，殘覺可貴。有些雖不是第一手材料但亦有根有據，其來源更早一些的，可靠程度也就要大一些。如《本事詩》記載徐德言與其妻樂昌公主破鏡重圓的詩篇和故事，先已見於唐人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西明寺”一條，那是地理類書，自然較為可信。至於宋人王讜的《唐語林》，系採用五十家唐小說而成，雖是間接材料，但原材料今天並不都能看到，因而也很可貴。
在這些資料中,也有一些是出自當時的小說筆記,作者根據傳聞寫成，並不完全確鑿。利用這些材料，有的可以用同一件故事或類似的故事進行比較研究，以判定其真實與否。如《劉賓客嘉話錄》、《鑑戒錄》、《唐摭言》都載有賈島因吟詩而沖京兆尹事，前二書謂島因煉推敲二字而沖京兆尹韓愈，後一書謂島因吟“落葉滿長安”句而沖京兆尹劉棲楚，記載互異，不能令人無疑，宋人蘇軾、洪興祖、樊汝霖，清人鄭珍因此得以辨其事之不可信。有的雖無比較材料，但根據其他史料，也可以辨明其假託，如《本事詩》載李白嘲笑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一詩，考訂家已明辨其妄。諸如此類的材料，也可供研究者辨析考訂。
至於後人所撰，屬於考訂性質的，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辨證考據,向稱精博，其中有關於唐代文學的部分，可供研究者參考利用。清徐松《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勞格《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以及近人岑仲勉的一些考訂著作，也都是重要參考書。
除上述資料外，集部有關的單篇作品，如作家的碑誌、詩文集的敘跋、師友間論文談藝的書札之類，以及出土文物如王之渙的墓誌，敦煌珍品如坎曼爾的手跡等等，數量也不少。這些資料，有的已被文學史家所利用，有的還有待於研究者作進一步的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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