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儒陰法

陽儒陰法

“陽儒陰法”是從西漢漢武帝時期實行的大一統思想制度,這是一種外松內緊的統治策略,表面仁政,實際法治。“陽儒陰法”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一種成熟的治國策略,它代表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政治心態,既避免了儒家的柔弱,也避免了法家的嚴酷。 “陽儒”即公開倡導儒家思想,說明漢代統治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傳的重要性,也就是“誅心”比“誅形”更重要,這是治國技巧更加成熟的標誌。 此議乃隋朝顏師古所發,顏師古者儒生是也,漢朝昭宣既有此意,宣帝託孤,元帝始變霸、王道雜之傳統為獨尊王道,謹遵儒家學說建設國家教統,獨尊儒術,以大同為目的,進行了大規模篡改先秦古籍,罷黜百家,禪讓賢德王莽為帝,之人為試驗,卻以新朝末年,天下大亂, “天災不斷,廣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終於,在新莽天鳳年間,赤眉、綠林、銅馬等數十股大小農民軍紛紛揭竿而起,頓時,海內分崩,天下大亂。” 人相食,民不聊生,赤眉綠林諸黨徒反,告終。 也可能是漢末儒家為了甚是惋惜大同之制不成,欲反大同之徒,故不得不謊稱,改動歷史,改動霸、王道為王、霸道。後世學者不察就裡,誤以為漢代僅僅是利用儒家,忽視王莽乃正宗儒生,是一次全面嘗試王道的政治改革,譚恆新論中才反覆強調,霸道尤有可取之處,對王莽之王道非常不滿。

釋義

外松內緊的統治策略,表面仁政,實際法治,既能籠絡民心,又能保證專制。

出自

這是清朝儒生提倡的“陽儒陰釋”,為了推銷程朱理學,而謊稱宋王朝由於背離儒家正宗而導致滅亡,同時強力的排擠了王陽明等心學學派,持此說的大有人哉,幾乎清初每一個著名的學者都眾口一詞。

儒學在台灣民間發展後,不知道是誰先想到“儒表法里”一說,其指從西漢漢武帝時期實行的制度。表面實行的“仁政”,而儒家提倡仁政,所以是表儒,而其制度則是用的“刑法”,由於法家與刑有關係,所以必是里法。後來又閱覽史書,終於找到《漢書》之說。確隻字不提清初陽儒陰釋。只能說斷章取義,誤導他人。

實踐

漢代是中華文明的真正成型期,無論是疆土的規模,還是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漢代都是中華文明的奠基期。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治國理念與策略等方面,漢代也形成了大一統王朝的基本模型,這些模型不僅為當世所信守,而且也成為後世歷代王朝的範式,規定和塑造著歷代王朝的政治運作和政治進程。

漢代治國策略的成熟,有一個相對漫長的發展過程。漢初,民力凋殘,天下疲憊,將相或乘牛車,天子不能具鈞駟(四匹色澤統一的馬)。為了醫治戰爭創傷,統治者不得不採取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策。蕭規曹隨,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

武帝初年,朝政由竇太后把持。竇太后服膺黃老之學,因此治國政策一如文景之世。竇太后死,武帝親政,政局才為之一新。此時漢朝立國已七十餘年,王朝的威權,財富的積聚,與漢初已不可同日而語。加之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年少氣銳,乘時奮發,慨然欲有所作為,因此,一番政治革新,自是難以避免。武帝治國,一改前代恭儉謹厚之風。對外,屢行撻伐之師,北逐匈奴,南平閩粵,連通西域,拓土開疆,使漢朝聲威遠播;對內,則表彰六經,號令文章,修制度,改正朔,興太學,訂禮樂,掀起了一股政治變革的熱潮,從根本上改變了文景以來的政治風氣。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政治變革中,漢武帝一直比較注重講究政治策略。一方面,他公開採用董仲舒的建議,興太學,尊儒術,借儒術以粉飾太平,收攬人心,但對於董仲舒一類真正的儒生,卻敬而遠之,不予重任;另一方面,他不動聲色,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卻重用法術之士,藉以打擊遊俠,裁抑豪宗,整頓吏治,聚斂財富。例如,他重用“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公孫弘為丞相,任用酷吏張湯為御史大夫,都是著名的故事。可以說,在漢武帝時代,“陽儒陰法”的治國策略已經初步形成了。

但是武帝的“陽儒陰法”實在是一個初級產品,儒法的結合十分的表面化,因此,其效用也很是有限。武帝所以公開倡導儒學,主要是由於他僅僅對儒學的各種粉飾太平的儀式和理論感興趣,而且在實際政治活動中,他也僅僅把儒學用於這些方面,至於儒學倡導的教化人心,輕徭薄賦,仁政愛民一類真正代表儒家本質和核心的主張,他一概棄而不用。在骨子裡,漢武帝是偏愛法家申韓刑名之學的,因此,他的實際治國策略,是明顯偏於殺伐、苛察嚴酷的法家的路子的。武帝在位五十餘年,先後任用14位丞相,其中,5位因罪處死,4位死於獄中或自殺,宰相如此,百官自是一體。僅此一點,便可以推見武帝信用法術之士的真實心態。

武帝之後,漢代治國策略才真正走向成熟,其標誌,便是漢宣帝時明確提出的“霸、王道雜而用之”口號,據《漢書·元帝本紀》顏師古記載,霸道是法家主張,王道是儒家主張。霸、王道雜之的漢宣帝不僅本人持法嚴峻,以嚴厲的手段打壓那些議論朝政的臣子,而且所任用的也多是熟習並善用律法處理民間糾紛的人,這引起了時為太子的漢元帝的不滿。他對宣帝說,陛下用刑過於嚴峻,用人也是文法之士,這樣不好,應當多多任用儒生。漢宣帝聽後臉色一變,怒斥太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意思是漢代的基本治國策略,是糅合儒法兩家,單純依靠儒家思想治國,那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現。宣帝見太子不能領會其中的奧義,便慨然長嘆,“亂我家者,太子也!”果然不出宣帝所料,“柔仁好儒”的漢元帝即位之後,先是大力扶持和任用以蕭望之、周堪為代表的儒生集團,結果導致吏治疲軟,政令不行,朝中的宦官集團乘機和外戚集團勾結,打垮了儒生集團,在此情況下,元帝不得不任用宦官集團,從此朝綱大亂。

漢宣帝被史家稱為西漢的中興之主,《漢書》稱讚他當政的時代,“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的確,他把武帝開創的“陽儒陰法”的治國策略發展成了真正成熟的模式。在他那裡,儒法相互幫襯,各自彌補了對方的不足,也通過對方彌補了自身的不足,宣帝也因此創造了漢家的中興之業。而漢元帝的失敗,恰恰在於背棄了這一策略。 以上是儒生暗示你,漢元帝的失敗是背棄了。其實是顏師古暗示你的結果。並非如此

意義

“陽儒陰法”的策略之所以是一種成熟的治國策略,是由於,其一,它代表了一種兼容並蓄的政治心態,這樣,就既避免了純任儒家的迂腐柔弱,也避免了純任法家的苛察嚴酷。其二,“陽儒”即公開倡導儒家思想,說明漢代統治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傳的重要性。同時,“陽儒”也代表漢代統治者已經意識到“誅心”比“誅形”更加重要,這是治國技巧更加圓熟的標誌。其三,“陰法”即在實際政治活動中推行並依靠法家,說明漢代統治者已經告別了傳統儒家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主義,而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現實感。

由於漢書影響,史開治亂周期之循環。萬望後世不因漢朝過失而放棄霸道。取之王道。其實只說了一句,就是維護專制,而又避免了純任法家的苛察嚴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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